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知乎上的爆料帖瞬间引爆朋友圈，在于事件太过离奇：刚刚成为父亲的雷洋，去机场接人，莫名其妙就失联了，等再联系上，是警方告诉你他死了，嫖娼拒捕，心脏病突发。
　　如果家属对雷洋的离家时间描述属实的话，那么在去首都机场接人直到医院证实死亡的1小时09分，发生了驾车、行驶、嫖娼、被抓、审讯、招供、送医、死亡等全部过程，果真如此，太过蹊跷。
　　公众在转发、评论中等待着警方回应，大V于建嵘还安慰网友说，“现在警方都有执法记录仪，很快会水落石出的。”然而，等来的是漫长的信息“空窗”，于是很多网民将其视作“捂盖子”“不敢公开”，并据此倒推有关人员“心虚”。
　　还好，9日晚间昌平警方发布了通报。通报称，警方查处足疗店过程中，将“涉嫌嫖娼”的雷某控制并带回审查，此间雷某突然身体不适经抢救无效身亡。看似以正视听的通告，却因语焉不详使得剧情更具张力。
　　新京报记者深夜行动，家属对此事的存疑，虽未得到警方回应，但已经在网站发布，并再次引导舆论。雷岳父回忆当晚9时许雷洋还在家里玩手机，是岳父催他出去接人；家属验尸时，雷洋身上留有的伤疤；他手机中前几日的通话记录和微信朋友圈的部分信息、手机里的位置记录均被删；当天还是雷洋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这些背景无形中增加着此事的诡谲程度。
　　凤凰网评论呼吁警方迅速公布证据，扳回倾斜的信任天平。
　　就该案而言，证据应该不难找。警方抓捕和审问过程中当有录像、监控，有无执法不当、关键的一个钟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完全可借助视频还原，还有尸检报告、5名同案的旁证材料等，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消弭舆论猜疑。
　　本可以轻松自证清白的警方，反而用通告定性，撇清责任，岂不是此地无银？按照法理，这种情况下，本该是通过“有罪推定”来限制权力的。即，由于警方握有公权力，在其控制范围内的公民，处于弱势地位，一旦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公民的非正常死亡，首先要推定是警方造成的，只有警方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才能撇清干系。
　　真相究竟是什么？警方有义务公布证据。执法记录仪已经实现了执法的全过程记录，这对警方来说既是“紧箍咒”，也是“保护伞”。与其在沉默中消耗司法的公信力，不如快点打开“黑匣子”。
　　10日一早，采访雷洋之死的记者，大发感慨，又引发了新一轮共鸣。的确，雷洋是人大硕士、环保界的青年才俊，也许你我奋力一跃，可以达到雷洋的事业台基。但他先行一步的身影突然倒下，撞翻了多少人心中侥幸的天平。如果自己不巧就成了那击发撞针的“一”，那该怎么办？
　　听了这些话，还睡得着吗？以舆论的力量遏制人为破坏证据的行为，以公众的力量保障程序的正义，终究不是法治社会的正途，我们需要制度的保障，来破除公权力对真相的垄断，这是制度建设、法治进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