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走过一个伟大的历程。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紧贴大地的那种“根”的写作。刚才陈晓明老师其实也谈到了这一点，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的乡土经验写作。前一段时间，我主编了一套丛书，对这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山东作家比较重要的作品进行梳理，从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山东有影响的作家，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精神根据地的。这里面也包括从山东出发的莫言。莫言写他的高密东北乡，张炜写胶东大地，李贯通写微山湖区，另外还有像赵德发、刘玉堂写沂蒙山区。这些作家都是以自己脚下的土地，作为自己的一个精神根据地，从大地中汲取营养，然后不断地生长，我认为这种生长性尤其值得重视。他们后来在自己的艺术探索当中，尤其是以莫言、张炜等作家为代表，开始借鉴西方的艺术形式，正如陈晓明老师所说的，土得掉渣的经验和一种新颖的形式探索有机地结合起来。
　　最近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第四次文代会的会议简报做了一次解读。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第四次文代会的一个关键词——人民。邓小平在祝词里面，谈到了文艺和人民的关系。他说，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除此之外，很多作家的发言也很有意思，包括像王蒙、刘心武、邓友梅，他们的发言关键词都是“人民”。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韩少功，有一份发言稿，题目叫《为人民说话》。我看了之后觉得当时那样一种很特殊的氛围，大家都有着非常一致的观点，那就是文学不能脱离人民，文学必须回到人民当中。像王蒙那一代人，他們曾经有一段很特殊的经历，这段经历让他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从人民中来的重要性。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够跟改革开放共同行进，鲜活地记载改革开放的现场经验，跟中国文学与人民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息息相关。
　　这些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随着技术的革命，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态，文艺存在的形态也产生变化。媒介之间的融合出现在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这些其实也给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当然，在这个挑战背后也有一些新的机遇。正如前面几位老师说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文学非常伟大，而且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今天，让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使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更加开放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