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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英国新防长加文·威廉姆森宣布，2018年将相继派出两艘护卫舰赴日本参加联合演习。
表面上看，英日两军合作的规模并不引人注目，但在过去5年里，英日军事安全合作一年上一个台阶。2018年，英国还将派出约45名官兵赴日本本土参训，这意味着两军在海、空、陆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这45名英军官兵，也将是除美军之外首支赴日参训的外国陆军部队。
人们不禁要问：在美日军事同盟之外，英日“准同盟”是否正在酝酿之中？要知道，20世纪初英日曾三次订立针对俄国的攻守同盟，直到一战结束数年后才被美国拆散。而到了二战时期，英日则反目成仇，大打出手，日军的虐俘恶行更是让英军咬牙切齿。70多年后，这一切已被原谅？
难忘的日军暴行
玩过《战舰世界》游戏的朋友应该了解，英国曾有一艘著名戰舰“威尔士亲王”号。在1941年12月10日，也就是美军在太平洋的珍珠港基地惨遭日军偷袭的3天后，从新加坡基地冒险出航的“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遭到驻越南西贡的日军航空兵的猛烈打击，和同属Z舰队的“反击”号高速战列巡洋舰一道，顷刻间葬身海底。这也是史上第一次岸基航空兵大举进攻海面舰队并大获全胜的经典战例。
2017年8月31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谈。
英国Z舰队的覆没，标志着“无论是在印度洋还是太平洋中，都没有英国或是美国的主力舰了，日本海军独霸这一广袤海洋”。两个月后，英国在新加坡遭遇了自己的“珍珠港事件”—号称“远东要塞”的新加坡，被山下奉文指挥的日军出其不意地攻陷。之后两三年里，英日两国在缅甸的茂密丛林中，展开了血腥的厮杀。
新加坡沦陷后，当地约8万英联邦守军被俘。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称，这是英军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的投降”。这些放下武器的英联邦军人，分别被关押在马尼拉、新加坡、香港、仰光或台湾的战俘营。日本没有遵循《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待遇的规则。据统计，当时关押在日军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有1/5死于非命。
日军虐待英军战俘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之一，是强迫修建泰缅铁路。由于英军的封锁政策，日本必须从泰国向缅甸前线运送粮食和物资，遂征集缅甸、马来、印尼人共计30万、战俘6.2万和泰国人数万，用人海战术修建415公里的泰缅铁路，雨季也不停工。泰缅铁路有两处最难修建，一处是桂河大桥，一处是地狱火通道。1957年拍摄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桂河大桥》生动再现了这一史实。
在美国历史学者凯利·克拉格的《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中，参与修建泰缅铁路的英国战俘人数是30131人，死亡6904人，死亡率23%，高过澳大利亚、美国、荷兰等国战俘参与修路的死亡率。泰缅“死亡铁路”完工后，幸存的绝大多数盟军战俘被运到日本充当奴隶劳工，直到1945年才获释。
日军的暴行不仅给英国战俘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理创伤，也成为战后英日关系中“一根永久的刺”。1998年，当日本明仁天皇乘车随伊丽莎白二世前往白金汉宫时，路边的上千名英国老兵同时转过身去，以示不满与愤怒。第二天，当明仁在西敏寺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圈时，又有约500名抗议者在现场背对他唱起了《波基上校进行曲》（电影《桂河大桥》的插曲）。2000年，布莱尔政府向遭受日军非人待遇的英军战俘每人发放1万英镑补偿，但许多战俘仍坚持：这笔钱应该由日本政府出。
安全合作渐加码
二战后，日本本土被美军占领，英国则在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斗争打击下收缩力量。1971年英国宣布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回全部军队，其亚洲政策进入漫长的“相对忽视”时期。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英日双边军事合作无从谈起，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冷战结束后，英日两国合作仍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及社会文化领域。9·11事件后，英日两国都派兵参加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两国海军在亚丁湾共同打击海盗。这两类行动中产生的安全合作，是在美国主导下或联合国框架内进行的，但这些临时性的合作，为两国全面军事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
自从2013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英日的军事安全合作开始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这又可以从框架协议、具体行动、武器研发三方面来解读。
在框架协议方面，2013年英日签署《国防装备合作框架》和《信息安全协议》，英国成为除美国外，在武器出口问题上对日松动的第一个西方国家。2015年，两国外长和防长级（简称“2 2”）磋商机制正式建立，英国成为继美澳俄法之后，第五个与日本建立类似对话机制的国家。2017 年初，英日签署旨在于国外联合军演、维和、救援等方面展开合作的《相互提供物品役务协定》，英国成为继美澳之后第三个与日本签署类似协定的国家。
2017年8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日，双方在《英日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中称：“两国在亚洲和欧洲互为最紧密安全伙伴，共同致力于维护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12月，在伦敦举行的英日第三轮“2 2”会谈中，双方就制订有关安保合作“行动计划”达成一致。这是日本首次与欧洲国家制订该计划，且内容不对外公开，引起了外界对英日酝酿“准同盟”的猜测。
在具体行动方面，两国积累了不少经验。2013年，三艘日本军舰访问英国军港朴茨茅斯，英国则派出有“欧洲第一舰”之称的驱逐舰“勇敢号”访问东京港，并与日方联合演习，时任英国海军参谋长乔治·泽姆贝拉斯随船访问日本。2015年，英国派出海军陆战队参加在冲绳施瓦布军营举行的美日联合演习，日本则派人观摩英国的“联合勇士”海军演习；之后，英国的空军代表团访问了日本的厚木空军基地。 2016年11月，英国派出4架“台风”战斗机赴日本三泽空军基地，与日方联合演习。这是冷战结束25年来，英军战机首次飞临东北亚这块是非之地，也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同美国之外的国家，在日本本土开展联合训练。“台风”战机具有超机动性能，日本可据此有效模拟未来遭遇歼-20和T-50五代战机，还有苏-35这样的四代机时的场景。
在联合研发武器方面，两国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世界第二大的军工企业—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BAE Systems）在日本设立了研究机构。2015年，日本在争夺澳大利亚潜艇订单时，曾向英国的巴布考克国际集团与BAE公司求援，希望借助两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深厚根基与技术优势赢得订单，但最终未果。2016年4月，BAE公司同日本防卫省达成一项订单，计划提供30辆新型两栖突击战车，作为未来“日本版海军陆战队”的主力装备。
目前，英日正合作开发一款远程空空导弹，将日本三菱公司的导引头与英国MBDA公司的“流星”超视距导弹集成起来，供轻型多用途战机F-35使用。而在军舰发动机技术上，日本川崎重工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也保持一定的合作。
前景与影响
英日两国分处亚欧大陆两端，都优先打造海空力量；日本的海军建设曾师从英国，二战中的积怨主要存在于陆军当中，所以两国的军事合作以海空为主。
2017年12月15日，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在英国南部朴次茅斯，考察了英国海军史上最大的舰船“伊丽莎白女王”号。此前一天，小野寺在伦敦举行的日英防长会谈中，表达了对英方将该航母派至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期待。
不难发现，在整个英日军事安全合作过程中，日本的积极性明显高于英国。日本的目的十分明显：拓展外交空间以成为政治大国，获取先进军事技术为迈向军事大国做准备，制衡中国在亚太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日本认为中国崛起及中俄强化合作对其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而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履行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令其“心中没底”，因此积极强化与区外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如澳大利亚和印度，以及远在欧洲的英国及法国。
英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存在，其实并没有因中国崛起而受到威胁，否则很难解释英国不顾美日反对，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高规格接待来访的习近平主席，并一致同意开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黄金时代，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英国而言，既保持一定的亚太存在感，又避免卷入中日之间（或中与美日之间）的战略对抗，无疑最符合其国家利益。与日本结成“准同盟”关系，由此承担一定的联防义务，对于在亚太利益有限的英国来说并不划算。
不过，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以及英国正式脱欧日益临近，英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特朗普上台后，要求盟国积极承担各自的安全防务责任，以分担“美国的负担”。在特朗普近日公布的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中国33次、俄罗斯25次。特朗普在随后的演讲中，将中、俄称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称两者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
2017年8月16日，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返回母港朴茨茅斯，特蕾莎·梅登船视察。
在新冷战思维引导下，美国很可能进一步给日本“松绑”，支持日本在区域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并鼓励日本深化与“第三国”的双边安全合作。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就曾建议：进一步扩大“跨大西洋联盟在亚洲安全事务上的合作”。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约翰·亨明斯，则公开呼吁在亚太构建针对中国的美日英三国联盟。
笔者的判断是，只要美国强化在亚太军事存在的大方向不变，哪怕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削弱协防日本的承诺力度，美英日（或澳）的多边军事安全合作也将会逐步加强。例如2017年5月，在美国主导下，美日英法四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天宁岛举行联合军演。
与此同时，脱欧后的英国，由于失去了欧盟这一依托，其亚太安全政策将进一步唯美国马首是瞻。正如日本《读卖新闻》分析的那样，“英国在2019年3月底将正式脱离欧盟，因此希望与地区外的国家加强关系”。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日本，成了它在亚太地区“最紧密的安全伙伴”。
此外，中俄加强在地中海、波罗的海的海上安全合作，也可能刺激了英国的敏感神经。2017年7月，中俄“海上联合-2017”演习的实兵阶段在波罗的海进行。当中国海军编队首次出现在波罗的海时，英国各大媒体高度关注，英国广播公司、《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太阳报》《独立报》《英国防务期刊》都进行了跟踪报道，普遍惊讶于中国海军壮大速度惊人，且对中俄合作充满焦虑。
针对英国心态及对日安全政策的新变化，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判断，不能低估美英日等西方國家维持国际关系旧秩序的惯性思维和现实决心。
表面上看，英日两军合作的规模并不引人注目，但在过去5年里，英日军事安全合作一年上一个台阶。2018年，英国还将派出约45名官兵赴日本本土参训，这意味着两军在海、空、陆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这45名英军官兵，也将是除美军之外首支赴日参训的外国陆军部队。
人们不禁要问：在美日军事同盟之外，英日“准同盟”是否正在酝酿之中？要知道，20世纪初英日曾三次订立针对俄国的攻守同盟，直到一战结束数年后才被美国拆散。而到了二战时期，英日则反目成仇，大打出手，日军的虐俘恶行更是让英军咬牙切齿。70多年后，这一切已被原谅？
难忘的日军暴行
玩过《战舰世界》游戏的朋友应该了解，英国曾有一艘著名戰舰“威尔士亲王”号。在1941年12月10日，也就是美军在太平洋的珍珠港基地惨遭日军偷袭的3天后，从新加坡基地冒险出航的“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遭到驻越南西贡的日军航空兵的猛烈打击，和同属Z舰队的“反击”号高速战列巡洋舰一道，顷刻间葬身海底。这也是史上第一次岸基航空兵大举进攻海面舰队并大获全胜的经典战例。
英国Z舰队的覆没，标志着“无论是在印度洋还是太平洋中，都没有英国或是美国的主力舰了，日本海军独霸这一广袤海洋”。两个月后，英国在新加坡遭遇了自己的“珍珠港事件”—号称“远东要塞”的新加坡，被山下奉文指挥的日军出其不意地攻陷。之后两三年里，英日两国在缅甸的茂密丛林中，展开了血腥的厮杀。
新加坡沦陷后，当地约8万英联邦守军被俘。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称，这是英军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的投降”。这些放下武器的英联邦军人，分别被关押在马尼拉、新加坡、香港、仰光或台湾的战俘营。日本没有遵循《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待遇的规则。据统计，当时关押在日军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有1/5死于非命。
日军虐待英军战俘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之一，是强迫修建泰缅铁路。由于英军的封锁政策，日本必须从泰国向缅甸前线运送粮食和物资，遂征集缅甸、马来、印尼人共计30万、战俘6.2万和泰国人数万，用人海战术修建415公里的泰缅铁路，雨季也不停工。泰缅铁路有两处最难修建，一处是桂河大桥，一处是地狱火通道。1957年拍摄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桂河大桥》生动再现了这一史实。
在美国历史学者凯利·克拉格的《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中，参与修建泰缅铁路的英国战俘人数是30131人，死亡6904人，死亡率23%，高过澳大利亚、美国、荷兰等国战俘参与修路的死亡率。泰缅“死亡铁路”完工后，幸存的绝大多数盟军战俘被运到日本充当奴隶劳工，直到1945年才获释。
日军的暴行不仅给英国战俘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理创伤，也成为战后英日关系中“一根永久的刺”。1998年，当日本明仁天皇乘车随伊丽莎白二世前往白金汉宫时，路边的上千名英国老兵同时转过身去，以示不满与愤怒。第二天，当明仁在西敏寺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圈时，又有约500名抗议者在现场背对他唱起了《波基上校进行曲》（电影《桂河大桥》的插曲）。2000年，布莱尔政府向遭受日军非人待遇的英军战俘每人发放1万英镑补偿，但许多战俘仍坚持：这笔钱应该由日本政府出。
安全合作渐加码
二战后，日本本土被美军占领，英国则在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斗争打击下收缩力量。1971年英国宣布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回全部军队，其亚洲政策进入漫长的“相对忽视”时期。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英日双边军事合作无从谈起，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冷战结束后，英日两国合作仍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及社会文化领域。9·11事件后，英日两国都派兵参加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两国海军在亚丁湾共同打击海盗。这两类行动中产生的安全合作，是在美国主导下或联合国框架内进行的，但这些临时性的合作，为两国全面军事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
自从2013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英日的军事安全合作开始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这又可以从框架协议、具体行动、武器研发三方面来解读。
在框架协议方面，2013年英日签署《国防装备合作框架》和《信息安全协议》，英国成为除美国外，在武器出口问题上对日松动的第一个西方国家。2015年，两国外长和防长级（简称“2 2”）磋商机制正式建立，英国成为继美澳俄法之后，第五个与日本建立类似对话机制的国家。2017 年初，英日签署旨在于国外联合军演、维和、救援等方面展开合作的《相互提供物品役务协定》，英国成为继美澳之后第三个与日本签署类似协定的国家。
2017年8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日，双方在《英日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中称：“两国在亚洲和欧洲互为最紧密安全伙伴，共同致力于维护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12月，在伦敦举行的英日第三轮“2 2”会谈中，双方就制订有关安保合作“行动计划”达成一致。这是日本首次与欧洲国家制订该计划，且内容不对外公开，引起了外界对英日酝酿“准同盟”的猜测。
在具体行动方面，两国积累了不少经验。2013年，三艘日本军舰访问英国军港朴茨茅斯，英国则派出有“欧洲第一舰”之称的驱逐舰“勇敢号”访问东京港，并与日方联合演习，时任英国海军参谋长乔治·泽姆贝拉斯随船访问日本。2015年，英国派出海军陆战队参加在冲绳施瓦布军营举行的美日联合演习，日本则派人观摩英国的“联合勇士”海军演习；之后，英国的空军代表团访问了日本的厚木空军基地。 2016年11月，英国派出4架“台风”战斗机赴日本三泽空军基地，与日方联合演习。这是冷战结束25年来，英军战机首次飞临东北亚这块是非之地，也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同美国之外的国家，在日本本土开展联合训练。“台风”战机具有超机动性能，日本可据此有效模拟未来遭遇歼-20和T-50五代战机，还有苏-35这样的四代机时的场景。
在联合研发武器方面，两国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世界第二大的军工企业—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BAE Systems）在日本设立了研究机构。2015年，日本在争夺澳大利亚潜艇订单时，曾向英国的巴布考克国际集团与BAE公司求援，希望借助两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深厚根基与技术优势赢得订单，但最终未果。2016年4月，BAE公司同日本防卫省达成一项订单，计划提供30辆新型两栖突击战车，作为未来“日本版海军陆战队”的主力装备。
目前，英日正合作开发一款远程空空导弹，将日本三菱公司的导引头与英国MBDA公司的“流星”超视距导弹集成起来，供轻型多用途战机F-35使用。而在军舰发动机技术上，日本川崎重工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也保持一定的合作。
前景与影响
英日两国分处亚欧大陆两端，都优先打造海空力量；日本的海军建设曾师从英国，二战中的积怨主要存在于陆军当中，所以两国的军事合作以海空为主。
2017年12月15日，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在英国南部朴次茅斯，考察了英国海军史上最大的舰船“伊丽莎白女王”号。此前一天，小野寺在伦敦举行的日英防长会谈中，表达了对英方将该航母派至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期待。
不难发现，在整个英日军事安全合作过程中，日本的积极性明显高于英国。日本的目的十分明显：拓展外交空间以成为政治大国，获取先进军事技术为迈向军事大国做准备，制衡中国在亚太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日本认为中国崛起及中俄强化合作对其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而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履行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令其“心中没底”，因此积极强化与区外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如澳大利亚和印度，以及远在欧洲的英国及法国。
英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存在，其实并没有因中国崛起而受到威胁，否则很难解释英国不顾美日反对，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高规格接待来访的习近平主席，并一致同意开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黄金时代，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英国而言，既保持一定的亚太存在感，又避免卷入中日之间（或中与美日之间）的战略对抗，无疑最符合其国家利益。与日本结成“准同盟”关系，由此承担一定的联防义务，对于在亚太利益有限的英国来说并不划算。
不过，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以及英国正式脱欧日益临近，英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特朗普上台后，要求盟国积极承担各自的安全防务责任，以分担“美国的负担”。在特朗普近日公布的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中国33次、俄罗斯25次。特朗普在随后的演讲中，将中、俄称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称两者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
在新冷战思维引导下，美国很可能进一步给日本“松绑”，支持日本在区域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并鼓励日本深化与“第三国”的双边安全合作。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就曾建议：进一步扩大“跨大西洋联盟在亚洲安全事务上的合作”。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约翰·亨明斯，则公开呼吁在亚太构建针对中国的美日英三国联盟。
笔者的判断是，只要美国强化在亚太军事存在的大方向不变，哪怕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削弱协防日本的承诺力度，美英日（或澳）的多边军事安全合作也将会逐步加强。例如2017年5月，在美国主导下，美日英法四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天宁岛举行联合军演。
与此同时，脱欧后的英国，由于失去了欧盟这一依托，其亚太安全政策将进一步唯美国马首是瞻。正如日本《读卖新闻》分析的那样，“英国在2019年3月底将正式脱离欧盟，因此希望与地区外的国家加强关系”。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日本，成了它在亚太地区“最紧密的安全伙伴”。
此外，中俄加强在地中海、波罗的海的海上安全合作，也可能刺激了英国的敏感神经。2017年7月，中俄“海上联合-2017”演习的实兵阶段在波罗的海进行。当中国海军编队首次出现在波罗的海时，英国各大媒体高度关注，英国广播公司、《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太阳报》《独立报》《英国防务期刊》都进行了跟踪报道，普遍惊讶于中国海军壮大速度惊人，且对中俄合作充满焦虑。
针对英国心态及对日安全政策的新变化，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判断，不能低估美英日等西方國家维持国际关系旧秩序的惯性思维和现实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