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徐珂笔记《清稗类钞》中，有一则故事：乾隆宠臣福康安平定西藏，班师回朝，到户部去报销军费。部吏看见福大人，张口就要一萬两银子。福康安大怒：“你一个小小书吏，居然敢向我伸手要钱？”部吏气定神闲地说：“福大人，我不是敲竹杠，我全都是为了大人好啊。大人大功告成，圣上自然欣喜万分，您的奏章刚一递上，圣上就下旨要我们火速办理。不过我们户部的办事员只有十几个，而您的账本有好几麻袋，就算我们日夜赶工，全部核对好数目，非得花上两年不成。如果拖这么久，到时候交给上司核对，皇上的高兴劲儿早过去了，能不能批准就难说喽。不如现在赶快做好，但要赶快就要多请人手，要多请人手就要多花钱，大伙儿可都是为了中堂大人您着想啊！”福康安瞠目结舌，咬紧牙关，权衡利害之后只能无奈答应。半个月之后，事情果然就处理好了。
　　福康安是乾隆红人，时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一等嘉勇公，这样厉害的大官，却被小小的部吏狠狠地敲了一下，而且办的还是堂堂正正的公事，核销平定西藏的軍费！福康安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
　　其实，被小吏敲诈的远不止福康安。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和他有过类似的遭遇。曾、左、李这些挽救大清危局的中兴名臣，为了报销军费，也只能到处托关系、找门路，用钱来打点。这些钱不能通过正式的财政制度得到，筹措起来特别伤脑筋。曾国藩无计可施，只好给皇上递交奏折，婉转地恳求军费报销能否免于审计。皇上感于曾国藩功勋卓越，下旨特事特办，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他对此“感激彻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不过，曾国藩后来还是给了户部书吏八万两银子，曾国藩心里清楚，以后还要求着这些小吏们办事的。
　　部吏官小人微，可就是这样的小人物，竟然可以一次次整得权臣贵戚封疆大吏服服帖帖。原因何在？权力。
　　这点权力尽管看着不起眼，可是一旦公器私用泛滥成灾，那么它就会成为所有人的“七寸”，在节骨眼上被牢牢拿捏。如果连高高在上的福康安、曾国藩，都只能示弱于小小的部吏，那么，无权无势无名无钱的普通老百姓，要想办成一点事，又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