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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篇讲演稿先是刊载于2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后又于2月20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上，题目均改为了《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次系统深刻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相关理论，是一篇逻辑严密、结构严谨、体系严整的理论著作。正因为如此，在其发表后，受到全党上下和陕甘宁边区理论界、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代表性理论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在陕甘宁边区产生了巨大反响。同时，为了让这篇真理性著作惠及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普通大众，中共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传播开来，引起了国民党人士、国统区知识分子等对这篇文章的关注和讨论。总体来看，国统区各界人士的评说意见大致分为否定和认同两类。持否定意见的均是国民党人士，由于国共两党十余年相互敌视、斗争，因此国民党人对《新民主主义论》大唱反调并不令人意外。但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则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支持和拥护。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国民党人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认同毛泽东的观点，这无疑从另一层面证明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正确。
国民党人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曲解和否定
国民党人之所以否定《新民主主义论》，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触犯”了被国民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三民主义。有国民党人曾明确表示，《新民主主义论》“实在荒谬太甚，对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不只作了一种很大的曲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污蔑”。因此，重新阐发三民主义的“真释”，曲解、否定《新民主主义论》就成为国民党人急需完成的任务。
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首先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难。他指出毛泽东对三民主义作了“五重曲解”，并认为这是毛“毫无常识的污蔑，应该给以纠正”。
国民党文人刘子健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评论说：“毛泽东既非真心信仰三民主义，便不能不曲解三民主义了。他从前常说三民主义有新的和旧的，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彻底的和不彻底的之分。最近，忽然发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有‘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一句，不觉惊喜如狂。”在刘子健看来，“孙先生所谓‘真释’，系针对一般曲解三民主义者而书，欲辨三民主义的真伪，至少当以孙先生自己的书论为衡量”。在另一篇文章中，刘子健毫不客气地说：“三民主义有真伪吗？假定有，则孙先生所讲的是真，违反孙先生的一切曲解是伪。……三民主义有新旧吗？也没有。因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前，孙先生所讲的三民主义，与宣言以后孙先生所讲的三民主义，精神完全一贯，无新旧可分。……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吗？这在孙先生的宣言中，完全没有根据。”
唯孙中山先生言论是从的人士并非仅刘子健一人，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陈安仁也认为：“三民主义，是具有革命之一贯性的，是具有革命之彻底性的，没有旧新的分别。……三民主义，随革命历史的发展，而可以扩大其内容与本质，断无前者伪而后者是真，前者是旧而后者是新的区别。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绝对没有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区别。”
作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叶青较之其他国民党人的精明之处在于，他试图将社会主义的相关内容纳入三民主义的内容之中，从而达到取消社会主义存在价值的目的。叶青认为毛泽东对于三民主义是完全无知的，原因在于他不了解“‘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话，以致不了解三民主义底社会主义性质把它作资本主义看的缘故”，与此同时，叶青还极力扩展三民主义的涵盖范围。他说：“孙先生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发展之中。情形如春苗之生长。在孙先生死了以后呢？直到今天，还是发展着的。……三民主义底发扬光大，是时代的问题。”
国民党人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误解
然而，事实真像国民党人所说的那样吗？我们考察一下历史便知。固然，孙中山没有以文字的形式直接提出新三民主义或三大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的思想中不存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基本内容。事实上，在其谈话和讲演中，有多处体现了这一思想和精神。
关于联俄政策，1924年1月底，孙中山在接见苏俄军事顾问小组时表示：“在现在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需要学习俄国人。”1924年10月，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孙中山更是明确地强调：“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甚至在逝世前，他还发表了《致苏联遗书》，表示：“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关于联共政策，孙中山也有明确指示。1923年，孙中山在批评邓泽如等抨击中国共产党的信中明确表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国民党党员冯自由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获悉后，严肃地申斥冯等人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革除党籍及枪毙。”
在扶助农工方面，孙中山亦态度积极。1922年，他在与《日本纪事报》英文版记者白莱斯福谈话时，不仅认可了广州劳动人民对其“劳工之友”的评价，指出“余则确信公共生活若有劳工势力参与其间，其意味当益浓厚”，并且明确表示，“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余皆赞同之”。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虽然孙中山没有从字面上提出新三民主义，但其思想中早已种下了这些与时俱进的种子。因此，虽然国民党人以他们自认为正确的三民主义来反对新民主主义，但其实正是他们误解了孙中山的原意。
国统区普通民众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评价较为客观、正确 从现有资料看，国统区的普通民众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有较为客观、正确的评价，而且能够主动运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分析实际问题；而有些国民党人，他们对《新民主主义论》尽管持总体否定的态度，但在某些方面也表示了认同。
国民党文人贾湘客就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部分地予以认同。他说：“诚然，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因为它已经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去了；同时有些沦陷区，虽经国民政府十余年来的苦心经营，已渐从殖民地社会，转变过来，但这次为日本帝国主义抢夺过去，一切新兴民族资本，付之东流，买办阶级与日寇侵略势力，又复萌动，当然也变为殖民地社会了。”这显然表明，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分析中有关殖民地的论述，是持认同态度的。陈安仁的观点也与毛泽东的有几分相似，他指出：“在中国百年来，足（是）受帝国主义之压迫的，它本身的地位与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与性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之人民，是大群之弱小民族，是大群之被压迫民族。”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了更为积极的回应。署名“石人”的作者在国统区刊物《民言半月刊》上发表文章，比较了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异同。“石人”认为，北伐战争成功后，中国所走的路径“是有独具的崭新性格：仍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但它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新民主主义”。他随后解释说：“它不是废除私有财产，而是更加保障和奖励私有财产。目的是以本国的资本主义，抵制国际的帝国主义，以期达到真正民族解放；它不是激发劳资的仇恨，而是调节劳资关系并促成合作；它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参加或领导，以各革命阶级团结合作，联合建立资产阶级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见，此文对毛泽东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和观点作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解读。历史学家李平心认为，阅读《新民主主义论》可以“发掘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为此他“搜集了一些材料加以研究”，并在《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和两篇论文中“把新民主主义的问题作了一些粗浅的发挥”。由上可知，以“石人”和李平心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已经在认同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掌握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且能主动将其运用到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这一情况表明，包括进步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不仅初步了解了《新民主主义论》，而且一些先进分子甚至达到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掌握。
虽然《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评价不一，甚至还遭到了国民党文人集团的“围剿”，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然而历史的事实是，面对反动人士的群起围攻，《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没有丧失阵地，反而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就连批判过这篇讲演稿的国民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中共思想的理论性和吸引力。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叶青就在其书中明确表示：“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声明一句：人家底东西，如果不是理论，我不能说是理论；如果是理论，我不能说不是理论。赞成与否由主观决定，是否理论乃一客观的事实。……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的这番话相信是发自内心的。连他这位国民党理论界的权威人士都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刮目相看，足证《新民主主义论》理论成色的充足和分量的厚重。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代表性理论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在陕甘宁边区产生了巨大反响。同时，为了让这篇真理性著作惠及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普通大众，中共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传播开来，引起了国民党人士、国统区知识分子等对这篇文章的关注和讨论。总体来看，国统区各界人士的评说意见大致分为否定和认同两类。持否定意见的均是国民党人士，由于国共两党十余年相互敌视、斗争，因此国民党人对《新民主主义论》大唱反调并不令人意外。但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则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支持和拥护。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国民党人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认同毛泽东的观点，这无疑从另一层面证明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正确。
国民党人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曲解和否定
国民党人之所以否定《新民主主义论》，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触犯”了被国民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三民主义。有国民党人曾明确表示，《新民主主义论》“实在荒谬太甚，对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不只作了一种很大的曲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污蔑”。因此，重新阐发三民主义的“真释”，曲解、否定《新民主主义论》就成为国民党人急需完成的任务。
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首先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难。他指出毛泽东对三民主义作了“五重曲解”，并认为这是毛“毫无常识的污蔑，应该给以纠正”。
国民党文人刘子健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评论说：“毛泽东既非真心信仰三民主义，便不能不曲解三民主义了。他从前常说三民主义有新的和旧的，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彻底的和不彻底的之分。最近，忽然发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有‘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一句，不觉惊喜如狂。”在刘子健看来，“孙先生所谓‘真释’，系针对一般曲解三民主义者而书，欲辨三民主义的真伪，至少当以孙先生自己的书论为衡量”。在另一篇文章中，刘子健毫不客气地说：“三民主义有真伪吗？假定有，则孙先生所讲的是真，违反孙先生的一切曲解是伪。……三民主义有新旧吗？也没有。因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前，孙先生所讲的三民主义，与宣言以后孙先生所讲的三民主义，精神完全一贯，无新旧可分。……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吗？这在孙先生的宣言中，完全没有根据。”
唯孙中山先生言论是从的人士并非仅刘子健一人，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陈安仁也认为：“三民主义，是具有革命之一贯性的，是具有革命之彻底性的，没有旧新的分别。……三民主义，随革命历史的发展，而可以扩大其内容与本质，断无前者伪而后者是真，前者是旧而后者是新的区别。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绝对没有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区别。”
作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叶青较之其他国民党人的精明之处在于，他试图将社会主义的相关内容纳入三民主义的内容之中，从而达到取消社会主义存在价值的目的。叶青认为毛泽东对于三民主义是完全无知的，原因在于他不了解“‘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话，以致不了解三民主义底社会主义性质把它作资本主义看的缘故”，与此同时，叶青还极力扩展三民主义的涵盖范围。他说：“孙先生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发展之中。情形如春苗之生长。在孙先生死了以后呢？直到今天，还是发展着的。……三民主义底发扬光大，是时代的问题。”
国民党人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误解
然而，事实真像国民党人所说的那样吗？我们考察一下历史便知。固然，孙中山没有以文字的形式直接提出新三民主义或三大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的思想中不存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基本内容。事实上，在其谈话和讲演中，有多处体现了这一思想和精神。
关于联俄政策，1924年1月底，孙中山在接见苏俄军事顾问小组时表示：“在现在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需要学习俄国人。”1924年10月，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孙中山更是明确地强调：“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甚至在逝世前，他还发表了《致苏联遗书》，表示：“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关于联共政策，孙中山也有明确指示。1923年，孙中山在批评邓泽如等抨击中国共产党的信中明确表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国民党党员冯自由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获悉后，严肃地申斥冯等人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革除党籍及枪毙。”
在扶助农工方面，孙中山亦态度积极。1922年，他在与《日本纪事报》英文版记者白莱斯福谈话时，不仅认可了广州劳动人民对其“劳工之友”的评价，指出“余则确信公共生活若有劳工势力参与其间，其意味当益浓厚”，并且明确表示，“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余皆赞同之”。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虽然孙中山没有从字面上提出新三民主义，但其思想中早已种下了这些与时俱进的种子。因此，虽然国民党人以他们自认为正确的三民主义来反对新民主主义，但其实正是他们误解了孙中山的原意。
国统区普通民众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评价较为客观、正确 从现有资料看，国统区的普通民众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有较为客观、正确的评价，而且能够主动运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分析实际问题；而有些国民党人，他们对《新民主主义论》尽管持总体否定的态度，但在某些方面也表示了认同。
国民党文人贾湘客就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部分地予以认同。他说：“诚然，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因为它已经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去了；同时有些沦陷区，虽经国民政府十余年来的苦心经营，已渐从殖民地社会，转变过来，但这次为日本帝国主义抢夺过去，一切新兴民族资本，付之东流，买办阶级与日寇侵略势力，又复萌动，当然也变为殖民地社会了。”这显然表明，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分析中有关殖民地的论述，是持认同态度的。陈安仁的观点也与毛泽东的有几分相似，他指出：“在中国百年来，足（是）受帝国主义之压迫的，它本身的地位与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与性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之人民，是大群之弱小民族，是大群之被压迫民族。”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了更为积极的回应。署名“石人”的作者在国统区刊物《民言半月刊》上发表文章，比较了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异同。“石人”认为，北伐战争成功后，中国所走的路径“是有独具的崭新性格：仍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但它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新民主主义”。他随后解释说：“它不是废除私有财产，而是更加保障和奖励私有财产。目的是以本国的资本主义，抵制国际的帝国主义，以期达到真正民族解放；它不是激发劳资的仇恨，而是调节劳资关系并促成合作；它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参加或领导，以各革命阶级团结合作，联合建立资产阶级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见，此文对毛泽东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和观点作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解读。历史学家李平心认为，阅读《新民主主义论》可以“发掘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为此他“搜集了一些材料加以研究”，并在《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和两篇论文中“把新民主主义的问题作了一些粗浅的发挥”。由上可知，以“石人”和李平心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已经在认同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掌握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且能主动将其运用到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这一情况表明，包括进步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不仅初步了解了《新民主主义论》，而且一些先进分子甚至达到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掌握。
虽然《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评价不一，甚至还遭到了国民党文人集团的“围剿”，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然而历史的事实是，面对反动人士的群起围攻，《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没有丧失阵地，反而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就连批判过这篇讲演稿的国民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中共思想的理论性和吸引力。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叶青就在其书中明确表示：“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声明一句：人家底东西，如果不是理论，我不能说是理论；如果是理论，我不能说不是理论。赞成与否由主观决定，是否理论乃一客观的事实。……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的这番话相信是发自内心的。连他这位国民党理论界的权威人士都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刮目相看，足证《新民主主义论》理论成色的充足和分量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