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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是从1930年开始的。
北国的秋天来得似乎更早一些，黄叶飘零，山水树木都瘦了一圈，一个叫张乃莹的19岁女子为了反抗包办婚姻，毅然逃出了封建家门。意料之中，很快便遭到家族囚禁，次年10月，再度逃脱。可是幸福没有向她招手。命运也没有垂青这个有理想有信念的女子，相反给了她最无情的嘲弄。在北国特有的严寒里，她着一条单裤穿一双凉鞋流浪在哈尔滨的街头，走投无路之时，万般无奈之下，不得已投奔了曾经的未婚夫汪恩甲。怀着无法言说的羞耻心，东兴顺旅馆内，他们同居了。半年后，债台高筑，汪恩甲借口出去筹钱，扔下怀孕6个月的乃莹人间蒸发了。
“散发着霉味的小屋里，她面容憔悴，散乱着夹有明显白发的头发，穿了一件已经变灰的蓝长衫，裙衩开裂到膝盖，光裸着小腿和脚，拖着一双破鞋，还挺着肚子！”这是萧军第一次见到的乃莹。在最困厄最惨痛的时候，为了不被旅馆老板卖到妓院，她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救，凄婉秀丽的文笔，打动了主编裴馨园，派记者萧军前去探望。得知萧军就是自己仰慕的作家“三郎”，乃莹的心颤动了。而萧军对她，并非一见钟情，真正拯救乃莹的，是文学。“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即使是在最不堪的境遇之下，乃莹也不忘书画，桌上的一首配图小诗让这个黯淡的女子瞬间散发出最夺目的光芒，血性男儿萧军被打动了：“不论做多大的牺牲，我都要拯救这个有才华的女子！”
是灾难，也是机遇。据《中国水文大事记》记载，1932年8月7日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哈尔滨市区，阴雨连绵，连续20多天，街市可以行船。一片混乱中，在萧军的援助下，乃莹逃出来了！几周后，孩子提前出生。因无力抚养被迫送人，其中凄苦，小说《弃儿》为读者提供了万千想象。
雇了一辆破旧的马车，带着唯一的家当——一个旧柳条包，张乃莹倚在萧军怀里，开始了流浪的夫妻生涯。在哈尔滨商市街25号，他们有了自己的家，然而日子非常艰难，冷和饿是生活的主旋律。因为冷，“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因为饿，“几乎去偷人家门上挂的列巴圈”，虽然饥寒交迫，但是共同的信仰和志趣足以支撑着他们不屈不挠患难与共，感情也因此更加融洽。“我站在过道窗口等郎华，我的肚子很饿。铁门扇响了一下，我的神经便要震动一下”，这倚门望归的情景曾被房东女儿取笑：“又在等你的郎华……他出去，你天天等他，真是怪好的一对！”萧军也一样，乃莹求职晚归，他跑出去两次找她，还撒着娇嚷嚷：“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就跑了，有了职业，爱人也不要了！”那是精神上真正幸福的日子，除了“只有饥饿，没有青春”，散文集《商市街》里，更多的是对往事的追怀和对这段情感的珍视。
在萧军的鼓励下，乃莹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她以“悄吟”为笔名陆续发表小说、散文多篇，同年10月，与萧军合著《跋涉》，为继续从事文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为了躲避迫害，他们辗转到了青岛，旖旎的风光没有令他们沉醉，生活的困苦也不曾打倒他们，局势的动荡只会让热情更加高涨，艰辛中，他们相偎相依，以爱情为动力，潜心创作。半年后，萧军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乃莹也结束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凭借鲁迅、胡风的高评价，年纪轻轻的张乃莹迅速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作家萧红。
然而爱情，有时其坚无比，有时又不堪一击，一个细微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善，就可能成溃堤之蚁，让爱情大坝在风雨侵袭下轰然倒塌。
在鲁迅先生的关怀下，“二萧”创作渐上正轨，感情却不知不觉出现了裂痕。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争吵时有发生，拳师出身的萧军甚至动了手，再后来，彩旗频频竖起，萧红承受着在情感上屡与别人“分一杯羹”的耻辱和痛苦。她常常失魂落魄地坐在鲁迅先生家中，也曾无奈地踏上旅日之路，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孩子一样率真的她在尝尽煎熬之后，心彻底碎了，终于平静地对萧军说：“三郎，我们分手吧。”这对六年的患难夫妻，于1938年分道扬镳，最终桥归桥路归路，尘归尘土归土。
萧红一生，透明清澈，她的写作超越了置身的时代，从不受意识形态影响，这样的单纯也让她渴望得到异性的照拂，渴望过宁静的日子，把写作之路顺当地走下去。于是，当端木蕻良对她表现出明显的爱意并提出和她结婚时，她毫不犹豫地把他当作精神上的依靠。何况端木不顾家人反对，执意给了怀有别人孩子的她一个名分，她体会到了来自他的谅解、爱护和体贴。
可是，吝啬的上帝并没有赐予她想要的幸福，当爱情的陀螺停止转动，上面的纹路便清晰可见，甚至，令人震惊。从武汉到重庆，在只有一张船票的情况下，端木不顾日军已经逼近，扔下怀有身孕的萧红只身撤离了；跟着他到香港，像女佣一样侍奉他，帮他抄稿子，承担他做错事的责任；炮火连天不幸染病，临了还被他抛下。个人被历史裹挟，所有的劣根、弱点便恶性地发作起来，从一种伤害走向另一种伤害，萧红忍受的“是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哀莫大于心死，无法想象，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端坐枪炮声中用沉稳舒缓的笔调完成《呼兰河传》的，或许，正是因为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最后的44天，是骆宾基在陪着她，为报知遇之恩，这个25岁的东北青年受命于危难之时。对爱的渴望让萧红再次做出感情的承诺，只可惜，她永远没有履行的机会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留下这最后的呐喊，31岁的萧红含恨而逝。
萧红死后，萧军作悼词日：“乡心何处鹃啼血。十里山花寂寞红。”骆宾基也把深情和热泪凝结于《萧红小传》，端木更是在几十年里为萧红扫墓从不间断，并作诗无数祭奠萧红，然而，萧红，早在生前就对爱情作出了答复：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之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北国的秋天来得似乎更早一些，黄叶飘零，山水树木都瘦了一圈，一个叫张乃莹的19岁女子为了反抗包办婚姻，毅然逃出了封建家门。意料之中，很快便遭到家族囚禁，次年10月，再度逃脱。可是幸福没有向她招手。命运也没有垂青这个有理想有信念的女子，相反给了她最无情的嘲弄。在北国特有的严寒里，她着一条单裤穿一双凉鞋流浪在哈尔滨的街头，走投无路之时，万般无奈之下，不得已投奔了曾经的未婚夫汪恩甲。怀着无法言说的羞耻心，东兴顺旅馆内，他们同居了。半年后，债台高筑，汪恩甲借口出去筹钱，扔下怀孕6个月的乃莹人间蒸发了。
“散发着霉味的小屋里，她面容憔悴，散乱着夹有明显白发的头发，穿了一件已经变灰的蓝长衫，裙衩开裂到膝盖，光裸着小腿和脚，拖着一双破鞋，还挺着肚子！”这是萧军第一次见到的乃莹。在最困厄最惨痛的时候，为了不被旅馆老板卖到妓院，她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救，凄婉秀丽的文笔，打动了主编裴馨园，派记者萧军前去探望。得知萧军就是自己仰慕的作家“三郎”，乃莹的心颤动了。而萧军对她，并非一见钟情，真正拯救乃莹的，是文学。“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即使是在最不堪的境遇之下，乃莹也不忘书画，桌上的一首配图小诗让这个黯淡的女子瞬间散发出最夺目的光芒，血性男儿萧军被打动了：“不论做多大的牺牲，我都要拯救这个有才华的女子！”
是灾难，也是机遇。据《中国水文大事记》记载，1932年8月7日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哈尔滨市区，阴雨连绵，连续20多天，街市可以行船。一片混乱中，在萧军的援助下，乃莹逃出来了！几周后，孩子提前出生。因无力抚养被迫送人，其中凄苦，小说《弃儿》为读者提供了万千想象。
雇了一辆破旧的马车，带着唯一的家当——一个旧柳条包，张乃莹倚在萧军怀里，开始了流浪的夫妻生涯。在哈尔滨商市街25号，他们有了自己的家，然而日子非常艰难，冷和饿是生活的主旋律。因为冷，“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因为饿，“几乎去偷人家门上挂的列巴圈”，虽然饥寒交迫，但是共同的信仰和志趣足以支撑着他们不屈不挠患难与共，感情也因此更加融洽。“我站在过道窗口等郎华，我的肚子很饿。铁门扇响了一下，我的神经便要震动一下”，这倚门望归的情景曾被房东女儿取笑：“又在等你的郎华……他出去，你天天等他，真是怪好的一对！”萧军也一样，乃莹求职晚归，他跑出去两次找她，还撒着娇嚷嚷：“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就跑了，有了职业，爱人也不要了！”那是精神上真正幸福的日子，除了“只有饥饿，没有青春”，散文集《商市街》里，更多的是对往事的追怀和对这段情感的珍视。
在萧军的鼓励下，乃莹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她以“悄吟”为笔名陆续发表小说、散文多篇，同年10月，与萧军合著《跋涉》，为继续从事文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为了躲避迫害，他们辗转到了青岛，旖旎的风光没有令他们沉醉，生活的困苦也不曾打倒他们，局势的动荡只会让热情更加高涨，艰辛中，他们相偎相依，以爱情为动力，潜心创作。半年后，萧军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乃莹也结束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凭借鲁迅、胡风的高评价，年纪轻轻的张乃莹迅速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作家萧红。
然而爱情，有时其坚无比，有时又不堪一击，一个细微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善，就可能成溃堤之蚁，让爱情大坝在风雨侵袭下轰然倒塌。
在鲁迅先生的关怀下，“二萧”创作渐上正轨，感情却不知不觉出现了裂痕。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争吵时有发生，拳师出身的萧军甚至动了手，再后来，彩旗频频竖起，萧红承受着在情感上屡与别人“分一杯羹”的耻辱和痛苦。她常常失魂落魄地坐在鲁迅先生家中，也曾无奈地踏上旅日之路，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孩子一样率真的她在尝尽煎熬之后，心彻底碎了，终于平静地对萧军说：“三郎，我们分手吧。”这对六年的患难夫妻，于1938年分道扬镳，最终桥归桥路归路，尘归尘土归土。
萧红一生，透明清澈，她的写作超越了置身的时代，从不受意识形态影响，这样的单纯也让她渴望得到异性的照拂，渴望过宁静的日子，把写作之路顺当地走下去。于是，当端木蕻良对她表现出明显的爱意并提出和她结婚时，她毫不犹豫地把他当作精神上的依靠。何况端木不顾家人反对，执意给了怀有别人孩子的她一个名分，她体会到了来自他的谅解、爱护和体贴。
可是，吝啬的上帝并没有赐予她想要的幸福，当爱情的陀螺停止转动，上面的纹路便清晰可见，甚至，令人震惊。从武汉到重庆，在只有一张船票的情况下，端木不顾日军已经逼近，扔下怀有身孕的萧红只身撤离了；跟着他到香港，像女佣一样侍奉他，帮他抄稿子，承担他做错事的责任；炮火连天不幸染病，临了还被他抛下。个人被历史裹挟，所有的劣根、弱点便恶性地发作起来，从一种伤害走向另一种伤害，萧红忍受的“是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哀莫大于心死，无法想象，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端坐枪炮声中用沉稳舒缓的笔调完成《呼兰河传》的，或许，正是因为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最后的44天，是骆宾基在陪着她，为报知遇之恩，这个25岁的东北青年受命于危难之时。对爱的渴望让萧红再次做出感情的承诺，只可惜，她永远没有履行的机会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留下这最后的呐喊，31岁的萧红含恨而逝。
萧红死后，萧军作悼词日：“乡心何处鹃啼血。十里山花寂寞红。”骆宾基也把深情和热泪凝结于《萧红小传》，端木更是在几十年里为萧红扫墓从不间断，并作诗无数祭奠萧红，然而，萧红，早在生前就对爱情作出了答复：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之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