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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乡村的模样。
一些人喜欢乡村，盼望回归田园生活，但又常吐槽农村的各种现状，抱怨乡村的凋弊和失序。
我们还能回归乡村吗？或者说，中国社会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是否还能迎来“乡村的复兴”？让我们既获得城市的繁华，又能享受乡村的美好，能够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由地切换”。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城市和乡村的共同繁荣指出了明确方向。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前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的时间表，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三步走”目标，与推进国家现代化时间表高度一致。这反映出决策层的意志与判断：没有乡村振兴的决定性进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
但乡村振兴该如何推进？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在具体执行中常常感觉牵不到“牛鼻子”。近期，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乡村振兴课题调研组来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希望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中寻找答案。
选择浙江黄岩的原因有二：
一是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生态文明系列重要论述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表述的发源地，浙江在破解“三农”问题、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有着多层次的政策安排与丰富实践。黄岩区地处浙江中部，常住人口60多万，流动人口20多万，这里“七山一水两分田”，既有大面积的山区，也有冲积平原;既有相对发达的工业和城市形态，又有相对落后农村地区存在的典型问题。他们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已初见成效。
二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杨贵庆教授和他的团队深深地触动了调研组。6年前，杨贵庆与黄岩区合作，担任黄岩区美丽乡村建设的“首席规划师”。他每两周一次往返上海与黄岩之间，把乡村规划、文化再生的一系列研究与实践写在黄岩乡村的土地上。
6年的校地合作中，同济大学与黄岩区以乡村规划、乡村建设为切入点，通过乡村规划、建设、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推动了黄岩乡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一系列振兴，梳理出了包含10条、40个要点的“工作法”。
屿头乡沙滩村是杨贵庆团队在黄岩打造的第一件“作品”。该村址原是乡政府驻地，但因乡政府及“新村”异地重建，原有的老街巷、住宅和“乡公所”基本处于自然衰退和被废弃的状态，该村成了“半空心村”。
这也是我国一些乡村的现状：旧村庄被废弃，“新村”建设堆积了许多没有文化特征、简单仿效小城鎮的二、三层楼房。
杨贵庆带领团队在黄岩区规划、指导乡村改造。
杨贵庆说，文化是乡愁的载体，更是乡村的灵魂，建筑和空间环境是文化的外化表现。对沙滩村的规划、修复和改造，首先进行的是文化的挖掘与定位，挖掘和确立一个乡村独有的文化内涵，实施“文化定桩”。
宋末开庆元年（1259年），沙滩村所在地村民黄希旦因扑火救人牺牲，被皇帝封赏。此后，黄希旦被当地村民奉为“先祖”并建太尉殿，建成后香火不断，每逢农历十月一日，村民还举办社戏活动。杨贵庆认为，“崇尚英雄”和“养我德行”是当地的文化之根。
这一文化挖掘，成为沙滩村规划和修复的起点。
杨贵庆团队和当地干部、村民一起，指导村民围绕太尉殿建设社戏广场，基于朱熹曾在此讲学的柔川书院文化元素，规划建造面向少年儿童、供他们寒暑假来此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柔川学堂，兼做乡村振兴学院讲堂功能，对太尉殿周边原废弃的人民公社时期多个集体设施和场地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利用，规划指导村民将原有坑塘水面扩大，取名“太极潭”，同时保留保护周边古树名木，修建凉亭步道，结合当地树种建设公共绿地，最大化保持沙滩村文化风韵。
在文化定桩、修复基础上，杨贵庆团队对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挖掘和建设民俗风情文化区、中医养生文化区、耕读文化体验区等，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文化体验氛围，通过将当地文化、风物、原住民有机整合，构成了文化认同与传承的有机体。
当地党委和政府还大力推进村庄文化礼堂建设，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以一条主线串起不同层次的文化挖掘，初步形成了新时代的农村文化和乡土文明。截至目前，黄岩区已在全区不同村庄兴建起文化礼堂151个。
沙滩村的乡村改造让当地村干部和村民直言找回了自信和自尊，但最初，这个工程并没有得到村民的一致拥护。
杨贵庆团队认为，这是因为当地村民，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并不知道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的，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适用技术在“谷仓”建设中的应用解析图。
如何推进？杨贵庆总结说，村庄有五个“穴位”，或者说五个功能点需要优先激活，通过这种点穴式启动，能够让村民快速有获得感：
第一，先建一个干净整洁实用的公共厕所。
原来分布散乱的“茅厕”，既不卫生，又“让人没有尊严”。建造一处“像样”的公厕，不仅满足了村民的急需，也为将来发展村庄文化旅游打好基础。
第二，建设一个规模恰当的村民文化场。
对沙滩村来说，文化场也是社戏场，是村民的娱乐中心和文化认知场所，同时为村民和外来游客提供相互交流之便。文化场选址需因地制宜、规模适当。
第三，建设一个信息服务中心，集无线网络、邮件和快递收发、图书阅读为一体，这也是村民活动室。
沙滩村的信息服务中心利用原来废弃的兽医站建筑和场地，既承载了一段历史，又体现了新的功能。
第四，建设一个规模适当的生态化停车场。
一些人想象中的乡村田园生活正在回归。
停车场既可满足村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之后使用小汽车的需求，又可为游客服务。沙滩村的停车场充分利用零碎荒废的用地，采用透水植草砖、竹子挡墙等方法，突出其生态性。
第五，建设一处带有农家乐功能的民宿。
鼓励村民利用自家的房屋，在政府的适当资助下，按照规划布局要求建设符合经营设施标准和卫生标准的餐饮住宿场所，为其他村民展示一个可以直接获取经济收益的样本。
“点穴启动”的过程，也是与村民的共识逐步形成的过程，让村民逐步感受到了“村庄未来可能的模样”、意识到“原来还可以这样生活”。
黄岩区与同济大学的合作推进越来越顺利，目前已初步完成宁溪镇乌岩头村、宁溪镇直街、屿头乡沙滩村、北洋镇潮济村等改造项目，并正在推进头陀镇头陀村、屿头乡柔川景区上凤区块、屿头乡前礁村宋韵文化园、高桥街道瓦瓷窑村庄整治、演太线（乌岩头—沙滩）沿线补给点以及涉及南城街道、澄江街道、头陀镇中华橘园等项目。
城市的规划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但在村庄建设中，一张蓝图往往很难绘到底。
杨贵庆团队到来之前，宁溪镇曾聘请一家规划机构对乌岩头村进行整体规划，但难以按照规划图纸组织实施。宁溪镇党委书记胡鸥说：“村民是房屋的主人，他们对山水、功能、环境有自己的理解，一张规划图覆盖不了他们的不同认识和要求。”
杨贵庆认为，乡村土地房屋产权关系复杂，文化要素深厚，价值观念多元，这些特征往往深藏于民間。因此，由规划师单方面给出的硬性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阻碍，如果强硬实施就显得粗暴，反而可能给乡村带来破坏性影响。
乡村的规划与建设要是柔性的，不能仅从工程合理性或景观美学出发，需要从梳理乡村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和空间肌理入手，渐进式、互动式、参与式地推进规划和建设，有时候要边建设边商量、边调整边完善，必要时还要与村民达成妥协。
规划改造后，旧村变美景废弃民房变乡问书屋。
杨贵庆把团队拉到乌岩头村，组成“在地规划工作室”，了解90户人家的不同诉求，注重房屋功能和质量的适应性改造，注重乡村历史演进的动态性和多样性，并高度重视就地取材，一方面努力再现乡土景观、古树植被、碎石铺地、小径竹院、乌岩石室、梯田茶园等传统乡村风貌，另一方面注重村庄内在的造血机能、活力再生。
在沙滩村改造中，一位家住戏台旁边的村民强烈反对改变戏台朝向，他认为，“戏台之所以朝北建造是太祖爷爷可以直接看到戏台的表演，一旦朝向改变，太祖爷爷将不再保佑他们家。”
杨贵庆顺应和积极引导村民这种朴素的“风水思想”，与乡村干部、乡贤合作，既坚持整体规划思想，又动态调整规划细节，最终与村民达成了共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改革;深化粮食收储、集体产权、集体林权、国有林区林场、农垦、供销社等改革等，进一步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作出部署。
早在201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就开始“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部署，浙江各地稳步推进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三权到户”改革。
产权界定清晰，让农民有安全感和获得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黄岩牢牢把握住了这一原则。乌岩头村的改造，在“三权到人（户）”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确权，明确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监督权，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1.省市财政拨付的旧村改造资金，划入村集体所有的农村经济合作社账户，在镇里的指导下按计划使用，纳入村两委议事范畴，接受村民财务公开的监督。
2.村集体所有的房屋，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改建和经营，村民拥有分红权。
3.村民的房屋可自主选择租赁给其他人，获取租金收入;也可以租赁给农村经济合作社，获取租金收入和分红。以乌岩头村为例，约90%村民选择租赁给村经济合作社或外来经营主体，约10%选择自用。
4.为开发乡土旅游资源，黄岩去年9月成立了旅游事业发展集团，推进建立与不同产权属性的旅游资源的契约关系，以市场化方式激活村庄人气，形成多赢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黄岩区不是将村庄的改建整体承包给旅游公司或开发公司，而是与村民达成共识，鼓励村庄内“细胞”市场化，整体上保留公益性和村民自治属性，从制度上保护乡村文化和资源体系的多样性、丰富性。
没有功能的注入，乡村的修复与激活就无从谈起。黄岩区与同济大学按三个层面对乡村实现功能更新、再造、注入，尽可能推进“乡土文化、空间环境、产业经济”三位一体发展。
第一层面，给村庄一个“文化定位和定义”，修复和激活文化功能，形成特定的“乡愁”和文化印记。
杨贵庆团队给出沙滩村的文化定位是以太尉殿、柔川书院为特征的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支撑起来的“英雄文化”和“耕读文化”，给乌岩头村的文化定位是“民国印象”，以文化定位为主线推进乡村建筑的修复。
第二层面，给乡村注入现代化的宜居功能。
这首先归功于浙江省推进的美丽乡村建设、黄岩区推进乡村基础工程建设，管线入地，铺设污水处理管道，城乡一体化建设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高度重视宜居功能的打造。调研时看到，一些改造后的农民住房、农宿已不亚于城市住房的设施和功能。
第三层面，因地制宜注入多样化的产业功能。
围绕村庄改造而形成的创新业态，如各类临街商店、工作坊、书店、体验馆、民俗博物馆、民宿等;开发乡村的旅游、大健康、培训等服务型产业功能;培育和打造以特色农业、农副产品加工、水果休闲采摘等为主导的农业主题园区，推进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直接融合。
鄉村文化、空间环境、产业经济互为支撑，不可分割。产业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造血机”，是乡土文化和空间环境建设的经济基础，为乡村振兴提供原动力;文化功能是乡村文明的灵魂，是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意义所在;而空间环境建设是产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的物质载体，空间环境的改善可以促进乡村产业经济能级提升，并为乡村社会文化活动创造物质基础。
杨贵庆教授及其团队利用同济的研发优势，不断寻找和导入适用于乡村改造的建筑技术、建筑新材料，探索适用于中国乡村振兴的地方村庄建设风貌导则，让调研组印象深刻。
沙滩村内原有坑塘水面扩大改造后呈现新面貌。
村居建筑的适用技术需求广泛，如太阳能屋顶、节能门窗、雨水收集利用、墙体材料、地下水利用、污水处理等。在杨贵庆团队指导下，当地一方面注重就地取材，如村庄路面的改造基本采用当地自然石材、植草砖、碎石等透水性强的材料，并塑造斜坡、利用地形迅速排放雨水并收集雨水。对古村中的原本地砖进行适当改造，使其变成性能完好、与周围景色合二为一的路面材料，等等。
另一方面注重适用技术的引入。为适应性改造沙滩村一座人民公社时期谷物仓库，将其改造成具有宾馆功能的“粮宿”，杨贵庆团队导入了十项适用技术，分别用于解决地面防潮、墙体隔热保温、雨水循环利用、污水处理、生物质能等乡村改建中的问题。一些技术受到德国乡村民居适用技术的启发，并加以引进和示范，价格适宜，功能优良。
适用技术的导入，是确保乡村建设质量提升的前提，为此，杨贵庆团队和当地合作，编制完成了《黄岩村庄建设风貌控制技术导则》、《黄岩村庄建设风貌控制管理办法》，形成菜单化技术应用和管控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亦是“三农”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升级版，这对基层干部等三农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构建系统化培训体系，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今年2月，同济大学与黄岩区合作，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乡村振兴学院”，学院南北两个校区均设在经过抢救“复活”的村庄中，校区所在的村落本身就是鲜活的乡村振兴样本。
改造后的沙滩村俯拍图。
同济大学为乡村振兴学院备好丰富的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组建了一支由11名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21名“乡土专家”组成的教学团队，开发出乡村生态系统、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空间布局、全域旅游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20多个课程，形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丽乡村建设等4大系列、多个特色培训班次，基本覆盖了省市县乡村各级人员培训与教学需求。 除专题教学、培训外，黄岩区还按“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不同主题需求，为乡村振兴学院配置了第一批5个现场教学点。
我们在调研时感受到，首家“乡村振兴学院”的成立，不是应景性工程，而是来自于强大的需求拉力：
第一，乡村振兴需要系统化的科研支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亟待进行理论升级和实践探索，传统的知识结构很难支撑乡村振兴的需要。
第二，基于城市现代化的中国城镇化浪潮，支撑起中国经济40年的快速发展，乡村振兴这一“规模化内需”，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潜力巨大，仅杨贵庆团队改造“粮宿”尝试的十项适用技术，在中国农村就有巨大的市场。
第三，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回归乡村”有望成为一种社会趋势，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城乡同构”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在乡村生活、就业、学习、养老。事实上，这一趋势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开始显现。
据了解，同济大学还计划在具有不同特色的农村地区建设连锁型的“乡村振兴学院”，用同济大学全球化的科研、教学与成果转化等资源，为乡村振兴提供系统化理论与科研支持。
有了乡村振兴这个“总抓手”，农民整体上感觉党和政府在为他们办实事，因此配合度、积极性都比较高。当地干部告诉我们，每一件事情达成共识，都能激活基层党员干部的荣誉感，提升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层层压实和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之基。
这一过程发生的机理如下：
1.实行“三级书记一个群”。区委书记（以及副书记、分管工作的常委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乡镇党委书记（以及乡镇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村支部书记（以及村“两委”相关负责人）全部进入同一个主题微信工作群，有事情随时沟通协调，任务完成情况及时反馈，形成三级书记联动攻坚工作模式。
由于他们都在群里，谁的能力强、谁的主意好，大家都能及时动态掌握，这一小窍门成为破解干部不作为问题的好模式，组织部门也从中发现了一批优秀的基层干部苗子。
2.构建乡村振兴“共识机制”。一是党员干部冲在前面，在“三个书记一个群”的工作模式下，想好办法，率先垂范。
二是通过建设乡村文化礼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导、教育下移，并发挥“文化礼堂理事会”的议事、调解功能。
三是充分发挥乡贤的力量，把乡贤纳入乡村治理人才队伍。乡贤是一批有文化、有威信、有能力的乡村能人。
3.营造乡村治理的“正能量界面”。这个“正能量界面”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推进村级组织运行规范化、村民自治法治化、村务监督民主化，形成12项标准化制度，破解村民最关心的“选好人、办好事、花好钱”问题（当地概括为“三化十二制”）;二是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落实文明村镇创建、好家风传承、村规民约倡树、婚丧仪俗整治等行动，推动乡风文明落地生根;三是全面推进基层治理工作，按照浙江和台州全力在抓的四个平台加网格化的要求，形成了全科网格、责任捆绑、源头管事、就地了事的格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说，“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些都指向共一个目标：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振宇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在黄岩区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城乡共享”的社会发展新模式、新阶段开始出现。
建设“城乡共享社会”，促进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内城乡的功能分工协作和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黄岩区和同济大学共同推进的乡村振兴试验，在实践上能够支撑起“城乡共享”这一理论性概念。黄岩区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已在推进建设一种新型的“城乡共享社会”。
这一实践和理论模型的构建流程、形成过程大致是：
第一，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动态发展资源要素的全域化规划、配置、协同，而不是城市和乡村建设两张皮、两个思路、两个框架。
在管、线、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上，黄岩一些乡村与中心城区同标准、协同推进;在产业功能配置上，黄岩区从去年开始推进的34个重点建设项目，实现全区城乡统筹考虑、产业链一体化推进，避免区块割裂;在旅游、教育、医疗等软性资源协同上，将大量优质资源配置给乡村，如“乡村振兴学院”就直接建在村里。
第二，乡村基础设施的改进、“互联网+”在乡村的推广，使得城乡功能协同成为现实，返乡创業、乡村居住城里就业的人流开始出现。据了解，返乡创业、就业的村民已占村民总数的三分之一。
“互联网+”新业态在乡村涌现，乌岩头村吸引了城里的年轻人来创业，开设了不同类型的艺术体验馆、工作室。台州一家知名企业的财务总监、企业股东李素君常住村里，白天到城里上班或干脆在村里处理工作。
第三，当地干部已开始深入思考和探讨“城乡共享”公共政策的创新、供给。
黄岩区委负责同志表示，推进城乡振兴，在党委政府的职能配置、教育、医疗、福利保障政策的城乡一体、农村产权制度的创新等公共政策层面，均面临一系列的制约性因素，如果能够一步步突破，在同一个公共政策框架内重新构建城乡关系，可以对乡村振兴起到更大的推动力。
设想一下“城乡共享社会”的场景，可以实现城里就业、乡村居住，或者在乡村就业、城里居住;可以将城里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平台建在农村;可以把创意、设计等工作平台放在村庄，在村里为全球的产业链服务，等等。
同济大学邀请了一些国外专家参与黄岩乡村的规划和建设。来自德国包豪斯大学的菲力浦教授说，没有想到中国的乡村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 杨贵庆和他的团队意识到，乡村振兴与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全世界都感兴趣的话题，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可以推进全球对话，找到中国乡村振兴的全球坐标，构建出话语与传播体系。
2015年11月初，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和同济大学师生在乌岩头村举行“中德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设计工作营。为期十天的现场调研后，柏林工业大学研究生回国继续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课程设计，把柏林城市周边衰败的乡村再生和黄岩区乡村再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创新的规划设计。
同期，“中德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2015学术研讨会”在黄岩区举行，一批海内外专家以中国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中外比较研究为切口，一起探讨中国乡村“升级版”的规划建设路径，以及如何促进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日前，杨贵庆团队针对黄岩实践进行了学术总结，以乌岩头村改造为案例撰写了《再创中国乡村》（Reinventing The Chinese Countryside），发表在“美国规划协会杂志”（The Magazine of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7年6月刊）上。这份杂志直接面向全美2万多名规划师，杂志的标题点出了美国人的兴趣点“What can we learn from Wuyantou？（我们能从乌岩头学到什么？）”。
杨贵庆教授还针对美国规划界提出的“新城市主义”，提出“新乡土主义”的概念，创新了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理论，并以此来主导对外沟通的话语体系。
同济大学有关负责人告诉调研组，不要小看了乡村振兴话语体系构建这一探索——对外来说，这可以让更多外国人认识到中国正在以自己的道路模式解决乡村问题，让海外更多地看到中国农村文化的丰富生态和创新精神;对内可以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增强文化自信和发展自信，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内生动力。
调研组在黄岩调研时，同济大学的专家和黄岩的干部还在商量，依托乡村振兴学院开展更多的全球学术交流，还可以举办更高层面的“乡村振兴国际论坛”。这些思路让我们感受到，在乡村振兴这一“总抓手”下，基层所涌现出来的思想活力和创新动力。
在浙江省和台州市的支持、领导下，黄岩区引入同济大学资源体系，探索与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法”，促进全区工作迈上了新台阶。2017年，黄岩区在臺州市综合考评中，从2016年的第6位上升为第2位;2017年，其GDP增速在全省排名第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在浙江省排名第一。
乡村振兴不是低层次振兴，或者城镇化模式的复制，而是基于城乡共同繁荣、城乡共享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公共政策框架下的全面振兴，这为同济大学这样的高校提供了施展作为的大舞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乡村振兴工作法”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其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将乡村振兴看成一个系统性工程，以此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进而激发出当地干部群众干工作、抓发展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
一些人喜欢乡村，盼望回归田园生活，但又常吐槽农村的各种现状，抱怨乡村的凋弊和失序。
我们还能回归乡村吗？或者说，中国社会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是否还能迎来“乡村的复兴”？让我们既获得城市的繁华，又能享受乡村的美好，能够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由地切换”。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城市和乡村的共同繁荣指出了明确方向。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前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的时间表，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三步走”目标，与推进国家现代化时间表高度一致。这反映出决策层的意志与判断：没有乡村振兴的决定性进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
但乡村振兴该如何推进？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在具体执行中常常感觉牵不到“牛鼻子”。近期，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乡村振兴课题调研组来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希望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中寻找答案。
选择浙江黄岩的原因有二：
一是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生态文明系列重要论述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表述的发源地，浙江在破解“三农”问题、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有着多层次的政策安排与丰富实践。黄岩区地处浙江中部，常住人口60多万，流动人口20多万，这里“七山一水两分田”，既有大面积的山区，也有冲积平原;既有相对发达的工业和城市形态，又有相对落后农村地区存在的典型问题。他们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已初见成效。
二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杨贵庆教授和他的团队深深地触动了调研组。6年前，杨贵庆与黄岩区合作，担任黄岩区美丽乡村建设的“首席规划师”。他每两周一次往返上海与黄岩之间，把乡村规划、文化再生的一系列研究与实践写在黄岩乡村的土地上。
6年的校地合作中，同济大学与黄岩区以乡村规划、乡村建设为切入点，通过乡村规划、建设、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推动了黄岩乡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一系列振兴，梳理出了包含10条、40个要点的“工作法”。
工作法之一：文化定桩
屿头乡沙滩村是杨贵庆团队在黄岩打造的第一件“作品”。该村址原是乡政府驻地，但因乡政府及“新村”异地重建，原有的老街巷、住宅和“乡公所”基本处于自然衰退和被废弃的状态，该村成了“半空心村”。
这也是我国一些乡村的现状：旧村庄被废弃，“新村”建设堆积了许多没有文化特征、简单仿效小城鎮的二、三层楼房。
杨贵庆说，文化是乡愁的载体，更是乡村的灵魂，建筑和空间环境是文化的外化表现。对沙滩村的规划、修复和改造，首先进行的是文化的挖掘与定位，挖掘和确立一个乡村独有的文化内涵，实施“文化定桩”。
宋末开庆元年（1259年），沙滩村所在地村民黄希旦因扑火救人牺牲，被皇帝封赏。此后，黄希旦被当地村民奉为“先祖”并建太尉殿，建成后香火不断，每逢农历十月一日，村民还举办社戏活动。杨贵庆认为，“崇尚英雄”和“养我德行”是当地的文化之根。
这一文化挖掘，成为沙滩村规划和修复的起点。
杨贵庆团队和当地干部、村民一起，指导村民围绕太尉殿建设社戏广场，基于朱熹曾在此讲学的柔川书院文化元素，规划建造面向少年儿童、供他们寒暑假来此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柔川学堂，兼做乡村振兴学院讲堂功能，对太尉殿周边原废弃的人民公社时期多个集体设施和场地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利用，规划指导村民将原有坑塘水面扩大，取名“太极潭”，同时保留保护周边古树名木，修建凉亭步道，结合当地树种建设公共绿地，最大化保持沙滩村文化风韵。
在文化定桩、修复基础上，杨贵庆团队对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挖掘和建设民俗风情文化区、中医养生文化区、耕读文化体验区等，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文化体验氛围，通过将当地文化、风物、原住民有机整合，构成了文化认同与传承的有机体。
当地党委和政府还大力推进村庄文化礼堂建设，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以一条主线串起不同层次的文化挖掘，初步形成了新时代的农村文化和乡土文明。截至目前，黄岩区已在全区不同村庄兴建起文化礼堂151个。
工作法之二：点穴启动
沙滩村的乡村改造让当地村干部和村民直言找回了自信和自尊，但最初，这个工程并没有得到村民的一致拥护。
杨贵庆团队认为，这是因为当地村民，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并不知道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的，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如何推进？杨贵庆总结说，村庄有五个“穴位”，或者说五个功能点需要优先激活，通过这种点穴式启动，能够让村民快速有获得感：
第一，先建一个干净整洁实用的公共厕所。
原来分布散乱的“茅厕”，既不卫生，又“让人没有尊严”。建造一处“像样”的公厕，不仅满足了村民的急需，也为将来发展村庄文化旅游打好基础。
第二，建设一个规模恰当的村民文化场。
对沙滩村来说，文化场也是社戏场，是村民的娱乐中心和文化认知场所，同时为村民和外来游客提供相互交流之便。文化场选址需因地制宜、规模适当。
第三，建设一个信息服务中心，集无线网络、邮件和快递收发、图书阅读为一体，这也是村民活动室。
沙滩村的信息服务中心利用原来废弃的兽医站建筑和场地，既承载了一段历史，又体现了新的功能。
第四，建设一个规模适当的生态化停车场。
停车场既可满足村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之后使用小汽车的需求，又可为游客服务。沙滩村的停车场充分利用零碎荒废的用地，采用透水植草砖、竹子挡墙等方法，突出其生态性。
第五，建设一处带有农家乐功能的民宿。
鼓励村民利用自家的房屋，在政府的适当资助下，按照规划布局要求建设符合经营设施标准和卫生标准的餐饮住宿场所，为其他村民展示一个可以直接获取经济收益的样本。
“点穴启动”的过程，也是与村民的共识逐步形成的过程，让村民逐步感受到了“村庄未来可能的模样”、意识到“原来还可以这样生活”。
黄岩区与同济大学的合作推进越来越顺利，目前已初步完成宁溪镇乌岩头村、宁溪镇直街、屿头乡沙滩村、北洋镇潮济村等改造项目，并正在推进头陀镇头陀村、屿头乡柔川景区上凤区块、屿头乡前礁村宋韵文化园、高桥街道瓦瓷窑村庄整治、演太线（乌岩头—沙滩）沿线补给点以及涉及南城街道、澄江街道、头陀镇中华橘园等项目。
工作法之三：柔性规划
城市的规划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但在村庄建设中，一张蓝图往往很难绘到底。
杨贵庆团队到来之前，宁溪镇曾聘请一家规划机构对乌岩头村进行整体规划，但难以按照规划图纸组织实施。宁溪镇党委书记胡鸥说：“村民是房屋的主人，他们对山水、功能、环境有自己的理解，一张规划图覆盖不了他们的不同认识和要求。”
杨贵庆认为，乡村土地房屋产权关系复杂，文化要素深厚，价值观念多元，这些特征往往深藏于民間。因此，由规划师单方面给出的硬性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阻碍，如果强硬实施就显得粗暴，反而可能给乡村带来破坏性影响。
乡村的规划与建设要是柔性的，不能仅从工程合理性或景观美学出发，需要从梳理乡村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和空间肌理入手，渐进式、互动式、参与式地推进规划和建设，有时候要边建设边商量、边调整边完善，必要时还要与村民达成妥协。
杨贵庆把团队拉到乌岩头村，组成“在地规划工作室”，了解90户人家的不同诉求，注重房屋功能和质量的适应性改造，注重乡村历史演进的动态性和多样性，并高度重视就地取材，一方面努力再现乡土景观、古树植被、碎石铺地、小径竹院、乌岩石室、梯田茶园等传统乡村风貌，另一方面注重村庄内在的造血机能、活力再生。
在沙滩村改造中，一位家住戏台旁边的村民强烈反对改变戏台朝向，他认为，“戏台之所以朝北建造是太祖爷爷可以直接看到戏台的表演，一旦朝向改变，太祖爷爷将不再保佑他们家。”
杨贵庆顺应和积极引导村民这种朴素的“风水思想”，与乡村干部、乡贤合作，既坚持整体规划思想，又动态调整规划细节，最终与村民达成了共识。
工作法之四：细化确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改革;深化粮食收储、集体产权、集体林权、国有林区林场、农垦、供销社等改革等，进一步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作出部署。
早在201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就开始“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部署，浙江各地稳步推进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三权到户”改革。
产权界定清晰，让农民有安全感和获得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黄岩牢牢把握住了这一原则。乌岩头村的改造，在“三权到人（户）”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确权，明确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监督权，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1.省市财政拨付的旧村改造资金，划入村集体所有的农村经济合作社账户，在镇里的指导下按计划使用，纳入村两委议事范畴，接受村民财务公开的监督。
2.村集体所有的房屋，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改建和经营，村民拥有分红权。
3.村民的房屋可自主选择租赁给其他人，获取租金收入;也可以租赁给农村经济合作社，获取租金收入和分红。以乌岩头村为例，约90%村民选择租赁给村经济合作社或外来经营主体，约10%选择自用。
4.为开发乡土旅游资源，黄岩去年9月成立了旅游事业发展集团，推进建立与不同产权属性的旅游资源的契约关系，以市场化方式激活村庄人气，形成多赢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黄岩区不是将村庄的改建整体承包给旅游公司或开发公司，而是与村民达成共识，鼓励村庄内“细胞”市场化，整体上保留公益性和村民自治属性，从制度上保护乡村文化和资源体系的多样性、丰富性。
工作法之五：功能注入
没有功能的注入，乡村的修复与激活就无从谈起。黄岩区与同济大学按三个层面对乡村实现功能更新、再造、注入，尽可能推进“乡土文化、空间环境、产业经济”三位一体发展。
第一层面，给村庄一个“文化定位和定义”，修复和激活文化功能，形成特定的“乡愁”和文化印记。
杨贵庆团队给出沙滩村的文化定位是以太尉殿、柔川书院为特征的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支撑起来的“英雄文化”和“耕读文化”，给乌岩头村的文化定位是“民国印象”，以文化定位为主线推进乡村建筑的修复。
第二层面，给乡村注入现代化的宜居功能。
这首先归功于浙江省推进的美丽乡村建设、黄岩区推进乡村基础工程建设，管线入地，铺设污水处理管道，城乡一体化建设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高度重视宜居功能的打造。调研时看到，一些改造后的农民住房、农宿已不亚于城市住房的设施和功能。
第三层面，因地制宜注入多样化的产业功能。
围绕村庄改造而形成的创新业态，如各类临街商店、工作坊、书店、体验馆、民俗博物馆、民宿等;开发乡村的旅游、大健康、培训等服务型产业功能;培育和打造以特色农业、农副产品加工、水果休闲采摘等为主导的农业主题园区，推进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直接融合。
鄉村文化、空间环境、产业经济互为支撑，不可分割。产业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造血机”，是乡土文化和空间环境建设的经济基础，为乡村振兴提供原动力;文化功能是乡村文明的灵魂，是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意义所在;而空间环境建设是产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的物质载体，空间环境的改善可以促进乡村产业经济能级提升，并为乡村社会文化活动创造物质基础。
工作法之六：适用技术
杨贵庆教授及其团队利用同济的研发优势，不断寻找和导入适用于乡村改造的建筑技术、建筑新材料，探索适用于中国乡村振兴的地方村庄建设风貌导则，让调研组印象深刻。
村居建筑的适用技术需求广泛，如太阳能屋顶、节能门窗、雨水收集利用、墙体材料、地下水利用、污水处理等。在杨贵庆团队指导下，当地一方面注重就地取材，如村庄路面的改造基本采用当地自然石材、植草砖、碎石等透水性强的材料，并塑造斜坡、利用地形迅速排放雨水并收集雨水。对古村中的原本地砖进行适当改造，使其变成性能完好、与周围景色合二为一的路面材料，等等。
另一方面注重适用技术的引入。为适应性改造沙滩村一座人民公社时期谷物仓库，将其改造成具有宾馆功能的“粮宿”，杨贵庆团队导入了十项适用技术，分别用于解决地面防潮、墙体隔热保温、雨水循环利用、污水处理、生物质能等乡村改建中的问题。一些技术受到德国乡村民居适用技术的启发，并加以引进和示范，价格适宜，功能优良。
适用技术的导入，是确保乡村建设质量提升的前提，为此，杨贵庆团队和当地合作，编制完成了《黄岩村庄建设风貌控制技术导则》、《黄岩村庄建设风貌控制管理办法》，形成菜单化技术应用和管控模式。
工作法之七：培训跟进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亦是“三农”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升级版，这对基层干部等三农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构建系统化培训体系，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今年2月，同济大学与黄岩区合作，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乡村振兴学院”，学院南北两个校区均设在经过抢救“复活”的村庄中，校区所在的村落本身就是鲜活的乡村振兴样本。
同济大学为乡村振兴学院备好丰富的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组建了一支由11名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21名“乡土专家”组成的教学团队，开发出乡村生态系统、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空间布局、全域旅游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20多个课程，形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丽乡村建设等4大系列、多个特色培训班次，基本覆盖了省市县乡村各级人员培训与教学需求。 除专题教学、培训外，黄岩区还按“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不同主题需求，为乡村振兴学院配置了第一批5个现场教学点。
我们在调研时感受到，首家“乡村振兴学院”的成立，不是应景性工程，而是来自于强大的需求拉力：
第一，乡村振兴需要系统化的科研支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亟待进行理论升级和实践探索，传统的知识结构很难支撑乡村振兴的需要。
第二，基于城市现代化的中国城镇化浪潮，支撑起中国经济40年的快速发展，乡村振兴这一“规模化内需”，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潜力巨大，仅杨贵庆团队改造“粮宿”尝试的十项适用技术，在中国农村就有巨大的市场。
第三，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回归乡村”有望成为一种社会趋势，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城乡同构”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在乡村生活、就业、学习、养老。事实上，这一趋势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开始显现。
据了解，同济大学还计划在具有不同特色的农村地区建设连锁型的“乡村振兴学院”，用同济大学全球化的科研、教学与成果转化等资源，为乡村振兴提供系统化理论与科研支持。
工作法之八：党建固基
有了乡村振兴这个“总抓手”，农民整体上感觉党和政府在为他们办实事，因此配合度、积极性都比较高。当地干部告诉我们，每一件事情达成共识，都能激活基层党员干部的荣誉感，提升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层层压实和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之基。
这一过程发生的机理如下：
1.实行“三级书记一个群”。区委书记（以及副书记、分管工作的常委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乡镇党委书记（以及乡镇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村支部书记（以及村“两委”相关负责人）全部进入同一个主题微信工作群，有事情随时沟通协调，任务完成情况及时反馈，形成三级书记联动攻坚工作模式。
由于他们都在群里，谁的能力强、谁的主意好，大家都能及时动态掌握，这一小窍门成为破解干部不作为问题的好模式，组织部门也从中发现了一批优秀的基层干部苗子。
2.构建乡村振兴“共识机制”。一是党员干部冲在前面，在“三个书记一个群”的工作模式下，想好办法，率先垂范。
二是通过建设乡村文化礼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导、教育下移，并发挥“文化礼堂理事会”的议事、调解功能。
三是充分发挥乡贤的力量，把乡贤纳入乡村治理人才队伍。乡贤是一批有文化、有威信、有能力的乡村能人。
3.营造乡村治理的“正能量界面”。这个“正能量界面”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推进村级组织运行规范化、村民自治法治化、村务监督民主化，形成12项标准化制度，破解村民最关心的“选好人、办好事、花好钱”问题（当地概括为“三化十二制”）;二是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落实文明村镇创建、好家风传承、村规民约倡树、婚丧仪俗整治等行动，推动乡风文明落地生根;三是全面推进基层治理工作，按照浙江和台州全力在抓的四个平台加网格化的要求，形成了全科网格、责任捆绑、源头管事、就地了事的格局。
工作法之九：城乡共享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说，“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些都指向共一个目标：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振宇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在黄岩区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城乡共享”的社会发展新模式、新阶段开始出现。
建设“城乡共享社会”，促进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内城乡的功能分工协作和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黄岩区和同济大学共同推进的乡村振兴试验，在实践上能够支撑起“城乡共享”这一理论性概念。黄岩区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已在推进建设一种新型的“城乡共享社会”。
这一实践和理论模型的构建流程、形成过程大致是：
第一，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动态发展资源要素的全域化规划、配置、协同，而不是城市和乡村建设两张皮、两个思路、两个框架。
在管、线、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上，黄岩一些乡村与中心城区同标准、协同推进;在产业功能配置上，黄岩区从去年开始推进的34个重点建设项目，实现全区城乡统筹考虑、产业链一体化推进，避免区块割裂;在旅游、教育、医疗等软性资源协同上，将大量优质资源配置给乡村，如“乡村振兴学院”就直接建在村里。
第二，乡村基础设施的改进、“互联网+”在乡村的推广，使得城乡功能协同成为现实，返乡创業、乡村居住城里就业的人流开始出现。据了解，返乡创业、就业的村民已占村民总数的三分之一。
“互联网+”新业态在乡村涌现，乌岩头村吸引了城里的年轻人来创业，开设了不同类型的艺术体验馆、工作室。台州一家知名企业的财务总监、企业股东李素君常住村里，白天到城里上班或干脆在村里处理工作。
第三，当地干部已开始深入思考和探讨“城乡共享”公共政策的创新、供给。
黄岩区委负责同志表示，推进城乡振兴，在党委政府的职能配置、教育、医疗、福利保障政策的城乡一体、农村产权制度的创新等公共政策层面，均面临一系列的制约性因素，如果能够一步步突破，在同一个公共政策框架内重新构建城乡关系，可以对乡村振兴起到更大的推动力。
设想一下“城乡共享社会”的场景，可以实现城里就业、乡村居住，或者在乡村就业、城里居住;可以将城里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平台建在农村;可以把创意、设计等工作平台放在村庄，在村里为全球的产业链服务，等等。
工作法之十：话语构建
同济大学邀请了一些国外专家参与黄岩乡村的规划和建设。来自德国包豪斯大学的菲力浦教授说，没有想到中国的乡村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 杨贵庆和他的团队意识到，乡村振兴与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全世界都感兴趣的话题，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可以推进全球对话，找到中国乡村振兴的全球坐标，构建出话语与传播体系。
2015年11月初，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和同济大学师生在乌岩头村举行“中德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设计工作营。为期十天的现场调研后，柏林工业大学研究生回国继续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课程设计，把柏林城市周边衰败的乡村再生和黄岩区乡村再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创新的规划设计。
同期，“中德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2015学术研讨会”在黄岩区举行，一批海内外专家以中国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中外比较研究为切口，一起探讨中国乡村“升级版”的规划建设路径，以及如何促进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日前，杨贵庆团队针对黄岩实践进行了学术总结，以乌岩头村改造为案例撰写了《再创中国乡村》（Reinventing The Chinese Countryside），发表在“美国规划协会杂志”（The Magazine of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7年6月刊）上。这份杂志直接面向全美2万多名规划师，杂志的标题点出了美国人的兴趣点“What can we learn from Wuyantou？（我们能从乌岩头学到什么？）”。
杨贵庆教授还针对美国规划界提出的“新城市主义”，提出“新乡土主义”的概念，创新了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理论，并以此来主导对外沟通的话语体系。
同济大学有关负责人告诉调研组，不要小看了乡村振兴话语体系构建这一探索——对外来说，这可以让更多外国人认识到中国正在以自己的道路模式解决乡村问题，让海外更多地看到中国农村文化的丰富生态和创新精神;对内可以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增强文化自信和发展自信，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内生动力。
调研组在黄岩调研时，同济大学的专家和黄岩的干部还在商量，依托乡村振兴学院开展更多的全球学术交流，还可以举办更高层面的“乡村振兴国际论坛”。这些思路让我们感受到，在乡村振兴这一“总抓手”下，基层所涌现出来的思想活力和创新动力。
调研后记
在浙江省和台州市的支持、领导下，黄岩区引入同济大学资源体系，探索与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法”，促进全区工作迈上了新台阶。2017年，黄岩区在臺州市综合考评中，从2016年的第6位上升为第2位;2017年，其GDP增速在全省排名第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在浙江省排名第一。
乡村振兴不是低层次振兴，或者城镇化模式的复制，而是基于城乡共同繁荣、城乡共享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公共政策框架下的全面振兴，这为同济大学这样的高校提供了施展作为的大舞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乡村振兴工作法”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其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将乡村振兴看成一个系统性工程，以此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进而激发出当地干部群众干工作、抓发展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