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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点点是共和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做过多年的医生，后来转型为作家。10年前，婆婆放弃治疗平静地离世，触发了她对生命末期的思考，并把推广“生前预嘱”当成了自己余生的事业。为此，她创建网站、出书，组建起顶级专家支持团队，率领志愿者为宣传、推广“生前预嘱”四处奔波。近日，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这位可敬的女性，听她讲述了自己为推广“生前预嘱”所经历的种种艰辛……
推广“生前预嘱”成余生事业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曾做了10多年心脑血管医生，后来怎么弃医从文了呢？
罗点点（以下简称罗）：我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时，医生就对我说：“你应该去急诊室，那里能见到所有的病例，最能锻炼人。”我在解放军一所医院急诊室工作几年后，又做了十几年心脑血管医生。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不仅仅是因为医术，而是我从来没有对病人发过脾气。退伍后，我到一家投资管理公司调研部工作，接着又转行到媒体公司做创意总监，后来，我就把写作当成了自己的生存状态。2001年，同期电视剧中收视率最高的《永不放弃》，就是根据我的作品改编而成的。
记：您何时开始关注“生前预嘱”这个人生课题的？
罗：2003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佛罗里达州一个叫特丽的植物人靠喂食管存活了13年，关于要不要拔管子的争论，几乎震动了整个美国。起初，当地法院批准了特丽丈夫提出的申请，她的喂食管首次被拔去。仅仅两天后，中级法院做出相反的判决，特丽的喂食管再次被插上。后来，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判定，要求拔掉喂食管。可法案通过仅1小时，州长却命令给特丽重新插上喂食管。当时整个美国为特丽心碎，无数人举着“给特丽食物”、“别让特丽饿死”的标语牌抗议示威，甚至布什总统也介入到“抢救特丽”事件中来。不过，医生们按照法律判决，镇定地拔掉了特丽维持生命的喂食管。13天后，特丽真的被饿死了。出于职业敏感，我一直关注着大洋彼岸“特丽事件”的进展和结局，并开始思考如何有尊严地死亡这个人生课题。
记：您做过多年医生，目睹过很多这类事情吧？
罗：我目睹过各种各样的死亡，而给我强烈震撼的还是我婆婆的离世。我婆婆2004年前后陷入垂危状态，她患有多年的糖尿病，又在2003年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即老年痴呆症）。一次，婆婆翻身时，突然被一口痰堵住，心跳、呼吸骤然停止。医生给的判断是，想恢复原来的生命质量几乎不可能，但如果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还能拖一些时日，最好能进加护病房。婆婆意识清醒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病重，她不希望被切开喉咙插上管子，既浪费又痛苦。我向丈夫及家人说明了情况，同时也向医院院长咨询了专业意见，希望撤掉已经使用的呼吸机。然而，当我回到病房，拉着处在深度昏迷中的婆婆的手时，看到她的眼球在半合的眼睑下转动，我所有的决心在那一瞬间崩溃了。我问自己：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婆婆的意愿？是不是真的能让她不再痛苦？
记：作为亲人，这种状态确实让人很纠结。
罗：在家人的支持下，婆婆的呼吸机和维持血压的药物第二天被停用，几个小时后，婆婆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整理婆婆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张夹在日记本里的字条，上面清楚地写着生命尽头不希望过度抢救的要求。看到这张字条之前，我一直心惊肉跳，一直不能确认我做的是不是婆婆想要的。如果事情不是像后来那样，而是另外的样子，比如说没有发现字条，或者字条上写着别的意思；再比如，我没有揣摩对婆婆的心愿，而是把她送进了加护病房，让她在最不愿意的状态中挣扎受苦，那我该怎么办？就算我曾经是医生，见惯了临床上的生死，但这种选择对我来说依然很艰难。从婆婆这件事情开始，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件事情变得不再那么折磨人。
记：这件事是您关注“生前预嘱”的最大原因吧？
罗：多年的经历让我这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有一次，我和几个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了生命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死要死得漂亮点儿，尤其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然后“工业化”地死去。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十几个人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俱乐部听起来有些不严肃。一天，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这是一份美国上千万人正在使用的“生前预嘱”的法律文件。“生前预嘱”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醒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这份法律文件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自己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插气管等。这时，我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从那时起，我就把推广“生前预嘱”当成了我余生的事业。
受尽冷落仍坚持不懈
记：为了在国内推广“生前预嘱”，您都做了些什么？
罗：2006年，我筹资创建了“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并亲手设计了网站徽标。除了在网页上普及“尊严死”以及“生前预嘱”知识外，我们还在网页上设置了多个板块，其中有“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凡是年满18周岁的人均可填写，以便于人们事先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做出签署说明文件，文件的5个要点是：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和我希望让谁帮助我。这些文件都是根据中国法律环境和使用者的特点设计的。网站创办前期，宣传力度小，登录的人比较少，后来，我们又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
记：我们的民族传统对死亡讳莫如深，推广这项工作很难吧？
罗：相当难。我们印制了一些精美的小册子，想把资料放在咖啡厅、书店、银行、医院等公共场所的期刊架上，我们把这样的行动称之为“种树”。有一次，我带领志愿者到一家医院大厅“种树”，并向患者及家属宣传“生前预嘱”观点。我把材料递给一位中年人，他看了一下内容，赶忙把它塞给我，说还没看病就让写“预嘱”，真晦气。还有一位老人看了我递过去的小册子，我正要和他聊一聊，他连忙摆手说：“你谈的事情太高端了，我理解不了，你还是找别人吧！”被拒绝的次数多了，志愿者们的情绪有些波动，我给他们鼓励打气，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要有坚持的信心和勇气。”由于事前沟通不到位，院方认为我和志愿者的行动有些不妥，还派一位负责人过来下逐客令：“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患者是来看病的，人家哪里受得了你们开口闭口谈死，还是换个地方吧！”无奈，我们只好撤离医院。 记：其他公共场所尝试过吗？
罗：公园是老年朋友经常聚集的地方。有一次，我带着志愿者到公园里发调查问卷，看到一个老年合唱团在唱歌，趁他们休息时，便向他们发放调查问卷，他们好奇地接了过去。看后，几个阿姨立马嚷了起来：“你们什么意思？活得好好的，这么早就让我们想到死！”有几个老人看得倒很认真，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对我说：“我很赞成你们宣传的这个事情，我的一个朋友最后两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痛苦不堪。但他的家人还是希望他活下去，他就是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那位朋友不止一次对家人说，‘这样活着是对我的折磨，我是为你们而活啊！’如果将来我遇到那样的处境，我同意按你们宣传的办法做，回头我就去做家人的工作。”我们很欣慰这位老人豁达的态度，不过像这样的老人我们遇到的不多，大多数老人还是保持了沉默。
记：您出版过一本《我的死亡谁做主》的书，反响如何？
罗：当时，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世贸天阶时尚走廊举行，由崔永元主持。小崔在发布会上实话实说：“这本书很难成为畅销书，甚至还不如一个‘80后’青年写的书好卖，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值得我们肯定，这本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读！”小崔还在发布会上引用史铁生的话，“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说，这本书让我们思考，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新书出版恰逢2011年春节，我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所有的亲友，有的朋友不满地说：“点点呀，真有你的，大过年的说什么死不死的，换了别人我直接就把书给烧了！”不过他们看过书后，纷纷打电话对我说：“书里讲的挺有道理，这事儿还真得考虑考虑，你这书是一份文明的礼物，谢谢你！”
记：您的网站运行近7年，点击率怎样？提交“生前预嘱”的人多吗？
罗：2011年之前，注册提交“生前预嘱”的人数一直是两三百人。我们接受了《小崔说事》专访后，人数才突破1000大关。《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对“生前预嘱”进行报道后，网站访问量激增。2012年年底，杨澜对我们进行了一次专访，现在网站点击量前后加起来有150万人左右，注册提交“生前预嘱”的人数有5100多人。如果单纯看数字，5000多人相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这个数字大小了。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要接受这个事情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和专家团队一起“战斗”
记：为了推广“生前预嘱”，您组建了庞大的专家支持团队，这些专家都做了哪些工作？
罗：这些专家大都是国内顶级医学专家，他们也在为推广“生前预嘱”做着不懈努力。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凌锋遇到过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著名作家史铁生对于生命、死亡的认识比任何一个健康的人都要全面深刻。他和凌锋交往颇多，对我们倡导的“生前预嘱”非常赞同，生前就安排好了身后的一切。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突发脑溢血住院，由于脑部大量出血，他的脑干受压，抢救之后很可能会偏瘫或变成植物人。史铁生的妻子根据丈夫的预嘱，和凌锋商量，决定让他安静地离开人世，并联系红十字会和武警总医院，把他的肝脏移植给更需要的人。根据他的遗愿，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由于要进行器官移植，需要他的身体一直保持生命体征。凌锋当时心里一直在不停地祈祷：“铁生，你可千万要挺住，你只要再挺几个小时，你的意愿就能达成。”也许冥冥之中有一丝潜意识在苦苦支撑，当一切手术完成之后，史铁生才停止了呼吸。凌锋接受采访时，数次讲到这个感人的事情，感动了很多人。
记：有没有病人在生命末期主动放弃治疗、自然地离开人世？能否讲一个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罗：有位姓陆的七旬老人，他当过多年武装干部。看到我那本《我的死亡谁做主》的书后，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前段时间感觉自己不太舒服，到医院一检查，是癌症晚期。对于死亡，他看得很开，他说“5·12”大地震中多少孩子都走了，我们活了这么多年，工作上努力过，有相处和睦的同事、朋友，有幸福的家庭，和那些孩子相比，已经很幸福了，得了这个病，不能给社会做贡献了，对儿女也是个拖累，最后关头，就平静地走吧。于是，他和儿女多次沟通，要求生命垂危时不进ICU病房，不插管，不过度抢救。老人去世后，他的女儿哭着告诉我，因为父亲生前反复交代，情况不好时，让他们放弃抢救。
记：您团队里的志愿者也大都是对生死比较豁达的人吧？
罗：是的，不少志愿者都有着特殊的经历。有个叫蒋亢祖的志愿者，曾是一个脑瘤患者，因为发现得早，同时也足够坚强，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文字，被许多媒体转载。我注意到他的事情后，想吸收他到志愿者队伍中来，起初他并不愿意参加，觉得自己还没有活够，就说死的事情，让他很难接受。当他了解了一些我们的信息后，就没那么抵触了，也愿意在这个平台上和一些病友交流。时间长了，他越来越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有价值。他说，人类对生命和死亡的了解非常有限，中国人尤其缺少死亡教育，希望大家都开始考虑这件事情，慢慢地愿意谈论死亡、想象死亡，这对生命的本质很有意义。
记：冒昧地问一下，您为自己订立的“生前预嘱”是什么？
罗：在我生命垂危时，我不需要任何抢救措施，最想做的就是躺在一个干净的床上，安静地和这个世界说会儿话，然后像一片树叶落地那样离开人世。死后，我要通过捐赠把自己变成一副白骨，挂在一位随便什么科室医生的衣帽架上，每天和他或她一起面对病人，穿他或她的衣服，听他们用特别温柔的口气向那副白骨打招呼：“嗨，罗美丽！”这就是我的“生前预嘱”。尊严地活着和尊严地死去，是我所追求的完整价值体系。
〔编辑：刘波〕
推广“生前预嘱”成余生事业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曾做了10多年心脑血管医生，后来怎么弃医从文了呢？
罗点点（以下简称罗）：我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时，医生就对我说：“你应该去急诊室，那里能见到所有的病例，最能锻炼人。”我在解放军一所医院急诊室工作几年后，又做了十几年心脑血管医生。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不仅仅是因为医术，而是我从来没有对病人发过脾气。退伍后，我到一家投资管理公司调研部工作，接着又转行到媒体公司做创意总监，后来，我就把写作当成了自己的生存状态。2001年，同期电视剧中收视率最高的《永不放弃》，就是根据我的作品改编而成的。
记：您何时开始关注“生前预嘱”这个人生课题的？
罗：2003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佛罗里达州一个叫特丽的植物人靠喂食管存活了13年，关于要不要拔管子的争论，几乎震动了整个美国。起初，当地法院批准了特丽丈夫提出的申请，她的喂食管首次被拔去。仅仅两天后，中级法院做出相反的判决，特丽的喂食管再次被插上。后来，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判定，要求拔掉喂食管。可法案通过仅1小时，州长却命令给特丽重新插上喂食管。当时整个美国为特丽心碎，无数人举着“给特丽食物”、“别让特丽饿死”的标语牌抗议示威，甚至布什总统也介入到“抢救特丽”事件中来。不过，医生们按照法律判决，镇定地拔掉了特丽维持生命的喂食管。13天后，特丽真的被饿死了。出于职业敏感，我一直关注着大洋彼岸“特丽事件”的进展和结局，并开始思考如何有尊严地死亡这个人生课题。
记：您做过多年医生，目睹过很多这类事情吧？
罗：我目睹过各种各样的死亡，而给我强烈震撼的还是我婆婆的离世。我婆婆2004年前后陷入垂危状态，她患有多年的糖尿病，又在2003年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即老年痴呆症）。一次，婆婆翻身时，突然被一口痰堵住，心跳、呼吸骤然停止。医生给的判断是，想恢复原来的生命质量几乎不可能，但如果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还能拖一些时日，最好能进加护病房。婆婆意识清醒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病重，她不希望被切开喉咙插上管子，既浪费又痛苦。我向丈夫及家人说明了情况，同时也向医院院长咨询了专业意见，希望撤掉已经使用的呼吸机。然而，当我回到病房，拉着处在深度昏迷中的婆婆的手时，看到她的眼球在半合的眼睑下转动，我所有的决心在那一瞬间崩溃了。我问自己：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婆婆的意愿？是不是真的能让她不再痛苦？
记：作为亲人，这种状态确实让人很纠结。
罗：在家人的支持下，婆婆的呼吸机和维持血压的药物第二天被停用，几个小时后，婆婆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整理婆婆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张夹在日记本里的字条，上面清楚地写着生命尽头不希望过度抢救的要求。看到这张字条之前，我一直心惊肉跳，一直不能确认我做的是不是婆婆想要的。如果事情不是像后来那样，而是另外的样子，比如说没有发现字条，或者字条上写着别的意思；再比如，我没有揣摩对婆婆的心愿，而是把她送进了加护病房，让她在最不愿意的状态中挣扎受苦，那我该怎么办？就算我曾经是医生，见惯了临床上的生死，但这种选择对我来说依然很艰难。从婆婆这件事情开始，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件事情变得不再那么折磨人。
记：这件事是您关注“生前预嘱”的最大原因吧？
罗：多年的经历让我这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有一次，我和几个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了生命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死要死得漂亮点儿，尤其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然后“工业化”地死去。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十几个人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俱乐部听起来有些不严肃。一天，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这是一份美国上千万人正在使用的“生前预嘱”的法律文件。“生前预嘱”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醒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这份法律文件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自己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插气管等。这时，我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从那时起，我就把推广“生前预嘱”当成了我余生的事业。
受尽冷落仍坚持不懈
记：为了在国内推广“生前预嘱”，您都做了些什么？
罗：2006年，我筹资创建了“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并亲手设计了网站徽标。除了在网页上普及“尊严死”以及“生前预嘱”知识外，我们还在网页上设置了多个板块，其中有“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凡是年满18周岁的人均可填写，以便于人们事先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做出签署说明文件，文件的5个要点是：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和我希望让谁帮助我。这些文件都是根据中国法律环境和使用者的特点设计的。网站创办前期，宣传力度小，登录的人比较少，后来，我们又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
记：我们的民族传统对死亡讳莫如深，推广这项工作很难吧？
罗：相当难。我们印制了一些精美的小册子，想把资料放在咖啡厅、书店、银行、医院等公共场所的期刊架上，我们把这样的行动称之为“种树”。有一次，我带领志愿者到一家医院大厅“种树”，并向患者及家属宣传“生前预嘱”观点。我把材料递给一位中年人，他看了一下内容，赶忙把它塞给我，说还没看病就让写“预嘱”，真晦气。还有一位老人看了我递过去的小册子，我正要和他聊一聊，他连忙摆手说：“你谈的事情太高端了，我理解不了，你还是找别人吧！”被拒绝的次数多了，志愿者们的情绪有些波动，我给他们鼓励打气，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要有坚持的信心和勇气。”由于事前沟通不到位，院方认为我和志愿者的行动有些不妥，还派一位负责人过来下逐客令：“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患者是来看病的，人家哪里受得了你们开口闭口谈死，还是换个地方吧！”无奈，我们只好撤离医院。 记：其他公共场所尝试过吗？
罗：公园是老年朋友经常聚集的地方。有一次，我带着志愿者到公园里发调查问卷，看到一个老年合唱团在唱歌，趁他们休息时，便向他们发放调查问卷，他们好奇地接了过去。看后，几个阿姨立马嚷了起来：“你们什么意思？活得好好的，这么早就让我们想到死！”有几个老人看得倒很认真，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对我说：“我很赞成你们宣传的这个事情，我的一个朋友最后两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痛苦不堪。但他的家人还是希望他活下去，他就是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那位朋友不止一次对家人说，‘这样活着是对我的折磨，我是为你们而活啊！’如果将来我遇到那样的处境，我同意按你们宣传的办法做，回头我就去做家人的工作。”我们很欣慰这位老人豁达的态度，不过像这样的老人我们遇到的不多，大多数老人还是保持了沉默。
记：您出版过一本《我的死亡谁做主》的书，反响如何？
罗：当时，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世贸天阶时尚走廊举行，由崔永元主持。小崔在发布会上实话实说：“这本书很难成为畅销书，甚至还不如一个‘80后’青年写的书好卖，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值得我们肯定，这本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读！”小崔还在发布会上引用史铁生的话，“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说，这本书让我们思考，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新书出版恰逢2011年春节，我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所有的亲友，有的朋友不满地说：“点点呀，真有你的，大过年的说什么死不死的，换了别人我直接就把书给烧了！”不过他们看过书后，纷纷打电话对我说：“书里讲的挺有道理，这事儿还真得考虑考虑，你这书是一份文明的礼物，谢谢你！”
记：您的网站运行近7年，点击率怎样？提交“生前预嘱”的人多吗？
罗：2011年之前，注册提交“生前预嘱”的人数一直是两三百人。我们接受了《小崔说事》专访后，人数才突破1000大关。《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对“生前预嘱”进行报道后，网站访问量激增。2012年年底，杨澜对我们进行了一次专访，现在网站点击量前后加起来有150万人左右，注册提交“生前预嘱”的人数有5100多人。如果单纯看数字，5000多人相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这个数字大小了。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要接受这个事情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和专家团队一起“战斗”
记：为了推广“生前预嘱”，您组建了庞大的专家支持团队，这些专家都做了哪些工作？
罗：这些专家大都是国内顶级医学专家，他们也在为推广“生前预嘱”做着不懈努力。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凌锋遇到过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著名作家史铁生对于生命、死亡的认识比任何一个健康的人都要全面深刻。他和凌锋交往颇多，对我们倡导的“生前预嘱”非常赞同，生前就安排好了身后的一切。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突发脑溢血住院，由于脑部大量出血，他的脑干受压，抢救之后很可能会偏瘫或变成植物人。史铁生的妻子根据丈夫的预嘱，和凌锋商量，决定让他安静地离开人世，并联系红十字会和武警总医院，把他的肝脏移植给更需要的人。根据他的遗愿，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由于要进行器官移植，需要他的身体一直保持生命体征。凌锋当时心里一直在不停地祈祷：“铁生，你可千万要挺住，你只要再挺几个小时，你的意愿就能达成。”也许冥冥之中有一丝潜意识在苦苦支撑，当一切手术完成之后，史铁生才停止了呼吸。凌锋接受采访时，数次讲到这个感人的事情，感动了很多人。
记：有没有病人在生命末期主动放弃治疗、自然地离开人世？能否讲一个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罗：有位姓陆的七旬老人，他当过多年武装干部。看到我那本《我的死亡谁做主》的书后，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前段时间感觉自己不太舒服，到医院一检查，是癌症晚期。对于死亡，他看得很开，他说“5·12”大地震中多少孩子都走了，我们活了这么多年，工作上努力过，有相处和睦的同事、朋友，有幸福的家庭，和那些孩子相比，已经很幸福了，得了这个病，不能给社会做贡献了，对儿女也是个拖累，最后关头，就平静地走吧。于是，他和儿女多次沟通，要求生命垂危时不进ICU病房，不插管，不过度抢救。老人去世后，他的女儿哭着告诉我，因为父亲生前反复交代，情况不好时，让他们放弃抢救。
记：您团队里的志愿者也大都是对生死比较豁达的人吧？
罗：是的，不少志愿者都有着特殊的经历。有个叫蒋亢祖的志愿者，曾是一个脑瘤患者，因为发现得早，同时也足够坚强，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文字，被许多媒体转载。我注意到他的事情后，想吸收他到志愿者队伍中来，起初他并不愿意参加，觉得自己还没有活够，就说死的事情，让他很难接受。当他了解了一些我们的信息后，就没那么抵触了，也愿意在这个平台上和一些病友交流。时间长了，他越来越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有价值。他说，人类对生命和死亡的了解非常有限，中国人尤其缺少死亡教育，希望大家都开始考虑这件事情，慢慢地愿意谈论死亡、想象死亡，这对生命的本质很有意义。
记：冒昧地问一下，您为自己订立的“生前预嘱”是什么？
罗：在我生命垂危时，我不需要任何抢救措施，最想做的就是躺在一个干净的床上，安静地和这个世界说会儿话，然后像一片树叶落地那样离开人世。死后，我要通过捐赠把自己变成一副白骨，挂在一位随便什么科室医生的衣帽架上，每天和他或她一起面对病人，穿他或她的衣服，听他们用特别温柔的口气向那副白骨打招呼：“嗨，罗美丽！”这就是我的“生前预嘱”。尊严地活着和尊严地死去，是我所追求的完整价值体系。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