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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天，北师大首届“文学创作”班迎来了10位新生。既有计算机、法律等专业的本科生，也有本校保研生，甚至不乏毕业工作后再返校园的写作爱好者。他们身后的作家导师们，作家莫言、格非、李洱、邱华栋，资深编辑李敬泽，让这一届“写作班”备受瞩目。上世纪80年代末，北师大也曾和鲁迅文学院联合办过“作家班”（简称“鲁研班”），当年班里走出的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王刚、毕淑敏、严歌苓等，如今几占文坛的半壁江山。时隔25年，北师大再招写作研究生。
2014年招收的“写作班”实为“文学创作”专业，学制三年，毕业将获文学硕士学位，学生隶属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专业介绍其培养目标是“最终成长为具有一定创作水准的作家”；在考核方式上，“要求学生在读期间能够创作和发表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学位论文须选择与文学创作研究有关的论题”。国际写作中心的张清华教授表示，“写作班和普通当代文学的研究生相比，他们有1/3的课程是围绕写作和创作展开。我们现在有双导师制度，聘请作家作为写作导师，而且还有驻校作家定期讲座，这和当年的鲁研班有类似的地方。”
迄今为止，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的驻校作家及诗人已有贾平凹、余华、严歌苓、欧阳江河、西川这五位享誉文坛的作家和诗人。其中严歌苓老师最近已经给文学创作专业的学生上过两次课。2014年12月，作为北师大的校友作家，严歌苓老师以“写作的空间穿越”为题与同学们分享了多年来旅居各国，穿越于各种文化的写作经验。
“你是会计系的吗”
1989年8月，我到美国大使馆拿到了签证，走出来时我记得签证门口队伍排得特别长，我走到一个卖衬衫的铺子上买了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我觉得我的穿越从那一刻就开始了。
我说的穿越不仅是地域的穿越，它还有心理空间的穿越，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语言是不容易被另外一个民族或其他所有的民族所懂得的。
1990年在（美国的）校园里我完成的是一个真正的穿越。我在学校的第一天穿的是一件非常浅的粉红色的毛衣，淡蓝色的牛仔裤，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扎着长的马尾辫。我第一个坐在教室里，战战兢兢地等待我的第一节英文写作课。我去得非常早，因为非常忐忑，不知道能不能听懂。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拿了全奖的中国学生，作为文学写作系建立一百多年以来唯一的母语非英文外国学生，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和忐忑的。我早早地等候在课堂里，结果推门进来一个头上裹着紫色头巾的，头巾外露着马尾的脸色苍白的男孩子，推门一看他就缩回去了，再推门的时候他说：“我走错系了吗，是不是会计系？你是会计系的吗？”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我想是不是我走错了，可（门口） 明明写着很大的字是文学写作系。很长时间以后，他告诉我说，“就你那身打扮，第一眼看见我以为走到会计系了。”因为我那身本分、保守、毫无创新前卫可言的打扮，让他感觉走错了地方，其实他是在跟我开玩笑。
在学校的第一年，我的同学们就把我所有正统观念里的理解都洗牌了。一次当我跟同学讲到自己家里有保姆时，同学们都很愤怒很吃惊，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是左翼的，应该是最同情劳动人民的，你怎么能奴役一个劳动者在你家帮你干活呢？你有什么不能自己干的呢？美国总统还自己开车呢。所以这种穿越并不是说我到了美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是要经过心理上的空间穿越才能完成。
移民体验：Displacement
后来我写了很多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小说，觉得自己和所有的移民都经历的一个困境叫“displacement”，也就是“移置”。人类的迁移和移置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大主题，因为在迁移的过程当中自我被另外一种文化异化和排异所造成的冲突是非常有力量的，很值得写。由于各种原因来到美国的中国人都会经历一种被主流文化排异的阶段，这也是他们的故事非常多的时候。就在那段时期我写了《少女小渔》、《女房东》、《海那边》等一系列我认为非常好的小说。《女房东》这部小说就能够特别好地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来反映他族的文化对移民的排异。这篇小说得自于我的一个臆想，1991年的某一天我走在旧金山的大街上，那天是早上十点，旧金山的雾还没有完全散去，但是太阳已经出来了，雾里带着阳光非常美。当我从一个上坡的小街走上去时，看见楼上的窗子里伸出来一件睡衣，在雾和阳光里显得有些不真实，那件睡衣是浅粉色的，透明的蕾丝上还沾着水珠。这个场景一下子让我呆住了，原来女性的睡衣可以这么美。由睡衣这个最美的女人的意向，我创作出了《女房东》这篇小说，讲述来自大陆的一个中年男人租住在一个女房东的地下室里，在孤独的移民生活中对温情的渴望导致了他那种边缘的小人物的病态心理，假如他不是移民，他就不会敏感到那种病态的地步。也就是在美国最开始的日子里，我创作了许多诸如此类的作品。
美国观念被非洲洗牌
因为我先生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的关系，我每周四要接受FBI的调查。后来我们就没有在美国定居，转而去了非洲。离开美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迁移，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30岁那年出国考托福，把自己的根从热土上拔起来，这个根是潮湿的、裸露的，我总觉得它就是我的神经，它比所有的东西都敏感，这种敏感是略带疼痛的、是夸张的，是人家随便一个眼神都能伤害你的。所以我2004年离开美国去非洲时，感到我完成了迁移，我已经基本上把从中国带出来的根须埋到了美国这片冷土上，而且这片冷土也逐渐让我感到了温度。
到了非洲之后，我想吃中国的青菜，就开垦了一片菜地，却发现想用的化肥在当地也成了一种奢侈品，当地人甚至都不知道怎么使用。而当时的美国以及现在的中国却都强调有机蔬菜，都在尽量避免使用化肥。所以这又再次颠覆了我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时所形成的那些观念。
当时家里雇了一个酋长的女儿做杂工，有一次小姑娘因为有事去银行私自把车开走，耽误了我与医生的预约，回来时我刚责备了一句，小姑娘立马“噗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这件事把我吓到了，感觉历史好像倒回了几百年前。后来又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不是害怕和震惊而是愤怒了。我对小姑娘说：“你给我站起来，我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国家没有人是应该跪下的，你知道吗？我们是要去解放那些跪着的！”但是这个女孩跪的动作一直到我把她带到德国柏林并认她做女儿之后仍然难以改掉。我深感在美国形成的平等观念在到了非洲之后又被洗牌了，好像又被拉回比当年离开中国时还要往后好几个“decades”的年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决定写些什么，写和我记忆中的中国、灾荒有关的，写我记忆中的祖国。我到了非洲，美国的政府不再影响我，哪里的政府都不再影响我。我在非洲这样一个地方，我看到这样抽象意义上的苦难，这种苦难是人类共承的一种苦难，让我想到了写中国人在特定国情下的苦难。《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些小说就是我在非洲的两三年创作出来的。 因为我先生是个外交官，我们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走，我也就形成了一个在哪里也都不想待长的（习惯），因为在哪里待长了，我就失去了质疑主流社会的一种清醒。我很喜欢现在这种到任何一个主流社会里，我都不算一个主流身份的人的这种位置，我觉得我保持了一种质疑的清醒。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处在一种自我流放、自我放逐的生活状态之中。我非常满足现在的状态，因为任何地方都不会使我失去清醒。我写中国，我可以用我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三十岁人的成熟经验来写，任何一种他国生活的文化和经验都会与我现在的中国经验形成对比，正是这种对比形成我现在的写作风格。
Q：我读《扶桑》和《雌性的草地》，觉得您写得特别专业，用了很多科班出身的技巧，但是读《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就觉得故事讲得特别酣畅淋漓，到了最近的《老师好美》，我又觉得一种熟悉的技巧又回来了，我想问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怎样调适技巧与讲故事之间的平衡？
A：我一直非常注重小说的形式美，一个好的故事我首先希望它有好的语言。其次我认为它应该有非常适合这个故事叙述的一种形式。很多让我感觉到非常惊艳的小说从形式上来说都是非常独到的，都是帮了叙事很大的忙的。比如阿根廷作家 Manuel Puig 的《蜘蛛女之吻》，他就用两个人的对话，让你逐渐看到一个革命者和一个同性恋者关在一个监狱里面的关系发展，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好。现在我仍旧没有放弃我对小说形式的这种追求，我觉得《老师好美》需要这样一个形式，就是谁也不知道另外那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就从三个人的三个主观视角来叙述。像《白蛇》这样的我就用三种版本，一个官方版本，一个民间版本，还有一个就是秘密的版本，谁也不知道，不为人所知的一个版本来叙述一个故事。我觉得不是纯技巧的，小说艺术和所有的艺术都一样，形式是小说艺术创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Q：您在《女房东》里面看到非常美的一个画面，然后您把它发展成一个故事。而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看到许多漂亮的画面，我能把它形成一个段子，但是怎么能把它形成一个完整故事呢？
A：你试着让自己放松一点，不要太注意设计，让人物自己去走。像《女房东》这个故事我都不知道他会把女房东的睡衣偷来，藏在哪儿，会发生什么。因为我在美国学小说写作的时候，老师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Let it happen，让它发生，让它发生，让它发生。你看看它会怎么走，就是让它发生。你下次如果有让你非常感兴趣的这么一个点，你让它发生，往下接着试试看。
Q：“我注意到在《小姨多鹤》中，多鹤很年轻的时候就融入到了中国社会中，为什么读到小说后半段她还保留了很多民族性，比如她个人的民族习惯，您是刻意保留的吗？另外在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老师说您（的小说）是对战争文学的另一种写法，您觉得您的创作是为写战争文学吗？您有什么看法？谢谢！”
A：我其实写作是糊里糊涂的，没有一定要写战争文学，或者想有一个什么样的写作意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只觉得我有一种很朦胧的冲动，我想写这个故事，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我有一种表白，这个最终表白具体是什么，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的，也不是关于战争，也不是关于女人，也许是关于女人和战争。你说多鹤十六七岁就到了中国人家，她为什么还保留着她的民族性？故事叙述到最后你会发现，她是不可能改变的，她是一直以她民族特点为骄傲的一个人。实际上她不是一个被中国家庭完全同化了的异族女人，所以一直到最后，这两个女人对于家庭在文化上的控制和争夺都是没有结束的。
责任编辑：方丹敏
2014年招收的“写作班”实为“文学创作”专业，学制三年，毕业将获文学硕士学位，学生隶属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专业介绍其培养目标是“最终成长为具有一定创作水准的作家”；在考核方式上，“要求学生在读期间能够创作和发表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学位论文须选择与文学创作研究有关的论题”。国际写作中心的张清华教授表示，“写作班和普通当代文学的研究生相比，他们有1/3的课程是围绕写作和创作展开。我们现在有双导师制度，聘请作家作为写作导师，而且还有驻校作家定期讲座，这和当年的鲁研班有类似的地方。”
迄今为止，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的驻校作家及诗人已有贾平凹、余华、严歌苓、欧阳江河、西川这五位享誉文坛的作家和诗人。其中严歌苓老师最近已经给文学创作专业的学生上过两次课。2014年12月，作为北师大的校友作家，严歌苓老师以“写作的空间穿越”为题与同学们分享了多年来旅居各国，穿越于各种文化的写作经验。
“你是会计系的吗”
1989年8月，我到美国大使馆拿到了签证，走出来时我记得签证门口队伍排得特别长，我走到一个卖衬衫的铺子上买了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我觉得我的穿越从那一刻就开始了。
我说的穿越不仅是地域的穿越，它还有心理空间的穿越，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语言是不容易被另外一个民族或其他所有的民族所懂得的。
1990年在（美国的）校园里我完成的是一个真正的穿越。我在学校的第一天穿的是一件非常浅的粉红色的毛衣，淡蓝色的牛仔裤，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扎着长的马尾辫。我第一个坐在教室里，战战兢兢地等待我的第一节英文写作课。我去得非常早，因为非常忐忑，不知道能不能听懂。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拿了全奖的中国学生，作为文学写作系建立一百多年以来唯一的母语非英文外国学生，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和忐忑的。我早早地等候在课堂里，结果推门进来一个头上裹着紫色头巾的，头巾外露着马尾的脸色苍白的男孩子，推门一看他就缩回去了，再推门的时候他说：“我走错系了吗，是不是会计系？你是会计系的吗？”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我想是不是我走错了，可（门口） 明明写着很大的字是文学写作系。很长时间以后，他告诉我说，“就你那身打扮，第一眼看见我以为走到会计系了。”因为我那身本分、保守、毫无创新前卫可言的打扮，让他感觉走错了地方，其实他是在跟我开玩笑。
在学校的第一年，我的同学们就把我所有正统观念里的理解都洗牌了。一次当我跟同学讲到自己家里有保姆时，同学们都很愤怒很吃惊，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是左翼的，应该是最同情劳动人民的，你怎么能奴役一个劳动者在你家帮你干活呢？你有什么不能自己干的呢？美国总统还自己开车呢。所以这种穿越并不是说我到了美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是要经过心理上的空间穿越才能完成。
移民体验：Displacement
后来我写了很多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小说，觉得自己和所有的移民都经历的一个困境叫“displacement”，也就是“移置”。人类的迁移和移置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大主题，因为在迁移的过程当中自我被另外一种文化异化和排异所造成的冲突是非常有力量的，很值得写。由于各种原因来到美国的中国人都会经历一种被主流文化排异的阶段，这也是他们的故事非常多的时候。就在那段时期我写了《少女小渔》、《女房东》、《海那边》等一系列我认为非常好的小说。《女房东》这部小说就能够特别好地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来反映他族的文化对移民的排异。这篇小说得自于我的一个臆想，1991年的某一天我走在旧金山的大街上，那天是早上十点，旧金山的雾还没有完全散去，但是太阳已经出来了，雾里带着阳光非常美。当我从一个上坡的小街走上去时，看见楼上的窗子里伸出来一件睡衣，在雾和阳光里显得有些不真实，那件睡衣是浅粉色的，透明的蕾丝上还沾着水珠。这个场景一下子让我呆住了，原来女性的睡衣可以这么美。由睡衣这个最美的女人的意向，我创作出了《女房东》这篇小说，讲述来自大陆的一个中年男人租住在一个女房东的地下室里，在孤独的移民生活中对温情的渴望导致了他那种边缘的小人物的病态心理，假如他不是移民，他就不会敏感到那种病态的地步。也就是在美国最开始的日子里，我创作了许多诸如此类的作品。
美国观念被非洲洗牌
因为我先生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的关系，我每周四要接受FBI的调查。后来我们就没有在美国定居，转而去了非洲。离开美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迁移，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30岁那年出国考托福，把自己的根从热土上拔起来，这个根是潮湿的、裸露的，我总觉得它就是我的神经，它比所有的东西都敏感，这种敏感是略带疼痛的、是夸张的，是人家随便一个眼神都能伤害你的。所以我2004年离开美国去非洲时，感到我完成了迁移，我已经基本上把从中国带出来的根须埋到了美国这片冷土上，而且这片冷土也逐渐让我感到了温度。
到了非洲之后，我想吃中国的青菜，就开垦了一片菜地，却发现想用的化肥在当地也成了一种奢侈品，当地人甚至都不知道怎么使用。而当时的美国以及现在的中国却都强调有机蔬菜，都在尽量避免使用化肥。所以这又再次颠覆了我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时所形成的那些观念。
当时家里雇了一个酋长的女儿做杂工，有一次小姑娘因为有事去银行私自把车开走，耽误了我与医生的预约，回来时我刚责备了一句，小姑娘立马“噗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这件事把我吓到了，感觉历史好像倒回了几百年前。后来又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不是害怕和震惊而是愤怒了。我对小姑娘说：“你给我站起来，我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国家没有人是应该跪下的，你知道吗？我们是要去解放那些跪着的！”但是这个女孩跪的动作一直到我把她带到德国柏林并认她做女儿之后仍然难以改掉。我深感在美国形成的平等观念在到了非洲之后又被洗牌了，好像又被拉回比当年离开中国时还要往后好几个“decades”的年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决定写些什么，写和我记忆中的中国、灾荒有关的，写我记忆中的祖国。我到了非洲，美国的政府不再影响我，哪里的政府都不再影响我。我在非洲这样一个地方，我看到这样抽象意义上的苦难，这种苦难是人类共承的一种苦难，让我想到了写中国人在特定国情下的苦难。《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些小说就是我在非洲的两三年创作出来的。 因为我先生是个外交官，我们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走，我也就形成了一个在哪里也都不想待长的（习惯），因为在哪里待长了，我就失去了质疑主流社会的一种清醒。我很喜欢现在这种到任何一个主流社会里，我都不算一个主流身份的人的这种位置，我觉得我保持了一种质疑的清醒。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处在一种自我流放、自我放逐的生活状态之中。我非常满足现在的状态，因为任何地方都不会使我失去清醒。我写中国，我可以用我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三十岁人的成熟经验来写，任何一种他国生活的文化和经验都会与我现在的中国经验形成对比，正是这种对比形成我现在的写作风格。
Q：我读《扶桑》和《雌性的草地》，觉得您写得特别专业，用了很多科班出身的技巧，但是读《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就觉得故事讲得特别酣畅淋漓，到了最近的《老师好美》，我又觉得一种熟悉的技巧又回来了，我想问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怎样调适技巧与讲故事之间的平衡？
A：我一直非常注重小说的形式美，一个好的故事我首先希望它有好的语言。其次我认为它应该有非常适合这个故事叙述的一种形式。很多让我感觉到非常惊艳的小说从形式上来说都是非常独到的，都是帮了叙事很大的忙的。比如阿根廷作家 Manuel Puig 的《蜘蛛女之吻》，他就用两个人的对话，让你逐渐看到一个革命者和一个同性恋者关在一个监狱里面的关系发展，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好。现在我仍旧没有放弃我对小说形式的这种追求，我觉得《老师好美》需要这样一个形式，就是谁也不知道另外那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就从三个人的三个主观视角来叙述。像《白蛇》这样的我就用三种版本，一个官方版本，一个民间版本，还有一个就是秘密的版本，谁也不知道，不为人所知的一个版本来叙述一个故事。我觉得不是纯技巧的，小说艺术和所有的艺术都一样，形式是小说艺术创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Q：您在《女房东》里面看到非常美的一个画面，然后您把它发展成一个故事。而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看到许多漂亮的画面，我能把它形成一个段子，但是怎么能把它形成一个完整故事呢？
A：你试着让自己放松一点，不要太注意设计，让人物自己去走。像《女房东》这个故事我都不知道他会把女房东的睡衣偷来，藏在哪儿，会发生什么。因为我在美国学小说写作的时候，老师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Let it happen，让它发生，让它发生，让它发生。你看看它会怎么走，就是让它发生。你下次如果有让你非常感兴趣的这么一个点，你让它发生，往下接着试试看。
Q：“我注意到在《小姨多鹤》中，多鹤很年轻的时候就融入到了中国社会中，为什么读到小说后半段她还保留了很多民族性，比如她个人的民族习惯，您是刻意保留的吗？另外在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老师说您（的小说）是对战争文学的另一种写法，您觉得您的创作是为写战争文学吗？您有什么看法？谢谢！”
A：我其实写作是糊里糊涂的，没有一定要写战争文学，或者想有一个什么样的写作意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只觉得我有一种很朦胧的冲动，我想写这个故事，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我有一种表白，这个最终表白具体是什么，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的，也不是关于战争，也不是关于女人，也许是关于女人和战争。你说多鹤十六七岁就到了中国人家，她为什么还保留着她的民族性？故事叙述到最后你会发现，她是不可能改变的，她是一直以她民族特点为骄傲的一个人。实际上她不是一个被中国家庭完全同化了的异族女人，所以一直到最后，这两个女人对于家庭在文化上的控制和争夺都是没有结束的。
责任编辑：方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