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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谈过撤并县的事，有的记下了，有的没记。今天，我想就2006年夏秋之际，当时所思并草拟的关于撤并县的提纲，与大家谈一谈，供讨论参考。
这是2006年的夏天到秋天之际，当我跑了八、九十县的时候，因每到一县，都要一本县的大事记，一边看，一边想，脑子里草草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一压，两年又过去了。新朋同志做这个题，准备也有较长时间了。难以突破，主要是思路还不顺。写这本书，不一定非按照我想的这个框子，但可以供你们参考。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肯定能理出一个好的思路来。
我们先从书名上说起。书名就暂叫《1958-1962河北省撤县并县复县史鉴》；为彰显书的主题，书名之上，可加一眉题：“一场悲欢离合的大戏”。悲欢离合，什么意思？试想一下，同志们，全省性的，在全省行政区域内，对县，说撤，一天撤了，说并，一天并了，说恢复，又马上恢复了，在这么大的一个省，搞这么大举动，涉及到全省多少人的户籍调整及人口流动，涉及到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格局的大变动，对此，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怎么想，恐怕绝大多数的干部群众，没有思想准备，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恐怕是大多数，加之其它原因，就形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形成了一个悲剧结局。匆匆恢复的本身，就说明了这是一个败局。说句开玩笑的话，这么大的事，就像小孩过家家似的决策。事情过去这么多年，让我想这段历史过程，揣度当年情景，心里苦辣酸甜的味道都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中能挖掘出哪些可借鉴的东西？做为后人，我们有责任去研究。
早在党的“十五大”前后，记得江泽民总书记多次说过，研究三个规律，第一个规律就是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又一次明确指出：“在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我们共产党执政后，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一大二公”，合过村，合过小社，合过大乡，伴随着“人民公社化”的一朝完成，就出现了这场撤县、并县。“一大二公”，越大越好吗？这个决策从高层次看、深层次想，我认为，也可视为我党（起码河北省委）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种认识。请同志们务必注意“史鉴”二字，这是研究此段历史的全部目的和意义，是点睛之笔。读想起来，应当沉甸甸的，应当有沉重的历史感和凝重感。如光简单地叙述一个过程，不能从里边挖掘出可借鉴的东西，不会成为对领导决策有用、对社会公众有用的“资政惠民”的作品。这是我对书名这两行字的理解，是当时我构思时想的一部分。
下边进入书的内容。如果是公开出版的话，应先写一个前言。前言要说点什么呢？要先说说中国的县是什么。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占有如何重要的地位。从秦始皇时代设郡县制，一直到现在，县，仍然是建制，没有大变化，虽有的县改称了市，但还是“县”级。连现在有些县的县名，仍然是秦、汉代所命。我省有没有秦始皇时代设置的县的名称，我还没仔细考证过（刘学圃：有）。两千二三百年了，县名都没变过，如果县没有生命力、县名没有生命力，能存在这么久远吗？生命力太强了。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上，真可说根深蒂固，如不适当地、随意性地挖这个根，动摇这个基础，会是什么后果？所以说，要是考虑不周、决策不好的话，可动摇不得。大家都知道，前三年，结合设立定州市，又想并县，听说民政部批了，结果泡了汤。为什么？据我看，当年若不是撤县并县，光成立一个定州市，辖有不论是保定市所辖的县，还是石家庄市所辖的县，这事就成了，今天我们河北省就不是11个地级市，而是12个了。我的理解，大的矛盾就出在合县上。明摆着，叫了多少年的县，突然没了县名，人难免有失落感；一个县有四、五套班子，一、二十个乡镇、百八十个县直单位，合在一起，去谁留谁，干部难免心不安;每个县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在这个地方生息的人们，一代接一代、一辈接一辈，大家熟熟地打成一块，形成了浓浓的风土人情。比方说，县里民政局长，本来在这个县工作，一撤并，可能到那个县去上班，家属动不动？房子卖不卖、买不买？孩子上学怎么办？所涉及到的每个干部家庭，能不想这些事情？普通老百姓就没有想法吗？也有。主要是中层干部难接受。如二县合一，县里四套班子合并，就要减一半，县直单位，要去一半，在这个县是局长，到那个县就不一定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格局变动，势必涉及各个方面的利益调整，尤其是个人利益。所以，不同意的人少不了，个别人甚至折腾告状，最后地级市没弄成，合县也没合成。说个保守的话，起码十年之内，没有领导愿意再考虑撤县并县事情，因这工作是真难做!
凡事皆有规律。存在，确实有它的合理性。县，从两千多年前建制，一直到今天，仍然鲜活在中国的版图，绝非偶然。改朝换代，可以改国名，换朝名，为什么难以换县？作为一个大省，对县，忽然来了个大撤大并，绝非寻常意义。前言里应当说这种意思的话。写完前言，后面分几章或几节，都可以。我在草稿上列了六题，就算六章或六节吧。第一章，1949年河北省地、市、县设置情况；第二章，1953年河北省地、市、县设置情况；第三章，1956年河北省地、市、县设置情况；第四章，1958年河北省地、市、县设置情况。为什么连着并排着这样四个题？我现在已经不能够完全回忆起两年前所想，但大体是这样想的：1949年是开国之年，河北省行政区域内以县为单位是个什么基本状况，这应说清。说县就说到地区。那时也有市，但很少，让人知道开国之初是个什么样子、什么基础。到1953年，情况有了变化，河北有一些县，划归北京;中央撤了热河省，又有一些县并入了河北版图。到1956年，又发生了变化，察哈尔省撤了，一些县也归属了河北。同时，又有一些县划归了北京、天津。就是说，基础不断变动。资料不一定太准，你们可帮我再校对。任何事情的发展，总有来龙去脉，这就是来龙的基础，至于为什么要撤、要并、要恢复、哪几个县合在一起等，领导们研究来、研究去，总要有文件、有记录。我们所说的这场河北撤并县运动，从1958年开始，对某个县或某几个县撤并，应当是以文件的形式宣布，即是说一个文号的即撤即并。但仔细想想，又不是这么简单。最早撤的是谁？最后一个恢复的县是什么县？对这场运动，叫一次性完成，恐怕不对;叫分期分批，也难成立；叫个别处理，恐也不准。从1958年到1962年，满打满算才四年，但最集中的时候就是那一半年。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一个边撤并边恢复的过程。所以，第四章1958年，那是撤并县的直接基础。第五章，1958-1962年河北省撤县并县的历史过程。过程即是去脉。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止，最早的，最晚的，等，一一讲清楚。讲清这个过程，人们就容易理解，噢，是风源从此起，风速相当快，风向是撤撤撤、并并并、复复复。如对此不说清楚，就看不出决策的仓促、随意与盲目。破此题，要找大量的档案资料。中共中央的文件、国务院的文件、华北局的文件、河北省委、省人委的文件，以及各地、各县的相关文件，都要找。如不找出这些文件依据来，起码大脉胳说不清，天上掉下来的？至于到了县，县又怎么说的，全以文件为凭。我2006年在车上看县的大事记，一边看，一边摇头，明明是三个县、四个县合成一个县，照常理，应当是一个时间才对，可几个县的大事记，竟有三四个时间。这怎么可能？为什么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因为各县编大事记，都依据自己掌握的那些残缺不全的资料，没有用统一的档案，各县写各县的。世界上最权威的就是时间，时间要是差错，就没有不错的事了。撤、并、复的时间说不准，除资料欠缺外，还有下功夫不够这个原因。我们这部书要出版了，单从时间上说，就要有权威性，以后，无论哪个县，再写大事记，修改这段历史记录，就以我们这本书为准。这文件，那文件，从上到下一大串，这事让县里同志做，做不了。第五章以后，应当是并县以后的基本状况。就是说，几个县合成一个县，它是个什么样子。过程要想写厚实，可以写几万字。并起来，是个啥样？也得用较长的文字把它讲清。这个时候，应是河北省历史上县最少的时候。我是吴桥人，年幼就听说过这件事，知道当时是景县、故城和吴桥合一个县，统称吴桥县。我参加工作后，第三个工作单位是县委办公室，当第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时，坐的那把椅子，后边打着三个字“故城县”，办公桌也有编号，“景县”。我问老同志们，怎么现在还有？他们说，这些都是三县合一时景县、故城带过来的，匆匆忙忙说恢复，谁还顾得上这些东西，种种原因留在吴桥了。为使读者便于了解全貌，我把合并后仍用原县名的那个县，做了一下技术处理。这个黑体字的“吴桥县”，指的是吴桥、故城、景县三县合并后的吴桥县，括号里的吴桥县、景县、固城县，指的是合并前和恢复后的三个县。如果你们同意按这个格式处理的话，就以字体加以区分。介绍这个黑体字的吴桥县，最起码要写清三县合并以后，辖区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党政机关是怎么设置的，以及政权组织、社会组织和其它组织，等等，它毕竟存在了三年。这三年，经济社会是怎么发展的，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在匆匆撤、并、复的过程中，每个县的干部思想都在波动，但兴奋点不同，所谓有悲有喜，是应合乎情理。就拿随着县被撤，连办公桌椅也要搬家这事来说吧，干部的心里该想啥？说喜，是有根据的，我看了阜城县的大事记，就记载了，听到恢复阜城县的消息后，全城燃放鞭炮，大庆了一日。要尽量地，把几个县合成一个县三年或两年时间的发展状况，说得详细一点，为下一步作文章埋下伏笔。再重复一下，黑体吴桥县，指的是合并以后的吴桥县，括号里的吴桥、景县、固城，指的是合并前、恢复后的三个县。这要求，在行文时，在把三县合一后的基本状况写清后，对每个县的县情，都要作一下交待，如它的沿革，是秦、是汉，还是宋设立的，它的基本情况，人口、面积等。这从每个县编的大事记的前言里，基本就可以找到。但三县合一的这一县的情况，需要我们综合。靠任何一个县没法完成。
同志们翻到第二页上，“亲历者的忆评”，这指的什么？指的是参与或知道几县合一情况的人，对当年这件事的感受、评价。几县合一的亲历者，目前还不少，有的当时就是县级干部，有的是一般群众，等。亲历过这场运动的人，请他们回忆一下，用他们的语言，讲出他们的看法。一个县最起码找一个人来写。是非功过后人评嘛！当时没有被撤的县，保存的当年合并的档案资料还多些。我在吴桥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时候，有时翻这些东西，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比方，现在说县委书记，肯定是一把手，而那时候则不是，甚至连第三把手都不是。那时下命令，某某同志任县委第一书记，这个第一书记才是一把手，下面还有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第四书记；再下面，才是书记，书记不是一位，有的是好几位；书记下面，才是常委，常委就更多了。你要看那时的县委负责人组成名单，少的三四十名。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就是因为三个县的班子合成一个，人员不好安排造成的。如果一个县本来就有15名到20名县委常委的话，三个县加起来就有五六十名。历来中国官员，上往下派好办，由下级往上走难。三个县合成一个县，让上级消化干部，一时间怎么消化？这样，不导致这么庞大的机构才怪。几县合一，对同级干部总要排排位吧，哪个县的同志，不希望自己县的县委书记当一把手啊？当上的高兴了，当不上的，成二把手、三把手，甚至三把手都不是了，乐意吗？考虑县委领导同志排序的同时，又得考虑政府。如某县的县委书记成了第一书记，另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大多是县长;如还有一个县怎么办？既没有任第一书记，又没当上县长，那就当第二书记吧，位排在县长之前。可想，当年我们的党组织，光为这排序的事，就不知费了多大脑筋。这是说县委、政府，那人大呢？政协呢？县委、政府各部门呢？有的合了，有的因为时间太短，连合都没有合，连坐一块都没有坐，又分开了，拉着桌椅板凳又走了。一个小县城，哪容得下这么大的队伍？容不下，有的虽然牌子挂过去了，但县直单位还在原县城办公。就像当年我们省会从保定搬到天津一样，省委、省人委牌子是拿到天津去，但工作人员，有在保定的，还有在别处办公的。省直部门分散在全省好多地方，省会在天津这么些年，就没完全合聚到一块过。这样，怎么办公，怎么政令畅通，怎么组织经济社会发展？说严重一点，这不跟儿戏一样？假设哪天又合了，省会又搬天津，我们局的牌子挂过去了，我和局长们可能搬过去，你们总得分批分期吧，一等，又是多少年哪！这真叫车动铃铛响，首尾不相顾，司令回头望，漫地都是兵。思想上不痛快，情绪上有负面;政权运行不畅，社会管理有负面，等等，这都是明摆的事情。推度当年决策，几县合一，初衷无疑是好的。初衷之一，无疑是为了加强领导、便于管理、加快发展，可结果竟是这样，一哄而合、稀稀松松、一哄再散，劳民又伤财！好心有好报，我不相信这句话，只有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好心，才有好报，如果是唯心主义的“好心”，能有好报？下面的交河、献县、深县等，基本上和吴桥、故城、景县的撤、并、恢复一样，你们照着这个路子组织材料就行了。
每个县找一个亲历者，写一篇文章，如实写，那最宝贵。讲他经历的那场撤并县运动，写长写短，写什么都行，关键是找人难。2006年，我曾给景县、故城二位局长交待过这个任务，以后没再催问，有一位给我回了话，说没写。这就叫抓而不紧，等于没抓。要是从2006年抓，这事可能就成了。一个县找一个人写一份回忆，查资料的工作量，找人的工作量，综合的工作量，可是不小，但只要理顺了头绪，也不是那么难。再说说深县，它的情况又有不同。吴桥、故城、景县，毕竟还是一天合、一天撤的，这三年当中，没有再折腾。看深县，虽然也是这三年，这里面的变动，真叫人摸不着头脑。第一次，是深县和安平县，合成深县，这是1958年11月到1960年3月，按文件说也就是一年多;第二次，不知就怎么不过瘾，从1960年3月到1961年5月，又成了深县、安平、武强、饶阳四个县称深县;第三次，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到1961年5月的时候，又成了深县、武强称深县了。就这三年多时间，你说这么折腾，能叫不盲目？我们后辈人，有责任认真地替他们反醒。讲清这个真实的故事，挖出它的历史韵味，真可说是一场悲欢离合的大戏。这么多县撤撤并并、分分合合，是动着玩吗？不是，政权合到一块，经济合到一块，人口合到一块，这么去做，准有它良好的初衷。可是初衷为什么这样的摇摆不定？又准有事情在里头。从正面分析，可以叫探索，甚至可叫改革，但任何的探索或改革都应有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执政毕竟不同于战争年代的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有献县，那二年，划来划去，归过三家“婆婆”，日子怎么过呀！就这么有意思，哭笑不得。把这场悲欢离合的史鉴写好了，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回顾历史，教育后人，主要是教育后人不再走前人的弯路。
三年，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可是，它留下什么经验和教训？这就是书最后要提炼总结的。第六章，余波不断，是经验是教训，现在可以说清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但一代又一代，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史鉴之理的。要用凝重的历史感，为这件事情划上句号。直到今天今日，我们河北还有为数不少的干部，仍然持前２０年的观点，说河北比山东落后，原因是，山东县大，人口多，河北县小，财政供养的人口多，要学山东，就要并大县。我的看法是这样：当年“拉郎配”，合起来就合起来了，不管多么难受过，艰难的、慢慢的理顺了，没必要再撤了。至于人家发展比我们快，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文革”前那一段，山东的经济发展是不如我们河北的，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东才一下子超过我们。山东当时也归华北局，当时硬顶着没有撤，应当是人家的经验。现在再学这经验，还值得吗？要是脑袋一热，无论什么地方，再做出合大县的决策，我看依然难有好果。河北还有一种说法，“搬家三年穷”，河北落后，是搬家搬的，省会从保定到天津，天津又到保定，又到石家庄。如认真地想一想撤县并县这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这不和我们搬省会一个道理吗？所以才引出来，我们要写一本《建国后河北省会变迁始末》这本书。与此同时，又想到，河北搬省会的时候，河北撤并县的时候，正是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如特大天灾加特大人祸，该是什么情形？所以，又要写《抗渡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历史警示》这本书，从多层面把握，把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好。接着说搬家、说撤并，如笼统地讲，河北落后是搬家闹的，似乎有些道理，可往深一想，举目向世界看看，这理也实在牵强。世界上，小国、小地方有的是，有富的、发达的，像亚洲几小龙，如新加坡，也就三百万人口，小吧;可是，小，也有穷得叮铛响的，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布满全球。大，人口多，就是发展的优势吗？发展就一定快吗？不一定。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在世界上不是第一穷，差不多也算第二穷，毛主席不就讲过“一穷二白”吗？所以，人口多少、区域大小，不是穷富发达与否的根本理由，至于合与并，更不是。在１９８３年时，我们省为了突出秦皇岛的战略位置，把秦皇岛从唐山拿出来，升为地级市，从唐山划过去三个县，又从承德划了一个青龙。２０多年过去了，秦皇岛是突出了，发展很快，但要赶上它的母体唐山，可能还需要时间。总之，社会兴与衰，发展快与慢，从真谛上讲，不在人口多少、地域大小，关键在于发展路线是否正确和持续稳定。同样是搬家，有搬穷的，就有搬富的。石家庄就是典型，省会搬这来，把石家庄搬富了。韩国首都，在把名称改成首尔的同时，想向东搬移100公里。难道韩国搬迁了首都，它一定会穷吗？中国还是中国，河北还是河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相比，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大与小、合与分，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都不是根本，但它可以影响根本，影响是客观存在，关键看怎么处理。史鉴，就是要从这个方面去寻找意义。假如当时也像山东那样，硬顶着不恢复，可能也得益了。可，历史是不能假如的。我读史、想史、思今天，强烈地感到，无论干什么，怕就怕，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政策多变，摇摆不定。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少女;执政，不是随意就可规划未来。“盛衰岂无凭，兴亡谁人定”。研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意义实在太大、太重。提纲和讲得这些，如有参考价值的话，你们就动手干吧。群策群力、锲而不舍，定有收获。
这是2006年的夏天到秋天之际，当我跑了八、九十县的时候，因每到一县，都要一本县的大事记，一边看，一边想，脑子里草草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一压，两年又过去了。新朋同志做这个题，准备也有较长时间了。难以突破，主要是思路还不顺。写这本书，不一定非按照我想的这个框子，但可以供你们参考。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肯定能理出一个好的思路来。
我们先从书名上说起。书名就暂叫《1958-1962河北省撤县并县复县史鉴》；为彰显书的主题，书名之上，可加一眉题：“一场悲欢离合的大戏”。悲欢离合，什么意思？试想一下，同志们，全省性的，在全省行政区域内，对县，说撤，一天撤了，说并，一天并了，说恢复，又马上恢复了，在这么大的一个省，搞这么大举动，涉及到全省多少人的户籍调整及人口流动，涉及到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格局的大变动，对此，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怎么想，恐怕绝大多数的干部群众，没有思想准备，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恐怕是大多数，加之其它原因，就形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形成了一个悲剧结局。匆匆恢复的本身，就说明了这是一个败局。说句开玩笑的话，这么大的事，就像小孩过家家似的决策。事情过去这么多年，让我想这段历史过程，揣度当年情景，心里苦辣酸甜的味道都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中能挖掘出哪些可借鉴的东西？做为后人，我们有责任去研究。
早在党的“十五大”前后，记得江泽民总书记多次说过，研究三个规律，第一个规律就是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又一次明确指出：“在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我们共产党执政后，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一大二公”，合过村，合过小社，合过大乡，伴随着“人民公社化”的一朝完成，就出现了这场撤县、并县。“一大二公”，越大越好吗？这个决策从高层次看、深层次想，我认为，也可视为我党（起码河北省委）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种认识。请同志们务必注意“史鉴”二字，这是研究此段历史的全部目的和意义，是点睛之笔。读想起来，应当沉甸甸的，应当有沉重的历史感和凝重感。如光简单地叙述一个过程，不能从里边挖掘出可借鉴的东西，不会成为对领导决策有用、对社会公众有用的“资政惠民”的作品。这是我对书名这两行字的理解，是当时我构思时想的一部分。
下边进入书的内容。如果是公开出版的话，应先写一个前言。前言要说点什么呢？要先说说中国的县是什么。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占有如何重要的地位。从秦始皇时代设郡县制，一直到现在，县，仍然是建制，没有大变化，虽有的县改称了市，但还是“县”级。连现在有些县的县名，仍然是秦、汉代所命。我省有没有秦始皇时代设置的县的名称，我还没仔细考证过（刘学圃：有）。两千二三百年了，县名都没变过，如果县没有生命力、县名没有生命力，能存在这么久远吗？生命力太强了。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上，真可说根深蒂固，如不适当地、随意性地挖这个根，动摇这个基础，会是什么后果？所以说，要是考虑不周、决策不好的话，可动摇不得。大家都知道，前三年，结合设立定州市，又想并县，听说民政部批了，结果泡了汤。为什么？据我看，当年若不是撤县并县，光成立一个定州市，辖有不论是保定市所辖的县，还是石家庄市所辖的县，这事就成了，今天我们河北省就不是11个地级市，而是12个了。我的理解，大的矛盾就出在合县上。明摆着，叫了多少年的县，突然没了县名，人难免有失落感；一个县有四、五套班子，一、二十个乡镇、百八十个县直单位，合在一起，去谁留谁，干部难免心不安;每个县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在这个地方生息的人们，一代接一代、一辈接一辈，大家熟熟地打成一块，形成了浓浓的风土人情。比方说，县里民政局长，本来在这个县工作，一撤并，可能到那个县去上班，家属动不动？房子卖不卖、买不买？孩子上学怎么办？所涉及到的每个干部家庭，能不想这些事情？普通老百姓就没有想法吗？也有。主要是中层干部难接受。如二县合一，县里四套班子合并，就要减一半，县直单位，要去一半，在这个县是局长，到那个县就不一定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格局变动，势必涉及各个方面的利益调整，尤其是个人利益。所以，不同意的人少不了，个别人甚至折腾告状，最后地级市没弄成，合县也没合成。说个保守的话，起码十年之内，没有领导愿意再考虑撤县并县事情，因这工作是真难做!
凡事皆有规律。存在，确实有它的合理性。县，从两千多年前建制，一直到今天，仍然鲜活在中国的版图，绝非偶然。改朝换代，可以改国名，换朝名，为什么难以换县？作为一个大省，对县，忽然来了个大撤大并，绝非寻常意义。前言里应当说这种意思的话。写完前言，后面分几章或几节，都可以。我在草稿上列了六题，就算六章或六节吧。第一章，1949年河北省地、市、县设置情况；第二章，1953年河北省地、市、县设置情况；第三章，1956年河北省地、市、县设置情况；第四章，1958年河北省地、市、县设置情况。为什么连着并排着这样四个题？我现在已经不能够完全回忆起两年前所想，但大体是这样想的：1949年是开国之年，河北省行政区域内以县为单位是个什么基本状况，这应说清。说县就说到地区。那时也有市，但很少，让人知道开国之初是个什么样子、什么基础。到1953年，情况有了变化，河北有一些县，划归北京;中央撤了热河省，又有一些县并入了河北版图。到1956年，又发生了变化，察哈尔省撤了，一些县也归属了河北。同时，又有一些县划归了北京、天津。就是说，基础不断变动。资料不一定太准，你们可帮我再校对。任何事情的发展，总有来龙去脉，这就是来龙的基础，至于为什么要撤、要并、要恢复、哪几个县合在一起等，领导们研究来、研究去，总要有文件、有记录。我们所说的这场河北撤并县运动，从1958年开始，对某个县或某几个县撤并，应当是以文件的形式宣布，即是说一个文号的即撤即并。但仔细想想，又不是这么简单。最早撤的是谁？最后一个恢复的县是什么县？对这场运动，叫一次性完成，恐怕不对;叫分期分批，也难成立；叫个别处理，恐也不准。从1958年到1962年，满打满算才四年，但最集中的时候就是那一半年。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一个边撤并边恢复的过程。所以，第四章1958年，那是撤并县的直接基础。第五章，1958-1962年河北省撤县并县的历史过程。过程即是去脉。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止，最早的，最晚的，等，一一讲清楚。讲清这个过程，人们就容易理解，噢，是风源从此起，风速相当快，风向是撤撤撤、并并并、复复复。如对此不说清楚，就看不出决策的仓促、随意与盲目。破此题，要找大量的档案资料。中共中央的文件、国务院的文件、华北局的文件、河北省委、省人委的文件，以及各地、各县的相关文件，都要找。如不找出这些文件依据来，起码大脉胳说不清，天上掉下来的？至于到了县，县又怎么说的，全以文件为凭。我2006年在车上看县的大事记，一边看，一边摇头，明明是三个县、四个县合成一个县，照常理，应当是一个时间才对，可几个县的大事记，竟有三四个时间。这怎么可能？为什么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因为各县编大事记，都依据自己掌握的那些残缺不全的资料，没有用统一的档案，各县写各县的。世界上最权威的就是时间，时间要是差错，就没有不错的事了。撤、并、复的时间说不准，除资料欠缺外，还有下功夫不够这个原因。我们这部书要出版了，单从时间上说，就要有权威性，以后，无论哪个县，再写大事记，修改这段历史记录，就以我们这本书为准。这文件，那文件，从上到下一大串，这事让县里同志做，做不了。第五章以后，应当是并县以后的基本状况。就是说，几个县合成一个县，它是个什么样子。过程要想写厚实，可以写几万字。并起来，是个啥样？也得用较长的文字把它讲清。这个时候，应是河北省历史上县最少的时候。我是吴桥人，年幼就听说过这件事，知道当时是景县、故城和吴桥合一个县，统称吴桥县。我参加工作后，第三个工作单位是县委办公室，当第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时，坐的那把椅子，后边打着三个字“故城县”，办公桌也有编号，“景县”。我问老同志们，怎么现在还有？他们说，这些都是三县合一时景县、故城带过来的，匆匆忙忙说恢复，谁还顾得上这些东西，种种原因留在吴桥了。为使读者便于了解全貌，我把合并后仍用原县名的那个县，做了一下技术处理。这个黑体字的“吴桥县”，指的是吴桥、故城、景县三县合并后的吴桥县，括号里的吴桥县、景县、固城县，指的是合并前和恢复后的三个县。如果你们同意按这个格式处理的话，就以字体加以区分。介绍这个黑体字的吴桥县，最起码要写清三县合并以后，辖区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党政机关是怎么设置的，以及政权组织、社会组织和其它组织，等等，它毕竟存在了三年。这三年，经济社会是怎么发展的，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在匆匆撤、并、复的过程中，每个县的干部思想都在波动，但兴奋点不同，所谓有悲有喜，是应合乎情理。就拿随着县被撤，连办公桌椅也要搬家这事来说吧，干部的心里该想啥？说喜，是有根据的，我看了阜城县的大事记，就记载了，听到恢复阜城县的消息后，全城燃放鞭炮，大庆了一日。要尽量地，把几个县合成一个县三年或两年时间的发展状况，说得详细一点，为下一步作文章埋下伏笔。再重复一下，黑体吴桥县，指的是合并以后的吴桥县，括号里的吴桥、景县、固城，指的是合并前、恢复后的三个县。这要求，在行文时，在把三县合一后的基本状况写清后，对每个县的县情，都要作一下交待，如它的沿革，是秦、是汉，还是宋设立的，它的基本情况，人口、面积等。这从每个县编的大事记的前言里，基本就可以找到。但三县合一的这一县的情况，需要我们综合。靠任何一个县没法完成。
同志们翻到第二页上，“亲历者的忆评”，这指的什么？指的是参与或知道几县合一情况的人，对当年这件事的感受、评价。几县合一的亲历者，目前还不少，有的当时就是县级干部，有的是一般群众，等。亲历过这场运动的人，请他们回忆一下，用他们的语言，讲出他们的看法。一个县最起码找一个人来写。是非功过后人评嘛！当时没有被撤的县，保存的当年合并的档案资料还多些。我在吴桥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时候，有时翻这些东西，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比方，现在说县委书记，肯定是一把手，而那时候则不是，甚至连第三把手都不是。那时下命令，某某同志任县委第一书记，这个第一书记才是一把手，下面还有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第四书记；再下面，才是书记，书记不是一位，有的是好几位；书记下面，才是常委，常委就更多了。你要看那时的县委负责人组成名单，少的三四十名。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就是因为三个县的班子合成一个，人员不好安排造成的。如果一个县本来就有15名到20名县委常委的话，三个县加起来就有五六十名。历来中国官员，上往下派好办，由下级往上走难。三个县合成一个县，让上级消化干部，一时间怎么消化？这样，不导致这么庞大的机构才怪。几县合一，对同级干部总要排排位吧，哪个县的同志，不希望自己县的县委书记当一把手啊？当上的高兴了，当不上的，成二把手、三把手，甚至三把手都不是了，乐意吗？考虑县委领导同志排序的同时，又得考虑政府。如某县的县委书记成了第一书记，另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大多是县长;如还有一个县怎么办？既没有任第一书记，又没当上县长，那就当第二书记吧，位排在县长之前。可想，当年我们的党组织，光为这排序的事，就不知费了多大脑筋。这是说县委、政府，那人大呢？政协呢？县委、政府各部门呢？有的合了，有的因为时间太短，连合都没有合，连坐一块都没有坐，又分开了，拉着桌椅板凳又走了。一个小县城，哪容得下这么大的队伍？容不下，有的虽然牌子挂过去了，但县直单位还在原县城办公。就像当年我们省会从保定搬到天津一样，省委、省人委牌子是拿到天津去，但工作人员，有在保定的，还有在别处办公的。省直部门分散在全省好多地方，省会在天津这么些年，就没完全合聚到一块过。这样，怎么办公，怎么政令畅通，怎么组织经济社会发展？说严重一点，这不跟儿戏一样？假设哪天又合了，省会又搬天津，我们局的牌子挂过去了，我和局长们可能搬过去，你们总得分批分期吧，一等，又是多少年哪！这真叫车动铃铛响，首尾不相顾，司令回头望，漫地都是兵。思想上不痛快，情绪上有负面;政权运行不畅，社会管理有负面，等等，这都是明摆的事情。推度当年决策，几县合一，初衷无疑是好的。初衷之一，无疑是为了加强领导、便于管理、加快发展，可结果竟是这样，一哄而合、稀稀松松、一哄再散，劳民又伤财！好心有好报，我不相信这句话，只有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好心，才有好报，如果是唯心主义的“好心”，能有好报？下面的交河、献县、深县等，基本上和吴桥、故城、景县的撤、并、恢复一样，你们照着这个路子组织材料就行了。
每个县找一个亲历者，写一篇文章，如实写，那最宝贵。讲他经历的那场撤并县运动，写长写短，写什么都行，关键是找人难。2006年，我曾给景县、故城二位局长交待过这个任务，以后没再催问，有一位给我回了话，说没写。这就叫抓而不紧，等于没抓。要是从2006年抓，这事可能就成了。一个县找一个人写一份回忆，查资料的工作量，找人的工作量，综合的工作量，可是不小，但只要理顺了头绪，也不是那么难。再说说深县，它的情况又有不同。吴桥、故城、景县，毕竟还是一天合、一天撤的，这三年当中，没有再折腾。看深县，虽然也是这三年，这里面的变动，真叫人摸不着头脑。第一次，是深县和安平县，合成深县，这是1958年11月到1960年3月，按文件说也就是一年多;第二次，不知就怎么不过瘾，从1960年3月到1961年5月，又成了深县、安平、武强、饶阳四个县称深县;第三次，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到1961年5月的时候，又成了深县、武强称深县了。就这三年多时间，你说这么折腾，能叫不盲目？我们后辈人，有责任认真地替他们反醒。讲清这个真实的故事，挖出它的历史韵味，真可说是一场悲欢离合的大戏。这么多县撤撤并并、分分合合，是动着玩吗？不是，政权合到一块，经济合到一块，人口合到一块，这么去做，准有它良好的初衷。可是初衷为什么这样的摇摆不定？又准有事情在里头。从正面分析，可以叫探索，甚至可叫改革，但任何的探索或改革都应有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执政毕竟不同于战争年代的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有献县，那二年，划来划去，归过三家“婆婆”，日子怎么过呀！就这么有意思，哭笑不得。把这场悲欢离合的史鉴写好了，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回顾历史，教育后人，主要是教育后人不再走前人的弯路。
三年，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可是，它留下什么经验和教训？这就是书最后要提炼总结的。第六章，余波不断，是经验是教训，现在可以说清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但一代又一代，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史鉴之理的。要用凝重的历史感，为这件事情划上句号。直到今天今日，我们河北还有为数不少的干部，仍然持前２０年的观点，说河北比山东落后，原因是，山东县大，人口多，河北县小，财政供养的人口多，要学山东，就要并大县。我的看法是这样：当年“拉郎配”，合起来就合起来了，不管多么难受过，艰难的、慢慢的理顺了，没必要再撤了。至于人家发展比我们快，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文革”前那一段，山东的经济发展是不如我们河北的，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东才一下子超过我们。山东当时也归华北局，当时硬顶着没有撤，应当是人家的经验。现在再学这经验，还值得吗？要是脑袋一热，无论什么地方，再做出合大县的决策，我看依然难有好果。河北还有一种说法，“搬家三年穷”，河北落后，是搬家搬的，省会从保定到天津，天津又到保定，又到石家庄。如认真地想一想撤县并县这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这不和我们搬省会一个道理吗？所以才引出来，我们要写一本《建国后河北省会变迁始末》这本书。与此同时，又想到，河北搬省会的时候，河北撤并县的时候，正是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如特大天灾加特大人祸，该是什么情形？所以，又要写《抗渡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历史警示》这本书，从多层面把握，把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好。接着说搬家、说撤并，如笼统地讲，河北落后是搬家闹的，似乎有些道理，可往深一想，举目向世界看看，这理也实在牵强。世界上，小国、小地方有的是，有富的、发达的，像亚洲几小龙，如新加坡，也就三百万人口，小吧;可是，小，也有穷得叮铛响的，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布满全球。大，人口多，就是发展的优势吗？发展就一定快吗？不一定。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在世界上不是第一穷，差不多也算第二穷，毛主席不就讲过“一穷二白”吗？所以，人口多少、区域大小，不是穷富发达与否的根本理由，至于合与并，更不是。在１９８３年时，我们省为了突出秦皇岛的战略位置，把秦皇岛从唐山拿出来，升为地级市，从唐山划过去三个县，又从承德划了一个青龙。２０多年过去了，秦皇岛是突出了，发展很快，但要赶上它的母体唐山，可能还需要时间。总之，社会兴与衰，发展快与慢，从真谛上讲，不在人口多少、地域大小，关键在于发展路线是否正确和持续稳定。同样是搬家，有搬穷的，就有搬富的。石家庄就是典型，省会搬这来，把石家庄搬富了。韩国首都，在把名称改成首尔的同时，想向东搬移100公里。难道韩国搬迁了首都，它一定会穷吗？中国还是中国，河北还是河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相比，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大与小、合与分，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都不是根本，但它可以影响根本，影响是客观存在，关键看怎么处理。史鉴，就是要从这个方面去寻找意义。假如当时也像山东那样，硬顶着不恢复，可能也得益了。可，历史是不能假如的。我读史、想史、思今天，强烈地感到，无论干什么，怕就怕，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政策多变，摇摆不定。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少女;执政，不是随意就可规划未来。“盛衰岂无凭，兴亡谁人定”。研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意义实在太大、太重。提纲和讲得这些，如有参考价值的话，你们就动手干吧。群策群力、锲而不舍，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