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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全民阅读的重点在农村，建设书香中国的关键也在农村。但据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不同介质阅读率和阅读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城乡之间仍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如何改善、提升农村居民的阅读热情、培养阅读习惯，成为各地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在4·23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本节目特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化时代农家书屋发展研究”团队，共同探讨农村阅读与农家书屋发展问题。首先，请魏玉山院长发布《中国农民阅读调查报告》。
魏玉山：有幸与大家介绍农民阅读调查的一些情况。我院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从1999年就开始做，到去年已经20年，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农村农民阅读的调查数据。2019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执行样本城市为55个，覆盖了除西藏、新疆以外的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量为21270个，其中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样本为5038个，成年人样本为16232个，未成年样本占到总样本量的23.7%。有效采集城镇样本15756个，农村样本5514个，城乡样本比例为2.9：1。从样本数量可推及我国人口12.84亿，其中城镇居民占51.1%，农村居民占48.9%。此次发布主要是从阅读率、阅读量、阅读时长等指标来考察农村阅读，主要分为成年人阅读状况调查与未成年人阅读状况调查。
先看成年人的阅读调查数据。对我国城乡成年人不同介质阅读情况的考察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图书阅读率为67.9%，农村居民的阅读率为49.8%，低于城镇18.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报纸阅读率为33.5%，农村居民报纸阅读率为20.6%，低于城镇12.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2019年的期刊阅读率为24.6%，农村居民期刊阅读率为13.1%，低于城镇11.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84.4%，农村居民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73.2%，低于城镇11.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综合阅读率为86.4%，农村居民的综合阅读率为75.2%，低于城镇居民11.2个百分点。
不仅城镇阅读率远远高于农村，在出版物的人均阅读数量方面，农村也是落后于城镇。我国城镇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5.48本，农村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3.73本（较2018年的3.64本多0.09本），较城镇少1.75本;城镇居民的报纸阅读量为23.28期（份），农村居民为8.10期（份），较城镇少15.18期（份）;城镇居民的期刊阅读量为2.58期（份），农村居民为2.02期（份），较城镇少0.56期（份）;城镇居民人均阅读电子书3.27本，农村居民为2.25本，较城镇少1.02本。
其次，看未成年人阅读调查状况。刚才主持人提到，全民阅读的关键在农村。农村是整个全民阅读的短板，而农村阅读的关键在未成年人。2019年的阅读调查数據显示，0—13岁喜欢阅读、经常看书儿童比例指标中，城镇是46.2%，农村是37.4%。0—13岁儿童图书阅读率指标中，城镇是82.8%，农村是74.7%。0—13周岁儿童图书阅读量指标中，城镇是9.78本，农村是6.48本，差3.3册。这三个指标，农村都落后于城镇。
再看2019年其他几项指标的调查结果。关于阅读启蒙时间的调查，农村儿童平均在2.34岁开始阅读，较城镇儿童（2.19岁）晚0.15岁。农村儿童平均每天阅读图书22.30分钟，较城镇儿童（25.28分钟）少2.98分钟。农村儿童期刊阅读率为26.7%，较城镇儿童（42.8%）低16.1个百分点。农村儿童平均每年阅读期刊1.41期/份，较城镇儿童（2.79期/份）少1.38期/份。0—13周岁农村儿童的听书率为16.8%，较城镇儿童（25.6%）低8.8个百分点。农村儿童平均每家有14.83本属于儿童自己的图书，较城镇儿童（24.83本）少10本。农村儿童离家最近的购书点距离平均为4.05公里，较城镇儿童（1.93公里）平均多2.12公里。农村儿童家长平均一年给儿童购书的花费为82.80元，较城镇儿童家长（109.48元）平均少26.68元。我国9—13周岁农村儿童对学校图书馆的认知度为73.8%，较城镇儿童（77.9%）低4.1个百分点。农村儿童平均每月使用学校图书馆5.29次，较城镇儿童（7.16次）平均少1.87次。农村儿童家长中，只有10.2%的家长知道身边有阅读活动，较城镇儿童家长（23.8%）低13.6个百分点。农村儿童参加过阅读活动的比例为19.0%，较城镇儿童（42.8%）低23.8个百分点。
从未成年人的阅读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是非常突出的。相比城乡之间成年人阅读差距，儿童阅读的差距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成年人阅读的差距，更多的是历史造成的，缩短差距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儿童阅读可塑性强，提高起来更容易。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缩短城乡之间儿童阅读的差距，是提高我们民族阅读率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升全民阅读长远发展的一个战略方向。农村儿童阅读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调查找到儿童阅读方面的短板，能一起来提升农村阅读特别是农村儿童的阅读水平。
主持人：感谢魏院长的发布。从报告里的数字可以看出，农村阅读特别是农村青少年阅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那么您认为在提升农村居民文化水平和阅读能力方面，我们都曾做过哪些尝试和探索？
魏玉山：我们党和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农村居民的阅读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在不断地持续发力，提高农民的阅读能力和文化水平，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建设提供更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体有以下几项工作，来促进农民的阅读。一是在农村开展识字和扫盲运动。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整体国民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文盲率85%以上，而农村的文盲率达到了90%以上。文盲是不能读书的，谈不上阅读，所以要搞全民阅读，首先从提升文化水平这样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开始。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国务院搞了一个识字扫盲运动，在农村也包括在城市的一般市民和工农兵群体当中来推广。经过几年的努力，使一大批的青壮年、工农兵群体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这是为全民阅读做的一个最基础性的工作。 二是成立面向农村农民的专门的出版机构。提升了阅读率以后，要有书读，就得有出版和创作的能力。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陆续建立了面向农村、农民的专门出版机构，比如通俗读物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科普出版社等。当然还有农民日报，以及很多专门的期刊。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和出版社还专门组织编写通俗读物，组织了多项出版工程，为农民提供看得懂、用得上的通俗读物。
三是在农村建立农村图书室。这是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倡的，由企业和农村共建，企业主要是新华书店。最多的时候，全国曾经达到建了20多万个农村图书室。当然，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整个经济水平的能力还比较低，国家财政基本上没有投入，主要是由新华书店和农村自筹资金来建立。农村在建图书室的时候，有的是农民自己捐款，有的是从集体收入当中匀出一部分来购买书，还有的地方提倡农民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从销售资金当中拿出部分来购买图书。总之，采取了很多方式。农村图书室建设前后持续了十六七年。
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农村的阅读问题。从2007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启动了农家书屋的建设工程，在全国60万个行政村建立了农家书屋。这次是国家财政出资，为每个农家书屋配备了图书、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以及数字内容资源，供农民阅读。出版管理部门每年还向农家书屋来推荐优质的出版物，供农家书屋来选择。同时，政府部门还鼓励创作服务三农的通俗读物，包括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也包括文化部门和文艺创作部门，每年都会创作一批适合农村阅读的通俗读物。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为农村居民提供读得懂、用得上的一些图书，来提高农村的阅读力，这样使我们全民阅读工作在农村有了新的落脚点。
主持人：魏院长用非常简练的语言，为我们介绍了党和政府为推动农民阅读所做的很多工作。那么再请问一下，农家书屋作为新时期国家在农村设立的重要基础文化设施，它对于保障农民的基本阅读权益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魏玉山：建设农家书屋，是党中央实施文化惠民的一项重要工程。这样一项工程，我认为是前无古人的，在全世界都可以说是一种罕见的做法。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历朝历代没有能够做到为每一个乡村都配备图书室的这样一个做法。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讲大的国家，也基本上无法做到为每一个村庄都配备图书室。农家书屋是把图书搬到了农民家庭旁边，搬到了农民的身边，使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图书资源。因为过去在整个农村的基础建设当中，虽然有文化大院，有其他的科技大院，但是图书的配备并不是十分充沛。农民想要看书，还是不方便的，即使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想要看书，也得要到城里去买或借。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农家书屋体系，我觉得是在阅读基础建设上做的一项巨大工作，完善了阅读基础建设向农村下沉的目的，使我们农村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对我们全民阅读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推进和保障，意义十分巨大。农家书屋的建設只有十多年，我觉得它的历史意义必将会随着历史的延续来延伸、展现出来。
主持人：农家书屋是从2005年开始试点，2007年正式建设，至今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所以，在这15年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想跟陈含章主任来聊一聊，您作为从业者，怎么评价这15年的发展历程。同时在您看来，农家书屋的建设取得哪些成就，还有哪些问题亟待去解决？
陈含章：经过这十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农家书屋工程可以说是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我们谈成就，首先要谈农家书屋工程实施的背景。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是我国综合实力稳步增强，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有了普遍提高。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255元，农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了44%。农民群众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知识、提升素质的愿望非常强烈。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体制原因，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匮乏，广大农民群众享受不到基本的文化权益。我院的《2004年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识字者家庭中有45%基本没有藏书。农村文化建设不仅关系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面对这种状况，政府迫切需要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变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匮乏的现状。
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把农家书屋工程确定为国家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在全国的行政村建起了60万个农家书屋。2012年工程竣工时，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达到1.13册，人均报刊拥有量达到0.65份，基本解决了“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正如魏院长所说，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目前，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书屋转化为社区书屋，还有一些书屋合并，现在全国共有58.7万个。每年财政都会拿出一部分资金，按照每个书屋2000元的标准补充更新出版物。目前全国农家书屋累计配送图书近12亿册，人均图书拥有量增加10倍以上。近几年新兴各类数字农家书屋12.5万个，为农民提供了海量、丰富的数字内容资源。
农家书屋工程的建设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巩固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提高了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了农民科技致富本领，激发了农民群众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也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能够站在同一阅读起跑线上。此次疫情期间，农家书屋也发挥出重要的知识阵地作用，各地书屋暂停了书屋借阅服务，替代为多种形式的数字化“云阅读”服务，及时推出多种类型、覆盖多个语种的战“疫”书柜，帮助农村居民科学防疫。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当地部门通过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向农民提供多种新型冠状病毒防护电子书。最近为响应国家复工复产的号召，多地的数字农家书屋平台针对农民工复工复产推出专题文章，服务当地群众。
可以看出，农家书屋实实在在地在广大农村开花结果，在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规模庞大，又处地分散，要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这一基础文化设施对各方面都是很大的挑战。在农家书屋后续管理和使用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书屋资源闲置浪费现象严重，部分配送的图书内容不合当地群众的口味，书屋服务水平整体不高、服务形式单一，数字化建设整体程度不高、缺少全国性的整体规划和设计，等等。这些问题造成了目前农家书屋的整体利用率还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需要进一步完善。 主持人：那么徐总您从传媒者的角度，对农家书屋走过的这十几年的历程有什么评价呢？
徐涛：正如刚才魏院长和陈主任的发言所谈到的，农家书屋是解决广大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基础性的农村文化建设工程，是公共文化普惠的标志性工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创新工程。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农家书屋也正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广泛运用宽带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卫星网络等技术手段，建设了12.5万个数字化农家书屋，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文化建设，进一步实现了公共文化的普惠性覆盖。
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坦诚地看到一些问题，有的建设还存在自上而下一刀切的问题，供给与农村居民实际需求不匹配，直接造成了资源错配与浪费。因此，农家书屋建设过程中，要做认真充分调研，不是简单地“一声令下”“万马奔腾”，如何做到“一村一策”“因村施策”，这既考验农家书屋的建设者，也考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在这个方面，数字化是一个解决途径——数字化的海量图书、交互式体验、资源实时调配可以有效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但，硬币总有两面，数字化阅读的核心问题在于解决学习成本问题，如果数字化方案很难方便应用，那就起不到解决的效果。
除了资源错配之外，还有一个管理和志愿服务的问题。农家书屋建设不应是一个“水泥+书本”的组合，而是“文化+爱”的组合——既要为农家书屋创造窗明几净的服务环境，也要组织、管理、培训出一支优秀的农家书屋管理员团队。农家书屋好似留在乡村的一盏文化明灯，如何让它长明不熄，需要基层在上级组织的指导下，认真的研究。
最后，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识字率不代表阅读能力。如何让农村综合阅读率达到或者接近城市综合阅读率水平，是一个大课题。这需要以书屋为单位，通过乡村志愿者，通过数字化解决方案，经常性地开展导读性课程、集体读书活动等。我想，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位置，高度重视做好这件工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把这样的集体文化活动妥善纳入农家书屋建设中，纳入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日常工作中。
主持人：我们知道，2019年中宣部等十部门印发了《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提出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让农家书屋有书读、有人管、有活动吸引，形成聚人气、有活力、可持续的生动局面。针对这一要求，有哪些措施可以助力农家书屋提质增效？不知道陈主任有怎样的看法？
陈含章：中宣部在这个方案里，其实已经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推动共建共享。整合现有基层文化资源，把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基层图书馆、新华书店和农村发行网点建设结合起来，这是解决资源闲置的问题。二是开展农家书屋常态化阅读活动。通过拓展活动的组织形式，创新宣传内容方式，加大阅读推广激励力度，聚集人气，搞活书屋，这是解决农家书屋的使用效能问题。三是优化内容供给。通过改进当前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评审制定工作，探索“百姓点单”服务模式，组织出版单位和农家书屋有效对接，增加数字化阅读产品和服务供给等方式，有效对接群众需求，这是解决内容不适用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措施很全面，也很有针对性，如果实施到位，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只是时间问题。
我个人认为，在实施当中，有三个意识需要把握。一是要有把农家书屋建成“百年老店”的历史自觉意识。中国自古就有深厚的“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刚才魏院长也提到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建立了20多万个农村图书室，规模也非常大。但由于当时国力不强，又遇到特殊的历史时期，坚持了十六七年，最后不了了之，非常可惜。进入21世纪，无论是我国的国力还是农民的经济基础、文化水平，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都为农家书屋的长期生存、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应该说，到了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有能力、有信心把农家书屋建设成为“百年老店”。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是长期存在的。如果不能实现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缺乏历史自觉性，以往付出的努力将又会付诸东流。只有把农家书屋的持续发展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不断延伸和强化农家书屋的使用效果，才能惠及一代代中国农民。
二是要充分认识、肯定和发挥农民群众在农家书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农家书屋的数量规模非常庞大，给建设、管理和服务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完全依靠政府力量，很难。比如图书选配，各地农民群众阅读水平和偏好不同，对图书的需求千差万别。那么如何因地制宜，选出当地农村居民喜欢的书？难度很大。再说管理和服务，现在农家书屋大多数建在村委会，书屋管理员大多由村干部兼职，而这又很容易造成管理员队伍不稳定、服务不及时等问题。
那么，在现阶段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这就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要充分认识和肯定农民群众在农家书屋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农家书屋工程实施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政府组织建设、农民自主管理。目前，政府建设的部分已经完成，但大多数农家书屋农民自主管理的部分還远未落实到位。从农家书屋这十几年的实践经验来看，群众能够直接参与其中的，效果就更好，活力就更强。像一些地方提出“百姓点单”模式，给群众自主选书权，效果就很好。还有一些书屋，聘请当地有知识、有文化、有兴趣的群众管理，效果也很好。对这些优秀的做法，如何形成制度，在全国施行，在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需要政府认真研究。
三是要有与时俱进的意识。既然要建设“百年老店”，就要不断随时代进步、升级。譬如，现在的美丽乡村建设，就很需要农家书屋改造升级，与之相匹配。譬如现在农民的数字化阅读行为逐年上升，农家书屋要做好服务，提升使用效能，就要紧跟数字时代潮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在数字化方面，我想徐总应该有更多体会，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主持人：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革新了国民的阅读方式和阅读行为，农村居民阅读与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的特点和需求？如何来运用数字传播技术手段优化农家书屋管理机制、丰富内容资源、加快传播速度、提升农家书屋综合服务效能？在这方面，徐总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徐涛：不容置疑，数字化阅读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阅读方式，人们每天接触手机的时长平均达到100分钟以上。有研究表明，虽然有36.7%的受调查者喜欢看纸质书，但更多的人已经选择在手机上、网络上、电子阅读器上阅读，这基本是不可逆的过程。数字化阅读是未来阅读发展的大趋势，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人们通过数字化设备能够阅读到文化精品，而不是简单地碎片化阅读、简单地消除知识焦虑症、简单地以娱乐为主地阅读，这是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很关键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实际也存在乡村文化建设和农家书屋建设中，需要我们在数字化农家书屋建设过程充分考虑两个结合，一是将农家书屋的数字化内容与基层的数字化服务相结合，以服务为抓手吸引更多农村居民阅读;二是将农家书屋建设与商业文化平台相结合，积极推动主流平台与商业平台的协调发展，通过在一些主要的商业平台上建设专区、推荐位置等，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好的文化知识。
主持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听听几位嘉宾的看法，对于新时期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提升农民阅读的兴趣，大家还有怎样的意见和见解？
魏玉山：农家书屋如何提质增效，这是一个大的话题。想在新时代农家书屋做好提质增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线上线下并重，共同推动阅读。依托农家书屋这样一个实体物理空间，为读者提供阅读服务，这是线下。线上，现在数字化的阅读发展非常的快，农民的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也非常高，所以发展数字化的线上阅读，也是未来重要的方向。二是老少并重，以少为先。在推动农家书屋建设过程当中，一开始我们重点关注农村农民科技生产方面的图书需求，是满足以生产为主的这样一种阅读目的来投放图书。但从近几年来看，农村儿童的阅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农村儿童对农家书屋图书的使用率非常高。所以，我觉得从未来来看，应该把农家书屋的建设和阅读推广活动的重点放在儿童阅读上，这是农家书屋要特别注意着力的。
陈含章：农家书屋建设就好比种树，树种下去了，成长了十多年了，能不能扎根乡土，能不能荫蔽一方，真正让农村群众受益，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在现阶段，农村并不是孤立的，城乡现在的流动性很大。以前是农民往城里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民工，现在是城里人开始往乡村走。我们在这些年的跟踪研究中发现，一些社会上的力量，如大学教授、编辑、作家、记者等文化群体，他们非常愿意参与到农家书屋的建设，有些人也已经在这样做了。像安徽定远蒋集镇农家书屋是记者创办的，中国四川道明竹艺村的三径书苑是诗人作家创办的，河南开封的西村书院是北大的教授创办的。我们去年去韩国全州，参观了海里的一个书屋，图书空间和活动的设计充满了趣味和人性化，也是一位在首尔工作30年的编辑回乡创办的。这些书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鲜活力，受当地村民欢迎。所以，如何能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农家书屋开放部分管理权，实现城乡的文化自由流动，我想也将有助于推动农家书屋更好地发展。
徐涛：魏院长和陈主任都提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議，我只提一点小意见。党中央在2018年提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去年又决定将农家书屋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将农家书屋融入文化建设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发挥好文明实践中心的志愿者体系。简单的“水泥”解决不了问题，这就会空置;简单的“数字化”也解决不了问题，不要认为一联网就灵，一上手机就灵，这种思想要不得，还要认真做人的工作。提升农村居民阅读兴趣，做人与人之间的交心工作，志愿者非常重要。我很期待，能够有一支农家书屋志愿者团队，也真诚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能够在资金和技能培训等方面支持建设一支面向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水平的志愿者团队。
魏玉山：有幸与大家介绍农民阅读调查的一些情况。我院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从1999年就开始做，到去年已经20年，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农村农民阅读的调查数据。2019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执行样本城市为55个，覆盖了除西藏、新疆以外的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量为21270个，其中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样本为5038个，成年人样本为16232个，未成年样本占到总样本量的23.7%。有效采集城镇样本15756个，农村样本5514个，城乡样本比例为2.9：1。从样本数量可推及我国人口12.84亿，其中城镇居民占51.1%，农村居民占48.9%。此次发布主要是从阅读率、阅读量、阅读时长等指标来考察农村阅读，主要分为成年人阅读状况调查与未成年人阅读状况调查。
先看成年人的阅读调查数据。对我国城乡成年人不同介质阅读情况的考察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图书阅读率为67.9%，农村居民的阅读率为49.8%，低于城镇18.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报纸阅读率为33.5%，农村居民报纸阅读率为20.6%，低于城镇12.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2019年的期刊阅读率为24.6%，农村居民期刊阅读率为13.1%，低于城镇11.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84.4%，农村居民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73.2%，低于城镇11.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综合阅读率为86.4%，农村居民的综合阅读率为75.2%，低于城镇居民11.2个百分点。
不仅城镇阅读率远远高于农村，在出版物的人均阅读数量方面，农村也是落后于城镇。我国城镇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5.48本，农村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3.73本（较2018年的3.64本多0.09本），较城镇少1.75本;城镇居民的报纸阅读量为23.28期（份），农村居民为8.10期（份），较城镇少15.18期（份）;城镇居民的期刊阅读量为2.58期（份），农村居民为2.02期（份），较城镇少0.56期（份）;城镇居民人均阅读电子书3.27本，农村居民为2.25本，较城镇少1.02本。
其次，看未成年人阅读调查状况。刚才主持人提到，全民阅读的关键在农村。农村是整个全民阅读的短板，而农村阅读的关键在未成年人。2019年的阅读调查数據显示，0—13岁喜欢阅读、经常看书儿童比例指标中，城镇是46.2%，农村是37.4%。0—13岁儿童图书阅读率指标中，城镇是82.8%，农村是74.7%。0—13周岁儿童图书阅读量指标中，城镇是9.78本，农村是6.48本，差3.3册。这三个指标，农村都落后于城镇。
再看2019年其他几项指标的调查结果。关于阅读启蒙时间的调查，农村儿童平均在2.34岁开始阅读，较城镇儿童（2.19岁）晚0.15岁。农村儿童平均每天阅读图书22.30分钟，较城镇儿童（25.28分钟）少2.98分钟。农村儿童期刊阅读率为26.7%，较城镇儿童（42.8%）低16.1个百分点。农村儿童平均每年阅读期刊1.41期/份，较城镇儿童（2.79期/份）少1.38期/份。0—13周岁农村儿童的听书率为16.8%，较城镇儿童（25.6%）低8.8个百分点。农村儿童平均每家有14.83本属于儿童自己的图书，较城镇儿童（24.83本）少10本。农村儿童离家最近的购书点距离平均为4.05公里，较城镇儿童（1.93公里）平均多2.12公里。农村儿童家长平均一年给儿童购书的花费为82.80元，较城镇儿童家长（109.48元）平均少26.68元。我国9—13周岁农村儿童对学校图书馆的认知度为73.8%，较城镇儿童（77.9%）低4.1个百分点。农村儿童平均每月使用学校图书馆5.29次，较城镇儿童（7.16次）平均少1.87次。农村儿童家长中，只有10.2%的家长知道身边有阅读活动，较城镇儿童家长（23.8%）低13.6个百分点。农村儿童参加过阅读活动的比例为19.0%，较城镇儿童（42.8%）低23.8个百分点。
从未成年人的阅读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是非常突出的。相比城乡之间成年人阅读差距，儿童阅读的差距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成年人阅读的差距，更多的是历史造成的，缩短差距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儿童阅读可塑性强，提高起来更容易。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缩短城乡之间儿童阅读的差距，是提高我们民族阅读率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升全民阅读长远发展的一个战略方向。农村儿童阅读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调查找到儿童阅读方面的短板，能一起来提升农村阅读特别是农村儿童的阅读水平。
主持人：感谢魏院长的发布。从报告里的数字可以看出，农村阅读特别是农村青少年阅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那么您认为在提升农村居民文化水平和阅读能力方面，我们都曾做过哪些尝试和探索？
魏玉山：我们党和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农村居民的阅读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在不断地持续发力，提高农民的阅读能力和文化水平，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建设提供更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体有以下几项工作，来促进农民的阅读。一是在农村开展识字和扫盲运动。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整体国民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文盲率85%以上，而农村的文盲率达到了90%以上。文盲是不能读书的，谈不上阅读，所以要搞全民阅读，首先从提升文化水平这样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开始。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国务院搞了一个识字扫盲运动，在农村也包括在城市的一般市民和工农兵群体当中来推广。经过几年的努力，使一大批的青壮年、工农兵群体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这是为全民阅读做的一个最基础性的工作。 二是成立面向农村农民的专门的出版机构。提升了阅读率以后，要有书读，就得有出版和创作的能力。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陆续建立了面向农村、农民的专门出版机构，比如通俗读物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科普出版社等。当然还有农民日报，以及很多专门的期刊。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和出版社还专门组织编写通俗读物，组织了多项出版工程，为农民提供看得懂、用得上的通俗读物。
三是在农村建立农村图书室。这是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倡的，由企业和农村共建，企业主要是新华书店。最多的时候，全国曾经达到建了20多万个农村图书室。当然，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整个经济水平的能力还比较低，国家财政基本上没有投入，主要是由新华书店和农村自筹资金来建立。农村在建图书室的时候，有的是农民自己捐款，有的是从集体收入当中匀出一部分来购买书，还有的地方提倡农民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从销售资金当中拿出部分来购买图书。总之，采取了很多方式。农村图书室建设前后持续了十六七年。
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农村的阅读问题。从2007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启动了农家书屋的建设工程，在全国60万个行政村建立了农家书屋。这次是国家财政出资，为每个农家书屋配备了图书、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以及数字内容资源，供农民阅读。出版管理部门每年还向农家书屋来推荐优质的出版物，供农家书屋来选择。同时，政府部门还鼓励创作服务三农的通俗读物，包括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也包括文化部门和文艺创作部门，每年都会创作一批适合农村阅读的通俗读物。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为农村居民提供读得懂、用得上的一些图书，来提高农村的阅读力，这样使我们全民阅读工作在农村有了新的落脚点。
主持人：魏院长用非常简练的语言，为我们介绍了党和政府为推动农民阅读所做的很多工作。那么再请问一下，农家书屋作为新时期国家在农村设立的重要基础文化设施，它对于保障农民的基本阅读权益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魏玉山：建设农家书屋，是党中央实施文化惠民的一项重要工程。这样一项工程，我认为是前无古人的，在全世界都可以说是一种罕见的做法。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历朝历代没有能够做到为每一个乡村都配备图书室的这样一个做法。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讲大的国家，也基本上无法做到为每一个村庄都配备图书室。农家书屋是把图书搬到了农民家庭旁边，搬到了农民的身边，使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图书资源。因为过去在整个农村的基础建设当中，虽然有文化大院，有其他的科技大院，但是图书的配备并不是十分充沛。农民想要看书，还是不方便的，即使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想要看书，也得要到城里去买或借。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农家书屋体系，我觉得是在阅读基础建设上做的一项巨大工作，完善了阅读基础建设向农村下沉的目的，使我们农村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对我们全民阅读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推进和保障，意义十分巨大。农家书屋的建設只有十多年，我觉得它的历史意义必将会随着历史的延续来延伸、展现出来。
主持人：农家书屋是从2005年开始试点，2007年正式建设，至今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所以，在这15年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想跟陈含章主任来聊一聊，您作为从业者，怎么评价这15年的发展历程。同时在您看来，农家书屋的建设取得哪些成就，还有哪些问题亟待去解决？
陈含章：经过这十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农家书屋工程可以说是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我们谈成就，首先要谈农家书屋工程实施的背景。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是我国综合实力稳步增强，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有了普遍提高。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255元，农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了44%。农民群众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知识、提升素质的愿望非常强烈。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体制原因，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匮乏，广大农民群众享受不到基本的文化权益。我院的《2004年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识字者家庭中有45%基本没有藏书。农村文化建设不仅关系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面对这种状况，政府迫切需要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变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匮乏的现状。
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把农家书屋工程确定为国家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在全国的行政村建起了60万个农家书屋。2012年工程竣工时，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达到1.13册，人均报刊拥有量达到0.65份，基本解决了“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正如魏院长所说，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目前，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书屋转化为社区书屋，还有一些书屋合并，现在全国共有58.7万个。每年财政都会拿出一部分资金，按照每个书屋2000元的标准补充更新出版物。目前全国农家书屋累计配送图书近12亿册，人均图书拥有量增加10倍以上。近几年新兴各类数字农家书屋12.5万个，为农民提供了海量、丰富的数字内容资源。
农家书屋工程的建设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巩固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提高了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了农民科技致富本领，激发了农民群众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也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能够站在同一阅读起跑线上。此次疫情期间，农家书屋也发挥出重要的知识阵地作用，各地书屋暂停了书屋借阅服务，替代为多种形式的数字化“云阅读”服务，及时推出多种类型、覆盖多个语种的战“疫”书柜，帮助农村居民科学防疫。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当地部门通过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向农民提供多种新型冠状病毒防护电子书。最近为响应国家复工复产的号召，多地的数字农家书屋平台针对农民工复工复产推出专题文章，服务当地群众。
可以看出，农家书屋实实在在地在广大农村开花结果，在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规模庞大，又处地分散，要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这一基础文化设施对各方面都是很大的挑战。在农家书屋后续管理和使用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书屋资源闲置浪费现象严重，部分配送的图书内容不合当地群众的口味，书屋服务水平整体不高、服务形式单一，数字化建设整体程度不高、缺少全国性的整体规划和设计，等等。这些问题造成了目前农家书屋的整体利用率还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需要进一步完善。 主持人：那么徐总您从传媒者的角度，对农家书屋走过的这十几年的历程有什么评价呢？
徐涛：正如刚才魏院长和陈主任的发言所谈到的，农家书屋是解决广大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基础性的农村文化建设工程，是公共文化普惠的标志性工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创新工程。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农家书屋也正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广泛运用宽带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卫星网络等技术手段，建设了12.5万个数字化农家书屋，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文化建设，进一步实现了公共文化的普惠性覆盖。
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坦诚地看到一些问题，有的建设还存在自上而下一刀切的问题，供给与农村居民实际需求不匹配，直接造成了资源错配与浪费。因此，农家书屋建设过程中，要做认真充分调研，不是简单地“一声令下”“万马奔腾”，如何做到“一村一策”“因村施策”，这既考验农家书屋的建设者，也考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在这个方面，数字化是一个解决途径——数字化的海量图书、交互式体验、资源实时调配可以有效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但，硬币总有两面，数字化阅读的核心问题在于解决学习成本问题，如果数字化方案很难方便应用，那就起不到解决的效果。
除了资源错配之外，还有一个管理和志愿服务的问题。农家书屋建设不应是一个“水泥+书本”的组合，而是“文化+爱”的组合——既要为农家书屋创造窗明几净的服务环境，也要组织、管理、培训出一支优秀的农家书屋管理员团队。农家书屋好似留在乡村的一盏文化明灯，如何让它长明不熄，需要基层在上级组织的指导下，认真的研究。
最后，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识字率不代表阅读能力。如何让农村综合阅读率达到或者接近城市综合阅读率水平，是一个大课题。这需要以书屋为单位，通过乡村志愿者，通过数字化解决方案，经常性地开展导读性课程、集体读书活动等。我想，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位置，高度重视做好这件工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把这样的集体文化活动妥善纳入农家书屋建设中，纳入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日常工作中。
主持人：我们知道，2019年中宣部等十部门印发了《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提出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让农家书屋有书读、有人管、有活动吸引，形成聚人气、有活力、可持续的生动局面。针对这一要求，有哪些措施可以助力农家书屋提质增效？不知道陈主任有怎样的看法？
陈含章：中宣部在这个方案里，其实已经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推动共建共享。整合现有基层文化资源，把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基层图书馆、新华书店和农村发行网点建设结合起来，这是解决资源闲置的问题。二是开展农家书屋常态化阅读活动。通过拓展活动的组织形式，创新宣传内容方式，加大阅读推广激励力度，聚集人气，搞活书屋，这是解决农家书屋的使用效能问题。三是优化内容供给。通过改进当前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评审制定工作，探索“百姓点单”服务模式，组织出版单位和农家书屋有效对接，增加数字化阅读产品和服务供给等方式，有效对接群众需求，这是解决内容不适用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措施很全面，也很有针对性，如果实施到位，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只是时间问题。
我个人认为，在实施当中，有三个意识需要把握。一是要有把农家书屋建成“百年老店”的历史自觉意识。中国自古就有深厚的“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刚才魏院长也提到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建立了20多万个农村图书室，规模也非常大。但由于当时国力不强，又遇到特殊的历史时期，坚持了十六七年，最后不了了之，非常可惜。进入21世纪，无论是我国的国力还是农民的经济基础、文化水平，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都为农家书屋的长期生存、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应该说，到了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有能力、有信心把农家书屋建设成为“百年老店”。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是长期存在的。如果不能实现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缺乏历史自觉性，以往付出的努力将又会付诸东流。只有把农家书屋的持续发展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不断延伸和强化农家书屋的使用效果，才能惠及一代代中国农民。
二是要充分认识、肯定和发挥农民群众在农家书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农家书屋的数量规模非常庞大，给建设、管理和服务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完全依靠政府力量，很难。比如图书选配，各地农民群众阅读水平和偏好不同，对图书的需求千差万别。那么如何因地制宜，选出当地农村居民喜欢的书？难度很大。再说管理和服务，现在农家书屋大多数建在村委会，书屋管理员大多由村干部兼职，而这又很容易造成管理员队伍不稳定、服务不及时等问题。
那么，在现阶段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这就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要充分认识和肯定农民群众在农家书屋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农家书屋工程实施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政府组织建设、农民自主管理。目前，政府建设的部分已经完成，但大多数农家书屋农民自主管理的部分還远未落实到位。从农家书屋这十几年的实践经验来看，群众能够直接参与其中的，效果就更好，活力就更强。像一些地方提出“百姓点单”模式，给群众自主选书权，效果就很好。还有一些书屋，聘请当地有知识、有文化、有兴趣的群众管理，效果也很好。对这些优秀的做法，如何形成制度，在全国施行，在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需要政府认真研究。
三是要有与时俱进的意识。既然要建设“百年老店”，就要不断随时代进步、升级。譬如，现在的美丽乡村建设，就很需要农家书屋改造升级，与之相匹配。譬如现在农民的数字化阅读行为逐年上升，农家书屋要做好服务，提升使用效能，就要紧跟数字时代潮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在数字化方面，我想徐总应该有更多体会，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主持人：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革新了国民的阅读方式和阅读行为，农村居民阅读与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的特点和需求？如何来运用数字传播技术手段优化农家书屋管理机制、丰富内容资源、加快传播速度、提升农家书屋综合服务效能？在这方面，徐总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徐涛：不容置疑，数字化阅读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阅读方式，人们每天接触手机的时长平均达到100分钟以上。有研究表明，虽然有36.7%的受调查者喜欢看纸质书，但更多的人已经选择在手机上、网络上、电子阅读器上阅读，这基本是不可逆的过程。数字化阅读是未来阅读发展的大趋势，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人们通过数字化设备能够阅读到文化精品，而不是简单地碎片化阅读、简单地消除知识焦虑症、简单地以娱乐为主地阅读，这是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很关键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实际也存在乡村文化建设和农家书屋建设中，需要我们在数字化农家书屋建设过程充分考虑两个结合，一是将农家书屋的数字化内容与基层的数字化服务相结合，以服务为抓手吸引更多农村居民阅读;二是将农家书屋建设与商业文化平台相结合，积极推动主流平台与商业平台的协调发展，通过在一些主要的商业平台上建设专区、推荐位置等，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好的文化知识。
主持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听听几位嘉宾的看法，对于新时期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提升农民阅读的兴趣，大家还有怎样的意见和见解？
魏玉山：农家书屋如何提质增效，这是一个大的话题。想在新时代农家书屋做好提质增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线上线下并重，共同推动阅读。依托农家书屋这样一个实体物理空间，为读者提供阅读服务，这是线下。线上，现在数字化的阅读发展非常的快，农民的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也非常高，所以发展数字化的线上阅读，也是未来重要的方向。二是老少并重，以少为先。在推动农家书屋建设过程当中，一开始我们重点关注农村农民科技生产方面的图书需求，是满足以生产为主的这样一种阅读目的来投放图书。但从近几年来看，农村儿童的阅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农村儿童对农家书屋图书的使用率非常高。所以，我觉得从未来来看，应该把农家书屋的建设和阅读推广活动的重点放在儿童阅读上，这是农家书屋要特别注意着力的。
陈含章：农家书屋建设就好比种树，树种下去了，成长了十多年了，能不能扎根乡土，能不能荫蔽一方，真正让农村群众受益，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在现阶段，农村并不是孤立的，城乡现在的流动性很大。以前是农民往城里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民工，现在是城里人开始往乡村走。我们在这些年的跟踪研究中发现，一些社会上的力量，如大学教授、编辑、作家、记者等文化群体，他们非常愿意参与到农家书屋的建设，有些人也已经在这样做了。像安徽定远蒋集镇农家书屋是记者创办的，中国四川道明竹艺村的三径书苑是诗人作家创办的，河南开封的西村书院是北大的教授创办的。我们去年去韩国全州，参观了海里的一个书屋，图书空间和活动的设计充满了趣味和人性化，也是一位在首尔工作30年的编辑回乡创办的。这些书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鲜活力，受当地村民欢迎。所以，如何能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农家书屋开放部分管理权，实现城乡的文化自由流动，我想也将有助于推动农家书屋更好地发展。
徐涛：魏院长和陈主任都提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議，我只提一点小意见。党中央在2018年提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去年又决定将农家书屋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将农家书屋融入文化建设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发挥好文明实践中心的志愿者体系。简单的“水泥”解决不了问题，这就会空置;简单的“数字化”也解决不了问题，不要认为一联网就灵，一上手机就灵，这种思想要不得，还要认真做人的工作。提升农村居民阅读兴趣，做人与人之间的交心工作，志愿者非常重要。我很期待，能够有一支农家书屋志愿者团队，也真诚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能够在资金和技能培训等方面支持建设一支面向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水平的志愿者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