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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心理学的研究
国民心理学比人种论更能解释民族国家的性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吕邦等创立的国民心理学认为:民族国家必具共同的历史背景和国民心理，它的组成分子是所谓“心理的品种”而不是生物的品种。英与美同为英语国家，中与日夸称同文同种，但却各自建立不同的国家。因此，人种本身并不足以界定民族国家。国民心理学的看法是:民族国家必具有共同历史背景形成的集体心理，它是由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影响决定的。
但除了以上对国民心理学的研究记载，目前国民心理学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笔者认为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下生活的人们具有某些共同的心理特征，国民心理学就是研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国民在共同的文化熏陶下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的共性。与之相近的一个研究学科是民族心理学的发展。
民族心理学是研究特定条件下某一民族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社会心理学分支。 民族心理主要指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心理特点。民族心理学和国民心理学研究的范围不一样。国民心理学研究的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在整体的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心理现象的规律和一致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民族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国民心理学对我国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的国民心理学
1.中国文化
文化不是一种集体精神，而是人为事件和习俗习惯的联合体。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了道、佛、墨、法等各家思想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文化显示出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家庭观念重。
(2)强调明哲保身，中庸之道，枪打出头鸟。
(3)重礼仪。
(4)中国文化中崇尚和谐与安遇知足。
2.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国民心理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中国国民心理表现出以下特征:
(1)责任感重，顾虑颇多，不敢冒风险。因为中国人有强烈的家庭观念，要持家，要有责任感，正是社会文化对人们的一个评判标准。因此表现出来，人们在做出什么决定时，首先要考虑会给家庭造成什么影响。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中国人可能更输不起，因此更趋向于风险保守型。
(2)从众，不敢标新立异。儒家文化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宣扬明哲保身，中庸之道，长期的影响，使人们不再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随大流，少数服从多数。明确、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反而遭到人们的攻击，枪打出头鸟，迫使有自己看法的人也不敢在出头，总体表现出从众。虽然现在社会的发展更加强调自我，讲究个性，但总体的文化因素依然影响着大多数人，在中国从众现象依然很严重。
(3)更加渴望归属感，情感需要更强烈。在中国非正式组织的存在更有普遍性，中国人有更强烈的求和谐的心理，为此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观念。在任何群体中人们都渴望有一个家庭的观念，人们对自己的看法都不太自信，不坚定，因此心理上就想通过一个家庭感觉的大群体给自己信心，靠群体内成员的支持给自己勇气，从而才建立起自己的信心，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因此中国人的情感需要更强烈。
(4)重视别人的态度，把礼仪作为衡量事情的标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中国人通常习惯于看对方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态度。要求互相尊重，把是否礼到了作为衡量事情是否处理得当的标准。士可杀不可辱，人们把得到尊重看成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事，有更强的虚荣、好面子心理。
三、基于国民心理学的中国员工管理
针对以上对中国员工心理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员工有更强的情感需要，渴望归属感，只要让他们感觉到就像在一个大家庭中工作一样，那他们的积极性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显示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国员工具有更强的实干精神，只要他愿干，他就肯定能干好。只要给予员工充分的尊重和空间，他们就会把科学进行的淋漓尽致。因此目前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问题是管理员工的核心问题。而要调动中国员工的积极性，加强企业文化的营造，实行人本管理，是对中国员工管理的指导方针。具体的措施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多组织集体活动，多给予员工生活和工作上的關心，营造出一家人的气氛。
(1)组织员工参加拓展训练。
(2)集体参加体验式培训或者其他提升团队精神的培训。
(3)搜集员工信息，在小事上关心员工。给每个员工举行生日派对，给予关注。
(4)领导人要有责任心，有家长风范，关心每个成员。
2.尊重每个员工的意见，引导员工说出自己的想法，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3.在前两者的基础上给予员工有关工作技术方面的培训。
4.给予员工充分的尊重和发展的空间。让他在想干好的时候能发挥出来，能干好。
5.明确管理者的任务，主要在于营造企业文化，帮助员工完成他们的工作。
参考文献:
[1]李韧青:中国文化变迁对中国德育的影响——社会学分析.湖南师范大学，2005.3.1
[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3]李翔海: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中国社会科学，2002(6)
[4]朱小蔓:传统文化德育的现代视野与具体研究方法.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0 (1)
[5]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国民心理学比人种论更能解释民族国家的性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吕邦等创立的国民心理学认为:民族国家必具共同的历史背景和国民心理，它的组成分子是所谓“心理的品种”而不是生物的品种。英与美同为英语国家，中与日夸称同文同种，但却各自建立不同的国家。因此，人种本身并不足以界定民族国家。国民心理学的看法是:民族国家必具有共同历史背景形成的集体心理，它是由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影响决定的。
但除了以上对国民心理学的研究记载，目前国民心理学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笔者认为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下生活的人们具有某些共同的心理特征，国民心理学就是研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国民在共同的文化熏陶下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的共性。与之相近的一个研究学科是民族心理学的发展。
民族心理学是研究特定条件下某一民族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社会心理学分支。 民族心理主要指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心理特点。民族心理学和国民心理学研究的范围不一样。国民心理学研究的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在整体的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心理现象的规律和一致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民族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国民心理学对我国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的国民心理学
1.中国文化
文化不是一种集体精神，而是人为事件和习俗习惯的联合体。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了道、佛、墨、法等各家思想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文化显示出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家庭观念重。
(2)强调明哲保身，中庸之道，枪打出头鸟。
(3)重礼仪。
(4)中国文化中崇尚和谐与安遇知足。
2.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国民心理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中国国民心理表现出以下特征:
(1)责任感重，顾虑颇多，不敢冒风险。因为中国人有强烈的家庭观念，要持家，要有责任感，正是社会文化对人们的一个评判标准。因此表现出来，人们在做出什么决定时，首先要考虑会给家庭造成什么影响。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中国人可能更输不起，因此更趋向于风险保守型。
(2)从众，不敢标新立异。儒家文化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宣扬明哲保身，中庸之道，长期的影响，使人们不再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随大流，少数服从多数。明确、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反而遭到人们的攻击，枪打出头鸟，迫使有自己看法的人也不敢在出头，总体表现出从众。虽然现在社会的发展更加强调自我，讲究个性，但总体的文化因素依然影响着大多数人，在中国从众现象依然很严重。
(3)更加渴望归属感，情感需要更强烈。在中国非正式组织的存在更有普遍性，中国人有更强烈的求和谐的心理，为此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观念。在任何群体中人们都渴望有一个家庭的观念，人们对自己的看法都不太自信，不坚定，因此心理上就想通过一个家庭感觉的大群体给自己信心，靠群体内成员的支持给自己勇气，从而才建立起自己的信心，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因此中国人的情感需要更强烈。
(4)重视别人的态度，把礼仪作为衡量事情的标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中国人通常习惯于看对方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态度。要求互相尊重，把是否礼到了作为衡量事情是否处理得当的标准。士可杀不可辱，人们把得到尊重看成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事，有更强的虚荣、好面子心理。
三、基于国民心理学的中国员工管理
针对以上对中国员工心理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员工有更强的情感需要，渴望归属感，只要让他们感觉到就像在一个大家庭中工作一样，那他们的积极性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显示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国员工具有更强的实干精神，只要他愿干，他就肯定能干好。只要给予员工充分的尊重和空间，他们就会把科学进行的淋漓尽致。因此目前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问题是管理员工的核心问题。而要调动中国员工的积极性，加强企业文化的营造，实行人本管理，是对中国员工管理的指导方针。具体的措施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多组织集体活动，多给予员工生活和工作上的關心，营造出一家人的气氛。
(1)组织员工参加拓展训练。
(2)集体参加体验式培训或者其他提升团队精神的培训。
(3)搜集员工信息，在小事上关心员工。给每个员工举行生日派对，给予关注。
(4)领导人要有责任心，有家长风范，关心每个成员。
2.尊重每个员工的意见，引导员工说出自己的想法，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3.在前两者的基础上给予员工有关工作技术方面的培训。
4.给予员工充分的尊重和发展的空间。让他在想干好的时候能发挥出来，能干好。
5.明确管理者的任务，主要在于营造企业文化，帮助员工完成他们的工作。
参考文献:
[1]李韧青:中国文化变迁对中国德育的影响——社会学分析.湖南师范大学，2005.3.1
[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3]李翔海: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中国社会科学，2002(6)
[4]朱小蔓:传统文化德育的现代视野与具体研究方法.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0 (1)
[5]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