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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从“新批评”的角度出发，从象征、戏仿、伏笔三方面对《玫瑰的名字》一书进行分析。本文的第一部分，选取书中关于“藏书馆”“七声号角”“人物话语”的伏笔，深入分析小说的逻辑结构和情节建构;第二部分，首先具体分析了图书馆杀人案对于《启示录》的戏仿，并讨论其中的创新之处，其次从人物设置、情节、叙事角度三方面分析该书与《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联系;第三部分，通过分析修道院藏书馆的造型、位置和最终命运，探讨其在中世纪宗教世界中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 新批评主义;《玫瑰的名字》;伏笔;戏仿
【中图分类号】I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5-0022-02
一、介绍
198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玫瑰的名字》使安伯托·艾柯之名蜚声世界，跻身于第一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列。在本书中，艾柯凭借对符号、象征、代码的深刻理解，以及在哲学、文字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描述了在七天时间内修道院中所发生的六起凶杀案。
一直以来，对《玫瑰的名字》的研究涉及中世纪神学、美学、文学、符号学、阐释学等领域，本文尝试从“新批评”的角度出发，从伏笔、戏仿、象征三方面对文本进行阐释分析。
二、伏笔
伏笔是文学创作中叙事的一种手法，即上文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或者物，对下文将要出现的人物或事件，预先做的某种提示或暗示。传统侦探小说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小说样式，逻辑严谨、导向性强。而安伯托·艾柯的小说则对传统有所颠覆，作为破案者，理性兼智慧化身的威廉直到最后也很难相信眼前的一切，甚至开始对自己本代表的理性与逻辑的立场产生动摇。[1]
在《玫瑰的名字》的情节构建中，艾柯以惊险及侦破故事的构成方式，运用大量伏笔，向读者提供了一个积极启发、诱导读者参与其中的具有文化意义学的开放式迷宫文本。[2]
通过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不难发现小说中构建的符号系统—— “藏书馆”“七声号角”“人物话语”等都是精巧的伏笔。早在调查初期，藏书馆便以神秘的形象穿插在情节中—— “它像庇护真理那样深不可测”，威廉作为调查者，其参观藏书馆的请求却遭到拒绝。“没有人应该去，可以去，就算他希望，也没有人会成功的。它是个精神的迷宫，也是个现世的迷宫，你也许进得去就出不来了。”这巧妙地将悬疑焦点移至藏书馆，也为最后这一系列离奇案件谜底的揭开埋下伏笔;在第二起命案刚被发现之时，就有末日审判到来的预言：“第一声号角，冰雹烈火从天而降”“第二声号角，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上帝的七声号角正在吹响，这为后文连续的离奇之死埋下伏笔——七个死者接下来的死因分别对应着《圣经启示录》中的风暴冰雹、血、水、星辰的打击、毒蝎、黑暗窒息和焚毁了一切的烈火，使读者既深感神秘离奇又不会产生突兀怀疑之感;在小说的序中阿德索提道：“世界正在退化。年轻人不思进取，科学无进步，整个世界架空，瞎子在引导另一些盲人，并把他们带入深渊……”这里其实就早已为案件关键人物豪尔赫的出场埋下伏笔。
“世俗诗人的作品是用比喻传播谎言”，刚出场，他便表达了自己的极度偏执—— “笑”是对神圣宗教的极大破坏和颠覆，这为后文豪尔赫吞食《诗学》第二卷埋下了伏笔。谜底揭开时，“他像一头贪婪的猛兽，狼吞虎咽地咀嚼着撕烂的纸片”，引起这位瞎眼老修士卑劣扭曲近乎疯狂的扼杀的“禁书”，正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关于喜剧的讨论。
艾柯把小说中的所有人都写成被世界的某个隐秘规则不断指引的拼图者，像修道院的图书馆一样离奇精妙，无论是凶手还是破案者或是在场者，他们其中每个人都只拿到一小块拼图，然后根据理解设想拼凑出这案件背后的深藏意味。
三、戏仿
戏仿是新批评中与文本戏剧情境直接相关的一个要素。戏仿通过借用、引语和典故来实现与另一先前存在的话语与文本的沟通，生成新的藝术美学效果，并达到对源文本的颠覆、批判、讽刺效果。
艾柯在创作《玫瑰的名字》时运用了典型的戏仿叙述模式，戏仿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和《圣经启示录》。
《玫瑰的名字》中威廉认为藏书馆杀人案的顺序和方式是有意按照《圣经启示录》中七大天使吹响的七声号角来安排的。例如第四位死者塞韦里诺被浑天仪击中头部死在实验室，对应《启示录》中的第四声号角—— “太阳、月亮、星辰各自的三分之一遭受重击，以至于他们的三分之一变得黑暗，三分之一的白昼失去光泽。”而浑天仪击中死者头部的部位正好是太阳、月亮、星辰的三分之一。但最后这种联系被证明是巧合，是主人公威廉的误判。
尽管这种联系被打破，冥冥之中情节仍然按照《启示录》的指示发展。第七天焚毁藏书馆的那场大火即与第七声号角之后的末日景象存在一定形式上与目的上的联系。这种在明线上打破联系，却又在暗线中创造性重现的戏仿手段，是一种对于传统戏仿手法的应用与创新。
除此之外，《玫瑰的名字》还明显地戏仿了十九世纪伟大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在人物设置上，主人公“巴斯克维尔的威廉”正是互文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经典篇目《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其次，目光敏锐才智过人的侦探与资质平庸性格谦逊的助手的人物搭配以及探案过程中二人的合作方式在两部作品中也表现出极大程度的相似。
在情节上，开篇威廉对于修道院院长丢失的马匹的精彩推理，及其对于细节的敏锐观察，都与探案中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的言谈举止如出一辙。在叙事角度和方式上，《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从助手华生的角度叙述的，以顺序叙述为主，基本模式为案发（开端）——查案（发展）——破案（高潮）——结案（结局）。
相对应的，《玫瑰的名字》也是从助手阿德索的视角进行叙述，叙述时间呈线性延展，与实践发生顺序保持一致[3]。 基于两部作品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关联，借用克里斯蒂娃对于戏仿概念的延伸即“戏仿文本具有互文性”，不难看出这一手法在《玫瑰的名字》中的运用[4]。
四、象征
象征是用于作品整体紧密相连的某部分来表达超出作品自身含义的真实意义并关注作品外的价值世界的方法。如有特殊意义的传统物件或器具： 十字架、颜色等，这些东西在诗歌、小说或戏剧内外都具有象征意义。[5]
象征的意义在于抽象深奥的概念或理念融入鲜活的感性物体中。《玫瑰的名字》中藏书馆的造型、位置、最终命运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藏书馆规整的造型象征着严格的宗教秩序。修道院藏书馆的高耸和坚不可摧，体现了其防御性很强的特点，而且这种特性将修道院和外在世界分割开来。因为这种高度和造型，僧侣外出受到很大限制，就如同严格的神学中的秩序在规范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使他们无法想其所想、为所欲为。
藏书馆相对位置的中心化象征着理性的凸显。观察修道院的平面图发现，尽管藏书馆地处修道院边缘，其面积却是教堂的两倍。艾柯将藏书馆这一边缘中心化了，而原本作为宗教核心所在的教堂却处在了次级位置。[6]
这种对于藏书馆位置的安排暗示着修道院的僧侣对信仰的背离和对理性的大胆寻求，象征着在神性和理性的对抗中，理性占据上风，真理得到凸显。
藏书馆被烧毁的最终命运，象征着信仰和理性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7]。在小说末尾，藏有许多珍贵书籍的藏书馆被一场大火烧毁，几乎所有藏书都成为废墟，一切的一切都戛然而止，豪尔赫和威廉之间的对抗也终于落下了帷幕。但是，数千年来的宗教信仰不会因为一个藏书馆的毁灭而消失，人们对于理性的向往也不会因为几本蕴含真理的藏书的销毁而停止[8]。
信仰与理性到底该何去何从，到底是一方戰胜一方还是二者逐渐相互融合，也随着藏书馆的烧毁成了无法确定的未来。
《玫瑰的名字》中藏书馆的象征意义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艾柯同时将信仰与理性付诸其中，这种象征手法也使得藏书馆更加神秘，使得人们对信仰和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入，同时督促着后人不断对小说中所展现的中世纪封闭宗教世界中二者的关系进行不断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刘甜甜.论埃科《玫瑰的名字》的审美价值[A].福建商贸协会2019年座谈会论文集[C].福建省商贸协会，2019：12-19.
[2]朱桃香.叙事理论视野中的迷宫文本研究[D].暨南大学，2009：1.
[3]陶桃.作为“开放的作品”的《玫瑰之名》[D].黑龙江大学，2013：6.
[4]王姝予.试论巴赫金对话理论对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建构的影响[D].浙江大学，2018：16-20.
[5]彭自平.《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木筏”的象征意义[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2，31（1）：78.
[6]时梦圆.丢失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玫瑰的名字》中藏书馆的隐喻[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9，（01）：54.
[7]边雅妮.安贝托·艾柯的“影响（influence）”观念探析[D].山东大学，2020.
[8]刘甜甜.论埃科《玫瑰的名字》的审美价值[A].福建商贸协会2019年座谈会论文集[C].福建省商贸协会，2019：8.
作者简介：
金银珠，女，朝鲜族，云南昆明人，山东大学翻译学院英语专业，本科在读。
【关键词】 新批评主义;《玫瑰的名字》;伏笔;戏仿
【中图分类号】I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5-0022-02
一、介绍
198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玫瑰的名字》使安伯托·艾柯之名蜚声世界，跻身于第一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列。在本书中，艾柯凭借对符号、象征、代码的深刻理解，以及在哲学、文字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描述了在七天时间内修道院中所发生的六起凶杀案。
一直以来，对《玫瑰的名字》的研究涉及中世纪神学、美学、文学、符号学、阐释学等领域，本文尝试从“新批评”的角度出发，从伏笔、戏仿、象征三方面对文本进行阐释分析。
二、伏笔
伏笔是文学创作中叙事的一种手法，即上文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或者物，对下文将要出现的人物或事件，预先做的某种提示或暗示。传统侦探小说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小说样式，逻辑严谨、导向性强。而安伯托·艾柯的小说则对传统有所颠覆，作为破案者，理性兼智慧化身的威廉直到最后也很难相信眼前的一切，甚至开始对自己本代表的理性与逻辑的立场产生动摇。[1]
在《玫瑰的名字》的情节构建中，艾柯以惊险及侦破故事的构成方式，运用大量伏笔，向读者提供了一个积极启发、诱导读者参与其中的具有文化意义学的开放式迷宫文本。[2]
通过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不难发现小说中构建的符号系统—— “藏书馆”“七声号角”“人物话语”等都是精巧的伏笔。早在调查初期，藏书馆便以神秘的形象穿插在情节中—— “它像庇护真理那样深不可测”，威廉作为调查者，其参观藏书馆的请求却遭到拒绝。“没有人应该去，可以去，就算他希望，也没有人会成功的。它是个精神的迷宫，也是个现世的迷宫，你也许进得去就出不来了。”这巧妙地将悬疑焦点移至藏书馆，也为最后这一系列离奇案件谜底的揭开埋下伏笔;在第二起命案刚被发现之时，就有末日审判到来的预言：“第一声号角，冰雹烈火从天而降”“第二声号角，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上帝的七声号角正在吹响，这为后文连续的离奇之死埋下伏笔——七个死者接下来的死因分别对应着《圣经启示录》中的风暴冰雹、血、水、星辰的打击、毒蝎、黑暗窒息和焚毁了一切的烈火，使读者既深感神秘离奇又不会产生突兀怀疑之感;在小说的序中阿德索提道：“世界正在退化。年轻人不思进取，科学无进步，整个世界架空，瞎子在引导另一些盲人，并把他们带入深渊……”这里其实就早已为案件关键人物豪尔赫的出场埋下伏笔。
“世俗诗人的作品是用比喻传播谎言”，刚出场，他便表达了自己的极度偏执—— “笑”是对神圣宗教的极大破坏和颠覆，这为后文豪尔赫吞食《诗学》第二卷埋下了伏笔。谜底揭开时，“他像一头贪婪的猛兽，狼吞虎咽地咀嚼着撕烂的纸片”，引起这位瞎眼老修士卑劣扭曲近乎疯狂的扼杀的“禁书”，正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关于喜剧的讨论。
艾柯把小说中的所有人都写成被世界的某个隐秘规则不断指引的拼图者，像修道院的图书馆一样离奇精妙，无论是凶手还是破案者或是在场者，他们其中每个人都只拿到一小块拼图，然后根据理解设想拼凑出这案件背后的深藏意味。
三、戏仿
戏仿是新批评中与文本戏剧情境直接相关的一个要素。戏仿通过借用、引语和典故来实现与另一先前存在的话语与文本的沟通，生成新的藝术美学效果，并达到对源文本的颠覆、批判、讽刺效果。
艾柯在创作《玫瑰的名字》时运用了典型的戏仿叙述模式，戏仿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和《圣经启示录》。
《玫瑰的名字》中威廉认为藏书馆杀人案的顺序和方式是有意按照《圣经启示录》中七大天使吹响的七声号角来安排的。例如第四位死者塞韦里诺被浑天仪击中头部死在实验室，对应《启示录》中的第四声号角—— “太阳、月亮、星辰各自的三分之一遭受重击，以至于他们的三分之一变得黑暗，三分之一的白昼失去光泽。”而浑天仪击中死者头部的部位正好是太阳、月亮、星辰的三分之一。但最后这种联系被证明是巧合，是主人公威廉的误判。
尽管这种联系被打破，冥冥之中情节仍然按照《启示录》的指示发展。第七天焚毁藏书馆的那场大火即与第七声号角之后的末日景象存在一定形式上与目的上的联系。这种在明线上打破联系，却又在暗线中创造性重现的戏仿手段，是一种对于传统戏仿手法的应用与创新。
除此之外，《玫瑰的名字》还明显地戏仿了十九世纪伟大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在人物设置上，主人公“巴斯克维尔的威廉”正是互文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经典篇目《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其次，目光敏锐才智过人的侦探与资质平庸性格谦逊的助手的人物搭配以及探案过程中二人的合作方式在两部作品中也表现出极大程度的相似。
在情节上，开篇威廉对于修道院院长丢失的马匹的精彩推理，及其对于细节的敏锐观察，都与探案中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的言谈举止如出一辙。在叙事角度和方式上，《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从助手华生的角度叙述的，以顺序叙述为主，基本模式为案发（开端）——查案（发展）——破案（高潮）——结案（结局）。
相对应的，《玫瑰的名字》也是从助手阿德索的视角进行叙述，叙述时间呈线性延展，与实践发生顺序保持一致[3]。 基于两部作品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关联，借用克里斯蒂娃对于戏仿概念的延伸即“戏仿文本具有互文性”，不难看出这一手法在《玫瑰的名字》中的运用[4]。
四、象征
象征是用于作品整体紧密相连的某部分来表达超出作品自身含义的真实意义并关注作品外的价值世界的方法。如有特殊意义的传统物件或器具： 十字架、颜色等，这些东西在诗歌、小说或戏剧内外都具有象征意义。[5]
象征的意义在于抽象深奥的概念或理念融入鲜活的感性物体中。《玫瑰的名字》中藏书馆的造型、位置、最终命运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藏书馆规整的造型象征着严格的宗教秩序。修道院藏书馆的高耸和坚不可摧，体现了其防御性很强的特点，而且这种特性将修道院和外在世界分割开来。因为这种高度和造型，僧侣外出受到很大限制，就如同严格的神学中的秩序在规范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使他们无法想其所想、为所欲为。
藏书馆相对位置的中心化象征着理性的凸显。观察修道院的平面图发现，尽管藏书馆地处修道院边缘，其面积却是教堂的两倍。艾柯将藏书馆这一边缘中心化了，而原本作为宗教核心所在的教堂却处在了次级位置。[6]
这种对于藏书馆位置的安排暗示着修道院的僧侣对信仰的背离和对理性的大胆寻求，象征着在神性和理性的对抗中，理性占据上风，真理得到凸显。
藏书馆被烧毁的最终命运，象征着信仰和理性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7]。在小说末尾，藏有许多珍贵书籍的藏书馆被一场大火烧毁，几乎所有藏书都成为废墟，一切的一切都戛然而止，豪尔赫和威廉之间的对抗也终于落下了帷幕。但是，数千年来的宗教信仰不会因为一个藏书馆的毁灭而消失，人们对于理性的向往也不会因为几本蕴含真理的藏书的销毁而停止[8]。
信仰与理性到底该何去何从，到底是一方戰胜一方还是二者逐渐相互融合，也随着藏书馆的烧毁成了无法确定的未来。
《玫瑰的名字》中藏书馆的象征意义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艾柯同时将信仰与理性付诸其中，这种象征手法也使得藏书馆更加神秘，使得人们对信仰和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入，同时督促着后人不断对小说中所展现的中世纪封闭宗教世界中二者的关系进行不断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刘甜甜.论埃科《玫瑰的名字》的审美价值[A].福建商贸协会2019年座谈会论文集[C].福建省商贸协会，2019：12-19.
[2]朱桃香.叙事理论视野中的迷宫文本研究[D].暨南大学，2009：1.
[3]陶桃.作为“开放的作品”的《玫瑰之名》[D].黑龙江大学，2013：6.
[4]王姝予.试论巴赫金对话理论对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建构的影响[D].浙江大学，2018：16-20.
[5]彭自平.《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木筏”的象征意义[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2，31（1）：78.
[6]时梦圆.丢失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玫瑰的名字》中藏书馆的隐喻[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9，（01）：54.
[7]边雅妮.安贝托·艾柯的“影响（influence）”观念探析[D].山东大学，2020.
[8]刘甜甜.论埃科《玫瑰的名字》的审美价值[A].福建商贸协会2019年座谈会论文集[C].福建省商贸协会，2019：8.
作者简介：
金银珠，女，朝鲜族，云南昆明人，山东大学翻译学院英语专业，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