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初，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亚洲协会澳亚中心演讲中提议，在2020年前建立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亚太共同体，以协调本地区经济、安全、政治等各种问题。根据陆克文的设想，“亚太共同体”涵盖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和印尼等地区大国；到2020年，这一“共同体”将成为比现有的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及东亚峰会更具广泛影响力，使地区各国间合作更加紧密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为争取地区国家支持，陆克文宣布任命前总理霍克的外交助手、现年80高龄的迪克·伍尔科特为特使，在未来半年就“亚太共同体”问题与各国沟通。
　　倡议建立“亚太共同体”是陆克文政府为扩大澳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的一种努力。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和战略重心日益转向亚太地区，各大国竞相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并纷纷出台新的政策或战略构想。美国提出建立“亚太自贸区”、“亚太民主伙伴关系”，酝酿推动新亚太安全机制。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大亚洲”构想，力推日美印澳“四国同盟”。印度积极推进“东向战略”，加强同东亚及澳、新等国的关系。俄罗斯则提出“新东方政策”。面对各大国在亚太地区谋篇布局，澳大利亚亦不甘落后。陆克文希望通过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主导地区发展与合作进程，更大地发挥澳大利亚国际影响力，使澳以“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为他本人乃至工党政府在外交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亚太共同体”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陆克文政府对亚洲地区的重视。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融入亚洲”以来，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地区合作机制，致力于在本地区建立双边自贸协定网络，与亚洲交往日深。陆克文强调，全面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是澳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他希望通过共同体这种机制，增进与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维护澳大利亚的安全与繁荣。
　　“亚太共同体”倡议提出后，澳国内舆论反应不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5％的网民表示赞同，只有25％的人表示反对。但是在表示支持的人群中，有40％的人认为“亚太共同体”在具体实施上面临着很多困难。包括前总理基廷在内的一些人对是否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新的组织提出了疑问，认为现在与亚洲国家讨论建立一个欧盟式的安排还为时尚早。分析家们普遍认为，要在2020年前将地区间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比欧盟国家要大得多的亚太国家联合起来，似乎不太现实。
　　事实上，人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亚太地区多样性明显，国家体制不一，文化宗教信仰各异，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各国缺乏对地区共同属性的认知，更遑论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地区矛盾复杂，既有诸多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国家统一问题，也有日渐突显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有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也有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些矛盾和分歧无疑将会增加推进“亚太共同体”的难度和复杂性。欧洲一体化建设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差异相对较小的地区环境，即便如此，近年来也出现了《欧盟宪法条约》夭折，爱尔兰公投否决《里斯本条约》的困境。相形之下，在诸多基础条件尚远不如欧洲的亚太推动共同体建设，困难可想而知。
　　但应该承认，“亚太共同体”的设想在总体上顺应地区发展潮流，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正如陆克文所说，面对不断突显的包括能源、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疾病防控等挑战，亚太国家必须突破基于双边或次区域组织的局限，着眼于加强整个地区的合作与协调，以确保本地区的“开放、和平、稳定、繁荣和可持续性”。尽管共同体建设前景未卜，但这一设想的提出无疑将激发地区国家对进一步推动地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思考，也为地区现有诸多合作机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选项。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在10+1、10+3及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中国愿“为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太大家庭作出贡献”。陆克文提出“亚太共同体”倡议后，中国政府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我们希望亚太地区有关国家，都能够共同努力，增进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倡议，我们都持开放的态度”。中国对“亚太共同体”倡议的态度，代表了地区国家的普遍心声。
　　（本文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读者反馈请发至yumiao211@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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