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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2008年的熊市洗礼下,基金净值大幅缩水,但这个行业人均年收入仍高达70万元。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每年从各大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们都削尖脑袋想要跻身“令人羡慕俱乐部”了。
“早在袁健自杀前一个月,他已经放弃了!”“财富同道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王亮告诉记者,“基金研究员每天晚上都要看行业公告、行业新闻,第二天一早的晨会上向大家通报最新动态并做出点评,但袁健在离开前很长一段时间,已经不对他所在的行业做正常的点评。”
拼命三郎
3月12日中午,深圳的金融圈内传出惊人的消息:大成基金一位研究员被末位淘汰后,在所住小区跳楼了!年仅27岁。
这位夭折的未来的基金经理,一度身份成疑。媒体向大成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在职员工均在岗正常工作。“国内知名基金经理孙延群因病去世,不到三个月,上投摩根基金公司与孙延群的家属为一部旧车和电脑、手机对簿公堂。而大成基金在袁健离世消息传出后即发表‘辟谣声明’,否认是自己公司员工。以上种种,多少让投资者对基金行业的冷漠感到悲哀。”有位财经记者感慨道。
3月13日23点35分,北大未名站的BBS上出现了一个帖子,内容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发给学生们的一封电子邮件——《沉痛哀悼2009届毕业生袁健同学》。其间描述的来龙去脉,令学子们极度震惊。
袁健是江西高安人,家境良好,高中时就曾获得过全国奥林匹克化学竞赛一等奖,1999年被保送复旦大学化学材料系。他在毕业时放弃了本校读研的保送名额,自己奋斗了3年考进了北大汇丰商学院,同时攻读经济与金融双硕士。其傲人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家人的骄傲。
据记者了解,汇丰商学院的双硕士,项目课程繁重,作业很多且富有挑战性。学生们常常看书做作业到凌晨一两点钟。很多时候整个项目小组为了使作业更完美一点而集体通宵熬夜。更有一批自称为“九三学社”的拼命三郎,早上9点起,半夜3点睡。为了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熬夜已成为一种习惯。节假日在图书馆和学习室里看书、读论文、做作业、进行案例研究也成为一种常态。
而袁健继续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再次成为精英中的精英。他于2009年夏季顺利毕业,进入排名前10的大成基金,担任网络传媒研究员。但海闻在信中指出:“袁健同学的职业生涯并没有一帆风顺。大成基金公司計划在2010年春节后实行末位淘汰制,袁健同学因此感到压力并一直郁郁寡欢。3月2日,大成基金公司正式给予了袁健同学解聘的通知,3月3日,大成基金公司请袁健同学完成工作交接。在瞬间而至的巨大打击下,袁健同学终于无法顶住内心的压力和抑郁情绪,3月4日当天,他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曾热爱和憧憬的世界。”
在同学看来,袁健热心、活跃而阳光。汇丰商学院的学子们,也素以“不畏艰辛、坚韧不拔和连续作业的工作精神”而闻名,但在袁健父亲口中,就是这样一名非常优秀的高材生,却难以承受“机制之殇”。自2008年以来,许多基金公司都启动了研究员的末位淘汰机制,急功近利的净值排名压力,开始从基金经理们向研究员传导。袁健上班之后,公司曾要求他在半年内出成果,但他毕竟刚毕业工作经验有限。由于试用期间业绩平平,压力过大,袁健开始失眠,成宿成宿睡不着。2月23日,为了缓解儿子的压力,袁父曾给大成基金的领导写了封信,希望该公司以人为本,给点缓冲期。不要突然解聘袁健,给已经极度压抑的袁健太大的压力,可没想到,公司不但没回信,还在一周后向他儿子下达了解聘通知。这成为压倒袁健的最后一根致命的稻草。
致命的浮躁
“这个小伙子心理太脆弱了,连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了。”这位基金业的人士习惯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听到消息不由摇摇头。海闻也在邮件中说:“沉痛之余,我希望同学们也能从这一悲剧中深刻自省,坎坎坷坷是人生的常态,要勇敢地走过去。”而据媒体考证,袁健被辞退已经不是第一次,此前他进入融通基金实习,也没有被公司留下。
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的舆论,似乎都给人形成一种印象:袁健选择轻生,更多是因为他个人不堪大用、心理有缺陷。然而王亮气愤地表示:“如此解读乃是最大的悲哀,袁健也白死了。”
2008年元旦,王亮与袁健在深圳香蜜湖的马头琴蒙古菜有过一面之缘。那时的袁健头发有点稀疏,温顺而低调,眼神中多少有点忧伤。此后二人并无往来,王亮再次听到他的名字,没想到却是不幸的消息。他第一反应就是:谁该为袁剑的离去而负责?“当下弥漫着浮躁的气息。这些名校中的学生已经是佼佼者之中的佼佼者,他们从踏入这扇门开始,那个光环似乎就已经注定了。身边的朋友都会告诉他,你将来一定能进大机构做投资,拿高薪水。而汇丰商学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短暂的历史和迅速的扩招使得这所年轻的商学院多少显得有些浮躁。当前多数商学院包括汇丰,都是让每一个学生在标准化训练后奔向金融金领。找工作的取向,也都是标准化了。每一个学生的价值体系,都是工作的目标。三年10万的高昂学费、实习期间金融机构的奢华、课外职业导师的谆谆教导,再加上学生集体之间的竞争,更强化了这些学生的思维模式。”
海闻曾介绍过,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学生必须全脱产学习。虽然辞掉工作会有一些损失,但他们毕业之后“全都可以得到补偿”。汇丰商学院的网页上介绍,该院2008届的毕业生平均年薪18.5万,其中20万以上17人,个别超过50万,毕业生绝大部分就职于国内外知名投资银行、咨询、证券、基金、商业银行。
“北大没有了基本人文关怀,对得起蔡元培吗?”王亮大声疾呼。他曾接到一个业内大佬的电话,称“汇丰和大成这面都希望把事情压下来,不要声张”。从汇丰的角度讲,首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自杀,对其品牌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想呼喊的是:“在生命面前,一个学院的声誉算什么?不正视当前人文教育的缺失,会有更多的悲剧发生。”
平心而论,这样“浮躁的气息”,也并不是某一家商学院的特质。即使在2008年的熊市洗礼下,基金净值大幅缩水,但这个行业人均年收入仍高达70万元。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每年从各大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们都削尖脑袋想要跻身“令人羡慕俱乐部”了。
一位基金公司投资总监透露,2002、2003年他们去高校招生,经常要问学生,你知道基金公司是干什么的吗?能够准确回答的只是少数。但这几年,不少到他们这里面试的毕业生都是直奔主题而来:先当研究员,再跻身基金经理。
“推荐的股票3个月不涨这种规则肤浅的竞争,则是一柄夺命刀。”王亮继而将矛头指向急功近利的证券投资行业。“在业绩的压力下,目前整个行业都呈现短视化、短线化、赌博化,远离价值投资。散户的浮躁心态通过开放式基金传递到投资决策过程。基金行业的速成,‘娃娃兵’的上阵,都凸显了目前整个基金业的尴尬。”
“我们的研究员都太年轻了。”王亮说。在华尔街做研究员,3年内不具备出具署名报告的资格,而在当前的中国基金,从业3年就可能当上基金经理。
“台湾有些好的投资家,都是在企业里做了一辈子,对产业了如指掌,等到白发苍苍了才去做投资。而我们这几年基金规模的迅速扩大,在缺人的情况下,出现了拔苗助长。无论是责任机制和培养模式,都远远超过了新人的心理、能力的承受。大部分都是名校毕业以后就在证券行里,没有实际的产业经验。”
不仅是研究员遭遇催熟,连基金经理都开始速成。从研究员到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一般走完全程需要5到7年的时间,但是现在80后基金经理已经出现。2009年12月10日,博时基金聘请1982年出生的皮敏担任博时平衡基金经理。这已是我国第六位80后基金经理。这些年轻的人,他们被捧得越高,摔到现实的地板上的时,也就越残酷。
“早在袁健自杀前一个月,他已经放弃了!”“财富同道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王亮告诉记者,“基金研究员每天晚上都要看行业公告、行业新闻,第二天一早的晨会上向大家通报最新动态并做出点评,但袁健在离开前很长一段时间,已经不对他所在的行业做正常的点评。”
拼命三郎
3月12日中午,深圳的金融圈内传出惊人的消息:大成基金一位研究员被末位淘汰后,在所住小区跳楼了!年仅27岁。
这位夭折的未来的基金经理,一度身份成疑。媒体向大成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在职员工均在岗正常工作。“国内知名基金经理孙延群因病去世,不到三个月,上投摩根基金公司与孙延群的家属为一部旧车和电脑、手机对簿公堂。而大成基金在袁健离世消息传出后即发表‘辟谣声明’,否认是自己公司员工。以上种种,多少让投资者对基金行业的冷漠感到悲哀。”有位财经记者感慨道。
3月13日23点35分,北大未名站的BBS上出现了一个帖子,内容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发给学生们的一封电子邮件——《沉痛哀悼2009届毕业生袁健同学》。其间描述的来龙去脉,令学子们极度震惊。
袁健是江西高安人,家境良好,高中时就曾获得过全国奥林匹克化学竞赛一等奖,1999年被保送复旦大学化学材料系。他在毕业时放弃了本校读研的保送名额,自己奋斗了3年考进了北大汇丰商学院,同时攻读经济与金融双硕士。其傲人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家人的骄傲。
据记者了解,汇丰商学院的双硕士,项目课程繁重,作业很多且富有挑战性。学生们常常看书做作业到凌晨一两点钟。很多时候整个项目小组为了使作业更完美一点而集体通宵熬夜。更有一批自称为“九三学社”的拼命三郎,早上9点起,半夜3点睡。为了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熬夜已成为一种习惯。节假日在图书馆和学习室里看书、读论文、做作业、进行案例研究也成为一种常态。
而袁健继续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再次成为精英中的精英。他于2009年夏季顺利毕业,进入排名前10的大成基金,担任网络传媒研究员。但海闻在信中指出:“袁健同学的职业生涯并没有一帆风顺。大成基金公司計划在2010年春节后实行末位淘汰制,袁健同学因此感到压力并一直郁郁寡欢。3月2日,大成基金公司正式给予了袁健同学解聘的通知,3月3日,大成基金公司请袁健同学完成工作交接。在瞬间而至的巨大打击下,袁健同学终于无法顶住内心的压力和抑郁情绪,3月4日当天,他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曾热爱和憧憬的世界。”
在同学看来,袁健热心、活跃而阳光。汇丰商学院的学子们,也素以“不畏艰辛、坚韧不拔和连续作业的工作精神”而闻名,但在袁健父亲口中,就是这样一名非常优秀的高材生,却难以承受“机制之殇”。自2008年以来,许多基金公司都启动了研究员的末位淘汰机制,急功近利的净值排名压力,开始从基金经理们向研究员传导。袁健上班之后,公司曾要求他在半年内出成果,但他毕竟刚毕业工作经验有限。由于试用期间业绩平平,压力过大,袁健开始失眠,成宿成宿睡不着。2月23日,为了缓解儿子的压力,袁父曾给大成基金的领导写了封信,希望该公司以人为本,给点缓冲期。不要突然解聘袁健,给已经极度压抑的袁健太大的压力,可没想到,公司不但没回信,还在一周后向他儿子下达了解聘通知。这成为压倒袁健的最后一根致命的稻草。
致命的浮躁
“这个小伙子心理太脆弱了,连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了。”这位基金业的人士习惯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听到消息不由摇摇头。海闻也在邮件中说:“沉痛之余,我希望同学们也能从这一悲剧中深刻自省,坎坎坷坷是人生的常态,要勇敢地走过去。”而据媒体考证,袁健被辞退已经不是第一次,此前他进入融通基金实习,也没有被公司留下。
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的舆论,似乎都给人形成一种印象:袁健选择轻生,更多是因为他个人不堪大用、心理有缺陷。然而王亮气愤地表示:“如此解读乃是最大的悲哀,袁健也白死了。”
2008年元旦,王亮与袁健在深圳香蜜湖的马头琴蒙古菜有过一面之缘。那时的袁健头发有点稀疏,温顺而低调,眼神中多少有点忧伤。此后二人并无往来,王亮再次听到他的名字,没想到却是不幸的消息。他第一反应就是:谁该为袁剑的离去而负责?“当下弥漫着浮躁的气息。这些名校中的学生已经是佼佼者之中的佼佼者,他们从踏入这扇门开始,那个光环似乎就已经注定了。身边的朋友都会告诉他,你将来一定能进大机构做投资,拿高薪水。而汇丰商学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短暂的历史和迅速的扩招使得这所年轻的商学院多少显得有些浮躁。当前多数商学院包括汇丰,都是让每一个学生在标准化训练后奔向金融金领。找工作的取向,也都是标准化了。每一个学生的价值体系,都是工作的目标。三年10万的高昂学费、实习期间金融机构的奢华、课外职业导师的谆谆教导,再加上学生集体之间的竞争,更强化了这些学生的思维模式。”
海闻曾介绍过,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学生必须全脱产学习。虽然辞掉工作会有一些损失,但他们毕业之后“全都可以得到补偿”。汇丰商学院的网页上介绍,该院2008届的毕业生平均年薪18.5万,其中20万以上17人,个别超过50万,毕业生绝大部分就职于国内外知名投资银行、咨询、证券、基金、商业银行。
“北大没有了基本人文关怀,对得起蔡元培吗?”王亮大声疾呼。他曾接到一个业内大佬的电话,称“汇丰和大成这面都希望把事情压下来,不要声张”。从汇丰的角度讲,首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自杀,对其品牌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想呼喊的是:“在生命面前,一个学院的声誉算什么?不正视当前人文教育的缺失,会有更多的悲剧发生。”
平心而论,这样“浮躁的气息”,也并不是某一家商学院的特质。即使在2008年的熊市洗礼下,基金净值大幅缩水,但这个行业人均年收入仍高达70万元。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每年从各大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们都削尖脑袋想要跻身“令人羡慕俱乐部”了。
一位基金公司投资总监透露,2002、2003年他们去高校招生,经常要问学生,你知道基金公司是干什么的吗?能够准确回答的只是少数。但这几年,不少到他们这里面试的毕业生都是直奔主题而来:先当研究员,再跻身基金经理。
“推荐的股票3个月不涨这种规则肤浅的竞争,则是一柄夺命刀。”王亮继而将矛头指向急功近利的证券投资行业。“在业绩的压力下,目前整个行业都呈现短视化、短线化、赌博化,远离价值投资。散户的浮躁心态通过开放式基金传递到投资决策过程。基金行业的速成,‘娃娃兵’的上阵,都凸显了目前整个基金业的尴尬。”
“我们的研究员都太年轻了。”王亮说。在华尔街做研究员,3年内不具备出具署名报告的资格,而在当前的中国基金,从业3年就可能当上基金经理。
“台湾有些好的投资家,都是在企业里做了一辈子,对产业了如指掌,等到白发苍苍了才去做投资。而我们这几年基金规模的迅速扩大,在缺人的情况下,出现了拔苗助长。无论是责任机制和培养模式,都远远超过了新人的心理、能力的承受。大部分都是名校毕业以后就在证券行里,没有实际的产业经验。”
不仅是研究员遭遇催熟,连基金经理都开始速成。从研究员到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一般走完全程需要5到7年的时间,但是现在80后基金经理已经出现。2009年12月10日,博时基金聘请1982年出生的皮敏担任博时平衡基金经理。这已是我国第六位80后基金经理。这些年轻的人,他们被捧得越高,摔到现实的地板上的时,也就越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