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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和根本遵循。科学把握这一根本遵循的科学内涵和逻辑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前提。思想性、理论性标识思政课的“高度”和“深度”，是思政课的底色和本质体现，从内容上规定着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方向;亲和力、针对性展示思政课的“温度”和“效度”，是思政课本质实现的要求，从形式上规定着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着力点;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四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
关键词：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针对性;科学内涵;思政课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作为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目标和要求，这一指导精神是“管总的东西”，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和根本遵循，统领着“六个要”和“八个相统一”，根本上关系着“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思政课、怎样建设新时代思政课”这一重要问题。“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揭示了当前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层次性。“和”字实际上把要求分成了“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两个部分。在整体性的视野下厘清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以及其四者之间有何内在逻辑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根本前提。
一、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的科学内涵
1.思想性是思政课的“高度”
“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是个经常谈论的重要话题，但何谓思想性，理论界的界定所指常常不同。与之相关的一般有两个概念：一是政治性，二是理论性。将思想性与政治性区分开来的，往往就把思想性等同于理论性;将思想性与理论性区分开来的，往往就是将思想性等同于政治性。这几个概念涉及的是思政课的本质问题。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深入到思想性的科学内涵之中。
理解思想性，首要的就是要搞清楚“思想”。“思想”可以说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词，常用之却难以准确定义，有着多重理解视角。即便如此，还是能够形成共识：思想是反映事物本质，体现一定价值立场，能够作用于现实的体系化的理性认识。在此种理性认识判断中渗透着思想主体及其所属利益群体的要求。立场自觉是思想的根本特质，没有立场的思想是碎片化的。因此，思想具有显著的价值倾向及导向功能。从这一点出发定义思政课的思想性，就具有两个互相联系的任务：一是揭示事物本质，二是反映价值立场。前者是事实判断，后者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二分对立争论自休谟以来虽从未消停，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二者并非对立的，而是共存统一的。事实判断内蕴着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需要事实判断支撑。事实判断涉及的就是科学性、知识性，也就是理论性问题，而价值判断涉及的是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问题。所以，在思想性中实质上蕴含着政治性与理论性的双重要求。
既然思想性有着理论性的要求，那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将“思想性”与“理论性”并列在一起，是否同义反复呢？非也。思想性不能纯粹归结于理论性，将二者并列在一起，并将“思想性”置于前，有着明确的目的指向：思政课是有原则、有底线、有党性的，是意识形态教育，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习近平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可见，思政课的思想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性，它与专门学科的研究相比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思政课的内容丰富、议题广泛，涉及历史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但它对问题的讲授不是在学科层面一般地谈论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而是通过理论的支撑着重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引导学生树立和强化政治认同，并激励他们将此种认同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力量。这是思政课存在的根基。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受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影响，再加上对意识形态的污名化理解，思政课的建设发展中确实存在着“去政治化”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存在必然性的认识不清醒、不坚定，对思政课定位和立场的不认同、不自信，导致很多思政课的开设和管理是“被动式”重视，思政课教师不敢“理直气壮”讲思政课。如果思政课丧失了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思想自觉和自信，那么在面对外部意识形态的渗透性挑战和内部意识形态的适应性挑战时，思政课的改革只会越改越远，最终会走向被“同化”和“自我灭亡”。因此，相对于“理论性”，当前要求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就是强调不能抹杀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属性，要体现政治性，突出思政课为党育人的初心和为国育才的立场。
2.理论性是思政课的“深度”
思想性不能纯粹归结于理论性，但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性。理论性是思政课的“深度”，是搞好思政课改革的“压舱石”。思想性是思政课的“高度”，政治性规定了这个“高度”要去的方向，而理论性则是“高度”能够建立起来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高度”就会失去根基，变得浅薄与空洞。
强调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和“理论性”是有不同侧重点的。相对于思想性更多地突出思政课的价值追求，理论性更多地要求展现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固然是思政课的鲜明“底色”，但并非全部，不能狭隘地将思政课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对立起来。受一些观念的遮蔽和历史教训的影响，目前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往往被视为一对对立范畴，似乎谈到意识形态性就必须牺牲科学性，谈到科学性就必须对意识形态性“敬而远之”。历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并非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实践活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维护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压倒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具有虚幻性。但意识形态既有虚幻性，也有科学性。究竟是虚幻的还是科学的，其关键不在于意识形态是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背后是否有利益的存在，而在于该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关系具体是什么，在于这些利益、阶级和社会制度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思政课“底色”与其他社会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底色”的最大不同就是实现了教學内容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相统一。思政课的教育不是为立场而立场，不是用虚幻的共同利益为群众编织一张意识形态的网，而是将立场建立在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旨在以科学的理论掌握群众，让群众掌握科学的理论。如果只有意识形态的说教，而缺乏科学的透彻的理论支撑，思政课的改革创新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要提高思政课的实效，还必须在思政课的“理论性”上多下功夫。即使对思政课的目的有了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但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认识不足，不能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科学力量，尤其是在面对时代深刻变化时，不能回应实际、回应时代，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对现实做出深刻的认识和剖析，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进行透彻阐释，仅停留在“政治宣传”的层面，一味照本宣科，那么思政课自然被冠以“水课”标签。思政课最深层的魅力在于真理的威力，而这需要深厚的学理支撑和严格的学术研究。严格的学术研究是思想立起来的内在风骨，是思政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的坚实基础。所以，增强思政课的“理论性”主要针对的是目前思政课教学中尤其是高校思政课存在的表面化、浅薄化问题而提出的，旨在通过增强学术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讲清讲深讲透，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
当然，讲清讲深讲透并不意味着去政治化。在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认为思政学科和思政课程要提高其地位，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同，就必须远离政治，保持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提升理论性，避免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于是，思政课的课堂从意识形态教育主阵地、主渠道变为各种思潮的跑马场。此外，在建设思政学科时，一些高校由于缺乏明确的学科课程意识，在借鉴中丧失自我。一些相关专业学术水平较高的博士毕业生被引入思政课教师队伍后，虽然以自身的学术魅力和教学内容的专业性、丰富性和人文性提高了课程的吸引力，但却滑向了另一端——以专业素质代替政治素质，将思政课简单当成法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专业课上，放弃政治教育。殊不知，无论怎样的学术、怎样的专业、怎样的高深理论，任何丧失了政治性的思政课也就不能称其为思政课了。
“思想性”和“理论性”的提出虽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二者都同属于思政课内容层面的问题，是搞好思政课改革的前提基础，不可分割，是互相规定和制约的。思想性不能脱离理论性，否则缺乏理论厚度的支撑，容易“泛政治化”。当然，理论性不能离开思想性，纯粹的理论研究不是思政课的本质要求，它必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否则，容易“去政治化”。理论性展现的科学性支撑思想性要求的政治性;而政治性反过来又统辖科学性。
二、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的内涵意蕴
1.亲和力是思政课的“温度”
“亲和力”不是一个新概念，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对其陆续展开了大量研究。20世纪末理论界将其引入思政学科展开探讨。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2]。至此“亲和力”被提到重要位置予以关照。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亲和力”作为新时代建设思政课的根本遵循之一。如何把握“亲和力”？理论界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及教学主体等多个维度展开了热议。从词源学来讲，“亲和”相对于“疏离”而言，“亲和力”表明某事物有一种使人亲近、愿意接触的力量，本质上是一种吸引力。
当前，“‘配方’比较陈旧”“‘工艺’比较粗糙”“‘包装’不那么时尚”是制约思政课发展的突出短板。“亲和力”的强调就是为了改变思政课的“打开方式”，增强思政课对于学生的吸引力，而思政课的吸引力既存在教学过程中，也存在教学过程前。
亲和力意味着“走近”。思政课亲和力的提升首要之难就在于破除学生先入之见，让学生卸下防备，因为学生的成见、偏见并非在教学过程中才出现，而在教学过程前已经客观存在。由于长期的误解，部分学生在接触思政课之前已经有了“无用”等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构建起了一道墙，一道让学生不愿走近，更不想走进的墙。这时候思政课程还未开始，“疏离”就已经产生了。部分学生不愿来到课堂，即使受成绩的约束来了，也将自己变为绝缘体，“身在曹营心在汉”“留得住我的人，留不住我的心”。如此的疏离，无论思政课堂有多精彩，也不过是思政课教师一人的狂欢，这就是诸多思政课教师深切体会到的思政课堂之“难”。所以，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首先意味着让学生放下成见，客观认识思政课的作用。
亲和力意味着“走进”。重点破解的是深入人心，让学生心生欢喜。如果说思想性是“高度”，理论性是“深度”，那么亲和力就是思政课的“温度”。这种“温度”是“高度”和“深度”深入人心的通道。没有温度的思政课是不动人的，而不动人的思政课是难以触及心灵进而引导学生的。因此，增强思政课亲和力的关键就是让有“高度”和“深度”的内容以恰当的、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给学生。但“亲和”不等于“迎合”。虽然二者都要求关注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但“迎合”仅仅停留在了被动的、表面的视角，忽略了对学生的引领。思政课归根到底就是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这又并非自发形成的。青少年阶段的学生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他们虽对自我已有一定的认知，但这种认知是不成熟的，因此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如果思政课失去了价值培育和价值引领的维度，仅仅停留在“迎合”这一层次，纯粹讲段子、说笑话、聊八卦、谈野史、熬鸡汤，虽一时“流量”上升，但终归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笑过也就忘记。所以，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并非是迎合学生，“亲和”包含了在形式满足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引导这一超越的维度，是深层次的，也是主动的对学生发展需求和期待的了解和满足。
让学生走近思政课，让思政课走进学生，并非基于某种强制力量，而主要的来自教师的亲和力供给。从心理学的研究看，教师的亲和力分为非言语和言语两个部分。非言语亲和力主要体现为教师通过教态、方法展现出来的与学生亲近的态度和方式方法的灵活;言语亲和力是思政课亲和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堂的管理组织、内容讲授、反馈互动皆需通过语言進行表达，言语亲和力可分为管理话语、讲授话语和互动话语三个层面。作为思政课教师应着重从这两个方面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让学生愿意听，并且听得进去。在这过程中，针对思政课所讲授的内容具有高度理论性、抽象性的特点而言，提升言语亲和力，让“高大上”的理论语言变为“接地气”的通俗表达就至关重要。 2.针对性是思政课的“效度”
亲和力的提升与针对性密切相关。针对性是提升亲和力的前提。没有针对性，亲和力的增强就无从下手。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只有把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学生心坎上、灵魂处，思政课的亲和力才能源源不断。如何才能做到心坎上、灵魂处？必须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如果说亲和力体现的是思政课的“温度”，那么针对性则是思政课的“效度”保证。简明言之，“针对性”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机、不同的内容，开展有的放矢的教学，避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首先，针对性讲的是教学对象要目中有人。思政课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只有面对学生、回应学生、服务学生，思政课的教学才能走进学生，否则再深刻的思想理论都不过是风吹马耳。当前思政课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统一的教学内容与多样的学生需求之间的矛盾没有很好解决。学生因专业、性别、年龄和家庭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兴趣点、关注点相去甚远，需求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同一配方，文科背景的学生可能会觉得内容重复，吃不饱、不解渴，而理科背景的学生则会认为理论性太强，有难度、难消化;同一话题，一些专业学生可能意犹未尽，而另一些专业学生则觉索然无味;同样授课，“90后”“95后”可能兴趣盎然，但几年之后面对“00后”则可能令其兴味索然。目中无人寸步难，目中有人才有路。增强针对性首先就是对教育对象要有精准把握。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要结合实际，善于寻找共同话题，拉近与学生距离，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的切入点和适当的教学方法，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需，答学生之所惑，提高学生获得感。
其次，针对性讲的是教学时机的因时制宜。如果教学对象的不同是提高针对性的“空间”，那么教学时机的因时制宜则是提高针对性的“时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蕩”[3]，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机遇和挑战考验着中国共产党驾驭时局的能力，同时也考验着思政课及时把握思想动态、回应社会问题的能力。所以，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要善于利用重要时间契机，如劳动节、建党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家公忌日等重大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调整教学内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还要善于追踪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根据舆论动态，找准切入点、抓住关键点、把握着力点，有针对性地展开回应，提高教学实效。
对象不同、时机不同，自然教学内容就不同。针对性归根到底是要实现内容的有的放矢。思政课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必须从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局出发。教师作为思政课的供给端，其面对的需求端既包括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也包括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从内容上讲，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就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结合教学对象和教学时机，在多重声音中消除“杂音”“噪音”、形成“和音”，在多元意识形态中认清“支流”、辨别“分流”、把握“主流”，从而引导学生的成长、成才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相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4]有针对性的思政课需要对时代的声音进行回应，要善于抓住理论和现实的重大问题发声、亮剑、举旗。在当前，根本的就是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布局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教学，将理论引导与学生生活实际结合，有针对性地回应学生思想上的困惑、价值观的迷茫，让学生意识到政治理论与日常生活并非毫不相干，相反，只有在关照时代中，个人的存在空间与意义才能得到提升。
三、正确把握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有机统一
思想性、理论性标识思政课的“高度”和“深度”，是思政课的本质体现，是对思政课内容的要求，解决的是“传递什么”的问题;亲和力、针对性展示思政课的“温度”和“效度”，是思政课本质实现的需要，体现了对思政课形式的要求，解决的是“如何传递”的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才能切实有效增强思政课实效。
1.内容决定形式，坚持内容为王
相对于形式，内容是第一位的。内容决定形式，是形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内容，就无所谓形式了。思政课要改革创新，必须把内容放在根本位置。“思想性”和“理论性”并列在一起，就是对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内容提出的根本要求：坚持“内容为王”。
坚持“内容为王”首先就是坚持“内容守正”，反对突破底线。内容创新是思政课改革的关键，但创新不是无底线、无原则的信马由缰，不能突破“守正”的底线。思想性、理论性要求思政课的内容创新需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防止出现脱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为批判而批判的错误倾向。只有不忘本来，形式创新才有立足之基。
坚持“内容为王”必须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娱乐主义。内容决定着形式，不能为形式而形式。目前影响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根本症结仍在于内容，“势有余而力不足”。虽然思政课的改革创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改变了思政课大包大揽的被动局面，但繁荣的背后却不乏浮躁与泡沫。一些教师为创新而创新，舍本逐末，一味求新、求潮、求酷，出现形式大于内容，娱乐性大于思想性的问题。比如，以教学信息技术推动教学方式创新的同时却过度依赖技术，刷脸签到、弹幕互动、在线投票等各种形式眼花缭乱，但授课内容乏善可陈;为获得教学评价的高分，不惜牺牲理论的深刻性，以段子、八卦取悦学生，而非内容征服学生。“教什么”是教学的最终目的体现，是判断教学实效的最根本标尺。尤其在大学阶段，教师面对的是心智成熟的大学生，他们更趋向于对理论本身的内容和价值的追求。过于花里胡哨的形式，不仅不会增强思政课的实效，反而会减弱理论的说服力。“亲和力、针对性”要为展现“思想性和理论性”服务。任何形式都是为内容而服务、由内容本身所决定的，必须将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置于首要位置，避免搞“博眼球”“蹭流量”“赚噱头”这些形式大于内容的“喧宾夺主”。 2.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注重形式创新
形式之于内容既不应“喧宾夺主”，但也并非只是“锦上添花”。“喧宾夺主”虽意识到了形式，但却是片面夸大了形式的作用;“锦上添花”则将形式单纯看成消极被动的，忽略了形式的积极作用。二者本质上都属于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形而上学的认识。针对忽视形式的观点，黑格尔曾批判：“认内容为重要的独立的一面，而认形式为不重要的无独立性的一面”是“抽象理智”的观点，“事实上，两者都同等重要，因为没有无形式的内容，正如没有无形式质料一样”[5]。内容不能没有形式，只有借助于一定的形式，内容才能表现出来。离开了形式，内容将无处安放。形式对于内容不是被动的，是有着积极的反作用。形式能够积极展现内容，没有多样的形式，就无法辨别内容，内容就成为千篇一律的枯燥和乏味;形式积极推动内容发展，没有形式的发展，内容的创新也失去了重要动力。
思政课内容要“守正”，但“守正”并不意味着“守旧”。“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提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要不断创新思政课内容的展现形式，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促进教学实效的提高。鉴于形式之于内容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重视在新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思政课的教学形式创新。
一是拥抱形式创新，避免保守主义。在当前思政课的教学改革中，仍有部分教师忽略教学形式的创新，怠于信息技术的尝试运用或新的教学方法的探索，依旧板着面孔、端着架子，固守着学术化、教条化、宏大叙事的说教模式，长期“一副药方包打天下”，致使思政課的内容与学生脱节，难以入耳入脑入心。殊不知，好的形式不仅有助于内容的呈现与接受，而且其本身就是内容。比如提升理论的话语表达既是增强亲和力的根本要求，同时这也属于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维度。因此，新时代的思政课改革必须充分重视形式的丰富与创新，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理论到实际到学生，否则将难以与时代同行、与学生接轨。
二是借鉴相关学科，避免关门主义。目前形式方面的教学改革虽方兴未艾，但也存在明显问题，即视域狭窄、方法单一、缺乏深度。比如亲和力的研究，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早就积累了大量成果，但诸多谈及亲和力的研究仅局限在思政本学科，视域广度不足，导致对亲和力提升的实践路径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目前的研究大多仅仅概括出了亲和力的重要性，一般性地强调了提高表达艺术、改进教学方法、增强话语亲和力，但究竟思政课的亲和力受哪些因素影响较多、话语亲和力如何提升、网络课堂中的亲和力如何展现等实证研究成果较为缺乏。
三是展开深入研究，避免形式主义。与关门主义相对，在当前思政课形式创新的热潮涌动下还必须警惕另一种错误倾向：拾人牙慧、东施效颦的投机主义。一些教师为赶上蓬勃的思政课改革浪潮，盲目复制照搬其他学科或其他学校的教学模式，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可谓“取其形式，失其精华”;或为了标新立异概括提炼了一堆新的教改模式提法和概念，但由于深层次上缺乏对教育规律的系统性归纳和整理，虽热热闹闹，但最终华而不实，流于表面。如此种种的“形式创新”，不仅不能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相反还助长了形式主义。形式创新不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6]，缺乏对事物内部特殊矛盾研究的任何形式创兴只能流于形式。因此，提高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必须夯实地基，结合自身实际对教育规律展开深入研究。如此开出的形式之花才能促进内容之果的繁荣。
根本上讲，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内容依靠形式来体现其差异，形式依靠内容在支撑其存在，两者互为依赖，不可分割。“只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品。”[5]因此，建设新时代思政课必须自觉坚持其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有机统一，用思想性、理论性的增强夯实思政课“守正”之基，用亲和力、针对性的提高筑牢思政课的“创新”之源，在“守正”与“创新”中切实提升思政课的教学实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8.
[2]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01）.
[3]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6-24（01）.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
[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79.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新时代增强高校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研究”（19VSZ061）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周晓燕]
关键词：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针对性;科学内涵;思政课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作为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目标和要求，这一指导精神是“管总的东西”，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和根本遵循，统领着“六个要”和“八个相统一”，根本上关系着“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思政课、怎样建设新时代思政课”这一重要问题。“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揭示了当前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层次性。“和”字实际上把要求分成了“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两个部分。在整体性的视野下厘清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以及其四者之间有何内在逻辑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根本前提。
一、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的科学内涵
1.思想性是思政课的“高度”
“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是个经常谈论的重要话题，但何谓思想性，理论界的界定所指常常不同。与之相关的一般有两个概念：一是政治性，二是理论性。将思想性与政治性区分开来的，往往就把思想性等同于理论性;将思想性与理论性区分开来的，往往就是将思想性等同于政治性。这几个概念涉及的是思政课的本质问题。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深入到思想性的科学内涵之中。
理解思想性，首要的就是要搞清楚“思想”。“思想”可以说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词，常用之却难以准确定义，有着多重理解视角。即便如此，还是能够形成共识：思想是反映事物本质，体现一定价值立场，能够作用于现实的体系化的理性认识。在此种理性认识判断中渗透着思想主体及其所属利益群体的要求。立场自觉是思想的根本特质，没有立场的思想是碎片化的。因此，思想具有显著的价值倾向及导向功能。从这一点出发定义思政课的思想性，就具有两个互相联系的任务：一是揭示事物本质，二是反映价值立场。前者是事实判断，后者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二分对立争论自休谟以来虽从未消停，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二者并非对立的，而是共存统一的。事实判断内蕴着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需要事实判断支撑。事实判断涉及的就是科学性、知识性，也就是理论性问题，而价值判断涉及的是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问题。所以，在思想性中实质上蕴含着政治性与理论性的双重要求。
既然思想性有着理论性的要求，那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将“思想性”与“理论性”并列在一起，是否同义反复呢？非也。思想性不能纯粹归结于理论性，将二者并列在一起，并将“思想性”置于前，有着明确的目的指向：思政课是有原则、有底线、有党性的，是意识形态教育，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习近平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可见，思政课的思想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性，它与专门学科的研究相比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思政课的内容丰富、议题广泛，涉及历史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但它对问题的讲授不是在学科层面一般地谈论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而是通过理论的支撑着重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引导学生树立和强化政治认同，并激励他们将此种认同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力量。这是思政课存在的根基。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受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影响，再加上对意识形态的污名化理解，思政课的建设发展中确实存在着“去政治化”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存在必然性的认识不清醒、不坚定，对思政课定位和立场的不认同、不自信，导致很多思政课的开设和管理是“被动式”重视，思政课教师不敢“理直气壮”讲思政课。如果思政课丧失了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思想自觉和自信，那么在面对外部意识形态的渗透性挑战和内部意识形态的适应性挑战时，思政课的改革只会越改越远，最终会走向被“同化”和“自我灭亡”。因此，相对于“理论性”，当前要求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就是强调不能抹杀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属性，要体现政治性，突出思政课为党育人的初心和为国育才的立场。
2.理论性是思政课的“深度”
思想性不能纯粹归结于理论性，但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性。理论性是思政课的“深度”，是搞好思政课改革的“压舱石”。思想性是思政课的“高度”，政治性规定了这个“高度”要去的方向，而理论性则是“高度”能够建立起来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高度”就会失去根基，变得浅薄与空洞。
强调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和“理论性”是有不同侧重点的。相对于思想性更多地突出思政课的价值追求，理论性更多地要求展现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固然是思政课的鲜明“底色”，但并非全部，不能狭隘地将思政课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对立起来。受一些观念的遮蔽和历史教训的影响，目前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往往被视为一对对立范畴，似乎谈到意识形态性就必须牺牲科学性，谈到科学性就必须对意识形态性“敬而远之”。历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并非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实践活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维护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压倒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具有虚幻性。但意识形态既有虚幻性，也有科学性。究竟是虚幻的还是科学的，其关键不在于意识形态是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背后是否有利益的存在，而在于该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关系具体是什么，在于这些利益、阶级和社会制度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思政课“底色”与其他社会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底色”的最大不同就是实现了教學内容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相统一。思政课的教育不是为立场而立场，不是用虚幻的共同利益为群众编织一张意识形态的网，而是将立场建立在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旨在以科学的理论掌握群众，让群众掌握科学的理论。如果只有意识形态的说教，而缺乏科学的透彻的理论支撑，思政课的改革创新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要提高思政课的实效，还必须在思政课的“理论性”上多下功夫。即使对思政课的目的有了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但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认识不足，不能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科学力量，尤其是在面对时代深刻变化时，不能回应实际、回应时代，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对现实做出深刻的认识和剖析，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进行透彻阐释，仅停留在“政治宣传”的层面，一味照本宣科，那么思政课自然被冠以“水课”标签。思政课最深层的魅力在于真理的威力，而这需要深厚的学理支撑和严格的学术研究。严格的学术研究是思想立起来的内在风骨，是思政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的坚实基础。所以，增强思政课的“理论性”主要针对的是目前思政课教学中尤其是高校思政课存在的表面化、浅薄化问题而提出的，旨在通过增强学术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讲清讲深讲透，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
当然，讲清讲深讲透并不意味着去政治化。在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认为思政学科和思政课程要提高其地位，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同，就必须远离政治，保持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提升理论性，避免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于是，思政课的课堂从意识形态教育主阵地、主渠道变为各种思潮的跑马场。此外，在建设思政学科时，一些高校由于缺乏明确的学科课程意识，在借鉴中丧失自我。一些相关专业学术水平较高的博士毕业生被引入思政课教师队伍后，虽然以自身的学术魅力和教学内容的专业性、丰富性和人文性提高了课程的吸引力，但却滑向了另一端——以专业素质代替政治素质，将思政课简单当成法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专业课上，放弃政治教育。殊不知，无论怎样的学术、怎样的专业、怎样的高深理论，任何丧失了政治性的思政课也就不能称其为思政课了。
“思想性”和“理论性”的提出虽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二者都同属于思政课内容层面的问题，是搞好思政课改革的前提基础，不可分割，是互相规定和制约的。思想性不能脱离理论性，否则缺乏理论厚度的支撑，容易“泛政治化”。当然，理论性不能离开思想性，纯粹的理论研究不是思政课的本质要求，它必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否则，容易“去政治化”。理论性展现的科学性支撑思想性要求的政治性;而政治性反过来又统辖科学性。
二、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的内涵意蕴
1.亲和力是思政课的“温度”
“亲和力”不是一个新概念，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对其陆续展开了大量研究。20世纪末理论界将其引入思政学科展开探讨。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2]。至此“亲和力”被提到重要位置予以关照。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亲和力”作为新时代建设思政课的根本遵循之一。如何把握“亲和力”？理论界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及教学主体等多个维度展开了热议。从词源学来讲，“亲和”相对于“疏离”而言，“亲和力”表明某事物有一种使人亲近、愿意接触的力量，本质上是一种吸引力。
当前，“‘配方’比较陈旧”“‘工艺’比较粗糙”“‘包装’不那么时尚”是制约思政课发展的突出短板。“亲和力”的强调就是为了改变思政课的“打开方式”，增强思政课对于学生的吸引力，而思政课的吸引力既存在教学过程中，也存在教学过程前。
亲和力意味着“走近”。思政课亲和力的提升首要之难就在于破除学生先入之见，让学生卸下防备，因为学生的成见、偏见并非在教学过程中才出现，而在教学过程前已经客观存在。由于长期的误解，部分学生在接触思政课之前已经有了“无用”等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构建起了一道墙，一道让学生不愿走近，更不想走进的墙。这时候思政课程还未开始，“疏离”就已经产生了。部分学生不愿来到课堂，即使受成绩的约束来了，也将自己变为绝缘体，“身在曹营心在汉”“留得住我的人，留不住我的心”。如此的疏离，无论思政课堂有多精彩，也不过是思政课教师一人的狂欢，这就是诸多思政课教师深切体会到的思政课堂之“难”。所以，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首先意味着让学生放下成见，客观认识思政课的作用。
亲和力意味着“走进”。重点破解的是深入人心，让学生心生欢喜。如果说思想性是“高度”，理论性是“深度”，那么亲和力就是思政课的“温度”。这种“温度”是“高度”和“深度”深入人心的通道。没有温度的思政课是不动人的，而不动人的思政课是难以触及心灵进而引导学生的。因此，增强思政课亲和力的关键就是让有“高度”和“深度”的内容以恰当的、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给学生。但“亲和”不等于“迎合”。虽然二者都要求关注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但“迎合”仅仅停留在了被动的、表面的视角，忽略了对学生的引领。思政课归根到底就是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这又并非自发形成的。青少年阶段的学生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他们虽对自我已有一定的认知，但这种认知是不成熟的，因此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如果思政课失去了价值培育和价值引领的维度，仅仅停留在“迎合”这一层次，纯粹讲段子、说笑话、聊八卦、谈野史、熬鸡汤，虽一时“流量”上升，但终归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笑过也就忘记。所以，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并非是迎合学生，“亲和”包含了在形式满足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引导这一超越的维度，是深层次的，也是主动的对学生发展需求和期待的了解和满足。
让学生走近思政课，让思政课走进学生，并非基于某种强制力量，而主要的来自教师的亲和力供给。从心理学的研究看，教师的亲和力分为非言语和言语两个部分。非言语亲和力主要体现为教师通过教态、方法展现出来的与学生亲近的态度和方式方法的灵活;言语亲和力是思政课亲和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堂的管理组织、内容讲授、反馈互动皆需通过语言進行表达，言语亲和力可分为管理话语、讲授话语和互动话语三个层面。作为思政课教师应着重从这两个方面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让学生愿意听，并且听得进去。在这过程中，针对思政课所讲授的内容具有高度理论性、抽象性的特点而言，提升言语亲和力，让“高大上”的理论语言变为“接地气”的通俗表达就至关重要。 2.针对性是思政课的“效度”
亲和力的提升与针对性密切相关。针对性是提升亲和力的前提。没有针对性，亲和力的增强就无从下手。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只有把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学生心坎上、灵魂处，思政课的亲和力才能源源不断。如何才能做到心坎上、灵魂处？必须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如果说亲和力体现的是思政课的“温度”，那么针对性则是思政课的“效度”保证。简明言之，“针对性”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机、不同的内容，开展有的放矢的教学，避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首先，针对性讲的是教学对象要目中有人。思政课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只有面对学生、回应学生、服务学生，思政课的教学才能走进学生，否则再深刻的思想理论都不过是风吹马耳。当前思政课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统一的教学内容与多样的学生需求之间的矛盾没有很好解决。学生因专业、性别、年龄和家庭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兴趣点、关注点相去甚远，需求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同一配方，文科背景的学生可能会觉得内容重复，吃不饱、不解渴，而理科背景的学生则会认为理论性太强，有难度、难消化;同一话题，一些专业学生可能意犹未尽，而另一些专业学生则觉索然无味;同样授课，“90后”“95后”可能兴趣盎然，但几年之后面对“00后”则可能令其兴味索然。目中无人寸步难，目中有人才有路。增强针对性首先就是对教育对象要有精准把握。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要结合实际，善于寻找共同话题，拉近与学生距离，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的切入点和适当的教学方法，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需，答学生之所惑，提高学生获得感。
其次，针对性讲的是教学时机的因时制宜。如果教学对象的不同是提高针对性的“空间”，那么教学时机的因时制宜则是提高针对性的“时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蕩”[3]，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机遇和挑战考验着中国共产党驾驭时局的能力，同时也考验着思政课及时把握思想动态、回应社会问题的能力。所以，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要善于利用重要时间契机，如劳动节、建党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家公忌日等重大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调整教学内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还要善于追踪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根据舆论动态，找准切入点、抓住关键点、把握着力点，有针对性地展开回应，提高教学实效。
对象不同、时机不同，自然教学内容就不同。针对性归根到底是要实现内容的有的放矢。思政课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必须从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局出发。教师作为思政课的供给端，其面对的需求端既包括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也包括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从内容上讲，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就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结合教学对象和教学时机，在多重声音中消除“杂音”“噪音”、形成“和音”，在多元意识形态中认清“支流”、辨别“分流”、把握“主流”，从而引导学生的成长、成才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相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4]有针对性的思政课需要对时代的声音进行回应，要善于抓住理论和现实的重大问题发声、亮剑、举旗。在当前，根本的就是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布局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教学，将理论引导与学生生活实际结合，有针对性地回应学生思想上的困惑、价值观的迷茫，让学生意识到政治理论与日常生活并非毫不相干，相反，只有在关照时代中，个人的存在空间与意义才能得到提升。
三、正确把握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有机统一
思想性、理论性标识思政课的“高度”和“深度”，是思政课的本质体现，是对思政课内容的要求，解决的是“传递什么”的问题;亲和力、针对性展示思政课的“温度”和“效度”，是思政课本质实现的需要，体现了对思政课形式的要求，解决的是“如何传递”的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才能切实有效增强思政课实效。
1.内容决定形式，坚持内容为王
相对于形式，内容是第一位的。内容决定形式，是形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内容，就无所谓形式了。思政课要改革创新，必须把内容放在根本位置。“思想性”和“理论性”并列在一起，就是对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内容提出的根本要求：坚持“内容为王”。
坚持“内容为王”首先就是坚持“内容守正”，反对突破底线。内容创新是思政课改革的关键，但创新不是无底线、无原则的信马由缰，不能突破“守正”的底线。思想性、理论性要求思政课的内容创新需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防止出现脱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为批判而批判的错误倾向。只有不忘本来，形式创新才有立足之基。
坚持“内容为王”必须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娱乐主义。内容决定着形式，不能为形式而形式。目前影响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根本症结仍在于内容，“势有余而力不足”。虽然思政课的改革创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改变了思政课大包大揽的被动局面，但繁荣的背后却不乏浮躁与泡沫。一些教师为创新而创新，舍本逐末，一味求新、求潮、求酷，出现形式大于内容，娱乐性大于思想性的问题。比如，以教学信息技术推动教学方式创新的同时却过度依赖技术，刷脸签到、弹幕互动、在线投票等各种形式眼花缭乱，但授课内容乏善可陈;为获得教学评价的高分，不惜牺牲理论的深刻性，以段子、八卦取悦学生，而非内容征服学生。“教什么”是教学的最终目的体现，是判断教学实效的最根本标尺。尤其在大学阶段，教师面对的是心智成熟的大学生，他们更趋向于对理论本身的内容和价值的追求。过于花里胡哨的形式，不仅不会增强思政课的实效，反而会减弱理论的说服力。“亲和力、针对性”要为展现“思想性和理论性”服务。任何形式都是为内容而服务、由内容本身所决定的，必须将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置于首要位置，避免搞“博眼球”“蹭流量”“赚噱头”这些形式大于内容的“喧宾夺主”。 2.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注重形式创新
形式之于内容既不应“喧宾夺主”，但也并非只是“锦上添花”。“喧宾夺主”虽意识到了形式，但却是片面夸大了形式的作用;“锦上添花”则将形式单纯看成消极被动的，忽略了形式的积极作用。二者本质上都属于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形而上学的认识。针对忽视形式的观点，黑格尔曾批判：“认内容为重要的独立的一面，而认形式为不重要的无独立性的一面”是“抽象理智”的观点，“事实上，两者都同等重要，因为没有无形式的内容，正如没有无形式质料一样”[5]。内容不能没有形式，只有借助于一定的形式，内容才能表现出来。离开了形式，内容将无处安放。形式对于内容不是被动的，是有着积极的反作用。形式能够积极展现内容，没有多样的形式，就无法辨别内容，内容就成为千篇一律的枯燥和乏味;形式积极推动内容发展，没有形式的发展，内容的创新也失去了重要动力。
思政课内容要“守正”，但“守正”并不意味着“守旧”。“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提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要不断创新思政课内容的展现形式，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促进教学实效的提高。鉴于形式之于内容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重视在新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思政课的教学形式创新。
一是拥抱形式创新，避免保守主义。在当前思政课的教学改革中，仍有部分教师忽略教学形式的创新，怠于信息技术的尝试运用或新的教学方法的探索，依旧板着面孔、端着架子，固守着学术化、教条化、宏大叙事的说教模式，长期“一副药方包打天下”，致使思政課的内容与学生脱节，难以入耳入脑入心。殊不知，好的形式不仅有助于内容的呈现与接受，而且其本身就是内容。比如提升理论的话语表达既是增强亲和力的根本要求，同时这也属于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维度。因此，新时代的思政课改革必须充分重视形式的丰富与创新，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理论到实际到学生，否则将难以与时代同行、与学生接轨。
二是借鉴相关学科，避免关门主义。目前形式方面的教学改革虽方兴未艾，但也存在明显问题，即视域狭窄、方法单一、缺乏深度。比如亲和力的研究，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早就积累了大量成果，但诸多谈及亲和力的研究仅局限在思政本学科，视域广度不足，导致对亲和力提升的实践路径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目前的研究大多仅仅概括出了亲和力的重要性，一般性地强调了提高表达艺术、改进教学方法、增强话语亲和力，但究竟思政课的亲和力受哪些因素影响较多、话语亲和力如何提升、网络课堂中的亲和力如何展现等实证研究成果较为缺乏。
三是展开深入研究，避免形式主义。与关门主义相对，在当前思政课形式创新的热潮涌动下还必须警惕另一种错误倾向：拾人牙慧、东施效颦的投机主义。一些教师为赶上蓬勃的思政课改革浪潮，盲目复制照搬其他学科或其他学校的教学模式，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可谓“取其形式，失其精华”;或为了标新立异概括提炼了一堆新的教改模式提法和概念，但由于深层次上缺乏对教育规律的系统性归纳和整理，虽热热闹闹，但最终华而不实，流于表面。如此种种的“形式创新”，不仅不能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相反还助长了形式主义。形式创新不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6]，缺乏对事物内部特殊矛盾研究的任何形式创兴只能流于形式。因此，提高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必须夯实地基，结合自身实际对教育规律展开深入研究。如此开出的形式之花才能促进内容之果的繁荣。
根本上讲，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内容依靠形式来体现其差异，形式依靠内容在支撑其存在，两者互为依赖，不可分割。“只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品。”[5]因此，建设新时代思政课必须自觉坚持其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有机统一，用思想性、理论性的增强夯实思政课“守正”之基，用亲和力、针对性的提高筑牢思政课的“创新”之源，在“守正”与“创新”中切实提升思政课的教学实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8.
[2]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01）.
[3]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6-24（01）.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
[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79.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新时代增强高校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研究”（19VSZ061）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周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