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说：“在不真中’造就了‘在世界之中’的一个本质规定。”换言之，“在不真中”是“在世界之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关于这一特征，可能没有哪个地方比中国显现得更加突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不真”的症状：欺骗、虚假、不真诚、不诚实、虚华、空泛等等。
　　既不敢面对或者承认自己的过去，更不敢正视自己的现在，因而也就很可能失去未来。我们总能看到一场巨大的假面舞会，不管涂抹多少金粉，只消轻轻一触，锈迹斑斑的内里轻易就会暴露出惊人的丑陋：奥运会树立的高大形象经不住三聚氰胺的添加，而一把大火可以烧尽世博会所有的光环。
　　海德格尔还说过：“语言向我们说话。”语言说人，而不是人说语言。当人在存在的桎梏中萎缩和窒息，他们无法言说。正如朱自清在许多年前就曾写到的：“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在大时代里，公共生活假面化盛行，导致了一种“公开的谎言”与“私下的真实”并行不悖的怪诞现象。这当然是由于权力控制了公共领域，规定了真理，同时以压力确保人们即使不相信它，也必须在公开场合做出相信的样子。体制化社会有一整套自己的“官话”，它如同奥威尔笔下的“新话”(Newspeak)，是一套自我指认的语言，它无所不在，但又令人奇怪的缺场。当人们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受的时候，没有人使用“官话”，而当他们欲求模糊性和混乱性的时候，“官话”就大行其道。“官话”由于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手机段子和网络热词的流行就是明证。
　　政治与语言的这种结合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能小觑。奥威尔曾经精辟地指出，“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doublethink)，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
　　在历史上的后极权主义文化中，政治上的威权和经济上的消费主义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结合。在极权主义时代，社会动员要求民众积极参与，人们成为“大游行”(GrandMarch)队伍中的一员；而后极权主义的要求恰好相反：它鼓励道德冷漠和庸俗，埋头于个人的生计、消费和其他私人事务。后极权主义政治满足于控制最“惹人注目”的行为，只要在下者保持默认态度，或者哪怕有些腹诽，但并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公民行动，那么他们通常就是安全的。后极权主义劝说人们把大众文化中的消费自由和权利当作政治生活中的公民自由和权利，所以如下的说法听上去似乎并不可笑；“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培养了男性体育公民的‘民主自觉’，而‘超级女声’的女观众们，在尖叫中实施了‘快感原则’之后，成为了回答‘并未终结的历史’的‘娱乐女公民’。”
　　像“超女”这样的大众娱乐既可能激发人们对民主的渴望，也可能削弱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在“超级女声”比赛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从众心理引发的狂热，而嗅不到一丝一毫的反叛气味。我们看到，超女的拥戴者，一方面非常崇尚自我表现，积极参与娱乐活动，另一方面又对很多政治和社会问题持漠不关心的心态。这种一热一冷、一投入一疏离的情状在他们身上杂然并存。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娱乐公众到底能不能转换为政治公众、民主公众?
　　对此一转换的估计是不乐观的：在娱乐社会中长大的年轻一代，从社会时事中所获得的认知远远少于从娱乐中所学到的东西，致使他们无法观察自己的生活和政治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正因如此，我们对“超女”代表了“公民社会的发端”等论调，恐怕不宜抱以太高的期望。
　　毫无疑问，中国人的经济、社会、知识与个人生活较过去的时代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然而，如林毓生所说：“逃避政治权威的个人的‘私的领域’，现在当然比以前扩大了；但‘公共领域’却并不因个人在‘私的领域’活动空间的扩大而能建立起来。”如果该有对话的地方一片沉寂，那么社会表面的多样化不过是一种错觉。即便到处看上去都在蓬勃展开的私人体验，它们也如阿伦特所说，仅仅构成对“微不足道的事情”的现代着迷。而在“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寻求快乐，“并没有构成出一个公共领域，恰恰相反，这一扩大仅仅意味着公共领域差不多全面衰退，以致在每一个地方，伟大已让位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