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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心难抑浮躁、耳边充斥喧嚣的时代里，他扎扎实实，以史为鉴，著书立说，涤荡尘埃
晴朗，清润。轻轻的微风中带来一丝淡淡的甜韵，日光隐隐在山峰间隙露出缕缕明亮的光线。沿碧波缓缓的昆玉河，车子驶至北京西山余脉的红山口。顺山势而建错落有致的座座楼群映入眼帘，这就是国防大学。
在这所全军最高学府里，战略教研部教授、著名军史专家徐焰将军的办公室与众不同。门口一块金色牌匾，其上“徐焰工作室”五个字颇为醒目，与八一军徽相映成彰。沉浸军史30余载，他力作频出，成果丰硕。以其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首批授予、仅有的三个“名师工作室”之一。
盛夏午后，徐焰将军放弃休息，在工作室与记者进行了紧凑畅快、热情真诚的交流。谈及成长，他深情追忆，感慨万千；论至军史，他滔滔不绝，见解深刻；说道当下，他以史论今，阐释清晰。言语间，我们恍然回到当年，看到那个爱好历史勤勉学习的青年，和不辞辛苦奋力书写的学者；更感受到殊荣背后，徐焰将军令人信服的史家风范。
军人之路
徐焰的成长经历，与军旅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1951年，他生于革命军人家庭，身为空军的父亲，当时尚在朝鲜战场作战。徐焰在北京空军大院长大，从记事起，父亲便经常奔赴东南沿海斗争前线，身边小伙伴的家长也都是一样，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父辈的战斗故事，被军营大院特有的作战氛围所感染。徐焰很小就认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下美国“全天候飞行员戴威斯”的英雄张继会和其他一些全国有名的功勋人物，也曾在院子里亲眼看到从东南沿海战场拉回来的、被打得弹孔斑斑的敌军战机。一系列的耳闻目睹，使他年幼的心中培养出对军人和战争最初步、最鲜活的感性认知。回首儿时充满英雄崇拜的单纯浪漫岁月，徐焰将军身体微微前倾，露出满面笑容：“那时对我人生来讲，最高的职业理想就是做一名优秀军人。当然了，能成为飞行员最光荣。”
然而“文革”开始，将徐焰的军旅梦无情击碎。他只得跟那个年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插队下乡。在内蒙古自治区与辽宁交界处的贫瘠山村，这个在大院无忧无虑长大的年轻人懂得了底层民众生活的极端艰苦，和由封闭带来的愚昧无望。“那时山区里吃水都很困难，老百姓真是家徒四壁。挣工分，村里人干一天才能挣7分钱，还不够买一张最普通的8分邮票。”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再忆当年细节，徐焰将军目光正视着记者，表情依然十分感伤沉重。通过短短几个月的切身体验，他以最直接的方式深刻了解到中国最底层农村的真实情况。
很多时候，对于终将会脱颖而出的人们来讲，命运仿佛一直在冥冥之中以无形之力牵引着人生不断奋进的方向，和奇特跃升的梦想。1969年，几经周折，徐焰终于如愿参军。那时国家正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他一入伍就参加疏散，跟随队伍进入东北深山，驻扎莽莽林海，周遭荒无人烟，生活异常艰苦。塞外边境，冬天极寒，即便是太阳偶尔穿过云端，洒下一片明媚，无奈画面的经典却短暂而逝，带不来真正的暖意。住在窝棚，徐焰第一次感受到冻伤的苦涩之痛：“初入部队执行任务，我冻伤过两次，耳朵一下子冻大了，就在路边随手抓起一把雪，得不停地搓。”隆冬，部队负重几十斤趟雪行军，一天走100多里；酷暑，队伍拉练，野外露营，承受非同寻常的诸多痛楚。作为一名志在成为优秀军人、充满理想的青年，徐焰经受住来自命运与环境的考验。在绝境中，他自我砥砺，永不屈服，迎难而上，受益颇深。谈起这段岁月留给自身的影响，徐焰将军深有感触地说道：“这些亲身体验，让我理解了单日行军上百里路是什么滋味，人在怎样的负重状态下可以连续作战，军队在何种环境下能住在什么地方，在野外如何露营……后来我自己也带兵，当副指导员，做基层干事，就格外体会到战士疾苦，也让我真正尝到了卓绝斗争的滋味。”
在东北，有三年左右时间，徐焰所在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修工事，挖坑道。他当年担任过点炮员、炮兵侦察班班长，经历了临战时的剑拔弩张，枕戈待旦，曾创造单日点炮记录而被嘉奖，立过一次功。根据当时形势判断，工程全部位于偏僻边境，施工难度极大。完工后部队撤离时，把工程移交当地武装部维护，几十年过去了，地表水土流失，地貌不断变迁，当年的工事早已损坏殆尽，连痕迹都荡然无存，湮没在光阴背后，消失于历史之中。时至今日，徐焰将军提及此仍旧愤懑无奈：“我们付出了多少年的宝贵青春，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打造营建的一处处国防一线战备设施，至今有的找不到，有些完全无法惠及民众生活，已毫无意义与作用。这是多大的代价！通过青年时期的难忘亲历，多年来，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悟，那就是——战略判断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那是一个苦闷的年代，浩劫的岁月，单调迷茫，沉渣骤起。尽管看不到希望，但徐焰感到无论外界如何，自己不能荒废宝贵的光阴。但怎样才能让人的精神生活变得充实起来？通过悟性、资质、勤奋和用心，徐焰找到了一个日后改变命运的好伙伴——书籍。与书结缘，使他对历史的兴趣被极大地激发出来。而身为军人，徐焰对军事史更是情有独钟。那时，社会风气对文化、知识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很多珍贵的战史资料，包括美军、苏军、解放军的作战案例，都在部队战备搬家时被当做垃圾处理，徐焰见到这样的情形后，却小心翼翼地将其尽可能地收拾保存好，一一捡回来认真学习。经过白天辛苦的施工劳作后，大家往往筋疲力尽，夜晚早早便抓紧时间休息。当时在野外环境中，很多地方没有电灯，而用油灯看书，既烟熏火燎无法长时间阅读，又影响战友入睡。徐焰就举着手电筒读书至深夜。
在基层参军的7年中，只要不生病或有其他特殊情况，他都这样度过——白天工作，晚上钻研，博览群书，日有长进。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无声地记录着一个青年不甘于被命运抛弃、自我向上挣扎的振奋昂扬历程。“在这些战史资料中，有一本志愿军十九兵团抗美援朝作战经验对我启发很大。”谈话间，徐焰将军用手肯定地比划了一下这部书册的厚度，大概七八厘米。他至今感念这部详细扎实的资料对自己日后从事军史研究的影响：“那是我当时从事军事学战事历史研究所能遇到的最生动教材，从上级军事指挥到下面连排作战经验，全都汇集于此。军队也出了不少内部杂志，我也学习。后来，我专职研究军事历史，恰恰这个时候奠定了基础。” 写史之实
1976年秋，徐焰被保送到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后又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师从全国党史权威胡华教授，专攻中共党史。
因为家世渊源，徐焰年轻时就有幸求教于多位历史亲历者，当年他们都曾在统帅机关，参与决策制定。往事记忆犹新，徐焰将军深情地对记者讲述起难忘的片段：“我多次去家中拜访过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和总参作战部原副部长雷英夫将军，听他们回忆当年怎么考虑军事问题，制定作战计划。还有曾任毛主席英文翻译的林克同志，我向他请教领导人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的一些想法。与他们对话，能了解高点，只有站在决策者的高度上才能看清全局，理解他们怎样指挥，如何决断。”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历史细节，徐焰前去探访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参会时他只有19岁，将近半个世纪风云跌宕之后，面对晚辈求知的恳切目光，已过古稀之年的刘仁静讲起中共开创者的激情与追求，建党初期面临的客观问题和决策思路，令徐焰豁然开朗。
著名诗人、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创作者公木，是徐焰的文学老师。“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去听他讲写作，谈怎么看问题。那时公木‘右派’还没摘帽，很多人不敢登门看望，我敢。我觉得他是大家。”明丽的夕阳斜进屋内，轻轻地铺洒在专注交谈的一老一少身上，从容温暖。在动荡尚未平息的年代，这样的交流实属弥足珍贵。鲜活的故事，生动的细节，深刻的分析，亲身的感受，书中原本抽象枯燥的历史定论，都在亲历者的叙述中找到根基，徐焰由此开了眼界，积累下丰厚学识。他初显史学研究者的执著精神和刚正品格，更是得到众多名家的欣赏。
1982年，徐焰硕士毕业。在大学生尚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时期，作为研究生，工作机会与受重视程度不难想见。经过思考，他最终选择解放军军事学院（1985年改为国防大学）。说起与国防大学结缘，1979年刚回到北京读书时，徐焰就来过，但当时只是参观游览。真正以教员身份走进校园，徐焰首先感到一种强烈的呼唤感和使命感。对此，他回顾道：“那时正好处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大变革年代，世界形势日新月异，我们国家军事战略也在变革。进入学校，我被分到政治理论教研室。在接触到一些新鲜事物后，我和当年军内一批学历较高、有志于变革的人士在一起呼唤改革。1984年，我与刚从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归来、现为空军副司令的陈小工，研究尽快成立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当时我们心中非常痛切的感觉就是传统教育方法真是需要转变，都什么年代了，还天天用老的办法搞教学，太陈腐了！于是，1980年代中期，我写了一系列改变军事学传统教育方法的论文。”
看到当时军事教学和军史界的现状，徐焰在忧思感叹之余，决心通过实践为改变局面倾尽全力，“必须写出一部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战史，在军史研究领域开拓新局面”。1987年，他开始着手编写抗美援朝战争史。历时三年，两赴朝鲜，徐焰实地察看战时被美军轰炸、后又被志愿军抢修的鸭绿江大桥旧桥和大同江桥等诸多遗迹。“史料说修桥时多困难，但究竟怎么不容易？我得去看一看——江到底多宽，山会有多高，轰炸的情况，抢修的位置——亲临现场，领会得就不一样，这样写出来的著作才真实。”写作期间，徐焰加班加点，专注投入。灵感来袭时，他备加珍惜，常在皎洁月光陪伴下，行文至凌晨一两点钟。就这样，周而复始，笔耕不辍。1990年，400多页的全新力作《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正式出版，引起军史界很大关注，第一次发行就达5万册，成为当年国内发行量很大的著作。随后，这部图书被译成英、日两种文字，在国际上获得强烈反响，徐焰也因此被世界军事史界接纳，打响知名度。凭借研究成果，他被破格晋升，成为当时国防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现世之思
“要领会高山，可立足低谷之渊；要看清低谷，则站在高山之上。”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名言，徐焰铭记在心。在最基层插过队，当过兵，与高级历史决策者促膝长谈，沉入过平地，临身于高端，多年来徐焰的史学观不曾改变——以历史服务现实，从战略高度，以国际视角，书写过往，关照当下，启示未来。
1990年代初期，徐焰的作品开始走向世界。1992年，他继名作《第一次较量》后，又完成著述《金门之战》。这本书成为1949年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研究东南沿海作战的专著，饮誉海内外。台湾第一大报《联合报》对此书进行连载，并发行单行本，成为在岛内第一本公开表达中国共产党观点的现代史著作。1995年，徐焰所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录》一书完成，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用中日文字同时在两国出版。这是在日本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阐述中国方面观点的中日战争史专著。十年之后，徐焰再著40余万字的《中国国防导论》，向世界讲述中国国防理念。
语及写作初衷，徐焰将军介绍道：“对待战争，中国有自己的视角，但也要知道对手怎么想。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防阐释不能被束之高阁。当时有一阵子，在院校中讲国防理论被弄得很高深，但落实到基层部队却又难以结合实际，我就想把真正的军事理论和军史知识通俗准确地表达出来。我认为改革就是要与开放结合一起，研究国际形势就要有交流性的著作，以便改革不会失去参照坐标。”
在人心难抑浮躁、耳边充斥喧嚣的时代里，徐焰将军扎扎实实，以史为鉴，著书立说，涤荡尘埃。“文章不写半句空”，是他的座右铭，也是开展学术研究、撰写军史著作的标准。多年来，他获取史料的途径主要有三条：通过查阅图书馆和档案馆，拜访当事者与名师，在写作过程中与有志同道探讨。说来简单，做到却需要极大的热情、勇气和坚持。为了写出更优质的作品，徐焰几次熬夜坐硬座南下广州，到黄埔军校实地寻找更多史料。长沙、井冈山、重庆、延安等地，都留下他多次前往调查、寻访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足印。为深入研究中印边境冲突，徐焰同当年参战的印度将军当面探讨印军部署情况，然后将双方战史进行比对。风尘仆仆，追根溯源，只为竭尽全力接近真实，还历史事件本来面目。
正因为有忘我的付出和长期的积累，徐焰的学问日渐精深。在国防大学的讲堂上，他的课受到极大欢迎。无论《中国军事变革历史回顾》，还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等，他为战略班、指挥员班等学校重要班次讲授的课程，每门都是全校的优质大课。很多身为将军的学员们听后普遍反映徐焰的教学史料详实、语言生动、说服力强，每堂课下来都有意犹未尽之感。2003年，国防大学首次推出两年一度的“五杰教授”评选，全校教职员工五六百人参与投票。首届评选，徐焰获得最高票。他以作品《80位共产党人的故事》，吸引读者关注。这本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所写的连载文章结集，每日一篇，短小精悍，叙述简洁，通俗易懂。一些同志呼吁学校用党费集体购买，最后人手一册。而后，2005年、2007年，徐焰又获此殊荣，成为国防大学唯一连续三届的“五杰教授”。
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不断复杂化，各种纠纷、摩擦一次又一次刺激着民众的神经，挑战人们的心理底线。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些复杂问题？有人质疑，有人抱怨，有人困惑。身为军史专家，徐焰将军的身影时常出现在电视媒体上，从历史角度为民众释疑，平息躁动情绪。说起当前的热点话题，徐焰将军直抒胸臆：“中国维护南海权益的斗争，是一个关乎着民族感情的敏感问题，也牵涉到长期历史形成的复杂国际关系。近年来，国内有些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在讲述南海问题时，曾声称1970年代以前那里对主权归属不存在争端，助长了一些偏激情绪。其实南海岛礁和海域归属争端已经持续近百年，当地错综复杂局面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周边问题要有正确看待。现在我们提出申诉的要求，正是缘于国家力量的发展，要逐步恢复不应该丧失的权益。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在树立危机意识的同时，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力量。”
冬去春来，岁月悠悠。红山脚下，校园之内，时光悄然打磨着一切，把当下变成历史，让历史照进现实。回首30年国防大学的学术生涯，徐焰将军饱含深情地追忆当初的选择：“那时研究生数量很少，沈阳军区很希望我回去，甚至许诺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虽然院校没有部队晋升那么快，但我对行政职务没有兴趣，还是愿意安安心心做点学问。而且在全军最高学府，我能够接触到更高的教学层次。现在看来，进入国防大学从事军史研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坐在刚整饰不久的“徐焰工作室”内，绿色植物竞相生长，弥漫着清新气息，记者听徐焰将军娓娓道来人生的丰富经历与独特感悟。作为事业上的又一个全新起点，对于工作室的成立，徐焰将军朴实无华地说道：“能以个人名义命名工作室当然是一种荣誉，但我更把它看做是培养新一代人的平台。当下，工作室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周边问题的历史成因，为当前瞬息变化的形势提供精确的重要保障。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参军数十年，能在国防大学完成毕生的事业，做一个对国家、对军队、对社会有用的人，感到十分满足和欣慰。”
责编：华南
晴朗，清润。轻轻的微风中带来一丝淡淡的甜韵，日光隐隐在山峰间隙露出缕缕明亮的光线。沿碧波缓缓的昆玉河，车子驶至北京西山余脉的红山口。顺山势而建错落有致的座座楼群映入眼帘，这就是国防大学。
在这所全军最高学府里，战略教研部教授、著名军史专家徐焰将军的办公室与众不同。门口一块金色牌匾，其上“徐焰工作室”五个字颇为醒目，与八一军徽相映成彰。沉浸军史30余载，他力作频出，成果丰硕。以其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首批授予、仅有的三个“名师工作室”之一。
盛夏午后，徐焰将军放弃休息，在工作室与记者进行了紧凑畅快、热情真诚的交流。谈及成长，他深情追忆，感慨万千；论至军史，他滔滔不绝，见解深刻；说道当下，他以史论今，阐释清晰。言语间，我们恍然回到当年，看到那个爱好历史勤勉学习的青年，和不辞辛苦奋力书写的学者；更感受到殊荣背后，徐焰将军令人信服的史家风范。
军人之路
徐焰的成长经历，与军旅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1951年，他生于革命军人家庭，身为空军的父亲，当时尚在朝鲜战场作战。徐焰在北京空军大院长大，从记事起，父亲便经常奔赴东南沿海斗争前线，身边小伙伴的家长也都是一样，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父辈的战斗故事，被军营大院特有的作战氛围所感染。徐焰很小就认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下美国“全天候飞行员戴威斯”的英雄张继会和其他一些全国有名的功勋人物，也曾在院子里亲眼看到从东南沿海战场拉回来的、被打得弹孔斑斑的敌军战机。一系列的耳闻目睹，使他年幼的心中培养出对军人和战争最初步、最鲜活的感性认知。回首儿时充满英雄崇拜的单纯浪漫岁月，徐焰将军身体微微前倾，露出满面笑容：“那时对我人生来讲，最高的职业理想就是做一名优秀军人。当然了，能成为飞行员最光荣。”
然而“文革”开始，将徐焰的军旅梦无情击碎。他只得跟那个年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插队下乡。在内蒙古自治区与辽宁交界处的贫瘠山村，这个在大院无忧无虑长大的年轻人懂得了底层民众生活的极端艰苦，和由封闭带来的愚昧无望。“那时山区里吃水都很困难，老百姓真是家徒四壁。挣工分，村里人干一天才能挣7分钱，还不够买一张最普通的8分邮票。”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再忆当年细节，徐焰将军目光正视着记者，表情依然十分感伤沉重。通过短短几个月的切身体验，他以最直接的方式深刻了解到中国最底层农村的真实情况。
很多时候，对于终将会脱颖而出的人们来讲，命运仿佛一直在冥冥之中以无形之力牵引着人生不断奋进的方向，和奇特跃升的梦想。1969年，几经周折，徐焰终于如愿参军。那时国家正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他一入伍就参加疏散，跟随队伍进入东北深山，驻扎莽莽林海，周遭荒无人烟，生活异常艰苦。塞外边境，冬天极寒，即便是太阳偶尔穿过云端，洒下一片明媚，无奈画面的经典却短暂而逝，带不来真正的暖意。住在窝棚，徐焰第一次感受到冻伤的苦涩之痛：“初入部队执行任务，我冻伤过两次，耳朵一下子冻大了，就在路边随手抓起一把雪，得不停地搓。”隆冬，部队负重几十斤趟雪行军，一天走100多里；酷暑，队伍拉练，野外露营，承受非同寻常的诸多痛楚。作为一名志在成为优秀军人、充满理想的青年，徐焰经受住来自命运与环境的考验。在绝境中，他自我砥砺，永不屈服，迎难而上，受益颇深。谈起这段岁月留给自身的影响，徐焰将军深有感触地说道：“这些亲身体验，让我理解了单日行军上百里路是什么滋味，人在怎样的负重状态下可以连续作战，军队在何种环境下能住在什么地方，在野外如何露营……后来我自己也带兵，当副指导员，做基层干事，就格外体会到战士疾苦，也让我真正尝到了卓绝斗争的滋味。”
在东北，有三年左右时间，徐焰所在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修工事，挖坑道。他当年担任过点炮员、炮兵侦察班班长，经历了临战时的剑拔弩张，枕戈待旦，曾创造单日点炮记录而被嘉奖，立过一次功。根据当时形势判断，工程全部位于偏僻边境，施工难度极大。完工后部队撤离时，把工程移交当地武装部维护，几十年过去了，地表水土流失，地貌不断变迁，当年的工事早已损坏殆尽，连痕迹都荡然无存，湮没在光阴背后，消失于历史之中。时至今日，徐焰将军提及此仍旧愤懑无奈：“我们付出了多少年的宝贵青春，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打造营建的一处处国防一线战备设施，至今有的找不到，有些完全无法惠及民众生活，已毫无意义与作用。这是多大的代价！通过青年时期的难忘亲历，多年来，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悟，那就是——战略判断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那是一个苦闷的年代，浩劫的岁月，单调迷茫，沉渣骤起。尽管看不到希望，但徐焰感到无论外界如何，自己不能荒废宝贵的光阴。但怎样才能让人的精神生活变得充实起来？通过悟性、资质、勤奋和用心，徐焰找到了一个日后改变命运的好伙伴——书籍。与书结缘，使他对历史的兴趣被极大地激发出来。而身为军人，徐焰对军事史更是情有独钟。那时，社会风气对文化、知识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很多珍贵的战史资料，包括美军、苏军、解放军的作战案例，都在部队战备搬家时被当做垃圾处理，徐焰见到这样的情形后，却小心翼翼地将其尽可能地收拾保存好，一一捡回来认真学习。经过白天辛苦的施工劳作后，大家往往筋疲力尽，夜晚早早便抓紧时间休息。当时在野外环境中，很多地方没有电灯，而用油灯看书，既烟熏火燎无法长时间阅读，又影响战友入睡。徐焰就举着手电筒读书至深夜。
在基层参军的7年中，只要不生病或有其他特殊情况，他都这样度过——白天工作，晚上钻研，博览群书，日有长进。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无声地记录着一个青年不甘于被命运抛弃、自我向上挣扎的振奋昂扬历程。“在这些战史资料中，有一本志愿军十九兵团抗美援朝作战经验对我启发很大。”谈话间，徐焰将军用手肯定地比划了一下这部书册的厚度，大概七八厘米。他至今感念这部详细扎实的资料对自己日后从事军史研究的影响：“那是我当时从事军事学战事历史研究所能遇到的最生动教材，从上级军事指挥到下面连排作战经验，全都汇集于此。军队也出了不少内部杂志，我也学习。后来，我专职研究军事历史，恰恰这个时候奠定了基础。” 写史之实
1976年秋，徐焰被保送到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后又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师从全国党史权威胡华教授，专攻中共党史。
因为家世渊源，徐焰年轻时就有幸求教于多位历史亲历者，当年他们都曾在统帅机关，参与决策制定。往事记忆犹新，徐焰将军深情地对记者讲述起难忘的片段：“我多次去家中拜访过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和总参作战部原副部长雷英夫将军，听他们回忆当年怎么考虑军事问题，制定作战计划。还有曾任毛主席英文翻译的林克同志，我向他请教领导人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的一些想法。与他们对话，能了解高点，只有站在决策者的高度上才能看清全局，理解他们怎样指挥，如何决断。”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历史细节，徐焰前去探访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参会时他只有19岁，将近半个世纪风云跌宕之后，面对晚辈求知的恳切目光，已过古稀之年的刘仁静讲起中共开创者的激情与追求，建党初期面临的客观问题和决策思路，令徐焰豁然开朗。
著名诗人、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创作者公木，是徐焰的文学老师。“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去听他讲写作，谈怎么看问题。那时公木‘右派’还没摘帽，很多人不敢登门看望，我敢。我觉得他是大家。”明丽的夕阳斜进屋内，轻轻地铺洒在专注交谈的一老一少身上，从容温暖。在动荡尚未平息的年代，这样的交流实属弥足珍贵。鲜活的故事，生动的细节，深刻的分析，亲身的感受，书中原本抽象枯燥的历史定论，都在亲历者的叙述中找到根基，徐焰由此开了眼界，积累下丰厚学识。他初显史学研究者的执著精神和刚正品格，更是得到众多名家的欣赏。
1982年，徐焰硕士毕业。在大学生尚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时期，作为研究生，工作机会与受重视程度不难想见。经过思考，他最终选择解放军军事学院（1985年改为国防大学）。说起与国防大学结缘，1979年刚回到北京读书时，徐焰就来过，但当时只是参观游览。真正以教员身份走进校园，徐焰首先感到一种强烈的呼唤感和使命感。对此，他回顾道：“那时正好处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大变革年代，世界形势日新月异，我们国家军事战略也在变革。进入学校，我被分到政治理论教研室。在接触到一些新鲜事物后，我和当年军内一批学历较高、有志于变革的人士在一起呼唤改革。1984年，我与刚从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归来、现为空军副司令的陈小工，研究尽快成立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当时我们心中非常痛切的感觉就是传统教育方法真是需要转变，都什么年代了，还天天用老的办法搞教学，太陈腐了！于是，1980年代中期，我写了一系列改变军事学传统教育方法的论文。”
看到当时军事教学和军史界的现状，徐焰在忧思感叹之余，决心通过实践为改变局面倾尽全力，“必须写出一部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战史，在军史研究领域开拓新局面”。1987年，他开始着手编写抗美援朝战争史。历时三年，两赴朝鲜，徐焰实地察看战时被美军轰炸、后又被志愿军抢修的鸭绿江大桥旧桥和大同江桥等诸多遗迹。“史料说修桥时多困难，但究竟怎么不容易？我得去看一看——江到底多宽，山会有多高，轰炸的情况，抢修的位置——亲临现场，领会得就不一样，这样写出来的著作才真实。”写作期间，徐焰加班加点，专注投入。灵感来袭时，他备加珍惜，常在皎洁月光陪伴下，行文至凌晨一两点钟。就这样，周而复始，笔耕不辍。1990年，400多页的全新力作《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正式出版，引起军史界很大关注，第一次发行就达5万册，成为当年国内发行量很大的著作。随后，这部图书被译成英、日两种文字，在国际上获得强烈反响，徐焰也因此被世界军事史界接纳，打响知名度。凭借研究成果，他被破格晋升，成为当时国防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现世之思
“要领会高山，可立足低谷之渊；要看清低谷，则站在高山之上。”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名言，徐焰铭记在心。在最基层插过队，当过兵，与高级历史决策者促膝长谈，沉入过平地，临身于高端，多年来徐焰的史学观不曾改变——以历史服务现实，从战略高度，以国际视角，书写过往，关照当下，启示未来。
1990年代初期，徐焰的作品开始走向世界。1992年，他继名作《第一次较量》后，又完成著述《金门之战》。这本书成为1949年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研究东南沿海作战的专著，饮誉海内外。台湾第一大报《联合报》对此书进行连载，并发行单行本，成为在岛内第一本公开表达中国共产党观点的现代史著作。1995年，徐焰所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录》一书完成，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用中日文字同时在两国出版。这是在日本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阐述中国方面观点的中日战争史专著。十年之后，徐焰再著40余万字的《中国国防导论》，向世界讲述中国国防理念。
语及写作初衷，徐焰将军介绍道：“对待战争，中国有自己的视角，但也要知道对手怎么想。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防阐释不能被束之高阁。当时有一阵子，在院校中讲国防理论被弄得很高深，但落实到基层部队却又难以结合实际，我就想把真正的军事理论和军史知识通俗准确地表达出来。我认为改革就是要与开放结合一起，研究国际形势就要有交流性的著作，以便改革不会失去参照坐标。”
在人心难抑浮躁、耳边充斥喧嚣的时代里，徐焰将军扎扎实实，以史为鉴，著书立说，涤荡尘埃。“文章不写半句空”，是他的座右铭，也是开展学术研究、撰写军史著作的标准。多年来，他获取史料的途径主要有三条：通过查阅图书馆和档案馆，拜访当事者与名师，在写作过程中与有志同道探讨。说来简单，做到却需要极大的热情、勇气和坚持。为了写出更优质的作品，徐焰几次熬夜坐硬座南下广州，到黄埔军校实地寻找更多史料。长沙、井冈山、重庆、延安等地，都留下他多次前往调查、寻访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足印。为深入研究中印边境冲突，徐焰同当年参战的印度将军当面探讨印军部署情况，然后将双方战史进行比对。风尘仆仆，追根溯源，只为竭尽全力接近真实，还历史事件本来面目。
正因为有忘我的付出和长期的积累，徐焰的学问日渐精深。在国防大学的讲堂上，他的课受到极大欢迎。无论《中国军事变革历史回顾》，还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等，他为战略班、指挥员班等学校重要班次讲授的课程，每门都是全校的优质大课。很多身为将军的学员们听后普遍反映徐焰的教学史料详实、语言生动、说服力强，每堂课下来都有意犹未尽之感。2003年，国防大学首次推出两年一度的“五杰教授”评选，全校教职员工五六百人参与投票。首届评选，徐焰获得最高票。他以作品《80位共产党人的故事》，吸引读者关注。这本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所写的连载文章结集，每日一篇，短小精悍，叙述简洁，通俗易懂。一些同志呼吁学校用党费集体购买，最后人手一册。而后，2005年、2007年，徐焰又获此殊荣，成为国防大学唯一连续三届的“五杰教授”。
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不断复杂化，各种纠纷、摩擦一次又一次刺激着民众的神经，挑战人们的心理底线。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些复杂问题？有人质疑，有人抱怨，有人困惑。身为军史专家，徐焰将军的身影时常出现在电视媒体上，从历史角度为民众释疑，平息躁动情绪。说起当前的热点话题，徐焰将军直抒胸臆：“中国维护南海权益的斗争，是一个关乎着民族感情的敏感问题，也牵涉到长期历史形成的复杂国际关系。近年来，国内有些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在讲述南海问题时，曾声称1970年代以前那里对主权归属不存在争端，助长了一些偏激情绪。其实南海岛礁和海域归属争端已经持续近百年，当地错综复杂局面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周边问题要有正确看待。现在我们提出申诉的要求，正是缘于国家力量的发展，要逐步恢复不应该丧失的权益。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在树立危机意识的同时，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力量。”
冬去春来，岁月悠悠。红山脚下，校园之内，时光悄然打磨着一切，把当下变成历史，让历史照进现实。回首30年国防大学的学术生涯，徐焰将军饱含深情地追忆当初的选择：“那时研究生数量很少，沈阳军区很希望我回去，甚至许诺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虽然院校没有部队晋升那么快，但我对行政职务没有兴趣，还是愿意安安心心做点学问。而且在全军最高学府，我能够接触到更高的教学层次。现在看来，进入国防大学从事军史研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坐在刚整饰不久的“徐焰工作室”内，绿色植物竞相生长，弥漫着清新气息，记者听徐焰将军娓娓道来人生的丰富经历与独特感悟。作为事业上的又一个全新起点，对于工作室的成立，徐焰将军朴实无华地说道：“能以个人名义命名工作室当然是一种荣誉，但我更把它看做是培养新一代人的平台。当下，工作室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周边问题的历史成因，为当前瞬息变化的形势提供精确的重要保障。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参军数十年，能在国防大学完成毕生的事业，做一个对国家、对军队、对社会有用的人，感到十分满足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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