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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上海9年后，34岁的顾准重返上海接管这里的财政系统。到三年后他离开上海时，这座中国的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彻底攻占大上海。解放军战士尚在露宿街头，市区里硝烟与零星枪声还未散去，身穿草绿色细布军装的中共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顾准已经率领着他的部下们，在武装护卫之下，来到国民党上海政府财政局实施接管。
地下党的财政局纠察队长王伟鼎站在门口欢迎他，并把顾准带到了豪华的局长室。待顾准在办公桌前坐定后，财政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便传唤早已静候在一边的国民党财政局长汪维恒和几位主要官员上前，依次移交权力——这些官员们已在两天前接到国民党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的紧急指令，要求各局确保档案和财产完整齐全，准备向中共移交。
汪维恒走上前，神色似乎有点异样。他突然对顾准说，我可以单独和你谈一会儿吗？顾准点点头。避开了众人之后，汪维恒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
原来，汪维恒在1925年便加入中共了。1927年他奉命潜入国民党军队后，一度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到1937年才又和中共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再接上关系，开始源源不断为中共提供情报。1949年4月，他从台湾到上海“休养”，准备策反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长陈良，却被陈良委任为了上海财政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顾准确实吃惊不小。接管上海前，顾准对上海的情况有过大量研究。他们这支准备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当初在江苏丹阳集训时，看过大量的地下党送来的情报。那情报无所不包，有国民党要员的家庭住址电话，各类物资的存放地点，特务机关的组织结构……当上海滩的著名阔老卢绪章身穿解放军军装出现在丹阳时，连许多上海地下党的老同志看着这位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都傻眼了。但就是这样，顾准也没想到，眼前这位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财政局长，竟然也是共产党。
接管仪式在谈话后照常进行。接管一结束，顾准就派人把汪维恒秘密送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潘汉年那里。不久，汪维恒的身份解密，根据汪的要求，他转到地方工作，成了顾准的一名副手兼亲密同事。
此时，34岁的顾准已经被任命为新上海的首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忙得不可开交，他太需要人手了。
解放军中的“人精”
顾准离开这座城市已经9年，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当年他离开这里投入苏南根据地时，坚信总有一天这里将会是共产党的天下，他将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故园，但他没想到会这么快。岂止是他没想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没有想到。
从1947年11月12日解放军占领石家庄开始，共产党的大军如排山倒海从北向南席卷中国，从农村跨入大城市。1948年9月24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948年11月2日解放沈阳，1949年1月15日攻克天津，1月31日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接管大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拥有600万人口——是人口最多的中国都市，而且当时中国一半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重要和复杂，使得中共领导人曾经希望再晚一点接管它——有人曾回忆说，上海的接管比预计的早了一个月。
上海新政府刚进上海时并没有钱，是陈毅从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先借了一笔钱将工作运转起来。新政府执政第二天，就宣布即日起使用人民币。谁料还未满10日，恶性通货膨胀就出现了。人民币的价格在市场上一路狂跌，从1银元兑100元人民币，跌到1银元兑1800元人民币，到6月8日，银元价格已经涨到2000元以上。当时的市民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煤、布等紧俏商品，或者换成银元，甚至人民币早上从人民银行发出，当天晚上就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
人民币在上海站不住脚，就意味着共产党站不住脚。为了挺人民币，人民银行在6月6日曾抛出银元10万枚，不料竟如泥牛入海，一点响动没有就被吸干了，银元价格巍然不动。
6月7日晚，中共华东局举行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强力查封银元交易的中心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在会上说：“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6月10日上午8时，华东警卫旅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乘10辆大卡车直扑位于上海汉口路的证券大楼，迅速将其武装包围，另有1万多名工人学生在外围封堵，此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率领的200余名已经穿便装进入大楼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喝令所有人员不许动，大楼内的投机商们顿时呆若木鸡。
那一天，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千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千多万，第二天，《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公布。此一役，用薄一波的话来总结，“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他还说：“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这种观点，首先要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如果只是埋头于具体的经济事务……就可能变得头脑不清醒，甚至迷失方向。”
而收3000亿公债和税收的任务一点不能少。顾准在他的《顾准自述》中写到这段历史：“用正常方法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通过重罚来完成这个任务，我称之为‘非常征税’”。具体说，就是派工作人员去查账，查出问题就从严解释税法，从重罚款。顾准的老战友后来对《顾准全传》的作者高建国回忆道，顾准当时多次皱着眉头对他们说，“这次，我在税收任务和对资（产阶级）政策之间夹扁头了。”
当然，尽管“夹扁头”，顾准仍然忠实地执行了中央的决策。而这种“非常征税”的后果之一，就是被逼急了的上海资本家不断有人放出风声要杀顾准，公安局不得不专为他配备了两名专职警卫员。
而且，这种“非常征税”将顾准与中财委在征税方式上的矛盾给激化了。中财委一向主张的收税方式，是“民主评议”，这种方式来自中共在打下济南和石家庄后的作法。即先确定一个全市某一时间段的征收总额；再把这一税额摊派到各行业；再在各业范围内分摊到各户。分摊采取各业各户自报公议的办法，即为“民主评议”。
顾准进了上海后一直反对在上海搞“民主评议”。他的理由是：上海的工商户大的如永安公司近似垄断资本，小的就是路边的烟纸店，多如牛毛，彼此间差距又如此大，在一个行业公会中如何“民主评议”？这种评议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中小城市还可行，到了上海，“只能有二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征税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
在上海，大一点的企业都有健全的账簿，完全可以依税计征，所以顾准的方法是“自报，查账，店员协税”，后来又建立了一个“特约查账员”队伍，对重点户“专户专管”，这实际已经是比较现代的手段，在今天的税务工作中，基本也还是这种方式。
一方面，是国家扶植的国营企业越来地盘越大。政府从几次同私人投机商的较量中愈发感到手里直接掌握资源的好处，对于国有企业时时给予照顾，比如有些重要的紧俏商品是规定不卖给私营商号的，也有些私营批发商发现，批零差价被不适当地缩小了，他们简直无利可图，而他们的对手国营商业却因为可以免税还有钱可赚……但所有这些，还只是个开始。1952年开始的“五反”运动，才是资本家们作为一个阶级走向消失的起始。
“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针对资本家的，这个运动紧接着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要搞“五反”：“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1952年的2月，上海的“五反”运动开始，顾准作为“五反”的负责人，频频出现在各种集会场所，布置运动。直到2月28日，他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五反”工作的讲话。然而2月29日晚，坐在市府大礼堂里，顾准瞠目结舌地听到市委书记宣布说，上海的“三反”运动从高级干部中“捉出了八只‘大老虎’”，顾准名列第二，他当场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
这是顾准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打击。此后，他在1957年和1965年被两次划为右派，文革中更是经历残酷批斗，妻离子散。这些打击并没有使他消沉，而是促使他从对党内民主的思考开始，大量研读中外思想史，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名篇，成为上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思想界的先驱。
直到1985年，顾准的冤案被平反时，经办的人员发现，顾准因“三反”受处分，却在当年上海市委的档案里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正式书面文件。
而1952年，缺少了顾准的上海，仍沿着自己的既有方向在向前运转。在顾准去职之前，上海的资本家已经有200人被捕，48人自杀（死亡34人），尽管后来共产党对于过火的行为做了纠偏，一些被捕的人被释放，但资本家们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违法行为。他们要退补给政府的税款高达10万亿元（当年全市私营资本总值包括不动产在内共50万亿元）。——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眼前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好走了。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彻底攻占大上海。解放军战士尚在露宿街头，市区里硝烟与零星枪声还未散去，身穿草绿色细布军装的中共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顾准已经率领着他的部下们，在武装护卫之下，来到国民党上海政府财政局实施接管。
地下党的财政局纠察队长王伟鼎站在门口欢迎他，并把顾准带到了豪华的局长室。待顾准在办公桌前坐定后，财政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便传唤早已静候在一边的国民党财政局长汪维恒和几位主要官员上前，依次移交权力——这些官员们已在两天前接到国民党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的紧急指令，要求各局确保档案和财产完整齐全，准备向中共移交。
汪维恒走上前，神色似乎有点异样。他突然对顾准说，我可以单独和你谈一会儿吗？顾准点点头。避开了众人之后，汪维恒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
原来，汪维恒在1925年便加入中共了。1927年他奉命潜入国民党军队后，一度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到1937年才又和中共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再接上关系，开始源源不断为中共提供情报。1949年4月，他从台湾到上海“休养”，准备策反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长陈良，却被陈良委任为了上海财政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顾准确实吃惊不小。接管上海前，顾准对上海的情况有过大量研究。他们这支准备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当初在江苏丹阳集训时，看过大量的地下党送来的情报。那情报无所不包，有国民党要员的家庭住址电话，各类物资的存放地点，特务机关的组织结构……当上海滩的著名阔老卢绪章身穿解放军军装出现在丹阳时，连许多上海地下党的老同志看着这位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都傻眼了。但就是这样，顾准也没想到，眼前这位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财政局长，竟然也是共产党。
接管仪式在谈话后照常进行。接管一结束，顾准就派人把汪维恒秘密送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潘汉年那里。不久，汪维恒的身份解密，根据汪的要求，他转到地方工作，成了顾准的一名副手兼亲密同事。
此时，34岁的顾准已经被任命为新上海的首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忙得不可开交，他太需要人手了。
解放军中的“人精”
顾准离开这座城市已经9年，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当年他离开这里投入苏南根据地时，坚信总有一天这里将会是共产党的天下，他将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故园，但他没想到会这么快。岂止是他没想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没有想到。
从1947年11月12日解放军占领石家庄开始，共产党的大军如排山倒海从北向南席卷中国，从农村跨入大城市。1948年9月24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948年11月2日解放沈阳，1949年1月15日攻克天津，1月31日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接管大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拥有600万人口——是人口最多的中国都市，而且当时中国一半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重要和复杂，使得中共领导人曾经希望再晚一点接管它——有人曾回忆说，上海的接管比预计的早了一个月。
上海新政府刚进上海时并没有钱，是陈毅从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先借了一笔钱将工作运转起来。新政府执政第二天，就宣布即日起使用人民币。谁料还未满10日，恶性通货膨胀就出现了。人民币的价格在市场上一路狂跌，从1银元兑100元人民币，跌到1银元兑1800元人民币，到6月8日，银元价格已经涨到2000元以上。当时的市民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煤、布等紧俏商品，或者换成银元，甚至人民币早上从人民银行发出，当天晚上就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
人民币在上海站不住脚，就意味着共产党站不住脚。为了挺人民币，人民银行在6月6日曾抛出银元10万枚，不料竟如泥牛入海，一点响动没有就被吸干了，银元价格巍然不动。
6月7日晚，中共华东局举行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强力查封银元交易的中心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在会上说：“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6月10日上午8时，华东警卫旅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乘10辆大卡车直扑位于上海汉口路的证券大楼，迅速将其武装包围，另有1万多名工人学生在外围封堵，此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率领的200余名已经穿便装进入大楼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喝令所有人员不许动，大楼内的投机商们顿时呆若木鸡。
那一天，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千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千多万，第二天，《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公布。此一役，用薄一波的话来总结，“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他还说：“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这种观点，首先要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如果只是埋头于具体的经济事务……就可能变得头脑不清醒，甚至迷失方向。”
而收3000亿公债和税收的任务一点不能少。顾准在他的《顾准自述》中写到这段历史：“用正常方法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通过重罚来完成这个任务，我称之为‘非常征税’”。具体说，就是派工作人员去查账，查出问题就从严解释税法，从重罚款。顾准的老战友后来对《顾准全传》的作者高建国回忆道，顾准当时多次皱着眉头对他们说，“这次，我在税收任务和对资（产阶级）政策之间夹扁头了。”
当然，尽管“夹扁头”，顾准仍然忠实地执行了中央的决策。而这种“非常征税”的后果之一，就是被逼急了的上海资本家不断有人放出风声要杀顾准，公安局不得不专为他配备了两名专职警卫员。
而且，这种“非常征税”将顾准与中财委在征税方式上的矛盾给激化了。中财委一向主张的收税方式，是“民主评议”，这种方式来自中共在打下济南和石家庄后的作法。即先确定一个全市某一时间段的征收总额；再把这一税额摊派到各行业；再在各业范围内分摊到各户。分摊采取各业各户自报公议的办法，即为“民主评议”。
顾准进了上海后一直反对在上海搞“民主评议”。他的理由是：上海的工商户大的如永安公司近似垄断资本，小的就是路边的烟纸店，多如牛毛，彼此间差距又如此大，在一个行业公会中如何“民主评议”？这种评议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中小城市还可行，到了上海，“只能有二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征税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
在上海，大一点的企业都有健全的账簿，完全可以依税计征，所以顾准的方法是“自报，查账，店员协税”，后来又建立了一个“特约查账员”队伍，对重点户“专户专管”，这实际已经是比较现代的手段，在今天的税务工作中，基本也还是这种方式。
一方面，是国家扶植的国营企业越来地盘越大。政府从几次同私人投机商的较量中愈发感到手里直接掌握资源的好处，对于国有企业时时给予照顾，比如有些重要的紧俏商品是规定不卖给私营商号的，也有些私营批发商发现，批零差价被不适当地缩小了，他们简直无利可图，而他们的对手国营商业却因为可以免税还有钱可赚……但所有这些，还只是个开始。1952年开始的“五反”运动，才是资本家们作为一个阶级走向消失的起始。
“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针对资本家的，这个运动紧接着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要搞“五反”：“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1952年的2月，上海的“五反”运动开始，顾准作为“五反”的负责人，频频出现在各种集会场所，布置运动。直到2月28日，他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五反”工作的讲话。然而2月29日晚，坐在市府大礼堂里，顾准瞠目结舌地听到市委书记宣布说，上海的“三反”运动从高级干部中“捉出了八只‘大老虎’”，顾准名列第二，他当场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
这是顾准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打击。此后，他在1957年和1965年被两次划为右派，文革中更是经历残酷批斗，妻离子散。这些打击并没有使他消沉，而是促使他从对党内民主的思考开始，大量研读中外思想史，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名篇，成为上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思想界的先驱。
直到1985年，顾准的冤案被平反时，经办的人员发现，顾准因“三反”受处分，却在当年上海市委的档案里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正式书面文件。
而1952年，缺少了顾准的上海，仍沿着自己的既有方向在向前运转。在顾准去职之前，上海的资本家已经有200人被捕，48人自杀（死亡34人），尽管后来共产党对于过火的行为做了纠偏，一些被捕的人被释放，但资本家们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违法行为。他们要退补给政府的税款高达10万亿元（当年全市私营资本总值包括不动产在内共50万亿元）。——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眼前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