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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西楼文选》，张希鲁基本消失在学术史观察的视野之外；如果没有张希鲁，滇东考古学的早期历史仍然无法打捞；如果没有早期滇东考古学及与之平行的“安阳之外”的范例，我们将永远意识不到中国考古学的多元景象和复杂遗产。——这一切维系于一本非正式出版物。一九八五年，昭通印行了一本名为《西楼文选》的集子，没有书号，印数不详。作者是昭通本地文史学者张希鲁（一九○○——一九七九），编辑者为作者生前好友蒲汉英，全书四卷，分为文选、文物考证选、游记诗歌选和书信选。此时距张希鲁去世已有六年之久，甚至两位序作者——方国瑜和邓少琴也在付梓之前去世。如果过滤掉编后记中的套话，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一个传统文人个人文集出版的典型故事：将平生文字结集出版是老先生的夙愿，死后子女故友多方奔走，最终成书一种。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乡土社会中仍是俯首可见的，张希鲁故事的不同寻常之处在《西楼文选》第二卷。该卷包括《昭通后海子梁堆发掘记》、《西南古物的新发现》、《西南古物目略》、《汉洗记》、《书汉洗记后》、《古物记》和《汉金石图跋》等二十余篇。其中《昭通后海子梁堆发掘记》四篇和学生杨在高《昭通城东访古记》曾经合成《滇东金石记》一卷，于一九三三年单独刊行，《西南古物的新发现》和《考古小记》等数篇作于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北游期间的文字刊登在《考古社刊》上，又收入卫聚贤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小史》里，其余诸篇从未流出昭通之外。然而，这一卷足以确立早已被考古学史遗忘的云南最早的考古学——事实上，张希鲁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已经亲眼目睹自己创立的滇东考古学记忆褪尽。但是，《西楼文选》足以证明，早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中央博物院吴金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苍洱境考古之前，云南的田野考古学就已出现，迄今仍被仅仅当成古物器类的朱提堂狼洗、作为书法碑刻的孟孝琚碑、作为土俗的“梁堆”早已被张希鲁融汇成滇东考古学的组成部分，而现今的认识还未恢复到张希鲁曾经企及的高度。作为终生生活于乡土社会的学人，张希鲁遗文数量并不多，流传更受限制，而且原本缺乏结集刊行的机会。因此，《西楼文选》的意外刊布使之成为管窥张希鲁学术，乃至昭通一带考古学的初生和成长的不二门径。
张希鲁是个标准的乡土文史学者。每个地方都不乏此类人士，至今云南仍以“家乡宝”相称，与众不同的是，张希鲁的爱乡之情在特定时风的熏陶下转变成为只手创立滇东考古学的壮举。如果依考古学研究类型划分的话，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乡土史取向的考古学，或者说土著考古学（indigenous archaeology）。张希鲁系云南昭通人，原名连懋，号西楼，一九二三年入读东陆大学文史科，肄业后先后在东陆大学图书馆和昆华图书馆工作，一九三○年返回昭通，执教于昭通中学，次年兼任昭通民众教育馆图书股筹备员。自一九三○年起，除了大约三年时间外，张希鲁在昭通一地度过了一生。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张希鲁执教于楚雄中学。此前，他做了一桩在三十年代的云南看起来骇世惊俗的壮举，用近两年时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此后张希鲁再未涉足云南以外。张希鲁基本不在职业学术群体之中，仅有的例外是北游期间曾经加入燕京大学容庚主导的考古学社，在《考古社刊》第二期和第三期上介绍了云南的发现和发掘，在北平的滇省旅平同乡会也作了类似主题的公开演讲，因此，其北游的最大价值是使外界知晓滇东考古学的存在及进展。张希鲁的朱提堂狼洗研究虽引起王献唐、魏建功、杨成志、容庚、商承祚、方国瑜等人的关注，但是由于他终生偏于昭通一隅，所以学术界对他陌生到几近忘却的地步。
从厘定学统的角度看，张希鲁的考古学毫无前绪可言。东陆大学中无人教授考古学，昆明的知识圈也没有考古学人才。直到抗战时期国家学术机构南迁，李济开始设计中央博物院的“西南考古”计划，吴金鼎、王介忱、曾昭燏在大理苍洱境布局发掘之时，都不认为云南本地曾经有过考古学活动。云南的公共博物馆倒是早在一九一一年就已经出现，次年便更名为云南博物馆，迁往粮道署旧址。昆明法文学校校长柯蒂尔（Georges Cordier, 1872—1936）参观后，在《远东学院学刊》撰文坦率指出“全无分类法，陈列芜杂”，这一现象背后正是考古学的缺位。因此，对于三十年代初的张希鲁而言，无论师承关系还是社会环境都没有考古学的任何来源。一九三五年，已经成功地开创了滇东考古学的张希鲁回顾：“当民国十七八年之际，国内考古之风已盛，我目睹各学术团常到云南去考查，唯恐此种治学资料被人夺去，因力谋争先。”考古之风应指一九二八年开始的安阳发掘，安阳前四季的发掘以简报形式刊载在《安阳发掘报告》上，自一九二九年开始出版，但是张希鲁是否得见此书是值得质疑的，很可能他只是从报章中知晓安阳，而对安阳的田野考古技术和收获应知之甚少。资料之争当指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调查员杨成志（一九○二——一九九一）在云南的田野调查。杨成志在大小凉山、昆明东乡和西乡收集彝文毕摩经约一百三十部，其中，尤为得意的是在昆明东乡收集到可能为明代钞本的《祈雨经》、《遣虫经》和《土俗经》。杨成志在《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记载了向袁嘉谷、秦光玉、张甘雨和张希鲁展示明钞本之事，而杨成志收集“夷人写经”之事也出现在张希鲁的记录中。时风的鼓励和压力俱在，张希鲁注意到“外来”学人的学术盲区——滇东乃至云南的考古学都是学术空白，“历代的史家，多半侧重内地，边裔少有详密的记载”，“见北平、广州各学术团赴云南考查，多半为的是民族、地质，对于古物，尚少人注意”。这种独具慧眼的洞见是同时期学人很少具备的。
朱提堂狼洗是张希鲁建构滇东考古学的入口。这是二十世纪古器物学术语，指带有“朱提”、“堂狼”等地名的汉代铜洗。此类铜器铭文多由铸器年月和地点构成，年号计有建初、元和、章和、永元、永初、永建、阳嘉、永和、建宁等，俱在东汉中晚期，地名以“朱提”或者“堂狼”为主，其他地名偶有出现，但极为罕见。多种北宋金石著录已收朱提堂狼洗，但《博古图》仅将其纳入汉洗，以“阳嘉洗”、“永元洗”和“元和洗”相称，未语及朱提堂狼。但是，此类铜洗对于昭通一带的意味则截然不同。按《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昭通一带可能为汉代朱提、堂狼故地，在金石学中以汉洗为标签的朱提堂狼洗的铭文在建构滇东乡土历史上的价值就凸显出来。由汉洗而变为阳嘉、建初诸洗，再变为朱提堂狼洗，内中观察视角的变迁耐人寻味。在中国考古学的初期，这个标识转换可能促使考古学成为乡土历史建构的工具。史乘不足迫使地方文史之士倾向于以实物补史；田野考古的观念和成功范例进一步鼓励了地下发掘的尝试。而考古学所揭示的材料不仅远较金石学丰富，可以厘清金石学中语焉不详、未曾涉及乃至误读的物质文本，将被金石学割裂开的各类遗物和遗迹现象重新拼缀起来，更可以形成有别于国家历史话语的具有乡土史倾向的考古学类型。以朱提堂狼洗以及梁堆的田野实证为特色的早期滇东考古学不仅在云南罕见，在西南也属最早的。
除《西楼文集》外，张希鲁的朱提堂狼洗研究也被吸纳到方国瑜《新纂云南通志》之《金石考》和《云南史料丛刊》之《朱提堂狼铜洗概说》之中。两文多得益于张希鲁，应该视为其学术的组成部分。方国瑜《西楼文选》序称：“瑜为《新纂云南通志》编撰《金石考》，得希鲁先生提供资料，多已收入，为世人所称道。”方国瑜致张希鲁函也先后提及，“故劳吾兄帮忙，请将铜鼓铜洗每器精拓并照相；□□至于窑堆出土无文字铜瓶铜釜及陶人陶杯，确有价值否，吾请兄裁夺。如以为可著录，请将数铜器与数陶器各合照一相”；“又我兄题跋新出土器，数器一文，而汇录题跋，以器分目，望我兄作成数篇，以便收入”。将《金石考》、《朱提堂狼铜洗概说》与《西楼文集》诸篇比对，可证方国瑜此说并无溢美。但是，嗣后的云南考古学言及朱提堂狼洗时都只追溯到《新纂云南通志》，而遗忘了在此之前的张希鲁。《新纂云南通志》真的如实表达了张希鲁在朱提堂狼洗上的考古学倾向吗？文本的比对研究却遗憾地揭示，志书体例事实上已经裁剪了张希鲁的阐发，将原本有望蝶化为考古学的朱提堂狼洗研究重新拉回到古物学框架之中。
在朱提堂狼洗一题上，尽管张希鲁的《考古小记》、《自传》、《汉洗记》、《滇东古物目略》、《跋昭通汉六器》诸篇及捐赠文物清单提供了最为详尽的二十世纪前半叶见诸昭通的铜洗的记录，但是他的价值绝不止步于关键讲述人（key informant）。张希鲁的真正贡献是他开始记录朱提堂狼洗的出土环境和同出器物组合。虽然他所收藏的铜洗无一是自己亲手挖掘出来的，但张希鲁已经将复核铜洗的出土环境当成了必要的作业步骤。一九三五年秋，昭通郑家山后皮匠地出土了一件带有建初八年铭的铜洗，张希鲁两年后收购时，并未像其他藏家一样仅仅关心铜洗一器，而是刻意打听同出器物组合，得知同出尚有“虫鱼器”以及枯木和被厘定为“汉白金”或者“汉银锡白金”的锡块时，张希鲁完整地购买和记录了整群器物。此事亦不是孤例，张希鲁在自藏永元五年洗和阳嘉二年洗上都是这样处置的。按照英国考古学大师伦福儒（Colin Renfrew）的说法，考古学情境（context）意识是分离考古学与古物学的鸿沟，而考古学情境由基体（matrix）、出处（provenance）和组合（association）三个维度构成。张希鲁保留了铜洗、铜鍪、铜罐和锡块乃至木块的共存关系，即组合一端，而在基体和出处上又推断朱提堂狼洗出自当地汉墓。相对于张希鲁几近自发的将朱提堂狼洗从古物学带入考古学，现今的研究反倒折回到孤立物质的器物学研究，真是令人汗颜。
朱提堂狼洗由古物学跻身考古学只需张希鲁走出值得考古学史追认的关键一步。自一九二八年安阳发掘以来，鼓吹“锹的考古学”的实证主义已成潮流，在毫不知晓发掘方法的情况下，张希鲁挖下了云南田野考古学的第一锹土。不过，直接诱导张希鲁开展田野发掘的倒不是朱提堂狼洗，而是昭通的另一件乡土文物——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于昭通白泥井发现的孟孝琚碑。孟碑是云南较早出土的长篇碑铭之一，但是碑首残缺，恰失去纪年铭文。诸家都依靠残存铭文的干支计日推定孟碑年代，形成多达六种不同的断年，自西汉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二五）到东汉建安二十一年（二一六）。孟碑虽然引起海内众多学人的热烈讨论，但是大多仅据拓本，无人有机会亲身前往出土地点调查，甚至也无人认为有此必要。对碑刻的讨论也悉数局限在推定干支计日上，无人意识到孟碑的出土环境也可能具有年代卡尺价值。事实上，孟碑的出土也并非无人记录，只是由于出自昭通本地学人之手，传播不远。孟碑出土当年，昭通本地文史学人兼收藏家谢崇基即前往调查。发现孟碑的胡国桢、胡正陶父子也著文记录发现过程，胡正陶称，一座“梁堆”距孟碑仅七八尺，从中挖掘得到残破五铢钱数十枚，“赣人闻之继往，又得汉洗二”。由此可见，世纪之初声誉鹊起的孟孝琚碑、北宋以来即见诸著录的朱提堂狼洗和仅为本土人士知晓的“梁堆”原本是统一的考古学文化的组成部分。张希鲁提出：“各家对于孟碑的考证，一齐忽略过碑的发现地和附带的梁堆问题吗？”“大家只是在纸上作工夫，不肯实地去考查碑的环境，这实在是一件大缺憾！”这个意识是当时其他接触过孟碑的学人所不具备的。
无论是朱提堂狼洗，还是孟孝琚碑都指向被称为“梁堆”的一种地面遗迹现象。“梁堆”为昭鲁土语，指地面隆起的封土堆，后来的田野考古学借用这个词指封土堆下的墓葬。昭通城外梁堆遍布，对梁堆的猜测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昭通乡人多认为“梁堆”是“傜堆”的转音，视其为傜人的窝棚，墓中出土的铜器、印纹砖和五铢钱也被称为傜铜、花砖和傜钱。民国十三年《昭通志稿》和民国二十七年《昭通县志稿》仍从此说，后者卷六《种族》“傜人”条有：“又号曰马胡子，其俗穴地而居，或处山岭，均另筑高堆，下留一门以为出入。今四乡多有之，或名为梁王堆。其族类想不甚多，后为凉山夷人攻入，其种遂灭。”昭通其实从无傜人活动的记录，因此张希鲁判断，“傜堆”实是“窑堆”的误写。基于对出土器物的判断，他认定梁堆为古代墓葬。“梁堆有迹可寻，有数可指，从来颇少人工发掘。孟碑之出土，不过偶然耳。”梁堆地面痕迹清晰，边界分明，因此即使在发掘经验和技术欠缺的情况下，也适合作为田野发掘的选点。
张希鲁究竟挖了多少次？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经他大张旗鼓报道的仅有一处，即昭通后海子梁堆，但有线索可寻的尚有两次。一九三七年之后，虽然张希鲁一如既往地收集朱提堂狼洗和其他古物，但再也不见他发掘梁堆的记录了，三十年代初期的科学主义热情不复再见。
张希鲁针对梁堆的田野考古以一九三○年夏天调查出土孟碑的白泥井起始。次年夏天，因兼职昭通民众教育馆之便，张希鲁发掘了后海子梁堆，这次为期不足一周的发掘不仅是历史上第一次发掘梁堆，也是云南的田野考古学的开端。发掘延续时间并不长，“凡掘六七日，日工四五人”。至发掘几近完成时，张希鲁记录了梁堆墓葬的形制特征：“掘至底，深过人顶，四面沙石醔成，俨然石室。前狭后广，纵丈余，横四尺许，可容七八人。上虽圯，以门楣及石壁考之，知为圆顶。室形适类古之铲币然。”后海子梁堆是个遭遇频繁盗掘的墓葬，所出遗物仅有石刻，“计得石大小百余块。其中足宝者，一石上刻龙随凤图，一石为人逐马图，一石杂刻花鸟数事”，即人马花鸟浮雕石刻三件。另出文字石刻二件，陶片、花砖百余件，但未见铜铁金属器物和完整陶器等。发掘之余，张希鲁调查当地民众，得知梁堆中常见出土器物种类甚多，“闻农家言，发掘者，花砖最多，五铢钱次之，间有刀、剑、铜器、石器各物”。由于张希鲁全无接触近代意义的考古学的可能途径，因此他的发掘不能以现代田野考古规程予以衡量，其发掘过程全无记录，仅配非测量略图。从张希鲁的记录判断，他应该采取揭顶方式发掘了这座墓葬，墓葬的形态应该是单室石室墓。这座墓葬早年已遭盗掘，几成空室，不过，堪作弥补且出人意料的是，张希鲁采用了极受现代田野考古学青睐的民族学访问，调查结论非常接近后世发掘实际所得。三年后，张希鲁在洒渔河梁堆又发现两座墓葬，“一为石砌，一为砖醔”。张希鲁的最后一次有据可查的发掘应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昭通城东外曹家老包梁堆于九日被发掘，当日出土其他器物已不可稽考，张希鲁仅仅记录了“汉建初画刻”，可能是摇钱树的基座。两天之后他就在墓中找到了摇钱树，“又得花树泉一枝，叶间果实，为五铢泉四五枚，铜质翠绿，古意穆然”。不过，他并未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对于张希鲁而言，石座的价值全然体现在刻铭上，“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可将其年代推断到公元八四年，较此前年代最早的昭通古物孟碑还早八十余年，这正是张希鲁为之着迷之处，“谁知地不爱宝，古物迭出，所谓第一石者，又将逊位欤？”通过发现确凿的年代更早的遗物，进一步延伸本地古史的时间深度，这是张希鲁的乡土史倾向的考古学所真正关注的。不过，基于迄今未知的原因，张希鲁对田野发掘的兴趣在一九三七年之后突然熄灭，导致滇东考古学虽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成熟，但却戛然而止。
因此，张希鲁构成了乡土史取向的考古学的典范，在国族主义考古学高涨时期尤显另类而难得。一九三九年，方国瑜致函张希鲁称：“去岁中央研究院来滇，将作考古，瑜意以昭通、曲靖、陆良为最有价值。而吴金鼎赴大理访获新石器时代遗物，已在大理设工作站。北平研究院来，瑜亦以前意相告，而月前晤旭生先生，又谓将赴保山，暑假成行。”吴金鼎于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调查和发掘大理苍洱境的史前和历史时期遗址，徐旭生的滇西之行似未最终形成任何考古学调查和发掘。两家机构都无意于继续滇东的调查和发掘或暗示国族主义考古学与地方主义考古学的取向分野。这个时期的中国考古学更为关注具有“代表意义”的遗址或者遗物，或者具有国家尺度价值的选题。无论是朱提堂狼洗还是梁堆在云南一省都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又如何能吸引南来的考古学人？直至“二战”结束之时，全球考古学都服膺于传播论模式，不过作为现实政治角力的镜象，超传播论（hyper-diffusionlism）在不同的地区会遭遇不同程度的抵制，但是并没有引起理论层面上的反思。因此，在中国考古学中，对中国文明西来说的抵制与对华夏文明摇篮的追寻几乎并驾齐驱。虽然黄河流域一元中心的观念并没被全盘接受，一九三一年成立的广州黄花考古学院将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并列为“中国文化的策源地”，一九三六年成立的吴越史地研究会宣称“可知古代吴越，自有其本位文化”，但这并不是对传播论的诘难，而只是以多中心传播论，甚至多层次传播论调和矛盾。这样，昭通就处在极其尴尬的位置上，虽然地处川滇和滇黔门户，但在多层级的国家视角和省区视角的交叠下，反倒处于暗角之中，乡土史取向的考古学恰好得到生长空间。乡土之爱是维系乡土史取向的考古学的内在支柱，与爱国主义和国族主义考古学之间的关系同出一辙。张希鲁调查和发掘昭通古物的目的，不无夸张地指向“云南的开辟，要以迤东最早，而昭通为最”，这也自然招致滇东以外的知识圈的抵制。如果不能通过田野发掘实证性地以“重大发现”另立传播源地，则很容易被已经确立的多层次传播模式所压制。
发掘张希鲁的滇东考古学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打捞一段几被中国考古学史遗忘的记忆，而是通过厘定“暗流”传统，系统地重构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多元化全景。一般认为，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九二八年开始、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导的安阳发掘基础之上的。但是，过度夸大安阳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机构和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前和之外的盗掘和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这些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考古学的知识基础、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由于这些发现、技术和理论长期以来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我们通过复原类似于张希鲁和滇东考古学的多种实践活动，汇聚成为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的“暗流”传统。在关注视角上，暗流传统与王汎森提出的“执拗的低音”具有共通之处，如果将这种理路追溯得更远的话，汤普森（E.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成》中对那些被工业革命的历史巨轮碾过的手工纺织工人、破坏机器的农夫、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正视无疑是这种研究潮流的先声。历史并不是单线进化式的凯歌高进，但是历史上的多元传统，尤其是那些曾经被贬抑为次要的、非主流的、非科学的和不具政治正确性的传统的重新发现只能在生态多样性的情境下才能得以实现。对暗流、执拗的低音和历史倒退者的研究都是史学多元化的产物。而在考古学中，多元化潮流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作为“二战”前的主流的文化编年倾向信仰客观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二战”后崛起的新考古学青睐考古学科学化进程，都以单线式和规律化为特征，而暗流传统的研究则呼吁超越信仰，通过发现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多元化传统，在现实中建构更具情境感、更敏锐地折射时代风格和文化认同的考古学。
（《暗流：一九四九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徐坚著，科学出版社即出）
张希鲁是个标准的乡土文史学者。每个地方都不乏此类人士，至今云南仍以“家乡宝”相称，与众不同的是，张希鲁的爱乡之情在特定时风的熏陶下转变成为只手创立滇东考古学的壮举。如果依考古学研究类型划分的话，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乡土史取向的考古学，或者说土著考古学（indigenous archaeology）。张希鲁系云南昭通人，原名连懋，号西楼，一九二三年入读东陆大学文史科，肄业后先后在东陆大学图书馆和昆华图书馆工作，一九三○年返回昭通，执教于昭通中学，次年兼任昭通民众教育馆图书股筹备员。自一九三○年起，除了大约三年时间外，张希鲁在昭通一地度过了一生。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张希鲁执教于楚雄中学。此前，他做了一桩在三十年代的云南看起来骇世惊俗的壮举，用近两年时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此后张希鲁再未涉足云南以外。张希鲁基本不在职业学术群体之中，仅有的例外是北游期间曾经加入燕京大学容庚主导的考古学社，在《考古社刊》第二期和第三期上介绍了云南的发现和发掘，在北平的滇省旅平同乡会也作了类似主题的公开演讲，因此，其北游的最大价值是使外界知晓滇东考古学的存在及进展。张希鲁的朱提堂狼洗研究虽引起王献唐、魏建功、杨成志、容庚、商承祚、方国瑜等人的关注，但是由于他终生偏于昭通一隅，所以学术界对他陌生到几近忘却的地步。
从厘定学统的角度看，张希鲁的考古学毫无前绪可言。东陆大学中无人教授考古学，昆明的知识圈也没有考古学人才。直到抗战时期国家学术机构南迁，李济开始设计中央博物院的“西南考古”计划，吴金鼎、王介忱、曾昭燏在大理苍洱境布局发掘之时，都不认为云南本地曾经有过考古学活动。云南的公共博物馆倒是早在一九一一年就已经出现，次年便更名为云南博物馆，迁往粮道署旧址。昆明法文学校校长柯蒂尔（Georges Cordier, 1872—1936）参观后，在《远东学院学刊》撰文坦率指出“全无分类法，陈列芜杂”，这一现象背后正是考古学的缺位。因此，对于三十年代初的张希鲁而言，无论师承关系还是社会环境都没有考古学的任何来源。一九三五年，已经成功地开创了滇东考古学的张希鲁回顾：“当民国十七八年之际，国内考古之风已盛，我目睹各学术团常到云南去考查，唯恐此种治学资料被人夺去，因力谋争先。”考古之风应指一九二八年开始的安阳发掘，安阳前四季的发掘以简报形式刊载在《安阳发掘报告》上，自一九二九年开始出版，但是张希鲁是否得见此书是值得质疑的，很可能他只是从报章中知晓安阳，而对安阳的田野考古技术和收获应知之甚少。资料之争当指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调查员杨成志（一九○二——一九九一）在云南的田野调查。杨成志在大小凉山、昆明东乡和西乡收集彝文毕摩经约一百三十部，其中，尤为得意的是在昆明东乡收集到可能为明代钞本的《祈雨经》、《遣虫经》和《土俗经》。杨成志在《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记载了向袁嘉谷、秦光玉、张甘雨和张希鲁展示明钞本之事，而杨成志收集“夷人写经”之事也出现在张希鲁的记录中。时风的鼓励和压力俱在，张希鲁注意到“外来”学人的学术盲区——滇东乃至云南的考古学都是学术空白，“历代的史家，多半侧重内地，边裔少有详密的记载”，“见北平、广州各学术团赴云南考查，多半为的是民族、地质，对于古物，尚少人注意”。这种独具慧眼的洞见是同时期学人很少具备的。
朱提堂狼洗是张希鲁建构滇东考古学的入口。这是二十世纪古器物学术语，指带有“朱提”、“堂狼”等地名的汉代铜洗。此类铜器铭文多由铸器年月和地点构成，年号计有建初、元和、章和、永元、永初、永建、阳嘉、永和、建宁等，俱在东汉中晚期，地名以“朱提”或者“堂狼”为主，其他地名偶有出现，但极为罕见。多种北宋金石著录已收朱提堂狼洗，但《博古图》仅将其纳入汉洗，以“阳嘉洗”、“永元洗”和“元和洗”相称，未语及朱提堂狼。但是，此类铜洗对于昭通一带的意味则截然不同。按《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昭通一带可能为汉代朱提、堂狼故地，在金石学中以汉洗为标签的朱提堂狼洗的铭文在建构滇东乡土历史上的价值就凸显出来。由汉洗而变为阳嘉、建初诸洗，再变为朱提堂狼洗，内中观察视角的变迁耐人寻味。在中国考古学的初期，这个标识转换可能促使考古学成为乡土历史建构的工具。史乘不足迫使地方文史之士倾向于以实物补史；田野考古的观念和成功范例进一步鼓励了地下发掘的尝试。而考古学所揭示的材料不仅远较金石学丰富，可以厘清金石学中语焉不详、未曾涉及乃至误读的物质文本，将被金石学割裂开的各类遗物和遗迹现象重新拼缀起来，更可以形成有别于国家历史话语的具有乡土史倾向的考古学类型。以朱提堂狼洗以及梁堆的田野实证为特色的早期滇东考古学不仅在云南罕见，在西南也属最早的。
除《西楼文集》外，张希鲁的朱提堂狼洗研究也被吸纳到方国瑜《新纂云南通志》之《金石考》和《云南史料丛刊》之《朱提堂狼铜洗概说》之中。两文多得益于张希鲁，应该视为其学术的组成部分。方国瑜《西楼文选》序称：“瑜为《新纂云南通志》编撰《金石考》，得希鲁先生提供资料，多已收入，为世人所称道。”方国瑜致张希鲁函也先后提及，“故劳吾兄帮忙，请将铜鼓铜洗每器精拓并照相；□□至于窑堆出土无文字铜瓶铜釜及陶人陶杯，确有价值否，吾请兄裁夺。如以为可著录，请将数铜器与数陶器各合照一相”；“又我兄题跋新出土器，数器一文，而汇录题跋，以器分目，望我兄作成数篇，以便收入”。将《金石考》、《朱提堂狼铜洗概说》与《西楼文集》诸篇比对，可证方国瑜此说并无溢美。但是，嗣后的云南考古学言及朱提堂狼洗时都只追溯到《新纂云南通志》，而遗忘了在此之前的张希鲁。《新纂云南通志》真的如实表达了张希鲁在朱提堂狼洗上的考古学倾向吗？文本的比对研究却遗憾地揭示，志书体例事实上已经裁剪了张希鲁的阐发，将原本有望蝶化为考古学的朱提堂狼洗研究重新拉回到古物学框架之中。
在朱提堂狼洗一题上，尽管张希鲁的《考古小记》、《自传》、《汉洗记》、《滇东古物目略》、《跋昭通汉六器》诸篇及捐赠文物清单提供了最为详尽的二十世纪前半叶见诸昭通的铜洗的记录，但是他的价值绝不止步于关键讲述人（key informant）。张希鲁的真正贡献是他开始记录朱提堂狼洗的出土环境和同出器物组合。虽然他所收藏的铜洗无一是自己亲手挖掘出来的，但张希鲁已经将复核铜洗的出土环境当成了必要的作业步骤。一九三五年秋，昭通郑家山后皮匠地出土了一件带有建初八年铭的铜洗，张希鲁两年后收购时，并未像其他藏家一样仅仅关心铜洗一器，而是刻意打听同出器物组合，得知同出尚有“虫鱼器”以及枯木和被厘定为“汉白金”或者“汉银锡白金”的锡块时，张希鲁完整地购买和记录了整群器物。此事亦不是孤例，张希鲁在自藏永元五年洗和阳嘉二年洗上都是这样处置的。按照英国考古学大师伦福儒（Colin Renfrew）的说法，考古学情境（context）意识是分离考古学与古物学的鸿沟，而考古学情境由基体（matrix）、出处（provenance）和组合（association）三个维度构成。张希鲁保留了铜洗、铜鍪、铜罐和锡块乃至木块的共存关系，即组合一端，而在基体和出处上又推断朱提堂狼洗出自当地汉墓。相对于张希鲁几近自发的将朱提堂狼洗从古物学带入考古学，现今的研究反倒折回到孤立物质的器物学研究，真是令人汗颜。
朱提堂狼洗由古物学跻身考古学只需张希鲁走出值得考古学史追认的关键一步。自一九二八年安阳发掘以来，鼓吹“锹的考古学”的实证主义已成潮流，在毫不知晓发掘方法的情况下，张希鲁挖下了云南田野考古学的第一锹土。不过，直接诱导张希鲁开展田野发掘的倒不是朱提堂狼洗，而是昭通的另一件乡土文物——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于昭通白泥井发现的孟孝琚碑。孟碑是云南较早出土的长篇碑铭之一，但是碑首残缺，恰失去纪年铭文。诸家都依靠残存铭文的干支计日推定孟碑年代，形成多达六种不同的断年，自西汉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二五）到东汉建安二十一年（二一六）。孟碑虽然引起海内众多学人的热烈讨论，但是大多仅据拓本，无人有机会亲身前往出土地点调查，甚至也无人认为有此必要。对碑刻的讨论也悉数局限在推定干支计日上，无人意识到孟碑的出土环境也可能具有年代卡尺价值。事实上，孟碑的出土也并非无人记录，只是由于出自昭通本地学人之手，传播不远。孟碑出土当年，昭通本地文史学人兼收藏家谢崇基即前往调查。发现孟碑的胡国桢、胡正陶父子也著文记录发现过程，胡正陶称，一座“梁堆”距孟碑仅七八尺，从中挖掘得到残破五铢钱数十枚，“赣人闻之继往，又得汉洗二”。由此可见，世纪之初声誉鹊起的孟孝琚碑、北宋以来即见诸著录的朱提堂狼洗和仅为本土人士知晓的“梁堆”原本是统一的考古学文化的组成部分。张希鲁提出：“各家对于孟碑的考证，一齐忽略过碑的发现地和附带的梁堆问题吗？”“大家只是在纸上作工夫，不肯实地去考查碑的环境，这实在是一件大缺憾！”这个意识是当时其他接触过孟碑的学人所不具备的。
无论是朱提堂狼洗，还是孟孝琚碑都指向被称为“梁堆”的一种地面遗迹现象。“梁堆”为昭鲁土语，指地面隆起的封土堆，后来的田野考古学借用这个词指封土堆下的墓葬。昭通城外梁堆遍布，对梁堆的猜测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昭通乡人多认为“梁堆”是“傜堆”的转音，视其为傜人的窝棚，墓中出土的铜器、印纹砖和五铢钱也被称为傜铜、花砖和傜钱。民国十三年《昭通志稿》和民国二十七年《昭通县志稿》仍从此说，后者卷六《种族》“傜人”条有：“又号曰马胡子，其俗穴地而居，或处山岭，均另筑高堆，下留一门以为出入。今四乡多有之，或名为梁王堆。其族类想不甚多，后为凉山夷人攻入，其种遂灭。”昭通其实从无傜人活动的记录，因此张希鲁判断，“傜堆”实是“窑堆”的误写。基于对出土器物的判断，他认定梁堆为古代墓葬。“梁堆有迹可寻，有数可指，从来颇少人工发掘。孟碑之出土，不过偶然耳。”梁堆地面痕迹清晰，边界分明，因此即使在发掘经验和技术欠缺的情况下，也适合作为田野发掘的选点。
张希鲁究竟挖了多少次？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经他大张旗鼓报道的仅有一处，即昭通后海子梁堆，但有线索可寻的尚有两次。一九三七年之后，虽然张希鲁一如既往地收集朱提堂狼洗和其他古物，但再也不见他发掘梁堆的记录了，三十年代初期的科学主义热情不复再见。
张希鲁针对梁堆的田野考古以一九三○年夏天调查出土孟碑的白泥井起始。次年夏天，因兼职昭通民众教育馆之便，张希鲁发掘了后海子梁堆，这次为期不足一周的发掘不仅是历史上第一次发掘梁堆，也是云南的田野考古学的开端。发掘延续时间并不长，“凡掘六七日，日工四五人”。至发掘几近完成时，张希鲁记录了梁堆墓葬的形制特征：“掘至底，深过人顶，四面沙石醔成，俨然石室。前狭后广，纵丈余，横四尺许，可容七八人。上虽圯，以门楣及石壁考之，知为圆顶。室形适类古之铲币然。”后海子梁堆是个遭遇频繁盗掘的墓葬，所出遗物仅有石刻，“计得石大小百余块。其中足宝者，一石上刻龙随凤图，一石为人逐马图，一石杂刻花鸟数事”，即人马花鸟浮雕石刻三件。另出文字石刻二件，陶片、花砖百余件，但未见铜铁金属器物和完整陶器等。发掘之余，张希鲁调查当地民众，得知梁堆中常见出土器物种类甚多，“闻农家言，发掘者，花砖最多，五铢钱次之，间有刀、剑、铜器、石器各物”。由于张希鲁全无接触近代意义的考古学的可能途径，因此他的发掘不能以现代田野考古规程予以衡量，其发掘过程全无记录，仅配非测量略图。从张希鲁的记录判断，他应该采取揭顶方式发掘了这座墓葬，墓葬的形态应该是单室石室墓。这座墓葬早年已遭盗掘，几成空室，不过，堪作弥补且出人意料的是，张希鲁采用了极受现代田野考古学青睐的民族学访问，调查结论非常接近后世发掘实际所得。三年后，张希鲁在洒渔河梁堆又发现两座墓葬，“一为石砌，一为砖醔”。张希鲁的最后一次有据可查的发掘应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昭通城东外曹家老包梁堆于九日被发掘，当日出土其他器物已不可稽考，张希鲁仅仅记录了“汉建初画刻”，可能是摇钱树的基座。两天之后他就在墓中找到了摇钱树，“又得花树泉一枝，叶间果实，为五铢泉四五枚，铜质翠绿，古意穆然”。不过，他并未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对于张希鲁而言，石座的价值全然体现在刻铭上，“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可将其年代推断到公元八四年，较此前年代最早的昭通古物孟碑还早八十余年，这正是张希鲁为之着迷之处，“谁知地不爱宝，古物迭出，所谓第一石者，又将逊位欤？”通过发现确凿的年代更早的遗物，进一步延伸本地古史的时间深度，这是张希鲁的乡土史倾向的考古学所真正关注的。不过，基于迄今未知的原因，张希鲁对田野发掘的兴趣在一九三七年之后突然熄灭，导致滇东考古学虽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成熟，但却戛然而止。
因此，张希鲁构成了乡土史取向的考古学的典范，在国族主义考古学高涨时期尤显另类而难得。一九三九年，方国瑜致函张希鲁称：“去岁中央研究院来滇，将作考古，瑜意以昭通、曲靖、陆良为最有价值。而吴金鼎赴大理访获新石器时代遗物，已在大理设工作站。北平研究院来，瑜亦以前意相告，而月前晤旭生先生，又谓将赴保山，暑假成行。”吴金鼎于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调查和发掘大理苍洱境的史前和历史时期遗址，徐旭生的滇西之行似未最终形成任何考古学调查和发掘。两家机构都无意于继续滇东的调查和发掘或暗示国族主义考古学与地方主义考古学的取向分野。这个时期的中国考古学更为关注具有“代表意义”的遗址或者遗物，或者具有国家尺度价值的选题。无论是朱提堂狼洗还是梁堆在云南一省都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又如何能吸引南来的考古学人？直至“二战”结束之时，全球考古学都服膺于传播论模式，不过作为现实政治角力的镜象，超传播论（hyper-diffusionlism）在不同的地区会遭遇不同程度的抵制，但是并没有引起理论层面上的反思。因此，在中国考古学中，对中国文明西来说的抵制与对华夏文明摇篮的追寻几乎并驾齐驱。虽然黄河流域一元中心的观念并没被全盘接受，一九三一年成立的广州黄花考古学院将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并列为“中国文化的策源地”，一九三六年成立的吴越史地研究会宣称“可知古代吴越，自有其本位文化”，但这并不是对传播论的诘难，而只是以多中心传播论，甚至多层次传播论调和矛盾。这样，昭通就处在极其尴尬的位置上，虽然地处川滇和滇黔门户，但在多层级的国家视角和省区视角的交叠下，反倒处于暗角之中，乡土史取向的考古学恰好得到生长空间。乡土之爱是维系乡土史取向的考古学的内在支柱，与爱国主义和国族主义考古学之间的关系同出一辙。张希鲁调查和发掘昭通古物的目的，不无夸张地指向“云南的开辟，要以迤东最早，而昭通为最”，这也自然招致滇东以外的知识圈的抵制。如果不能通过田野发掘实证性地以“重大发现”另立传播源地，则很容易被已经确立的多层次传播模式所压制。
发掘张希鲁的滇东考古学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打捞一段几被中国考古学史遗忘的记忆，而是通过厘定“暗流”传统，系统地重构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多元化全景。一般认为，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九二八年开始、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导的安阳发掘基础之上的。但是，过度夸大安阳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机构和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前和之外的盗掘和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这些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考古学的知识基础、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由于这些发现、技术和理论长期以来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我们通过复原类似于张希鲁和滇东考古学的多种实践活动，汇聚成为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的“暗流”传统。在关注视角上，暗流传统与王汎森提出的“执拗的低音”具有共通之处，如果将这种理路追溯得更远的话，汤普森（E.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成》中对那些被工业革命的历史巨轮碾过的手工纺织工人、破坏机器的农夫、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正视无疑是这种研究潮流的先声。历史并不是单线进化式的凯歌高进，但是历史上的多元传统，尤其是那些曾经被贬抑为次要的、非主流的、非科学的和不具政治正确性的传统的重新发现只能在生态多样性的情境下才能得以实现。对暗流、执拗的低音和历史倒退者的研究都是史学多元化的产物。而在考古学中，多元化潮流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作为“二战”前的主流的文化编年倾向信仰客观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二战”后崛起的新考古学青睐考古学科学化进程，都以单线式和规律化为特征，而暗流传统的研究则呼吁超越信仰，通过发现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多元化传统，在现实中建构更具情境感、更敏锐地折射时代风格和文化认同的考古学。
（《暗流：一九四九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徐坚著，科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