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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亲眼所见，我们可能难以想象，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有“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险远之地，竟然有许多人从事着我们想象不到的工作。他们在深海，在峡谷，在雨林，在高空，在世界之巅以命谋生，一次次挑战生命的极限，与大众柴米油盐的安稳日常，仿佛是两个世界。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人类自古以来所拥有的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量，一种不屈的顽强精神。正是这种力量和精神，让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大获全胜。
开篇 他们会害怕，会颤抖，但不退缩
2020年，医生、护士，成为离死亡最近的人。我们见识了这个职业的不可预测的危险性。
除了医护人员，世界上还有很多职业出人意料的危险。如警察、试飞员、排雷员，如特技演员、建筑工人、电网工人……甚至还有许多危险的工作，我们闻所未闻。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伊真火山是一座活火山，山顶如天堂，谷底如地狱，毒气四溢，风景险峻绝美。一名摄影师却在这里拍下了令人震惊的照片，一群硫磺矿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满是毒气的火山口工作。
这名摄影师说：“你徒步爬上陡峭崎岖的路，周围的植被逐渐减少，硫磺的味道开始充斥你的肺。只要你在火山口边缘，就能看到这个巨大的火山口以及翠蓝的酸湖，巨大的烟从提取硫的地方冒出来。这是超凡脱俗的景观，奇妙和让人窒息的同时，矛盾的是工人们地狱般的生活。”
我们对火山充满的可怖印象，对这群硫磺工人来说，都是真实并始终存在的危险。除了火山硫磺工，有人潜入深海两三百米，在十几倍的大气压强和暗流汹涌的昏暗海底作业;有人一头扎入荒无人迹的深山老林，在蛇虫横溢、沟谷纵横的丛林、断崖上巡线;还有人攀上八千多米的世界之巅，用生命在极寒又极度缺氧的险峰绝境上开路……
若不是亲眼所见，我们可能难以想象，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有“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险远之地，竟然有许多人从事着我们想象不到的工作。他们在深海，在峡谷，在雨林，在高空，在世界之巅以命谋生，一次次挑战生命的极限，与大众柴米油盐的安稳日常，仿佛是两个世界。
他们有的人是为生活所迫，有的人则是出于责任和道义。他们揭露了生存的残酷，也给我们另一种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在危险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的不可征服。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人类自古以来所拥有的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量，一种不屈的顽强精神。
正是这种力量和精神，让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大获全胜。200万年前，人类先祖还没有走出过非洲。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面前，他们选择直立行走，选择拿起工具。到如今，人类走出发源地，翻山越岭，远渡重洋，成为地球上唯一遍布全球的物种，创造了璀璨的文明。
在我们为生计奔波时，对现代便捷的生活、高速发展的科技习以为常时，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从古至今，人类究竟创造了多大的奇迹。从来没有哪种生物，对大自然，对一颗星球，作出如此巨大的征服。
当然，威胁依然存在。
这颗星球有壮美，亦有危险，人类该如何与之相处？当有敬畏之心，亦存不屈之志！正如文中8种从事不同工作的人，他们随时面临险境，是离死神最近的人。他们会害怕，会颤抖，但不退缩。
激流中的渔民
“我在这些瀑布上方湿滑的巨石上选择合适的地点下网，一旦滑落我必死无疑。若撒网的时机不对，激流就会把我和渔网一同卷入河中”
阿拉斯加捕蟹人：平均每7天便会有1名捕蟹人丧生
海蟹，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美味。但为了这些美味，无数捕蟹人付出了巨大代价。据有关研究，渔民，特别是捕蟹的渔民，他们的工伤死亡率可能是普通工人的30到40倍。
白令海是海蟹资源最丰富的海域之一，也是捕捞条件最恶劣的海域。此地的阿拉斯加帝王蟹个头奇大，有“蟹中之王”之称。在捕蟹季节，白令海峡上平均每7天便会有1名捕蟹人丧生。在捕蟹船上，只要一步走错，就可能出现致命的灾难。
阿拉斯加捕蟹人面临的是恶劣的天气和凶险的捕蟹环境。白令海捕蟹季节在每年冬季，氣候十分寒冷，并且经常会出现北极圈风暴，汹涌的海浪有时能高达12米。
捕蟹人每次出海的时间在5天到12天不等，每天工作时间近20个小时，有时甚至是连轴转。
极度的疲劳加上寒冷的气候，会使捕蟹人反应迟钝，在颠簸打滑的甲板上站立不稳。
从上船出发一直到返回，捕蟹人每分钟都处在危险里。巨浪冲刷过甲板，狂风抽打着船只，紧绷的缆绳偶尔会绷断。船员因大浪冲击摔倒或碰撞受伤是家常便饭，稍不注意，便会被凶猛的巨浪卷入海中，溺水身亡。即使顺利捕到蟹，他们还要和螃蟹们“搏斗”，小心提防螃蟹的猛烈攻击。装海蟹的巨大铁笼每个超过350公斤，得徒手扔回船上。即使风平浪静，它们都有可能毁了船只。
不过，高风险带来的是高回报。在捕蟹季节，平均每艘捕蟹船可以捕获大约20吨螃蟹，在一艘满载而归的渔船上，每个渔民可以赚到10万美元。这对于渔民们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如果不是为了钱，为了更好的生活，大概没有谁会愿意从事捕蟹工作。
用生命作赌注的湄公河渔民
除了阿拉斯加捕蟹人，在湄公河捕鱼，也是世界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每年入夏，湄公河都会迎来一年中最壮观的时刻。浑浊的河水在老挝占巴赛流域缓缓流淌，河面向两岸漫延大约14公里，形成错综复杂的河道。而在旱季，河水退落，该区域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被人们称为四千美岛。
四千美岛的原住民几乎很少种地，他们世代在湄公河捕鱼为生，称这里为“饿不死人的地方”。他们有句俗语：“如果想吃鱼，只要生火，往锅里倒水，鱼就会跳进锅里。”
湄公河下游的绝大部分鱼类，都必须到上游四千美岛水域的急流中产卵。老挝人的捕鱼方式顺应了这种自然规律。每年，占巴赛流域的捕鱼总量可以达到200多万吨，有时甚至更多，占世界淡水鱼产量的15%，是老挝出口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的重要物资。老挝人80%的蛋白质摄入也依赖湄公河的鱼类。 湄公河的淡水鱼种类异常丰富，至少有300种鱼类被确认生活于此。这里的雨季，每天都有降雨，河水流量是旱季的20倍。孔瀑布是老挝渔民最理想的捕鱼场所，它位于老挝和柬埔寨边界，是湄公河最大的瀑布，也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瀑布。孔瀑布也是全球最大淡水鱼——湄公河巨鲶的栖息地。2006年，这里曾经捕获过一条超过300公斤重的巨型鲶鱼。与一般鲶鱼不同，它长着锋利的牙齿，性情凶猛，神出鬼没，几乎可以吞掉所有食物。当地寺院的僧人说，如果渔民不小心失足落入河中，就会被很多这样的大鱼吃掉。
每到旱季，四千美岛瀑布群的水流量会大大减少，渔民便趁机在水流较缓的区域搭建竹坡。
这种捕鱼方法非常巧妙，他们先用粗大的树木搭建竹坡的基础结构，为了更好的稳固，需要用巨大的石块将支撑竹坡的树干压住。接着，再用细长的竹条搭建一个巨大的喇叭口滑梯，滑梯的两侧用树枝做成围栏。这种捕鱼陷阱，当地人称为篱。一个篱至少需要3个壮年男子打造。
在一个150米宽的河道上，会散布三四个篱，篱之间只由一个缆绳连接，它们在四千美岛南部密集的瀑布中固若金汤。等到雨季来临，水位上涨，巨大的水流裹挟着鱼群冲上篱，水流从竹条的缝隙中流走，而鱼群则会被拦在篱上。
渔民会在岸上搭建简易的工棚，用来避雨和休息，每个工棚旁都有一个巨大的保温冰箱，里面放着巨大的冰块，为捕获的鱼妥善保鲜。渔民们会把每天捕获的鱼送到码头上出售，然后鱼会被卡车运往泰国和柬埔寨。
渔民坐在自家的工棚中，等着河两岸的乌鸦给他发信号。通常，一旦鱼群被冲上篱，丛林中的乌鸦便会闻风而来，趁机偷走一些体形不大的鲶鱼，这时他便会前去收鱼。
全球经济的迅速增长使捕鱼业日益发达的同时，也让湄公河鱼群的数量迅速锐减，一些珍稀物种如湄公河巨鲶、伊洛瓦底江江豚已濒临灭绝。而陆续修建的大坝，也阻止了鱼群回游产卵的迁徙路径……
“一旦滑落我就必死无疑，没有任何人能够救我”
每年6月，渔民们会准备一些食物用来祭祀河水神灵，他们把酒倒在岩石上，祈祷“让我们今年捕获更多的鱼吧”。
在旱季，渔民们用旧的电缆和粗绳，在河流上方架设一条索道和缆绳。等到雨季来临，岛屿被汹涌的河水阻断，渔民只能依赖这些简易的索道穿越凶险的激流，冒生命危险去最佳地点捕鱼。
爬索道时必须全神贯注，雨后的岩石上覆盖着厚厚的稀泥，十分容易滑倒，要很小心谨慎才能站稳。一旦滑倒就会被卷入激流，尸骨无存。
渔民们将渔网投进泡沫四溅的瀑布深处，湍急的水流很快将鱼赶入渔网，尽管鱼群很多，但一次只能带回几公斤。背的鱼太多，容易失去平衡，跌进恐怖的河水中。
一个渔民介绍：“我在这些瀑布上方湿滑的巨石上选择合适的地点下网，一旦滑落我必死无疑，没有任何人能够救我。如果我撒网的时机把握不对，激流就会把我和渔网一同卷入河中。”
四千美岛的捕鱼生活艰难得让人难以想象，渔民们年轻时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在波涛汹涌的激流中工作。他们是一个家庭中的重要劳力，每个渔民背后都至少有三四个孩子需要养活。
如今，捕鱼的微薄收入已经不足以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外来文化的冲击。四千美岛居民需要更多的钱来满足生活所需，青年男女都前往泰国谋生，追求更好的生活。
一个渔民说：“我去泰国工作过3个月，因为没有工作许可证，我和妻子被关进监狱两周。在监狱里，我们每餐都有足够的食物，热的时候还有电扇。我唯一恨的就是老板骗了我们。”
一名老挝渔民说：“或许这里来的游客太多了，上游和下游也开始修建桥梁，鱼群只需要河水的声音。这里的传统（捕鱼）要不要保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因为我们正在经历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预测这里渔民的未来，只有湄公河能够决定这里的一切。”
工程潜水员
和海面的热闹相比，海下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在几十米深的海底，陪伴他们的是铁锈、淤泥，以及不可知的危险
海洋清道夫：“在下面我們就像瞎子一样，都是靠双手去探摸”
人类总是对遥不可及的地方充满浪漫的想象，比如太空、洞穴，或者是深海，那里有极少数人才能够领略的景象。
中国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的潜水员们就属于“极少数人”。但对这些潜水员来说，大部分时候，他们感受到的并不是浪漫，而是黑暗和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潜水往往和美联系在一起：色彩斑斓的珊瑚和热带鱼类，壮观的杰克鱼风暴（鱼群大量聚集，形成类似风暴的现象）。人们在一汪蓝色里自由舒展身体，阳光穿过水层，波光粼粼。
但事实上，即使是已经“出过几百班水”的打捞局潜水员，也很少目睹这样的美景。人们旅游时的休闲潜水，都是在充分开发过的海域，最大下潜深度严格限制在40米。而打捞局潜水员从事的是“工程潜水”，他们没有选择下水地点的机会。不管在哪片水域，只要条件允许，沉船位置就是他们的“潜点”。
事实上，潜水队接到的大部分任务都在内河和近海，这些水域的水下能见度接近于零。下潜其中，潜水员面对的，是寒冷、黑暗、孤独，以及时间。
他们经常要下潜到100米、200米，甚至300米的水下，在那里打捞沉船、搜寻遗体，或者从事一些水下工程的安装、维护和拆除工作。和海面的热闹相比，海面之下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陪伴潜水员的是铁锈、淤泥，以及不可知的危险。
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有着惊人的能力，从韩国“世越号”客轮，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到重庆万州坠江的公交车，都是由他们打捞上岸的。如果再往前追溯，人们会发现，这支队伍几乎见证了整部共和国的船难史和水下救援史。
这份荣耀很少被他们提起。在岸上，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甚至有些过于“随意”：很多队员胡子拉碴、头发油腻，皮肤黝黑粗糙，咧开嘴时会露出被香烟熏黑的牙齿。只有穿上潜水服，戴上连接着管子、只露出眼睛的头盔，他们才被外界认识。 大部分时候，水下作业危险且孤独。如果潜入200米以下的水域，阳光已经难以抵达，水下只剩下无边的昏暗。海底的淤泥阻挡视线，即使打开强光手电，也只能瞥见一小团红光，可见度不过一两米。打捞局新晋潜水员的第一课，就是学习适应海底浑浊的水质。
“在下面我们就像瞎子一样，都是靠双手去探摸。”副队长张伟平已经有超过20年的潜水经验，他曾经钻进黄河小浪底水底超过2米厚的稀泥浆中，寻找沉船遇难者遗体。他记得头上的探照灯照在浑浊的水体里，反射出一片昏黄。“就像闭上眼，对着一只大灯泡。”
因为经常要在淤泥里探摸，潜水员在水底的移动大多都是“爬”着完成的。在搜寻韩国“世越号”沉船遇难者遗骨时，潜水员就是爬着，把沉船方圆5海里的海底，一寸一寸都摸了一遍。
一名打捞潜水员说，自己过去常羡慕景区“真正的潜水员”，而自己更像一个“海洋清道夫”，出没于黑暗的海底，无人知晓。
2005年后，潜水队从过去的内河、近海走向远海。1987年进入潜水队的王佩育，在浑水里摸爬近20年，第一次来到南海钻井平台的周围海域，他在90多米深的海底愣了半天，几乎要哭出来，这是他潜水20年来，第一次看见澄澈美丽的海底。
水下“脐带”
潜水员很多时候是在夜间下水。他们的作息追逐的不是日出日落，而是潮水——潛水员要在涨潮和落潮间的短暂平潮期下水，这时水流最为平缓，最适合作业。
每一次下潜，队员们都有可能到达一个人类从未踏足的地方，因为很多沉船都是偏离航道后失事的。即使比常人更熟悉水下环境，每次面对未知和神秘时，潜水员也会产生一种混合着刺激和恐惧的体验。
一名参与过“桑吉”轮救援的潜水员对当时的经历印象深刻。“桑吉”轮沉没后，为防止漏油污染海洋环境，他接到把沉船的燃油抽光的任务。他记得那片海域水很清，下潜时，能看到邮轮的全貌，270多米长的巨轮躺在深渊里，“太大了，跟个幽灵船似的，真有点瘆人”。
更多时候，潜水员在水底看到的，是锈迹斑斑的沉船，上面长满了海洋生物。变形的船舱里，脱落的木板、电线、桌子、椅子都漂浮着，保持着灾难发生时的样子，时间仿佛静止了。
一名潜水员说，每次触碰到沉船，冰冷的金属都能给他带来一阵寒意。更冷的是遗忘。潜水员从海底浮起，海面像往常一样风平浪静。没人记得，深海之下，有一艘船躺在那里。
虽然他们的技术已经可以规避绝大部分的水下风险，但他们从事的仍然是地球上离死亡最近的职业之一。
因为工程潜水需要在水下长时间作业，打捞局的潜水员们不能像普通潜水员那样，用背后的气瓶供气。他们靠的是一根甘蔗粗细的长管来维持水下呼吸，在工程潜水领域，这根管子被称作“脐带”。
“脐带”连接着工作船，由3根管子缠绕组成：最粗的是主供气管，接在头盔上，为潜水员提供空气;其次是热水管，为身处海底的潜水员保暖;最细的是电缆，为潜水员的通信设备、水下摄像机，以及照明灯供电。工程潜水员虽然拥有极高的身体素质，但在水下，他们也像婴儿一样脆弱，全靠这根“脐带”供养。
大型船只的船舱很大，沉船的姿态千奇百怪，在海底随时可能翻扣、侧扣。潜水员在水下时，视野和方向感都受到影响，船舱内部就像一个“迷宫”，极易迷失。进入船舱，如果没有规划好路线，容易绊住“脐带”，困在船舱，潜水员一旦慌乱，就有可能把自己困死在海底。沉船的桅杆、护栏，或者任何一个不显眼的障碍物，也有可能使“脐带”纠缠，让潜水员陷入险境。
船上的锋利物品，甚至是生长在沉船上的海蛎子坚硬的外壳，都会成为潜水员的潜在威胁——如果“脐带”被划破或切断，潜水员就有窒息的危险。
当各种紧急情况发生时，回家并没有那么简单
下水时，工程潜水员会背上一个应急气瓶。这是他们在所有供气都失灵的情况下，最后的逃生希望。这个气瓶被潜水员们称为“回家气瓶”。
然而，当各种紧急情况发生时，回家并没有那么简单。
最危险的时候是上浮阶段。在水下，潜水员会吸入与所处海水压强一致的空气，来保持体内外的压力平衡。海洋里每深10米，海水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假如潜水员在100米的深度，他们体内的大气压就是陆地上的10倍，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轮胎内部的压力。
通常情况下，从100米的深度浮出水面，需要在水中减压4个小时。如果上浮速度过快，海水压力迅速减小，人体内压力过大，潜水员会出现“减压病”，轻则皮肤发痒、关节疼痛，重则肺部破裂、神经坏死，直至死亡。
打捞局的潜水员曾在130米深的海底作业时，抓过一只上百斤重的石斑鱼。船上的工作人员把鱼快速拉上水面后，大鱼“眼珠都爆炸了”。
大多数时候，潜水队都会选择在风平浪静时下水作业。但毫无波澜的海面下，随时潜藏着涌动的暗流。
在打捞“世越号”时，沉船的位置恰好处在以水流湍急闻名的海域。有一次，一名潜水员在水下忽然遇到3节流速（大约相当于1.5米/秒）的暗流，无法在水中保持平衡，只能抓住身边的缆绳，整个人都横在水中。
“完了，我的头盔要被吹掉了。”船上的监测设备里听到潜水员颤抖的声音，呼吸频率也明显上升。
这是他们最害怕发生的情形，如果潜水员坚持不住，松开手，马上就会“放漂”（被水流带着快速上浮）。后果是，潜水员出现严重的“减压病”。
第一个下水救援的潜水员刚刚尝试，就因为水流太快放弃了。第二个、第三个潜水员同样无法接近身处险境的队友。监测仪里，海底传回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船上的队友们也都盯着仪器，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他们清楚，在水下，与慌乱同行的，往往是厄运。
所有人都只能屏息等待这个潜水员的最终命运。好在水下的暗流忽然减弱，潜水员最终得救。这件事后来成为队员间打发时间，互相“吹牛皮”的谈资。 但更多的是他们不愿提起的往事。有一次，一名潜水员的“脐带”被切断，潜水员很快被水流冲走，携带的“回家气瓶”根本不够正常减压使用的时间，他再也没能“回家”。
危险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在水下进行船体切割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有时，因船体破损严重，潜水员需要对沉船进行切割，再分块打捞。切割即将完成时往往也是最惊险的时刻，几百上千吨的船体即将变形分解，被割开的钢板里存有少量的氧气，如果一口气切开，极易因压差产生气爆。船体会顷刻间位移，如果潜水员方向判断失误，几百吨的船会向他们撞去。
有一次，一名潜水员在水下切割金属时，氧气聚集在一个鸡蛋大小的洞里，突然爆炸。“我在船上都听到了一声闷响。”负责在船上监测水下情况的同事说，那名潜水员被当场炸晕，“声一响，他直接就脸朝下趴在钢板上了”。被救上岸后，经检查，潜水员被震断了两根肋骨。
潜水员姜志勤，曾参与打捞失事工程船“华勇6”。当时提出的方案是，让潜水员使用高压水枪，在失事船舶两侧打出直径两三米、深四五米的大坑，再用钢丝穿过船底，将沉船拖起。
姜志勤接手时，一侧的大坑已经打好。他拿着高压水枪来到另一侧，开始打坑。“华勇6”沉没的地方是在黄河入海口附近的东营海域，水下浑浊不堪，他眯着眼，在坑里仔细搜索過底钢丝。突然，一阵水流涌来，他踉跄一下，转瞬间，坑洞塌方。
淤泥几乎活埋了他，他瞬间窒息了。憋着气，姜志勤抱着高压水枪对着自己身体一圈一圈猛打，淤泥一点点被甩开后，他才缓慢爬出坑洞，趴在海底大口大口地喘气。声音从潜水电话里传来，“像是在喝空气”。
任何一个潜水员都要学会在水下对抗水流以及泥的吸附力。有的潜水员为了训练自己手部的适应力，会在闲暇时练习书法。而姜志勤则会在水中练习“倒挂金钩”，下半身不断拍打脚蹼稳定身体，上半身感应水流的方向。
一次大浪来袭，两名潜水员正忙着给浮筒套缆绳，来不及躲开，只得爬上浮筒。可惜，浮筒没来得及固定就随浪漂走了，姜志勤他们毫无办法，慌忙之际，只来得及扔过去两件衣服。
第二天，他们找到两名漂走的潜水员，两人靠着衣服熬过一宿。“还以为你们去日本了。”姜志勤想用玩笑冲淡大家对死亡的恐惧。“哈哈哈，差点冻死。”两名潜水员也在笑，可笑着笑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有些危险来自攻击性较强的海洋生物，它们总是突然出现，让人猝不及防。曾有潜水员在南海作业时，忽然发现一条大白鲨在自己身边游弋。也有藏在海底洞穴里的海鳗，时刻准备攻击闯进领地的入侵者。
即使结束水下作业，也不意味着安全。曾有潜水员在上浮过程中遇到水流，但经过高强度作业的潜水员已没有多余的力气，握不住引导绳，整个人随水流漂走了。幸运的是，工作船上的人及时发现，一群人用力把他拽了上来。
优先寻找幸存者或遇害者遗体，哪怕船舱里载满了黄金，也要先放到一边
工程潜水讲求团队协作，早些年间，打捞行当都是父子搭班，儿子在水下探摸，父亲在船上拉着“脐带”。
在潜水队，队员们下水时是潜水员，上船后可能就是负责监测，或者拉“脐带”的“辅助人员”。这种机制让队员们成为“过命的兄弟”，队友间都保持着充分的信任和熟悉。对他们来说，队伍最宝贵的，不是先进的设备，而是队员间天衣无缝的默契。
在打捞局潜水队，潜水员的水下作业会有一个明确的优先级。
首先要确定沉没物的位置、形态，然后清理比较明显的障碍物——保证潜水员的安全一直是第一条铁律。
第二步是寻找幸存者或遇害者遗体，哪怕船舱里载满了黄金，也要先放到一边。因为任何打捞、起吊的动作都有可能伤害到幸存者，或者对遗体造成二次损伤。
对潜水员来说，这一步是他们最不愿面对的。不仅因为难以克服对水中尸体的恐惧，更难以承受的是灾难和死亡带来的情感冲击。
打捞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时，一名打捞局潜水员负责捆绑起吊钢缆，他游过船舱的窗户，隐约看到内部的惨状。上水后，这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手指夹着香烟，低下头陷入沉默。
在水下，很多遗体都会粘上泥污。潜水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个传统，找到遗体后，潜水员会在水下为死者做一些简单的清理，然后对他们说一句：“我带你回家。”
“让死者体面地出水，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给在岸边等待的家属们一个交代吧。”潜水员们说，“我们知道水下有多黑多冷，不能人死了还留在那种地方。”
在打捞韩国“世越号”沉船时，每逢清明节、中秋节，就会有遇难者家属开着船过来。他们不能进入作业海域，远远望去，这些船上扎满了鲜花，拉着一条黄色的横幅，上面用汉字写着：“感谢上海打捞局，请你们不要忘记，还有9具遗骨等待回家。”
在打捞“世越号”的两年间，潜水员每天都能看到，正对着失事海域的一处山顶上，遇难者家属在那里支起一顶帐篷。直到沉船出水那天，帐篷才收起，结束漫长的守望。
有时候，队员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一个“交代”。他们打捞的，还有记忆。
在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的过程中，一名潜水员在搜寻车辆“黑匣子”时，在江底找到一部手机。后来他把手机握在手里，用非常规的动作，单手抓着引导绳上浮出水。没人说得清，这部手机对遇难者和家属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这名潜水员相信，“手机里应该有照片”，记录着遇难者的生活轨迹。
饱和潜水：“你能感觉到空气的质量，用手轻轻一拨，感觉空气都在流淌”
重庆万州的失事公交车，沉没在73米深的江底。在这样的深度，潜水员在吸入氦氧混合气后才能下水作业。
一般水深超过30米后，溶解在人体内的氮气会让潜水员产生“氮麻醉”现象。这时潜水员会有种类似醉酒的感觉：兴奋、注意力难以集中，身体协调能力降低。如果继续下潜，“醉酒”的感觉会愈加明显。 张伟平在船上监督时，曾有新潜水员因为“氮麻醉”，不自觉地在水下哼歌。事实上，就连他本人也遭遇过这样的尴尬。虽然已经有20多年的潜水经验，但有次下潜到50多米深的水下时，他头晕眼花，试着咬自己嘴唇，结果没感到疼，“就像喝到了七八成”。
为了避免“氮麻醉”带来的水下风险，潜水队常把60米深度作为“空气潜水”（以空气作为呼吸介质的潜水）的最高界限。在60米以下的深度，就要用氦气代替氮气，形成“氦氧混合气”，供潜水员在水下呼吸，从而避免“氮麻醉”。
而在120米以下的深度，潜水员在水下只工作20分钟，往往就需要数小时的减压上浮时间，上岸后仍需要在减压舱待上两三个小时。这样既严重降低了潜水作业的效率，又加大了潜水员在水下的风险。
饱和潜水成为解决这个难题的完美方案：潜水员进入一个主要由生活舱和潜水钟组成的设施中，舱内的压力逐渐升高到要潜入深度的海水压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压后，潜水员的身体会被氦气完全“浸透”，他们就可以在高压环境里长时间工作、生活。工作时，潜水员通过潜水钟下潜到作业区域。结束作业后，再回到母船上的生活舱休息。
对潜水员来说，这个“长时间”一般是28天。这意味着，在近一个月里，他们几乎都要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能携带电子设备，不能走出那个形似“油罐”的舱室。
每次进舱前，他们会带上象棋、扑克，还有“最能打发时间”的书籍。因为舱内的9个人，分成3组倒班，大部分时间只能靠自己消磨。
在高压环境下，舱内的空气湿度会升高，“被子盖在身上，都是湿漉漉的”。因为压力大，食物变得“粘牙”。队员的味觉也会退化，“吃什么都没味道”。
如果下潜到200米以下，舱内的压力超过21个大气压，空气变得像“流质”。“你能感觉到空气的质量，用手轻轻一拨，感觉空气都在流淌。”潜水员们回忆自己饱和潜水的经历，“我们走路都要放慢脚步，不然带出的风都能把睡觉的队友吹醒。”他们感觉呼吸的阻力变大，身体被压缩，“就像被真空包装的食物”。
有一名潜水员参加过300米饱和潜水，他记得每次跨过从卧室到洗漱间的那道门，都异常艰难。“抬腿、伸腿、迈腿，就像慢动作”，一个月下来，“胯部疼得厉害”。
吸入大量的氦气后，人说话会变得像动画片里的“唐老鸭”。与外界团队交流时，需要通过特制的“翻译机”。
有一次，一个替补潜水员进入舱室，队员们七嘴八舌地跟他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自己几乎没有听懂一句话，“感觉就像一群鸭子对着自己叫”。
对饱和潜水员来说，每次从潜水钟进入生活舱，都像上战场一样，每个环节都要做到没有纰漏。两个舱门对接时要严丝合缝，如果出现任何缝隙，都可能让舱室爆炸，“和科幻电影里飞船对接失败后的结局没什么两样”。就连上厕所都要小心翼翼，抽水马桶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才能使用，否则容易出现可怕的后果。
饱和潜水作业结束后，潜水员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减压过程，300米饱和潜水需要10天的减压期。当他们走出减压舱时，往往浑身无力、脸色苍白，就像刚从孤独、疲惫和烦躁的状态中走出来一样。
家里“最不敏感的人”
上海打捞局潜水员基地坐落在黄浦江边，由一处小码头、一个小院和一栋20世纪风格的二层小楼组成。管理仓库的师傅在基地工作了几十年，迎来送走一批又一批潜水员，他说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就是“国宝”，只是太少人听说过他们。
离开的人，大多是因為无法适应这份工作的状态和节奏。队里的潜水员，每年至少有200天在“海上”或“水下”。繁忙时，这个数字会超过300天。
长期远离陆地生活，让他们觉得自己越来越跟不上同龄人的节奏。这群潜水员也许是对海底世界最为敏感的人群之一，但在家中，他们却是“最不敏感的人”。
一名潜水员出海前新婚不久的妻子还在怀孕待产，两个月上岸后，孩子已经出生。
一名潜水队员是个年轻的父亲，他回到家里，妻子让几岁大的小孩喊爸爸。门口，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孩子一溜烟儿地跑到屋里，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才是爸爸。”
每次休假在家，身边人谈论的都是升职加薪，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让他们感到头疼。只有戴上潜水头盔，水面逐渐没过头顶，世界瞬间变得清静，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和耳机里传出的“嗞嗞”电流声，“再也不用想外界那些鸡毛蒜皮的杂事”。
在潜水队仓库里，整齐码放着几个“应急设备箱”，里面有全套的救援设备，可以随时运达灾难现场。他们随时做好准备，每次看到水上发生灾难的新闻，他们清楚，自己又要出发了。
云端上的电工
80万伏特高压，他的右手与高压线之间产生了一道耀眼的电光弧，但他没有迟疑，迅速抓牢了高压线
在100多米的高空吃饭、休息是家常便饭
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地上，有这样一群人，在100多米的高空一走就是4个多小时，一米一米地仔细检查导线，手套和裤子被磨得破洞累累。他们是负责输电线路高空走线验收的电网工人。
2019年6月3日，云南电网发布了一段视频，讲述了刚建成的500千伏乌里托输电线路的验收故事，透过屏幕，我们看到的是电网工人以雪山为背景的“云端巡线”。
在登塔前，电网工人首先要仔细检查工器具的准备情况，面对这一工作，谁也不敢懈怠。
他们要登上的电塔高100多米，有四五十层楼的高度。但和站在高楼踏实的地板上不同的是，这群电网工人是攀在铁塔上，是行走在摇摇晃晃的输电线路上。
爬电塔，一上一下就要50多分钟，整个过程会消耗大量体力。为了减少消耗，他们上去后在悬空的导线上一呆就是4个多小时。也因为铁塔太高了，上下都太耗费时间，在高空吃饭，在高空休息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说：“我们经常在离地100米的铁塔吃饭，最初有些不适应，但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线路有多长，他们就要在导线上走多远，检查每一米导线是否存在缺陷及隐患，确保输电线路投运后安全稳定运行。据介绍，这次他们负责验收的线路有288公里，共有铁塔404基，每人每天走3公里，也得40多天才能走完。
走线时，天气非常重要。晴天还好，有时会遇上起雾，在常人看来，漫步云端很壮观，但对电网工人来说，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一名电工说，他和他的同事们每年有260多天在外巡线，运维线路平均海拔在3300米，最高海拔4360米。回忆起第一次高空走线，他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是2017年在500千伏建太甲线，当时又害怕又激动，从走上导线的那一刻起，心都在颤抖，手脚发软，根本不敢往下看，200多米的高空，即使明明知道安全有保障，总还是担心会掉下去。”
“其实家人最担心的就是安全，但知道我们可能在走线，纵然有万般牵挂，也不会打电话来，怕我们会分神。”在走线过程中，如果有人不慎滑落，只能依靠安全保障措施和同事们的及时救援。
一天的工作任务完成后，他们的手套和裤子都磨破了。
世界上80万伏特高压带电作业第一人
这些“漫步云端”的中国电网工人，勇敢地走在中国各地的高空输电线路上，冒着危险为城市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他们被称作“高空中的外科医生”、电力行业的“特种兵”，上百米高的铁塔，刚开始，爬到五六米的时候就会发虚害怕，但现在他们无惧危险，毫不犹豫。
除了高度，他们面临的还有供电行业中最危险的工作——带电作业。带电作业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是一份连保险公司都拒保的工作，在这个岗位上，经常发生各种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而在带电作业中，更危险的是特高压带电作业。除了要克服恐高晕眩、塔上高强度体力劳动等问题，最需要克服的，是与线路接触的一瞬间产生的长达数十公分电弧的恐怖。
除了要做好自身绝缘保护以外，还需要实施更多的保障安全的措施。
电网员工在杆塔上作业时会因为过于专注而忽略危险。所以每一位作业人员必须配有一名专门的监护员，高空作业则要配备两名监护员。在电力施工中，他们不仅承受着威胁生命安全的危险，还承受着威胁心理健康的压力。
胡洪炜是世界上80万伏特高压带电作业第一人。2009年，他成功完成世界首次80万伏特高压带电作业，使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开展特高压带电作业的国家。
80万伏特高压是什么概念？如果有动物碰触输电线路，瞬间就会成为火球。
第一次见到几十米高的铁塔，胡洪炜傻眼了，攀爬在摇摇晃晃的软梯上，他双腿发抖，汗如雨下。为了克服恐高症，胡洪炜接受了7个月的登高训练，每次在软梯上攀爬二三十回，一练就是4个小时。2008年，因优秀的业务能力和过硬的身体素质，胡洪炜被国家电网选中进行80万伏特高压带电作业试验。
他仿佛进入了新的战场：每天早上8时进行特高压走线训练，下午2时进行项目模拟训练，下午5时做技术总结……在为期半年的强化训练中，他穿坏了3套工作服。
2009年6月10日，国家相关部委对特高压带电作业科研项目进行验收。这次是实战，特高压线路上有电压也有电流。上午9时30分，胡洪炜穿上绝缘防护服爬上铁塔，还有1.5米距离时，他的右手与高压线之间产生了一道耀眼的电光弧，没有迟疑，他迅速抓牢了高压线。
“脸上犹如無数根小针在扎，感觉头发被人用劲在拔，耳朵里嗡嗡作响，但是其他一切正常。”一个多小时之后，胡洪炜准确完成了线路验收工作。从铁塔上下来时，他成为世界上第一名与80万伏特高压亲密接触的“禁区勇士”。
多年来，见证胡洪炜的成就的不仅有满墙的荣誉证书和专利证书，还有大大小小的伤疤，他的妻子说：“自从参加这个工作，他身上就没有一块好肉。”
完成特高压带电作业至少需要10个人
带电作业从来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特高压带电作业更是如此。“500千伏带电作业一般需要五六个人完成，特高压带电作业至少需要10个人。”
2018年冬，山东电网首次特高压交流带电作业在寒风中紧锣密鼓地开展。
从现场使用的工器具，就能一窥特高压带电作业的工作量之大：防潮布上铺满各种工器具，除屏蔽服、测量仪器、绝缘绳等常用工器具外，还有吊篮、滑轮组等工具。
准备上塔的3名作业人员换下蓝色工装，穿上灰色屏蔽服，向负责人汇报：“屏蔽服检验完成，请求登塔。”云端作战在“同意登塔”的回答中打响。
接近0℃的低温，120米的杆塔，巨大的电晕声……在种种不利的因素中，3名作业人员沿着只能容下一个脚掌的脚钉，爬到指定的作业位置。
爬塔只是整个作业的“开胃菜”，后边的工作才是“大餐”。
地面人员把滑轮组和吊篮传递上去，塔上的作业人员准备进入电场。据介绍：“传统都是采用‘跨二短三’或者‘软梯法’方式进电场，而这次作业采用的是‘吊篮法’，需要先在塔上找到最佳的距离位置，让吊篮摆动的过程中恰好达到与作业导线相对平行的位置，让作业人员顺利进入电场，这个位置的选择必须异常谨慎。”
距离不够，作业人员不仅进不了电场，还可能因安全距离不足导致放电;距离太大，则会导致作业人员难以接触导线进行作业。一刻钟后，对讲机终于响起了“准备完毕，请求进入电场”的报告。此时，所有人都抬起头望向百米高空。
随着一道橙色弧线划过天空，坐在吊篮里的作业人员手中的电位转移棒稳稳地勾住子导线，迅速从吊篮“转移”到导线上。这个看似简单的摆动，一旦处于上百米高空，便一点儿也不简单。而且，吊篮上的作业人员无法自己控制摆动，需要依靠塔下的作业人员。由于作业离地面100多米，又有巨大的电晕声，他们很难交流，最考验团队配合及个人技巧。 即使成功进入电场，带电导线上的工作依然不轻松。
特高压的八分裂导线将前后左右的空间“压缩”到不足40厘米，电力工人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行走很吃力。经过短暂调整，他们很快适应了“特高压节奏”，“凌波微步”般在摇晃的导线上快速前行，在作业位置灵活地辗、转、腾、挪。
据作业人员介绍：“刚进入电场肯定会不适应。以前开展660千伏作业时，一进电场就像有无数蚊子在身上咬，特别难受。1000千伏电压等级那么高，这种感觉会更强烈，只有在线上作业的人才能体会。带电作业克服的不仅是高空恐惧，还有强电场对身体的考验。接触1000千伏带电导线瞬间产生的电弧及巨大的放电声，即便是我们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也会感到害怕，需要适当地调整心态。”
半小时后，完成全部作业内容的作业人员开始走向挂在导线上的吊篮，百米高空中又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吊篮稳稳地回到初始位置。
如今，我们已经对每日的灯火辉煌习以为常，大概很少意识到这背后有这样一群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克服极大的恐惧，无论寒暑，在高压、高空中维护着祖国的万家灯火。
我们或许不知道的是，按照检修公司带电作业队20人的队伍来计算，整个带电作业队一年能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过亿元，挽回因为停电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
“背夹巡线队”
除了“漫步云端”的电网工人，中国还有一种跋涉深山的巡线队。
南方电网供电区域的最北端，茫茫黔北山区，有一支道真“背夹巡线队”常年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间、陡峭的断崖上如同蜘蛛侠般穿行。
他们凭着背夹（黔北乌江流域山区运送物资的工具）、绳索、弯刀，用脚步丈量着370多公里的巡线路，翻过350多座大山，途经20多处悬崖，穿越60多公里的无人区，维护着500多公里输电线路的安全。
黔北的茫茫山区，沟谷纵横，最大海拔差超过2000米。工作站维护的85%线路都跨越深壑、峡谷，所以巡线几乎都是翻山越岭。其中1/3的基塔在山顶，多达350处，其中100多处基塔要攀爬1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除去大雨天，他们日复一日，穿行其间，工作强度很大。
夏天是巡线队最艰苦的日子。植被疯长，原来走出的小路很快就会被覆盖，扎人的刺蓬让大家累得够呛。野猪、毒蛇、马蜂随处常见，通常需要有人在前面用弯刀驱赶。有一次巡线队在杆顶作业，上百只马蜂在头上盘旋，只能顶着烈日一动不动长达半个小时，待马蜂飞走后才繼续工作。
“上山容易下山难。”队员们说，“巡线工作很多时候都在森林中穿行，为了节省时间，很多时候要走捷径。通常，返程得用绳索从山顶滑下去，头也不能回。”
在他们维护的24条线路中，不少巡线路程都要驱车三四个小时到达山脚，至少两个小时才能从山脚攀爬到达半山腰的巡检设备。有时候“对面山上全是断壁，无路可走，只能再走回头路”。
按照规定，工作站每季度需要进行一次线路巡查，但由于近年来极端天气的影响，巡查密度远远大于此。
据统计，道真工作站3年来顺利清理通道树木4万余棵，大大减少了因树木引起的跳闸事件。数据显示，道真工作站在成立前，维护线路年跳闸次数高达33次，到2013年仅为5次，输电线路可用系数达到了99.83%。
除了“背夹巡线队”，2001年5月，国家电网向渝东南延伸，开始了重庆“一市一网”的布点，武隆巡线站成立。渝东南是重庆重点扶持的老、少、边、穷贫困地区，交通不便，条件艰苦。
武隆山区，深邃苍茫，云雾缭绕。公路盘绕山腰，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底下是深不可测的深涧或怒吼的江水……这些景象，在摄影家和文人骚客眼里可以孕育情思，在探险者眼里充满诱惑，可对巡线员来说，这是一道道需要用双脚去逾越的天堑，充满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巡线站80%以上的线路都在深山密林中。与迷人风景相伴的，是野猪、不知名的蚊虫、随时都有可能出击的毒蛇。如遇暴雨，山石滚落，随时都有可能葬身山崖……
刚开始，由于不熟路，一名巡线员被困在了山上，“站在山头看对面的铁塔，好像触手可及，但真走起来可就麻烦了”。走到中途迷了路，完全不知身处何地，一种强烈的无助感传遍全身。巡线员说：“现在走完这条线路只要两小时，当年，我用了8个小时才绕出来。”
每天出门巡线，他们除了带上工具包，另外还有3样东西必备：砍刀、木棒和蛇药。砍刀开路，木棒防身。为了避免被大山里常见的毒蛇咬伤，不管天多热，他们出门都是全副武装：齐膝高的皮靴，手套、帽子，将全身包裹严实，脚被汗泡得肿胀发白，也不敢脱鞋子。
一次线路出现故障，二三十米高的铁塔，他们逐基检查。其间，一名巡线员隐约感到左小腿红肿发胀：“像有很多针在腿上乱刺。”他以为关节炎犯了，谁知越走越疼。坚持了整整一天，排除故障后，司机把他送往长寿治疗，一上车，他就昏迷了，小腿肿得发亮。到了医院，医生唏嘘不已：“他是被有剧毒的虫子咬伤的，如果再拖，腿极有可能保不住。”
这些年，巡线员打了无数场硬仗。巡线以来，他们没在家过一个真正的春节。节日，是他们最忙的时候，要保证无数个家庭在用电高峰期的正常生活。国资委微博“央企新闻眼”感叹：“这哪里仅仅是敬业精神可以支撑的？”
与山作伴的护林员
除了孤独，与护林员相伴的，是未知的危险。高山密林，危机四伏，每一次穿行，都像一场危机四伏的探险
无处不在的危险
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巫溪县东北，是神农架原始森林延伸至重庆的部分。阴条岭主峰海拔2796.8米，有“重庆第一峰”之誉。40年来，15位护林员管理着这里的白果林场12万亩原始次生林。
2018年，15位护林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是宾元鹏，59岁（现在已退休）。他是外地人，在阴条岭工作了27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30次。 红旗、黄草坪、阴条岭、转坪和兰英，是白果林场的5个管护站。其中转坪管护站最偏远，至今不通路，不通电。宾元鹏在那里驻扎了4年。
见到生人，他显得不太习惯，说起话来断断续续。在深山老林里呆久了，他已经不太习惯与人交流。嗓子痒了，他就对着大山吼一吼，或者对着树木自言自语。
每天清晨5点，宾元鹏就要起床，肩上背着背包，腰间挎着水壶，手里拿着镰刀，翻山越岭、观察火情、劝阻盗采盗伐者……周而复始，除了下雨下雪，天天如此。
他每天要在杂草丛生的崎岖山路上走几十公里，晚上七八点才下山。巡护8000余亩森林，差不多得三四天才能走完一遍。他会在背包里放上一袋煮熟的洋芋坨坨，饿了就啃几口。
除了孤独，与护林员相伴的，是未知的危险。高山密林，人迹罕至，危机四伏。每一次穿行，都像一场危机四伏的探险。
一个冬天，下雪封山太久，眼看就要断炊，宾元鹏只能咬着牙下山背粮。途经一个叫“阎王鼻子”的地方时，一边是悬崖，一边是石壁，只能贴着身子，一步一步往前挪。刚过峭壁，又迎山涧。横在激流上的独木桥被积雪覆盖，踩上去打滑。“只差一点点，就掉下深沟沟。”回忆起这一幕，走惯山路的宾元鹏依然后怕。
“每个人都会碰上危险的事。我们这里的刘征彪就被毒蛇咬过，差点截肢。”一名护林员掏出手机，里面有一张照片，“看，这蛇叫‘菜花烙铁头’，有剧毒。”
“山里小动物特别多，最常见的是蚂蟥。最多的一次，30多只蚂蟥吸在身上。”他们撩开裤脚，腿上布满了小红点：“看，这些都是被蚂蟥吸血后留的疤。”
打草惊蛇，对护林员来说，不光是一句成语，更是保护自己的宝贵经验。每走一段路，宾元鹏都会习惯性地用镰刀敲几下石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震慑周边的野生动物，让它们不要靠近。
遇到危险怎么办？护林员说：“只有凭本事！周围没有别人，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防火防盗防虫
山林防火，是护林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可是护林员要做的不只是防火，他们还要和盗采盗伐者斗智斗勇。
有一次白天巡山时，护林员发现树丛中有人的脚印。他们找地方蹲守，一直等到晚上7时，终于蹲到盗采者。几经交锋，对方才承认是到山里来采中药材。
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1500多种植物，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就有15种。“偷采珍稀药材的人多，盗猎者也不少。”护林员说。保护区内有金雕、豹、小熊貓等30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招来了众多偷猎者。
宾元鹏头上有个疤，是一次阻止盗伐时受的伤。那次，宾元鹏和同事遇到10多个盗伐林木的外地人。劝说教育后，盗伐者下了山。没想到第二天，这群人邀约了30多人来“讨说法”。宾元鹏和同事拿着地形图，一一比照，耐心解释。对方还是不服气，突然动手哄抢木材。混乱中，宾元鹏头部被石头击中，鲜血直流。被送到林场医务室时，他已经因失血过多昏迷，经抢救才苏醒过来。
除了火灾和盗采盗伐，森林里还有另一种潜在威胁——病虫害，被护林员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一旦发生大面积病虫害，可能会给整个森林带来可怕的灾难。
“巡山不是随便走走这么简单，必须仔细观察树木。”一次，宾元鹏走到天坑垭子时，发现华山松树叶发黄，他立即上报林场。林场派人实地考察，及时处理，有效治理了病虫害。
他们不仅管护，还要培育
1998年，巫溪成为长江流域天然林保护工程试点县，开始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伐木人变成了护林员。从伐木到护林，宾元鹏经历了全程。
巫溪有森林林地494.26万亩，森林面积3936.2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5.62%。与此同时，山大坡陡，森林面积大，分布广，森林资源管护的难度相当大。
护林员的具体职责，一是对辖区内陆生野生动植物进行保护和管理，劝导、制止乱捕乱猎、乱采乱挖、烧山积肥和放牧等行为;二是开展禁种铲毒工作，对出现种植毒品的情况及时上报和处置;三是对森林病虫害进行监测;四是开展管护宣传工作等。
在白果林场，每月初，护林员会制定工作计划，将具体工作落实到每一天，按计划开展工作。巡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一般一周两次。进山巡护时，2名护林员为一组，带一袋干粮、一把护林刀，早饭后出发。巡护有既定常规路线，也有随机路线，根据当天实际情况决定。巡护过程中，护林员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看是否有火情、空旷地方是否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要听是否有人说话、是否有砍树和挖药材的声音，一旦发现要及时上报和处置。
如今，护林员有了新的使命，他们不仅管护，还要培育。
在巫溪县双阳乡马塘村，有500亩松林郁郁葱葱。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片“乱石空心地”，水土流失严重，还有塌方和滑坡。“大家从两公里外的地方肩挑背扛运土过来填补，有落石、塌陷危险，还有马蜂攻击，我们硬是用两个月完成了全部植被修复。”宾元鹏一脸自豪地说。
一名护林员回忆，由于山体松散，滑坡和塌方时有发生，加上坡度、落差大，栽植难度极大。陡坡大部分地方有六七十度坡度，还有的地方近乎90度，几乎和地面垂直，他和同事们身系保险绳，手脚并用，稍不注意就是一个嘴啃泥。
5个月苦战，他们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让人难过的是，我们林场场长从10多米高的崖上摔了下来，眼部受伤。为了不耽误工期，他咬牙挺着，留下后遗症，天气一变化，眼睛就会肿胀流泪。”
如今，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树长高了，更密了。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盗伐树木、猎杀动物的少了。一名护林员说：“十几岁就来了，没想到一晃几十年了。”
反盗猎队员
“我们必须随时戒备，洗菜、洗碗，甚至上厕所都得拿着枪。即使在睡觉，手也要放在睡袋外，枕边放着枪支、手电筒和砍刀”
哪怕是睡觉，也要随时防备猛兽袭击
去津巴布韦时，他们总共5个人，3杆枪。作为蓝天救援队第一批远赴非洲执行反盗猎项目的成员，他们并没打算扛着枪跟盗猎分子硬拼，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后续团队“探路”。
5个人的日常生活极其规律：早晨8时开始，开车去公园巡逻，中午回营地，用过简单的午餐后，休息一个半小时，下午开总结会议或继续巡逻。
危险无处不在。毒蛇、河马、狮子，经过营地的大象，甚至连小小的蚊虫，都会成为最致命的存在。尽管已随救援队参加了多次灾害救援工作，但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哪怕是睡觉，也要随时防备猛兽袭击。
“我们必须随时戒备，洗菜、洗碗，甚至上厕所都得拿着枪。即使在睡觉，手也要放在睡袋外，枕边放着枪支、手电筒和砍刀。”回忆起津巴布韦萧条得像是被战争摧残过的街头、被队员的红衣服刺激而张开耳朵准备进攻的大象，以及随时都会开枪射击的盗猎团伙，他们至今仍有些后怕。
这是第一次有中国民间组织在非洲开展反盗猎活动。这批先行者们前后进驻了两个国家公园——位于津巴布韦北部的马图萨顿纳和马纳波尔斯。
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盗猎与反盗猎剧情几乎每日都在上演。
时间退回至2015年初，在中国大使馆和中津动物保护基金会的帮助下，蓝天救援队反盗猎项目组与津巴布韦环境部签署了为期两年的合作备忘录。救援队中反盗猎任务的牵头人王珂说：“中国人不会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上缺席。”
反盗猎行动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购买设备的钱和在津巴布韦的一切生活费用，都得自掏腰包”。队员们笑道：“我们只有往返的机票是靠募捐来的。”
“如果你们单独活动，可能5分钟不到，就会被动物吃掉”
2015年8月，3个月的轮值期满，他们返回中国。两个月后，2015年10月，救援队反盗猎项目第2期的3名队员抵达津巴布韦。
困难任依然存在。有人质疑中国反盗猎人员的专业能力，担心中国人还没走出营地就被狮子吃掉。
中国反盗猎志愿者的营地就在野外，与野生动物混居在一起，狮子趴在门外10米处晒太阳，大象悄无声息地穿梭在营房之间还低下头向房里张望，野猪经常“拜访”，毒蛇一不留神就钻进了帐篷……前三个夜晚，他们只能听着野外动物的嚎叫紧张入睡。
营地是不设保护措施的，一方面保护措施对大象完全不起任何作用，另一方面，保护措施会使队员们丧失警惕，更容易陷入危险。他们唯一的防护，就是每晚临睡前将帐篷打结，并用铁丝网锁好厨房，“不然早上起来就会发现被猴子等动物搬空了”。
因此，野生动物每天都会从营地中穿过。“有时走出帐篷一扭头，二十米外一头狮子趴着，赶紧装着没看见，若无其事地退回去，千万不能跑，一般它们不会把人当猎物，但一跑起来，狮子会本能地当作猎物来捕食。”王珂说。
队员们见证了营地从无到有，不断完善。最初，他们洗澡都是直接在赞比西河里，一人洗澡，需要两人守卫，帮着看河里是否有鳄鱼、河马，附近是否有狮子、大象。再之后有了水泵，可以把河水抽上来沉淀杂质后再使用。
最难的是人与动物的相处之道。初来乍到，教练严禁中国队员单独外出，以防不适当的行为招来杀身之祸。队员们需要学习熟悉每类动物的习性，克服“面临险境拔腿就跑”的本能意识，避免因为不适当的行为成为动物眼中的敌人。
在中国大使馆的牵线搭桥下，一名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正式成为救援队的丛林引路人。面对充斥着死亡陷阱的丛林，骄傲的意大利老爷子说：“如果你们单独活动，可能5分钟不到，就会被动物吃掉！”
在这里要应付的挑战，都是在国内根本想不到的。一名队员身上被蚊子和跳蚤咬了70多个包：“这里的虫子特别毒，有些肿包半个月都下不去。上期有个队员，被芒果蝇在皮肤上产了卵，蛆就在皮下寄生了下来，在他体内到处钻来钻去，最后去中国援津医疗队才把蛆取出来。”
还有一次，一名前来采访的摄影师和同伴一起外出拍摄，正准备架设三脚架时，突然发现前面7米左右有两条鳄鱼！吓得两人撒腿就跑。
在这里，蔬菜的补给也是难题，除了各种咸菜之外，只有储存时间较长的洋葱和土豆等几样东西，绿叶菜则是完全没有。
“国家公园有规定，所有补给都必须从外面带入。我们在这里不能种菜，不能钓鱼，也不能打猎。补给又比较难，要弄到新鲜蔬菜，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旱季还好说，每年的雨季才是对补给的最大考验，因为道路泥泞，车子很难进来，补给往往要一两个月才有一次。
一名隊员回忆起人生中吃过的最难忘的一碗回锅肉：“那是第一次来，当时正值雨季，其他补给品基本都吃完了，只能天天啃土豆。一天晚上，我们在厨房找到一块肉，时间放久了，都有点臭了，硬着头皮用这块臭肉和大葱炒了个回锅肉，没想到还挺好吃，味道至今难忘。”
没有酬劳，咬得一身包，天天跟动物周旋，还要自己贴钱吃喝，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他们来到万里之遥的津巴布韦，投入反盗猎工作？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人有偏见，认为中国人爱买象牙，爱吃野味，是动物的‘天敌’。”队员们说，“我们希望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他们的印象。”
更可怕和致命的危险，是隐藏的盗猎分子的枪口
野生动物的威胁总是暗藏在丛林深处，盗猎分子神出鬼没，他们更熟悉野外环境，更掌握动物习性，有时会在晚上渗透和潜伏，极难对付。他们曾遭遇盗猎分子挑衅，“我们的营地对面就是赞比西河，结果早上发现车里的对讲机没了，周围没有任何人，那只能是对岸的人，半夜划船或者游泳过来搞破坏”。
20年前，津巴布韦经济繁荣之时，公园里有路有桥，人员与设备配备周全，管理高效。而如今，在满目绿色的公园内，桥塌路陷，护林员们连最基本的交通和通信工具都很缺乏。 队员们始终记得，一天深夜，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十万火急地向弗朗西斯科借用汽车。打听后才知道，是3名护林员在丛林巡逻时与盗猎者撞个正着。
枪战中，双方均有人员受伤，盗猎者最后丢下象牙逃走了。借车赶去增援的人，正准备顺着盗猎者留下的痕迹继续追踪下去。像这样的差事，公园管理处都不允许护林员以外的人参与。队员只能站在营地的高处干着急。
但他们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同伴——“探路”的第1期5名队员，曾经与盗猎者擦肩而过。那还是2015年7月的一个上午，5名队员在位于津巴布韦与赞比亚边境处的卡里巴湖巡逻时，发现了一个还冒着热气的火堆和一顶搭着树叶的小帐篷，一地动物残骸，已“人去楼空”。
有一次，队员们跟随三只年轻的雄狮来到赞比西河边。皮卡车熄了火停在半米高的草丛里，狮子也趴下來躲在车头前不足10米的地方，伏击羚羊与野牛。
队员张广瑞和王伊琳坐在皮卡车的货斗里，一束灯光向他们投射过来。十几秒后，强光手电筒再次打出连续闪烁的信号灯，这次拿手电筒的人离大家只有30多米远。此时，对面的赞比亚也有人用手电筒回应——两边的信号一前一后，而且频率是一样的。
队员们马上意识到，自己误入了偷猎者的接头点。
偷猎者一般随身带枪，而志愿者们此时没有任何防备。如果发生交战，最危险的就是坐在车外的人。
教练员见情况不妙，突然发动车子。拿手电筒的人被惊动了，立即关掉手电筒，隐没在黑夜中。
车子径直开向灯光最后消失的地方，人不见了。转了两圈后，教练员把车开回拿了三把枪和热成像仪，再次开回河滩。
王珂用热成像仪探测到在河滩上面的树林里，有人形的物体在跑动，确定是一个成年人的体型。等车再开过去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了。
“错过也并不算坏事。”队员在遗憾没能追踪到盗猎者的同时，也感到几分“庆幸”，“大多数盗猎者都是组织程度较高的团伙，正面冲突的话，我们其实根本没有胜算。”在与盗猎者的斗争中，伤亡不可避免。2016年3月，两名意大利籍反盗猎人士在津巴布韦马纳潭国家公园内遭遇枪击不幸身亡。据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就有超过200名环境保护者被杀害。
“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将成为中国走出去的重要一环”
他们至今都无法忘记，在巡逻中发现的大象尸体，和当时四周弥漫着的那股浓烈的腐臭味道。
“它就那么侧卧在水源旁，周围有明显挣扎过的痕迹。盗猎者应该是在水源里投入了氰化物，大象喝水后才会中毒身亡。”在津巴布韦的旱季，往为数不多的水源里投毒已成为新兴的盗猎方法，“有时，甚至一次性就会毒死十几头大象”。
而队员们眼前的这头大象，脸已被盗猎者削去一大半，在草原烈日的曝晒下，只剩一副骨架。终于有人忍不住，悄悄转过头去。成年非洲象的门齿一般长达2米，三分之二露在口腔外，剩下三分之一牢牢插在头骨里。为了取出一根完整的象牙，盗猎者往往非常残忍，因此大象的遗体被发现时，场景都格外血腥。
据津巴布韦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1979年，非洲象的数量为130万头，截至2012年，这一数字已锐减到40余万头。其中仅在2010年至2012年这3年间，就有10万头非洲象死于非法盗猎。即使在象牙盗猎已引起全世界关注的2015年，仍有2.2万头大象惨遭劫难。
“非洲象每年生育率不足5%，死亡率却高达6%，如果维持这一现状，只需不到50年，非洲象就将成为地球上消失的物种。”谈及此，王珂很是痛心。
此外，在象牙非法交易的这条利益链条上，与获得象牙同样重要的，是将盗猎的“战利品”成功转运到消费国。因为只有在那里，这些本不值钱的象牙才能给盗猎者带来暴利。
2016年1月末，离救援队非洲反盗猎任务结束还有不到两天，救援队带来的动力三角翼终于获得升空许可。
“（动力三角翼）运到营地那天，我们已经在打包回国的行李了。”一名队员记得，当时天公并不作美，3人眼看着乌云一点点压过来，“正常情况下，这绝不适宜飞行。”
“但弗朗西斯科在看着，公园管理处的人也在看着。”为了证明中国民间志愿组织的实力，救援队派来增援的动力三角翼驾驶员胡英健决定冒险飞行，弗朗斯西斯科同乘。
幸运的是，试飞效果很突出。就在第二天，队员们正在准备启程回国时，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正式找上门来，主动请求救援队用空中力量协助侦查已被发现的一伙盗猎者。
3个月辛苦等待的时机在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3人来不及多想，就随着动力三角翼升空飞行。而这一次，公园管理处的护林人也坐到了后座上。护林人对救援队捐赠的动力三角翼给予了肯定，“这种视野无死角的飞行器很适合空中侦查”。他们甚至希望队员们可以再多呆几天，教会他们使用动力三角翼。“多呆几天。这对于我们所有参与反盗猎项目的中国志愿者来说，都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句话。”
2015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津巴布韦考察野生动物救助基地，他指出，野生动物保护是中国同津巴布韦合作重点领域之一，中方将继续通过物资援助、经验交流等方式，帮助津方加强野生动物保护能力建设。
实际上，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在可可西里展开了大规模的反盗猎行动，通过10多年艰苦卓绝的保护和执法打击，盗猎藏羚羊案件逐年下降。从2006年以后在可可西里保护区境内没有发生一起盗猎藏羚羊案件。截至2016年，可可西里保护区境内及周边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或已达到6万多只，较盗猎活动最为猖獗的20世纪90年代末的1万余只增加了近5倍。
如今，中国的反盗猎行动从国内走向国外。中津野生动植物基金会成立以来，中国反盗猎志愿者每年都会来到马纳潭国家公园开展反盗猎项目。他们与当地的公园警察成为好兄弟，共同在公园内进行巡逻，开着皮划艇在水域巡查，驾着滑翔机在蓝天巡视，一起为大象上项圈，一起吃饺子、烙肉饼，春节期间蒸锅馒头，馒头上红红的福字代表了中非两国的深厚情谊。 “我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将成为中国走出去的重要一环，希望民间的野保力量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王珂表示，政府牵头、民间發力，将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影响力辐射到全世界范围内，是他的“终极目标”。
硫磺工人
他们在环境恶劣的火山工作，随时承受火山喷发的风险，12个小时呼吸毒气，平均寿命仅三四十岁
印尼东爪哇省的伊真火山，是一座位于东爪哇外南梦的活火山，山顶是天堂般静美的碧绿色火山口湖，谷底却是地狱般恶劣的硫磺地，这里不分昼夜浓烟滚滚，幽蓝色的火焰不时喷发，山石和地面被黄色的硫磺粉末覆盖，融化的硫磺滚滚流淌，黄色的硫磺气体翻涌升腾，令人窒息。
在这样如地狱般的环境中，有一群人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人的生计忙碌着。
在伊真火山，大约有200名硫磺工人，他们从事着世界上条件最恶劣的工作，每天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将冷却的硫磺敲下来装筐，从谷底挑到山顶，再从山顶送到山下。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手拣，肩挑，每日要从火山口搬运70-90千克的硫磺，上山下谷，呼吸毒气，每天12个小时，来回搬运10多次。他们需要爬过锋利的岩石表面，沿着陡峭的山坡下降到2600米高的活火山坑中，承受火山随时可能喷发的风险。
一名摄影师曾探访“蓝色炼狱”，从他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硫磺工人面临的危险和艰辛：
尽管第一次登山前做足了准备，还是碰上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危机。
第一个危机，就是登山路途的复杂性让人始料未及。从东爪哇的外南梦市区出发，我们乘坐吉普车一路舟车劳顿才抵达登山大本营的停车场，稍作休整后再通宵登山。伊真火山的开放由火山状况是否稳定决定，不巧的是我们选择前往的时段，刚好是伊真火山极不稳定的时候，火山湖散发的毒气浓度过高，随时都可能收到景区临时关闭的通知。
时间紧迫，在开园的那一刻我们带上设备迅速启程。大本营之后车辆无法通行，只能徒步。因为硫化物浓度很高，途中无法停下休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之后的道路更加难熬，到达火山湖口后，需要走过一条非常陡峭的“之”字型小路，才能来到硫磺喷口。有多处路段需得手脚并用才能越过，在我们到达目的地那一刻，已经筋疲力尽。
除了攀爬过程的艰辛，伊真给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浓雾和毒气，它使我们的登山过程既缓慢又痛苦，加上湖周天气变幻莫测，如果遇上浓雾与毒气同时出现，行走和呼吸都会非常困难。如若登山过程中稍有不慎，跌入火山湖中，皮肤会受到很严重的侵蚀。
除此之外，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无处不在的二氧化硫，刺鼻难闻，熏得我们涕泗横流，眼睛红肿无法视物。虽然前期查阅了许多资料，早有心理准备，但只有真正临到现场，才能体会到硫化物超强的毒性。
既幸运又不幸，拍摄一周左右时，伊真火山因为强烈的地壳运动，湖底的三个气孔散发出巨量毒气。山体轰鸣的巨响伴随湖水的翻滚，如同凶兽在地底猛烈地咆哮。毒气伴随着硫磺矿燃烧的烟雾，比蓝色的岩浆更可怕。硫酸湖的上方仿佛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通往地心的入口也是最致命的风景。
在当地，硫磺有着“流动黄金”的美誉，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工业材料。然而工人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劳作一天所得，只有区区几十元人民币。他们的饮食非常简陋，基本饮食就是一点米饭加上少许豆腐。这样的一餐，很难支持工人们一天繁重的劳动量。据工人自己解释，选择长期食用豆腐，是因为豆腐中含碱，可以抵消日夜在硫化环境工作中的毒气。除了白天沉重的搬运，硫磺工人晚上还要在山上的工棚值班，防止发生意外。
为了深入了解硫磺工人的生存状态，在征得同意后，我们在工棚住了两天。工棚十分简陋，只是平地上搭的简易棚子，不能完全遮风挡雨。棚内随意放置了一张可以短暂休息的木板床和毯子。凌晨两点左右，工人们开始上工。黑夜之中，燃烧形成的蓝色火焰异常清晰，看起来美丽又可怖。蓝火不能当做固定光源，工人们头上戴着探路头灯。空气中弥漫着毒性极强的气体，硫磺工人们扛着重重的担子，在山间的峭壁中孤独前行。一步一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连人带物滚落山崖，尸骨无存。坠崖的惨案极少发生，对他们来说更大的威胁来自长期暴露在致命污染的环境中。他们绝大多数人工作时只拥有一条毛巾，胡乱地将嘴巴、鼻子遮掩起来。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工人们的寿命普遍仅有30—40岁。
拍摄中，一位硫磺工人告诉我，在这几十年间，上千人在这里工作。我问他为什么没人去开小商店或者做货车司机，他说如果做司机，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收入，三天挣钱两天挨饿。可是如果去当矿工，每天都可以有固定收入。区别在于你能扛起多少，没有成本，没有纠纷，你只需要忍受硫磺毒气，几十年如一日地侵蚀你的肺叶。他说：“这是我们最稳定的收入，是我们的铁饭碗。”
城市蜘蛛人
往上看，是天;往下看，是穿梭的车流;他们被一根绳子悬在高空，为大楼“洗脸”。一根绳子悬起着他们的生命
蜘蛛侠，是电影里的超级英雄，飞檐走壁、无所不能。而他们，是被称作蜘蛛人的普通劳动者，头戴安全帽，脚穿胶鞋，或提着一个又笨又重的水桶和一根专业清洗棍，或手拿小锤腰挎电钻，依靠几根长绳，全天候在空中吊上吊下，在高楼墙外作业。
蜘蛛人是人们对于高处作业工像蜘蛛一样命悬一线的工作状态的形象比喻，而内行管这一行叫“下板工”。很少有人从他们的视角看世界，将性命交付于一根绳子，他们的工作是——为城市“洗脸”。
下板，是蜘蛛人认为最危险的环节。他们需要小心翼翼地翻出围墙，站在绑好的吊板上，两手抓住栏杆，再小心翼翼地坐在板上，迅速将身上的锁扣挂在作业绳上。
往上看，是天;往下看，是穿梭的车流。被一根绳子悬在高空，就是蜘蛛人命悬一线的日常工作。一条主绳、一条副绳和一条用来提拉工具的绳子，是蜘蛛人唯一的安全保障。绳子放好后，会打4个死结，两个人再一起用尽全力拧，这个步骤，没人敢怠慢。放绳的过程要格外小心，为了防止绳索磨损，他们会认真地用地毯对锦纶绳做垫护，因为任何有棱有角的地方，经过反复摩擦都有可能割断绳子，导致危险。 蜘蛛人在空中作业，在大风中摇摇晃晃，要靠全身发力来控制。两三小时下来就累得汗流浃背、腰腿酸疼。有时为了赶工期，一天要在绳子上吊十几个小时，风吹日晒，没法上厕所，再渴也要忍著。
他们会用绳子把长刷固定在木板上，再用布带绕在手上。从高空落下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一颗小纽扣都有可能对地面上的物体造成巨大的伤害。一名蜘蛛人回忆：“第一次悬挂在一栋7层的楼，大概20多米吧，根本就不敢往下看。”由于紧张过度，又没有经验，一把铁锤从手中滑落，掉在了马路中间，万幸没有砸到人和车，吓得他一身冷汗。从那以后，他在空中干活时不管什么工具都捏得更紧，他深知这一行是高风险的职业，需要有高度的安全意识和保障，任何侥幸都将给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埋下隐患。
“我第一次洗的楼有13层。第一天是‘空降’，不洗墙，光是感受下，看自己怕不怕。”一名蜘蛛人想起自己最开始下板，特别紧张，虽然以前做泥工也有高处作业的经历，但和悬在楼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据统计，中国高空服务业企业有2万余家，蜘蛛人约有数十万人。与劳动力市场上，瓦工、力工们习惯单干不同，蜘蛛人喜欢与亲戚、老乡搭伙组成施工队，以团队形式出活儿，彼此熟悉默契，干活儿放心。
30岁的尤大扩已当了12年蜘蛛人，他说：“最怕雷电大风。一次在二十几层的时候，突然下雨打雷，赶紧下楼。”上工地要带测风仪，4级以上风，必须停工。大冬天，水一冲就结冰的日子，也做不了。
除了影响操作、危及生命的天气因素，楼顶也藏着安全隐患，如尖顶、斜坡，走在上面极易打滑。夏天，铝板、玻璃反光刺眼且烤人。楼下30度，墙上最少40度，三伏天洗墙的水溅到脚上都烫脚，必须穿胶靴。
250米长的绳子，有100多斤重，收回50层楼顶，两三个人轮流拽，最少要花半个多小时，出一身大汗。因为“体力不行，反应也慢”，蜘蛛人少有年纪大的。很多蜘蛛人都准备“再苦几年就改行”。
据住建部统计，2003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高空坠落事故约450起，高处作业坠落事故分别占施工事故总数和死亡人数的52%和48%。在建筑施工领域，因蜘蛛人高空作业导致的高处坠落，已成为建筑行业的第一大杀手。
随着城市楼层的不断拔高，蜘蛛人的工作场所也随之升高。谁来帮他们系牢生命的“安全绳”？
2010年国家安监总局将高处作业纳入特种作业范围，蜘蛛人须经专门培训和考试，取得“准操项目”为“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方可上岗作业，持证后还须参加3年一次的复训及考试。
珠峰向导和清道夫
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创造了三个“最”——成功攀登珠峰人数最多、无氧登顶人数最多、登珠峰遇难人数最多
“珠穆朗玛峰上的挑夫”
在尼泊尔，几乎每一支攀登珠峰的登山队都有夏尔巴人向导，几乎每一个夏尔巴家庭，都有家人因登山而罹难。
1953年，人类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登顶世界之巅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此后60余年间，更多的人不断挑战登顶珠峰，并刷新着各种世界纪录。不过，在所有这些光鲜和荣誉背后，都离不开夏尔巴人的帮助。
夏尔巴人，藏语意为“来自东方的人”。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喜玛拉雅南麓的高海拔山地上，长期的高山生活赋予了夏尔巴人与生俱来的登山天赋，塑造了他们独特的体质。由于空气稀薄，他们的肺活量大得惊人。
凭借天生的登山能力，夏尔巴人自20世纪20年代加入现代登山运动，充当向导与背夫。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高山向导群体。全球共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在这些高峰上，只有夏尔巴人才能胜任向导工作，他们被称为“珠穆朗玛峰上的挑夫”。
事实上，关于珠穆朗玛峰的大部分纪录几乎都是由夏尔巴人所创造的。夏尔巴人卡米·瑞塔成功登顶珠峰24次;夏尔巴人在珠峰之巅呆过最长时间20小时;夏尔巴人派姆·多吉从海拔5400米高的登峰营地登上山顶仅用时8小时10分钟，成为历史上最快登顶珠峰的人。对于那些训练有素的西方登山者来说，完成同样的路途，最快也需要4天时间。
攀登珠峰本身是一项危险性极大的运动，夏尔巴人即便身体非常适应高海拔地区环境，还是难逃死神召唤。因为这里的海拔实在太高，空气含氧量实在太低，而且气温可以低至零下50℃，雪崩频发，在这里进行运动简直是拿生命做赌注。
2014年4月18日清晨，珠峰南侧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雪崩，造成16名夏尔巴人死亡。尼泊尔登山协会主席说，“这是人类攀登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事故”，美联社将这天称为“致命的一天”，但对于那些选择了登山作为职业的夏尔巴人来说，这似乎只是极为普通的一天。
一项研究发现，一个夏尔巴向导在工作时死亡的可能性比一个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国士兵要高12倍。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创造了珠峰历史上的三个“人类族群之最”——成功攀登珠峰人数最多、无氧登顶人数最多、登珠峰遇难人数最多。
无从选择的生存之战：为了多赚钱，他们背负的补给品往往会比规定的多一倍
对于诸多登山者而言，昆布冰川显然是登顶珠峰路上的天堑，想要通过，只能依靠夏尔巴人。每年攀登珠峰旺季时，最大的登山队就以“盟主”的身份召集各国队伍，出钱、出物，请夏尔巴人先行上山“修路”。
“修路”，就是清理、修缮登山的道路。他们要做很多工作，比如说打路绳、搭金属梯子、插路标、清理冰裂缝、搭建帐篷、建立前进营地以及运送登山装备、物资等等。
“修路”过程极其危险，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夏尔巴向导冒着生命危险，架设全长达7000米至8000米的安全绳。因为积雪太厚，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雪崩。他们数次往返山上山下，开路、运输补给品，他们所面临的雪崩、暴风雪、落石等危险比其他登山者要大得多。几乎每年都有夏尔巴向导在“修路”过程中遇难。据介绍，夏尔巴向导在工作前都会签下“生死状”，必须购买保险。 历经一个世纪的行业发展和角色演变，“珠穆朗玛峰上的挑夫”现代分工已细化为高山协作、大本营工作人员及当地背夫。
许多夏尔巴人在成为职业登山家之前，往往是从为登山队提供服务开始的，夏尔巴人最著名的两位登山家丹增·诺盖（世界上最早登上珠峰的成员之一）和阿帕·谢尔巴（登顶珠峰21次）也不例外。丹增·诺盖从18岁时开始为各国登山队服务，而阿帕·谢尔巴12岁时就已经以挑夫工作承担起一家生计。
为什么要登顶珠峰，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回答。对于生长于斯的夏尔巴人来说，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他们无从选择的生存之战。尼泊尔政府规定，一名登山者可以背负大约9千克的补给品，但夏尔巴年轻人为了多赚钱，背负的补给品重量往往会增加一倍。
据不完全统计，今天从事登山行业的夏尔巴人有四五万人。其中，高山协作年收入在6000美元至7000美元。相比尼泊尔国民人均年收入700美元，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对于以旅游业为支撑产业的尼泊尔，夏尔巴人的存在十分重要。只要山在那里，夏尔巴人就依然会在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活跃。
珠峰清道夫：为恢复珠穆朗玛峰的生态环境铤而走险
除了珠峰向导，还有一群人在这里做着人们意想不到的工作——清理遇难者遗体和生活垃圾。
提起珠穆朗玛峰，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神圣、高洁、世界之巅，它是每一位登山爱好者渴望企及的天堂。但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140吨垃圾被留在这里。要全部清理干净，至少要10年以上！
这座世界之巅，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纯洁美丽。
每年登山季，络绎不绝的游客第一个抵达的地方就是位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无数帐篷、汽车与游客聚集在这方小小的山地上。登山者们给西藏带来无限商机的同时，也在挑战着本就脆弱的珠峰生态。高原地区物资匮乏，许多人选择自带口粮，但由于高海拔地区无法建设足够的基础设施，大量的生活垃圾如泡面盒子、塑料袋、帐篷残片、氧气管等等不可降解的垃圾，就被顺手扔在了雪山上。
同时，这里无法建造厕所，人类的排泄物不能有效收集和排放。最终形成的局面是：垃圾与废弃物已经堆积如山。
不仅如此，由于极端天气而在攀登途中丧命的攀登者尸体，也被埋在了皑皑白雪之下。这些尸体数目不少。
青藏高原地区的喜马拉雅山脉被称为“亚洲水塔”，为亚洲19条主要大河提供水源，人们熟悉的长江、黄河、恒河等大河的水源，都来自喜马拉雅冰川融水。一旦这座雪山被污染，将影响至少10亿人的饮食起居。
假设这些巨量的垃圾搁置在雪山上无人处理，势必会给珠峰的生态带来致命打击。
而在世界之巅，恰有这样一群人，为恢复珠穆朗玛峰的生态环境铤而走险，他们就是珠峰清道夫。海拔6500米处，人称“魔鬼营地”的前进营地只能靠牦牛运送物资，倘若再高，牦牛便也无法上行。如果想在海拔7000米以上的区域清运垃圾，只能依靠登山运动员人力搬运，困难不言而喻。
有一部纪录片《珠峰清道夫》，记录了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珠峰环境的人。
和普通登山队员相比，珠峰清道夫面临的任务更为危险和艰难。他们一旦开始清理，一般要持续三个月。行动的起点，是世界最危险的飞机场——卢卡拉机场，这是一座建于海拔2860米上的高山机场。
之后，他们要沿着地图所示的红色路线，从1号营地出发，直至峰顶，并沿途清扫遗留的垃圾。
他们要背着巨大的行囊，首先穿越昆布冰瀑，这是一座移动的冰川，也是珠峰上几个最危险的地段之一，稍有不慎，跌入万丈深渊，必死无疑。
登山已如此危险，谁也无法预料雪崩会在何时袭来，稍有不幸，就会被埋在白雪之下因低温和窒息而死。除此之外，珠峰的天气也是变幻莫测，刮风，暴雪，气温骤降至零下40℃。他们必须借助绳索爬行，一旦被绳子绊倒受伤，很容易在寒风中因体力不支丧生。
一路心惊胆战，终于到了1号营地，不过，这仅仅是第一个目的地，他们还要继续前往海拔6000多米的2号营地。这期间，队员们只能依靠冰川融水进行补给，然而水源早已被污染，冰川上的垃圾、粪便和未处理的尸体，早已把病菌带入水源之中。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依然在沿途仔细清扫着每一处垃圾。
除了打扫垃圾外，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着他们，他们要在取得家属的同意下，撤回遇难者的遗体。遗体大多位于海拔8000米的高峰之上，这里布满了陡峭的坚冰，个人往返已经筋疲力尽，更何况还要拖着冰冻的尸体。
清道夫们会将尸体包裹起来，沿着绳索和扶梯，送回驻扎的2号营地。他们会经过一个75度的斜坡，这里异常陡峭，每一步都要万分小心。队员们成功把遗体运回2号营地后，直升机会将遗体运回珠峰大本营。
很多人说，既然有直升机，为什么还需要人力呢？这是因为直升机在珠峰的飞行异常危险，螺旋桨在稀薄的空气里根本无法正常工作，飞行员随时面临死亡威胁。就在纪录片拍摄3年后，纪录片中的队长纳姆伽尔在回收垃圾的下山途中不幸去世，直升机驾驶员萨宾也在一次营救任务中因直升机坠毁，不幸身亡。
遗体运回之后，清道夫们的任务依旧没有结束，还有更艰难的任务等着他们，他们要登上世界之巅，这里的空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30%，他们要在这片死亡区域，做最后的清理。
清道夫们用袋子把垃圾捆绑，每人要背负着25到50公斤的垃圾，不断往返。在这段极为艰难的旅程中，根本无法借助任何机械工具。他们背着这些巨大的行囊，再次穿越陡峭的冰山，跨过深邃的峡谷，忍受刺骨的寒风。
2018年，西藏体育局牵头成立的珠峰高山环保大队组织了4次大规模的垃圾清扫工程，收集了生活垃圾5990公斤、登山垃圾524公斤、排泄物800公斤。另外，在希夏邦马峰大本营至前进营地区域，也進行了为期4天的垃圾清扫工作，共收集垃圾1000公斤;在4天内，清扫喜马拉雅山脉中部的卓奥友峰上的垃圾多达1100公斤，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在湄公河激流冒险觅生活的捕鱼人》，肖诗白/文，《羊城晚报》2014年11月8日;《深海救援潜水队：地球上离死亡最近的职业之一》，杨海/文，《中国青年报》2019年3月20日;《“血牙”拉锯战》，张舒/文，《法治周末》2016年6月30日;《探访“蓝色炼狱》，刘丹/文，《环球人文地理》2019年第9期;《贵州电网道真供电局“背夹巡线队”红遍网络》，王春山/文，人民网2014年9月12日;《护林员山，可没那么简单》，王斌来、李坚、王嫚/文，人民网2018年10月10日;《蜘蛛人：把生命系在一根绳》，佚名/文，《当代工人》2019年第21期等）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人类自古以来所拥有的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量，一种不屈的顽强精神。正是这种力量和精神，让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大获全胜。
开篇 他们会害怕，会颤抖，但不退缩
2020年，医生、护士，成为离死亡最近的人。我们见识了这个职业的不可预测的危险性。
除了医护人员，世界上还有很多职业出人意料的危险。如警察、试飞员、排雷员，如特技演员、建筑工人、电网工人……甚至还有许多危险的工作，我们闻所未闻。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伊真火山是一座活火山，山顶如天堂，谷底如地狱，毒气四溢，风景险峻绝美。一名摄影师却在这里拍下了令人震惊的照片，一群硫磺矿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满是毒气的火山口工作。
这名摄影师说：“你徒步爬上陡峭崎岖的路，周围的植被逐渐减少，硫磺的味道开始充斥你的肺。只要你在火山口边缘，就能看到这个巨大的火山口以及翠蓝的酸湖，巨大的烟从提取硫的地方冒出来。这是超凡脱俗的景观，奇妙和让人窒息的同时，矛盾的是工人们地狱般的生活。”
我们对火山充满的可怖印象，对这群硫磺工人来说，都是真实并始终存在的危险。除了火山硫磺工，有人潜入深海两三百米，在十几倍的大气压强和暗流汹涌的昏暗海底作业;有人一头扎入荒无人迹的深山老林，在蛇虫横溢、沟谷纵横的丛林、断崖上巡线;还有人攀上八千多米的世界之巅，用生命在极寒又极度缺氧的险峰绝境上开路……
若不是亲眼所见，我们可能难以想象，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有“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险远之地，竟然有许多人从事着我们想象不到的工作。他们在深海，在峡谷，在雨林，在高空，在世界之巅以命谋生，一次次挑战生命的极限，与大众柴米油盐的安稳日常，仿佛是两个世界。
他们有的人是为生活所迫，有的人则是出于责任和道义。他们揭露了生存的残酷，也给我们另一种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在危险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的不可征服。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人类自古以来所拥有的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量，一种不屈的顽强精神。
正是这种力量和精神，让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大获全胜。200万年前，人类先祖还没有走出过非洲。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面前，他们选择直立行走，选择拿起工具。到如今，人类走出发源地，翻山越岭，远渡重洋，成为地球上唯一遍布全球的物种，创造了璀璨的文明。
在我们为生计奔波时，对现代便捷的生活、高速发展的科技习以为常时，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从古至今，人类究竟创造了多大的奇迹。从来没有哪种生物，对大自然，对一颗星球，作出如此巨大的征服。
当然，威胁依然存在。
这颗星球有壮美，亦有危险，人类该如何与之相处？当有敬畏之心，亦存不屈之志！正如文中8种从事不同工作的人，他们随时面临险境，是离死神最近的人。他们会害怕，会颤抖，但不退缩。
激流中的渔民
“我在这些瀑布上方湿滑的巨石上选择合适的地点下网，一旦滑落我必死无疑。若撒网的时机不对，激流就会把我和渔网一同卷入河中”
阿拉斯加捕蟹人：平均每7天便会有1名捕蟹人丧生
海蟹，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美味。但为了这些美味，无数捕蟹人付出了巨大代价。据有关研究，渔民，特别是捕蟹的渔民，他们的工伤死亡率可能是普通工人的30到40倍。
白令海是海蟹资源最丰富的海域之一，也是捕捞条件最恶劣的海域。此地的阿拉斯加帝王蟹个头奇大，有“蟹中之王”之称。在捕蟹季节，白令海峡上平均每7天便会有1名捕蟹人丧生。在捕蟹船上，只要一步走错，就可能出现致命的灾难。
阿拉斯加捕蟹人面临的是恶劣的天气和凶险的捕蟹环境。白令海捕蟹季节在每年冬季，氣候十分寒冷，并且经常会出现北极圈风暴，汹涌的海浪有时能高达12米。
捕蟹人每次出海的时间在5天到12天不等，每天工作时间近20个小时，有时甚至是连轴转。
极度的疲劳加上寒冷的气候，会使捕蟹人反应迟钝，在颠簸打滑的甲板上站立不稳。
从上船出发一直到返回，捕蟹人每分钟都处在危险里。巨浪冲刷过甲板，狂风抽打着船只，紧绷的缆绳偶尔会绷断。船员因大浪冲击摔倒或碰撞受伤是家常便饭，稍不注意，便会被凶猛的巨浪卷入海中，溺水身亡。即使顺利捕到蟹，他们还要和螃蟹们“搏斗”，小心提防螃蟹的猛烈攻击。装海蟹的巨大铁笼每个超过350公斤，得徒手扔回船上。即使风平浪静，它们都有可能毁了船只。
不过，高风险带来的是高回报。在捕蟹季节，平均每艘捕蟹船可以捕获大约20吨螃蟹，在一艘满载而归的渔船上，每个渔民可以赚到10万美元。这对于渔民们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如果不是为了钱，为了更好的生活，大概没有谁会愿意从事捕蟹工作。
用生命作赌注的湄公河渔民
除了阿拉斯加捕蟹人，在湄公河捕鱼，也是世界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每年入夏，湄公河都会迎来一年中最壮观的时刻。浑浊的河水在老挝占巴赛流域缓缓流淌，河面向两岸漫延大约14公里，形成错综复杂的河道。而在旱季，河水退落，该区域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被人们称为四千美岛。
四千美岛的原住民几乎很少种地，他们世代在湄公河捕鱼为生，称这里为“饿不死人的地方”。他们有句俗语：“如果想吃鱼，只要生火，往锅里倒水，鱼就会跳进锅里。”
湄公河下游的绝大部分鱼类，都必须到上游四千美岛水域的急流中产卵。老挝人的捕鱼方式顺应了这种自然规律。每年，占巴赛流域的捕鱼总量可以达到200多万吨，有时甚至更多，占世界淡水鱼产量的15%，是老挝出口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的重要物资。老挝人80%的蛋白质摄入也依赖湄公河的鱼类。 湄公河的淡水鱼种类异常丰富，至少有300种鱼类被确认生活于此。这里的雨季，每天都有降雨，河水流量是旱季的20倍。孔瀑布是老挝渔民最理想的捕鱼场所，它位于老挝和柬埔寨边界，是湄公河最大的瀑布，也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瀑布。孔瀑布也是全球最大淡水鱼——湄公河巨鲶的栖息地。2006年，这里曾经捕获过一条超过300公斤重的巨型鲶鱼。与一般鲶鱼不同，它长着锋利的牙齿，性情凶猛，神出鬼没，几乎可以吞掉所有食物。当地寺院的僧人说，如果渔民不小心失足落入河中，就会被很多这样的大鱼吃掉。
每到旱季，四千美岛瀑布群的水流量会大大减少，渔民便趁机在水流较缓的区域搭建竹坡。
这种捕鱼方法非常巧妙，他们先用粗大的树木搭建竹坡的基础结构，为了更好的稳固，需要用巨大的石块将支撑竹坡的树干压住。接着，再用细长的竹条搭建一个巨大的喇叭口滑梯，滑梯的两侧用树枝做成围栏。这种捕鱼陷阱，当地人称为篱。一个篱至少需要3个壮年男子打造。
在一个150米宽的河道上，会散布三四个篱，篱之间只由一个缆绳连接，它们在四千美岛南部密集的瀑布中固若金汤。等到雨季来临，水位上涨，巨大的水流裹挟着鱼群冲上篱，水流从竹条的缝隙中流走，而鱼群则会被拦在篱上。
渔民会在岸上搭建简易的工棚，用来避雨和休息，每个工棚旁都有一个巨大的保温冰箱，里面放着巨大的冰块，为捕获的鱼妥善保鲜。渔民们会把每天捕获的鱼送到码头上出售，然后鱼会被卡车运往泰国和柬埔寨。
渔民坐在自家的工棚中，等着河两岸的乌鸦给他发信号。通常，一旦鱼群被冲上篱，丛林中的乌鸦便会闻风而来，趁机偷走一些体形不大的鲶鱼，这时他便会前去收鱼。
全球经济的迅速增长使捕鱼业日益发达的同时，也让湄公河鱼群的数量迅速锐减，一些珍稀物种如湄公河巨鲶、伊洛瓦底江江豚已濒临灭绝。而陆续修建的大坝，也阻止了鱼群回游产卵的迁徙路径……
“一旦滑落我就必死无疑，没有任何人能够救我”
每年6月，渔民们会准备一些食物用来祭祀河水神灵，他们把酒倒在岩石上，祈祷“让我们今年捕获更多的鱼吧”。
在旱季，渔民们用旧的电缆和粗绳，在河流上方架设一条索道和缆绳。等到雨季来临，岛屿被汹涌的河水阻断，渔民只能依赖这些简易的索道穿越凶险的激流，冒生命危险去最佳地点捕鱼。
爬索道时必须全神贯注，雨后的岩石上覆盖着厚厚的稀泥，十分容易滑倒，要很小心谨慎才能站稳。一旦滑倒就会被卷入激流，尸骨无存。
渔民们将渔网投进泡沫四溅的瀑布深处，湍急的水流很快将鱼赶入渔网，尽管鱼群很多，但一次只能带回几公斤。背的鱼太多，容易失去平衡，跌进恐怖的河水中。
一个渔民介绍：“我在这些瀑布上方湿滑的巨石上选择合适的地点下网，一旦滑落我必死无疑，没有任何人能够救我。如果我撒网的时机把握不对，激流就会把我和渔网一同卷入河中。”
四千美岛的捕鱼生活艰难得让人难以想象，渔民们年轻时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在波涛汹涌的激流中工作。他们是一个家庭中的重要劳力，每个渔民背后都至少有三四个孩子需要养活。
如今，捕鱼的微薄收入已经不足以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外来文化的冲击。四千美岛居民需要更多的钱来满足生活所需，青年男女都前往泰国谋生，追求更好的生活。
一个渔民说：“我去泰国工作过3个月，因为没有工作许可证，我和妻子被关进监狱两周。在监狱里，我们每餐都有足够的食物，热的时候还有电扇。我唯一恨的就是老板骗了我们。”
一名老挝渔民说：“或许这里来的游客太多了，上游和下游也开始修建桥梁，鱼群只需要河水的声音。这里的传统（捕鱼）要不要保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因为我们正在经历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预测这里渔民的未来，只有湄公河能够决定这里的一切。”
工程潜水员
和海面的热闹相比，海下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在几十米深的海底，陪伴他们的是铁锈、淤泥，以及不可知的危险
海洋清道夫：“在下面我們就像瞎子一样，都是靠双手去探摸”
人类总是对遥不可及的地方充满浪漫的想象，比如太空、洞穴，或者是深海，那里有极少数人才能够领略的景象。
中国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的潜水员们就属于“极少数人”。但对这些潜水员来说，大部分时候，他们感受到的并不是浪漫，而是黑暗和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潜水往往和美联系在一起：色彩斑斓的珊瑚和热带鱼类，壮观的杰克鱼风暴（鱼群大量聚集，形成类似风暴的现象）。人们在一汪蓝色里自由舒展身体，阳光穿过水层，波光粼粼。
但事实上，即使是已经“出过几百班水”的打捞局潜水员，也很少目睹这样的美景。人们旅游时的休闲潜水，都是在充分开发过的海域，最大下潜深度严格限制在40米。而打捞局潜水员从事的是“工程潜水”，他们没有选择下水地点的机会。不管在哪片水域，只要条件允许，沉船位置就是他们的“潜点”。
事实上，潜水队接到的大部分任务都在内河和近海，这些水域的水下能见度接近于零。下潜其中，潜水员面对的，是寒冷、黑暗、孤独，以及时间。
他们经常要下潜到100米、200米，甚至300米的水下，在那里打捞沉船、搜寻遗体，或者从事一些水下工程的安装、维护和拆除工作。和海面的热闹相比，海面之下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陪伴潜水员的是铁锈、淤泥，以及不可知的危险。
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有着惊人的能力，从韩国“世越号”客轮，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到重庆万州坠江的公交车，都是由他们打捞上岸的。如果再往前追溯，人们会发现，这支队伍几乎见证了整部共和国的船难史和水下救援史。
这份荣耀很少被他们提起。在岸上，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甚至有些过于“随意”：很多队员胡子拉碴、头发油腻，皮肤黝黑粗糙，咧开嘴时会露出被香烟熏黑的牙齿。只有穿上潜水服，戴上连接着管子、只露出眼睛的头盔，他们才被外界认识。 大部分时候，水下作业危险且孤独。如果潜入200米以下的水域，阳光已经难以抵达，水下只剩下无边的昏暗。海底的淤泥阻挡视线，即使打开强光手电，也只能瞥见一小团红光，可见度不过一两米。打捞局新晋潜水员的第一课，就是学习适应海底浑浊的水质。
“在下面我们就像瞎子一样，都是靠双手去探摸。”副队长张伟平已经有超过20年的潜水经验，他曾经钻进黄河小浪底水底超过2米厚的稀泥浆中，寻找沉船遇难者遗体。他记得头上的探照灯照在浑浊的水体里，反射出一片昏黄。“就像闭上眼，对着一只大灯泡。”
因为经常要在淤泥里探摸，潜水员在水底的移动大多都是“爬”着完成的。在搜寻韩国“世越号”沉船遇难者遗骨时，潜水员就是爬着，把沉船方圆5海里的海底，一寸一寸都摸了一遍。
一名打捞潜水员说，自己过去常羡慕景区“真正的潜水员”，而自己更像一个“海洋清道夫”，出没于黑暗的海底，无人知晓。
2005年后，潜水队从过去的内河、近海走向远海。1987年进入潜水队的王佩育，在浑水里摸爬近20年，第一次来到南海钻井平台的周围海域，他在90多米深的海底愣了半天，几乎要哭出来，这是他潜水20年来，第一次看见澄澈美丽的海底。
水下“脐带”
潜水员很多时候是在夜间下水。他们的作息追逐的不是日出日落，而是潮水——潛水员要在涨潮和落潮间的短暂平潮期下水，这时水流最为平缓，最适合作业。
每一次下潜，队员们都有可能到达一个人类从未踏足的地方，因为很多沉船都是偏离航道后失事的。即使比常人更熟悉水下环境，每次面对未知和神秘时，潜水员也会产生一种混合着刺激和恐惧的体验。
一名参与过“桑吉”轮救援的潜水员对当时的经历印象深刻。“桑吉”轮沉没后，为防止漏油污染海洋环境，他接到把沉船的燃油抽光的任务。他记得那片海域水很清，下潜时，能看到邮轮的全貌，270多米长的巨轮躺在深渊里，“太大了，跟个幽灵船似的，真有点瘆人”。
更多时候，潜水员在水底看到的，是锈迹斑斑的沉船，上面长满了海洋生物。变形的船舱里，脱落的木板、电线、桌子、椅子都漂浮着，保持着灾难发生时的样子，时间仿佛静止了。
一名潜水员说，每次触碰到沉船，冰冷的金属都能给他带来一阵寒意。更冷的是遗忘。潜水员从海底浮起，海面像往常一样风平浪静。没人记得，深海之下，有一艘船躺在那里。
虽然他们的技术已经可以规避绝大部分的水下风险，但他们从事的仍然是地球上离死亡最近的职业之一。
因为工程潜水需要在水下长时间作业，打捞局的潜水员们不能像普通潜水员那样，用背后的气瓶供气。他们靠的是一根甘蔗粗细的长管来维持水下呼吸，在工程潜水领域，这根管子被称作“脐带”。
“脐带”连接着工作船，由3根管子缠绕组成：最粗的是主供气管，接在头盔上，为潜水员提供空气;其次是热水管，为身处海底的潜水员保暖;最细的是电缆，为潜水员的通信设备、水下摄像机，以及照明灯供电。工程潜水员虽然拥有极高的身体素质，但在水下，他们也像婴儿一样脆弱，全靠这根“脐带”供养。
大型船只的船舱很大，沉船的姿态千奇百怪，在海底随时可能翻扣、侧扣。潜水员在水下时，视野和方向感都受到影响，船舱内部就像一个“迷宫”，极易迷失。进入船舱，如果没有规划好路线，容易绊住“脐带”，困在船舱，潜水员一旦慌乱，就有可能把自己困死在海底。沉船的桅杆、护栏，或者任何一个不显眼的障碍物，也有可能使“脐带”纠缠，让潜水员陷入险境。
船上的锋利物品，甚至是生长在沉船上的海蛎子坚硬的外壳，都会成为潜水员的潜在威胁——如果“脐带”被划破或切断，潜水员就有窒息的危险。
当各种紧急情况发生时，回家并没有那么简单
下水时，工程潜水员会背上一个应急气瓶。这是他们在所有供气都失灵的情况下，最后的逃生希望。这个气瓶被潜水员们称为“回家气瓶”。
然而，当各种紧急情况发生时，回家并没有那么简单。
最危险的时候是上浮阶段。在水下，潜水员会吸入与所处海水压强一致的空气，来保持体内外的压力平衡。海洋里每深10米，海水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假如潜水员在100米的深度，他们体内的大气压就是陆地上的10倍，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轮胎内部的压力。
通常情况下，从100米的深度浮出水面，需要在水中减压4个小时。如果上浮速度过快，海水压力迅速减小，人体内压力过大，潜水员会出现“减压病”，轻则皮肤发痒、关节疼痛，重则肺部破裂、神经坏死，直至死亡。
打捞局的潜水员曾在130米深的海底作业时，抓过一只上百斤重的石斑鱼。船上的工作人员把鱼快速拉上水面后，大鱼“眼珠都爆炸了”。
大多数时候，潜水队都会选择在风平浪静时下水作业。但毫无波澜的海面下，随时潜藏着涌动的暗流。
在打捞“世越号”时，沉船的位置恰好处在以水流湍急闻名的海域。有一次，一名潜水员在水下忽然遇到3节流速（大约相当于1.5米/秒）的暗流，无法在水中保持平衡，只能抓住身边的缆绳，整个人都横在水中。
“完了，我的头盔要被吹掉了。”船上的监测设备里听到潜水员颤抖的声音，呼吸频率也明显上升。
这是他们最害怕发生的情形，如果潜水员坚持不住，松开手，马上就会“放漂”（被水流带着快速上浮）。后果是，潜水员出现严重的“减压病”。
第一个下水救援的潜水员刚刚尝试，就因为水流太快放弃了。第二个、第三个潜水员同样无法接近身处险境的队友。监测仪里，海底传回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船上的队友们也都盯着仪器，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他们清楚，在水下，与慌乱同行的，往往是厄运。
所有人都只能屏息等待这个潜水员的最终命运。好在水下的暗流忽然减弱，潜水员最终得救。这件事后来成为队员间打发时间，互相“吹牛皮”的谈资。 但更多的是他们不愿提起的往事。有一次，一名潜水员的“脐带”被切断，潜水员很快被水流冲走，携带的“回家气瓶”根本不够正常减压使用的时间，他再也没能“回家”。
危险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在水下进行船体切割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有时，因船体破损严重，潜水员需要对沉船进行切割，再分块打捞。切割即将完成时往往也是最惊险的时刻，几百上千吨的船体即将变形分解，被割开的钢板里存有少量的氧气，如果一口气切开，极易因压差产生气爆。船体会顷刻间位移，如果潜水员方向判断失误，几百吨的船会向他们撞去。
有一次，一名潜水员在水下切割金属时，氧气聚集在一个鸡蛋大小的洞里，突然爆炸。“我在船上都听到了一声闷响。”负责在船上监测水下情况的同事说，那名潜水员被当场炸晕，“声一响，他直接就脸朝下趴在钢板上了”。被救上岸后，经检查，潜水员被震断了两根肋骨。
潜水员姜志勤，曾参与打捞失事工程船“华勇6”。当时提出的方案是，让潜水员使用高压水枪，在失事船舶两侧打出直径两三米、深四五米的大坑，再用钢丝穿过船底，将沉船拖起。
姜志勤接手时，一侧的大坑已经打好。他拿着高压水枪来到另一侧，开始打坑。“华勇6”沉没的地方是在黄河入海口附近的东营海域，水下浑浊不堪，他眯着眼，在坑里仔细搜索過底钢丝。突然，一阵水流涌来，他踉跄一下，转瞬间，坑洞塌方。
淤泥几乎活埋了他，他瞬间窒息了。憋着气，姜志勤抱着高压水枪对着自己身体一圈一圈猛打，淤泥一点点被甩开后，他才缓慢爬出坑洞，趴在海底大口大口地喘气。声音从潜水电话里传来，“像是在喝空气”。
任何一个潜水员都要学会在水下对抗水流以及泥的吸附力。有的潜水员为了训练自己手部的适应力，会在闲暇时练习书法。而姜志勤则会在水中练习“倒挂金钩”，下半身不断拍打脚蹼稳定身体，上半身感应水流的方向。
一次大浪来袭，两名潜水员正忙着给浮筒套缆绳，来不及躲开，只得爬上浮筒。可惜，浮筒没来得及固定就随浪漂走了，姜志勤他们毫无办法，慌忙之际，只来得及扔过去两件衣服。
第二天，他们找到两名漂走的潜水员，两人靠着衣服熬过一宿。“还以为你们去日本了。”姜志勤想用玩笑冲淡大家对死亡的恐惧。“哈哈哈，差点冻死。”两名潜水员也在笑，可笑着笑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有些危险来自攻击性较强的海洋生物，它们总是突然出现，让人猝不及防。曾有潜水员在南海作业时，忽然发现一条大白鲨在自己身边游弋。也有藏在海底洞穴里的海鳗，时刻准备攻击闯进领地的入侵者。
即使结束水下作业，也不意味着安全。曾有潜水员在上浮过程中遇到水流，但经过高强度作业的潜水员已没有多余的力气，握不住引导绳，整个人随水流漂走了。幸运的是，工作船上的人及时发现，一群人用力把他拽了上来。
优先寻找幸存者或遇害者遗体，哪怕船舱里载满了黄金，也要先放到一边
工程潜水讲求团队协作，早些年间，打捞行当都是父子搭班，儿子在水下探摸，父亲在船上拉着“脐带”。
在潜水队，队员们下水时是潜水员，上船后可能就是负责监测，或者拉“脐带”的“辅助人员”。这种机制让队员们成为“过命的兄弟”，队友间都保持着充分的信任和熟悉。对他们来说，队伍最宝贵的，不是先进的设备，而是队员间天衣无缝的默契。
在打捞局潜水队，潜水员的水下作业会有一个明确的优先级。
首先要确定沉没物的位置、形态，然后清理比较明显的障碍物——保证潜水员的安全一直是第一条铁律。
第二步是寻找幸存者或遇害者遗体，哪怕船舱里载满了黄金，也要先放到一边。因为任何打捞、起吊的动作都有可能伤害到幸存者，或者对遗体造成二次损伤。
对潜水员来说，这一步是他们最不愿面对的。不仅因为难以克服对水中尸体的恐惧，更难以承受的是灾难和死亡带来的情感冲击。
打捞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时，一名打捞局潜水员负责捆绑起吊钢缆，他游过船舱的窗户，隐约看到内部的惨状。上水后，这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手指夹着香烟，低下头陷入沉默。
在水下，很多遗体都会粘上泥污。潜水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个传统，找到遗体后，潜水员会在水下为死者做一些简单的清理，然后对他们说一句：“我带你回家。”
“让死者体面地出水，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给在岸边等待的家属们一个交代吧。”潜水员们说，“我们知道水下有多黑多冷，不能人死了还留在那种地方。”
在打捞韩国“世越号”沉船时，每逢清明节、中秋节，就会有遇难者家属开着船过来。他们不能进入作业海域，远远望去，这些船上扎满了鲜花，拉着一条黄色的横幅，上面用汉字写着：“感谢上海打捞局，请你们不要忘记，还有9具遗骨等待回家。”
在打捞“世越号”的两年间，潜水员每天都能看到，正对着失事海域的一处山顶上，遇难者家属在那里支起一顶帐篷。直到沉船出水那天，帐篷才收起，结束漫长的守望。
有时候，队员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一个“交代”。他们打捞的，还有记忆。
在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的过程中，一名潜水员在搜寻车辆“黑匣子”时，在江底找到一部手机。后来他把手机握在手里，用非常规的动作，单手抓着引导绳上浮出水。没人说得清，这部手机对遇难者和家属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这名潜水员相信，“手机里应该有照片”，记录着遇难者的生活轨迹。
饱和潜水：“你能感觉到空气的质量，用手轻轻一拨，感觉空气都在流淌”
重庆万州的失事公交车，沉没在73米深的江底。在这样的深度，潜水员在吸入氦氧混合气后才能下水作业。
一般水深超过30米后，溶解在人体内的氮气会让潜水员产生“氮麻醉”现象。这时潜水员会有种类似醉酒的感觉：兴奋、注意力难以集中，身体协调能力降低。如果继续下潜，“醉酒”的感觉会愈加明显。 张伟平在船上监督时，曾有新潜水员因为“氮麻醉”，不自觉地在水下哼歌。事实上，就连他本人也遭遇过这样的尴尬。虽然已经有20多年的潜水经验，但有次下潜到50多米深的水下时，他头晕眼花，试着咬自己嘴唇，结果没感到疼，“就像喝到了七八成”。
为了避免“氮麻醉”带来的水下风险，潜水队常把60米深度作为“空气潜水”（以空气作为呼吸介质的潜水）的最高界限。在60米以下的深度，就要用氦气代替氮气，形成“氦氧混合气”，供潜水员在水下呼吸，从而避免“氮麻醉”。
而在120米以下的深度，潜水员在水下只工作20分钟，往往就需要数小时的减压上浮时间，上岸后仍需要在减压舱待上两三个小时。这样既严重降低了潜水作业的效率，又加大了潜水员在水下的风险。
饱和潜水成为解决这个难题的完美方案：潜水员进入一个主要由生活舱和潜水钟组成的设施中，舱内的压力逐渐升高到要潜入深度的海水压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压后，潜水员的身体会被氦气完全“浸透”，他们就可以在高压环境里长时间工作、生活。工作时，潜水员通过潜水钟下潜到作业区域。结束作业后，再回到母船上的生活舱休息。
对潜水员来说，这个“长时间”一般是28天。这意味着，在近一个月里，他们几乎都要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能携带电子设备，不能走出那个形似“油罐”的舱室。
每次进舱前，他们会带上象棋、扑克，还有“最能打发时间”的书籍。因为舱内的9个人，分成3组倒班，大部分时间只能靠自己消磨。
在高压环境下，舱内的空气湿度会升高，“被子盖在身上，都是湿漉漉的”。因为压力大，食物变得“粘牙”。队员的味觉也会退化，“吃什么都没味道”。
如果下潜到200米以下，舱内的压力超过21个大气压，空气变得像“流质”。“你能感觉到空气的质量，用手轻轻一拨，感觉空气都在流淌。”潜水员们回忆自己饱和潜水的经历，“我们走路都要放慢脚步，不然带出的风都能把睡觉的队友吹醒。”他们感觉呼吸的阻力变大，身体被压缩，“就像被真空包装的食物”。
有一名潜水员参加过300米饱和潜水，他记得每次跨过从卧室到洗漱间的那道门，都异常艰难。“抬腿、伸腿、迈腿，就像慢动作”，一个月下来，“胯部疼得厉害”。
吸入大量的氦气后，人说话会变得像动画片里的“唐老鸭”。与外界团队交流时，需要通过特制的“翻译机”。
有一次，一个替补潜水员进入舱室，队员们七嘴八舌地跟他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自己几乎没有听懂一句话，“感觉就像一群鸭子对着自己叫”。
对饱和潜水员来说，每次从潜水钟进入生活舱，都像上战场一样，每个环节都要做到没有纰漏。两个舱门对接时要严丝合缝，如果出现任何缝隙，都可能让舱室爆炸，“和科幻电影里飞船对接失败后的结局没什么两样”。就连上厕所都要小心翼翼，抽水马桶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才能使用，否则容易出现可怕的后果。
饱和潜水作业结束后，潜水员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减压过程，300米饱和潜水需要10天的减压期。当他们走出减压舱时，往往浑身无力、脸色苍白，就像刚从孤独、疲惫和烦躁的状态中走出来一样。
家里“最不敏感的人”
上海打捞局潜水员基地坐落在黄浦江边，由一处小码头、一个小院和一栋20世纪风格的二层小楼组成。管理仓库的师傅在基地工作了几十年，迎来送走一批又一批潜水员，他说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就是“国宝”，只是太少人听说过他们。
离开的人，大多是因為无法适应这份工作的状态和节奏。队里的潜水员，每年至少有200天在“海上”或“水下”。繁忙时，这个数字会超过300天。
长期远离陆地生活，让他们觉得自己越来越跟不上同龄人的节奏。这群潜水员也许是对海底世界最为敏感的人群之一，但在家中，他们却是“最不敏感的人”。
一名潜水员出海前新婚不久的妻子还在怀孕待产，两个月上岸后，孩子已经出生。
一名潜水队员是个年轻的父亲，他回到家里，妻子让几岁大的小孩喊爸爸。门口，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孩子一溜烟儿地跑到屋里，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才是爸爸。”
每次休假在家，身边人谈论的都是升职加薪，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让他们感到头疼。只有戴上潜水头盔，水面逐渐没过头顶，世界瞬间变得清静，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和耳机里传出的“嗞嗞”电流声，“再也不用想外界那些鸡毛蒜皮的杂事”。
在潜水队仓库里，整齐码放着几个“应急设备箱”，里面有全套的救援设备，可以随时运达灾难现场。他们随时做好准备，每次看到水上发生灾难的新闻，他们清楚，自己又要出发了。
云端上的电工
80万伏特高压，他的右手与高压线之间产生了一道耀眼的电光弧，但他没有迟疑，迅速抓牢了高压线
在100多米的高空吃饭、休息是家常便饭
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地上，有这样一群人，在100多米的高空一走就是4个多小时，一米一米地仔细检查导线，手套和裤子被磨得破洞累累。他们是负责输电线路高空走线验收的电网工人。
2019年6月3日，云南电网发布了一段视频，讲述了刚建成的500千伏乌里托输电线路的验收故事，透过屏幕，我们看到的是电网工人以雪山为背景的“云端巡线”。
在登塔前，电网工人首先要仔细检查工器具的准备情况，面对这一工作，谁也不敢懈怠。
他们要登上的电塔高100多米，有四五十层楼的高度。但和站在高楼踏实的地板上不同的是，这群电网工人是攀在铁塔上，是行走在摇摇晃晃的输电线路上。
爬电塔，一上一下就要50多分钟，整个过程会消耗大量体力。为了减少消耗，他们上去后在悬空的导线上一呆就是4个多小时。也因为铁塔太高了，上下都太耗费时间，在高空吃饭，在高空休息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说：“我们经常在离地100米的铁塔吃饭，最初有些不适应，但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线路有多长，他们就要在导线上走多远，检查每一米导线是否存在缺陷及隐患，确保输电线路投运后安全稳定运行。据介绍，这次他们负责验收的线路有288公里，共有铁塔404基，每人每天走3公里，也得40多天才能走完。
走线时，天气非常重要。晴天还好，有时会遇上起雾，在常人看来，漫步云端很壮观，但对电网工人来说，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一名电工说，他和他的同事们每年有260多天在外巡线，运维线路平均海拔在3300米，最高海拔4360米。回忆起第一次高空走线，他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是2017年在500千伏建太甲线，当时又害怕又激动，从走上导线的那一刻起，心都在颤抖，手脚发软，根本不敢往下看，200多米的高空，即使明明知道安全有保障，总还是担心会掉下去。”
“其实家人最担心的就是安全，但知道我们可能在走线，纵然有万般牵挂，也不会打电话来，怕我们会分神。”在走线过程中，如果有人不慎滑落，只能依靠安全保障措施和同事们的及时救援。
一天的工作任务完成后，他们的手套和裤子都磨破了。
世界上80万伏特高压带电作业第一人
这些“漫步云端”的中国电网工人，勇敢地走在中国各地的高空输电线路上，冒着危险为城市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他们被称作“高空中的外科医生”、电力行业的“特种兵”，上百米高的铁塔，刚开始，爬到五六米的时候就会发虚害怕，但现在他们无惧危险，毫不犹豫。
除了高度，他们面临的还有供电行业中最危险的工作——带电作业。带电作业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是一份连保险公司都拒保的工作，在这个岗位上，经常发生各种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而在带电作业中，更危险的是特高压带电作业。除了要克服恐高晕眩、塔上高强度体力劳动等问题，最需要克服的，是与线路接触的一瞬间产生的长达数十公分电弧的恐怖。
除了要做好自身绝缘保护以外，还需要实施更多的保障安全的措施。
电网员工在杆塔上作业时会因为过于专注而忽略危险。所以每一位作业人员必须配有一名专门的监护员，高空作业则要配备两名监护员。在电力施工中，他们不仅承受着威胁生命安全的危险，还承受着威胁心理健康的压力。
胡洪炜是世界上80万伏特高压带电作业第一人。2009年，他成功完成世界首次80万伏特高压带电作业，使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开展特高压带电作业的国家。
80万伏特高压是什么概念？如果有动物碰触输电线路，瞬间就会成为火球。
第一次见到几十米高的铁塔，胡洪炜傻眼了，攀爬在摇摇晃晃的软梯上，他双腿发抖，汗如雨下。为了克服恐高症，胡洪炜接受了7个月的登高训练，每次在软梯上攀爬二三十回，一练就是4个小时。2008年，因优秀的业务能力和过硬的身体素质，胡洪炜被国家电网选中进行80万伏特高压带电作业试验。
他仿佛进入了新的战场：每天早上8时进行特高压走线训练，下午2时进行项目模拟训练，下午5时做技术总结……在为期半年的强化训练中，他穿坏了3套工作服。
2009年6月10日，国家相关部委对特高压带电作业科研项目进行验收。这次是实战，特高压线路上有电压也有电流。上午9时30分，胡洪炜穿上绝缘防护服爬上铁塔，还有1.5米距离时，他的右手与高压线之间产生了一道耀眼的电光弧，没有迟疑，他迅速抓牢了高压线。
“脸上犹如無数根小针在扎，感觉头发被人用劲在拔，耳朵里嗡嗡作响，但是其他一切正常。”一个多小时之后，胡洪炜准确完成了线路验收工作。从铁塔上下来时，他成为世界上第一名与80万伏特高压亲密接触的“禁区勇士”。
多年来，见证胡洪炜的成就的不仅有满墙的荣誉证书和专利证书，还有大大小小的伤疤，他的妻子说：“自从参加这个工作，他身上就没有一块好肉。”
完成特高压带电作业至少需要10个人
带电作业从来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特高压带电作业更是如此。“500千伏带电作业一般需要五六个人完成，特高压带电作业至少需要10个人。”
2018年冬，山东电网首次特高压交流带电作业在寒风中紧锣密鼓地开展。
从现场使用的工器具，就能一窥特高压带电作业的工作量之大：防潮布上铺满各种工器具，除屏蔽服、测量仪器、绝缘绳等常用工器具外，还有吊篮、滑轮组等工具。
准备上塔的3名作业人员换下蓝色工装，穿上灰色屏蔽服，向负责人汇报：“屏蔽服检验完成，请求登塔。”云端作战在“同意登塔”的回答中打响。
接近0℃的低温，120米的杆塔，巨大的电晕声……在种种不利的因素中，3名作业人员沿着只能容下一个脚掌的脚钉，爬到指定的作业位置。
爬塔只是整个作业的“开胃菜”，后边的工作才是“大餐”。
地面人员把滑轮组和吊篮传递上去，塔上的作业人员准备进入电场。据介绍：“传统都是采用‘跨二短三’或者‘软梯法’方式进电场，而这次作业采用的是‘吊篮法’，需要先在塔上找到最佳的距离位置，让吊篮摆动的过程中恰好达到与作业导线相对平行的位置，让作业人员顺利进入电场，这个位置的选择必须异常谨慎。”
距离不够，作业人员不仅进不了电场，还可能因安全距离不足导致放电;距离太大，则会导致作业人员难以接触导线进行作业。一刻钟后，对讲机终于响起了“准备完毕，请求进入电场”的报告。此时，所有人都抬起头望向百米高空。
随着一道橙色弧线划过天空，坐在吊篮里的作业人员手中的电位转移棒稳稳地勾住子导线，迅速从吊篮“转移”到导线上。这个看似简单的摆动，一旦处于上百米高空，便一点儿也不简单。而且，吊篮上的作业人员无法自己控制摆动，需要依靠塔下的作业人员。由于作业离地面100多米，又有巨大的电晕声，他们很难交流，最考验团队配合及个人技巧。 即使成功进入电场，带电导线上的工作依然不轻松。
特高压的八分裂导线将前后左右的空间“压缩”到不足40厘米，电力工人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行走很吃力。经过短暂调整，他们很快适应了“特高压节奏”，“凌波微步”般在摇晃的导线上快速前行，在作业位置灵活地辗、转、腾、挪。
据作业人员介绍：“刚进入电场肯定会不适应。以前开展660千伏作业时，一进电场就像有无数蚊子在身上咬，特别难受。1000千伏电压等级那么高，这种感觉会更强烈，只有在线上作业的人才能体会。带电作业克服的不仅是高空恐惧，还有强电场对身体的考验。接触1000千伏带电导线瞬间产生的电弧及巨大的放电声，即便是我们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也会感到害怕，需要适当地调整心态。”
半小时后，完成全部作业内容的作业人员开始走向挂在导线上的吊篮，百米高空中又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吊篮稳稳地回到初始位置。
如今，我们已经对每日的灯火辉煌习以为常，大概很少意识到这背后有这样一群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克服极大的恐惧，无论寒暑，在高压、高空中维护着祖国的万家灯火。
我们或许不知道的是，按照检修公司带电作业队20人的队伍来计算，整个带电作业队一年能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过亿元，挽回因为停电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
“背夹巡线队”
除了“漫步云端”的电网工人，中国还有一种跋涉深山的巡线队。
南方电网供电区域的最北端，茫茫黔北山区，有一支道真“背夹巡线队”常年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间、陡峭的断崖上如同蜘蛛侠般穿行。
他们凭着背夹（黔北乌江流域山区运送物资的工具）、绳索、弯刀，用脚步丈量着370多公里的巡线路，翻过350多座大山，途经20多处悬崖，穿越60多公里的无人区，维护着500多公里输电线路的安全。
黔北的茫茫山区，沟谷纵横，最大海拔差超过2000米。工作站维护的85%线路都跨越深壑、峡谷，所以巡线几乎都是翻山越岭。其中1/3的基塔在山顶，多达350处，其中100多处基塔要攀爬1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除去大雨天，他们日复一日，穿行其间，工作强度很大。
夏天是巡线队最艰苦的日子。植被疯长，原来走出的小路很快就会被覆盖，扎人的刺蓬让大家累得够呛。野猪、毒蛇、马蜂随处常见，通常需要有人在前面用弯刀驱赶。有一次巡线队在杆顶作业，上百只马蜂在头上盘旋，只能顶着烈日一动不动长达半个小时，待马蜂飞走后才繼续工作。
“上山容易下山难。”队员们说，“巡线工作很多时候都在森林中穿行，为了节省时间，很多时候要走捷径。通常，返程得用绳索从山顶滑下去，头也不能回。”
在他们维护的24条线路中，不少巡线路程都要驱车三四个小时到达山脚，至少两个小时才能从山脚攀爬到达半山腰的巡检设备。有时候“对面山上全是断壁，无路可走，只能再走回头路”。
按照规定，工作站每季度需要进行一次线路巡查，但由于近年来极端天气的影响，巡查密度远远大于此。
据统计，道真工作站3年来顺利清理通道树木4万余棵，大大减少了因树木引起的跳闸事件。数据显示，道真工作站在成立前，维护线路年跳闸次数高达33次，到2013年仅为5次，输电线路可用系数达到了99.83%。
除了“背夹巡线队”，2001年5月，国家电网向渝东南延伸，开始了重庆“一市一网”的布点，武隆巡线站成立。渝东南是重庆重点扶持的老、少、边、穷贫困地区，交通不便，条件艰苦。
武隆山区，深邃苍茫，云雾缭绕。公路盘绕山腰，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底下是深不可测的深涧或怒吼的江水……这些景象，在摄影家和文人骚客眼里可以孕育情思，在探险者眼里充满诱惑，可对巡线员来说，这是一道道需要用双脚去逾越的天堑，充满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巡线站80%以上的线路都在深山密林中。与迷人风景相伴的，是野猪、不知名的蚊虫、随时都有可能出击的毒蛇。如遇暴雨，山石滚落，随时都有可能葬身山崖……
刚开始，由于不熟路，一名巡线员被困在了山上，“站在山头看对面的铁塔，好像触手可及，但真走起来可就麻烦了”。走到中途迷了路，完全不知身处何地，一种强烈的无助感传遍全身。巡线员说：“现在走完这条线路只要两小时，当年，我用了8个小时才绕出来。”
每天出门巡线，他们除了带上工具包，另外还有3样东西必备：砍刀、木棒和蛇药。砍刀开路，木棒防身。为了避免被大山里常见的毒蛇咬伤，不管天多热，他们出门都是全副武装：齐膝高的皮靴，手套、帽子，将全身包裹严实，脚被汗泡得肿胀发白，也不敢脱鞋子。
一次线路出现故障，二三十米高的铁塔，他们逐基检查。其间，一名巡线员隐约感到左小腿红肿发胀：“像有很多针在腿上乱刺。”他以为关节炎犯了，谁知越走越疼。坚持了整整一天，排除故障后，司机把他送往长寿治疗，一上车，他就昏迷了，小腿肿得发亮。到了医院，医生唏嘘不已：“他是被有剧毒的虫子咬伤的，如果再拖，腿极有可能保不住。”
这些年，巡线员打了无数场硬仗。巡线以来，他们没在家过一个真正的春节。节日，是他们最忙的时候，要保证无数个家庭在用电高峰期的正常生活。国资委微博“央企新闻眼”感叹：“这哪里仅仅是敬业精神可以支撑的？”
与山作伴的护林员
除了孤独，与护林员相伴的，是未知的危险。高山密林，危机四伏，每一次穿行，都像一场危机四伏的探险
无处不在的危险
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巫溪县东北，是神农架原始森林延伸至重庆的部分。阴条岭主峰海拔2796.8米，有“重庆第一峰”之誉。40年来，15位护林员管理着这里的白果林场12万亩原始次生林。
2018年，15位护林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是宾元鹏，59岁（现在已退休）。他是外地人，在阴条岭工作了27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30次。 红旗、黄草坪、阴条岭、转坪和兰英，是白果林场的5个管护站。其中转坪管护站最偏远，至今不通路，不通电。宾元鹏在那里驻扎了4年。
见到生人，他显得不太习惯，说起话来断断续续。在深山老林里呆久了，他已经不太习惯与人交流。嗓子痒了，他就对着大山吼一吼，或者对着树木自言自语。
每天清晨5点，宾元鹏就要起床，肩上背着背包，腰间挎着水壶，手里拿着镰刀，翻山越岭、观察火情、劝阻盗采盗伐者……周而复始，除了下雨下雪，天天如此。
他每天要在杂草丛生的崎岖山路上走几十公里，晚上七八点才下山。巡护8000余亩森林，差不多得三四天才能走完一遍。他会在背包里放上一袋煮熟的洋芋坨坨，饿了就啃几口。
除了孤独，与护林员相伴的，是未知的危险。高山密林，人迹罕至，危机四伏。每一次穿行，都像一场危机四伏的探险。
一个冬天，下雪封山太久，眼看就要断炊，宾元鹏只能咬着牙下山背粮。途经一个叫“阎王鼻子”的地方时，一边是悬崖，一边是石壁，只能贴着身子，一步一步往前挪。刚过峭壁，又迎山涧。横在激流上的独木桥被积雪覆盖，踩上去打滑。“只差一点点，就掉下深沟沟。”回忆起这一幕，走惯山路的宾元鹏依然后怕。
“每个人都会碰上危险的事。我们这里的刘征彪就被毒蛇咬过，差点截肢。”一名护林员掏出手机，里面有一张照片，“看，这蛇叫‘菜花烙铁头’，有剧毒。”
“山里小动物特别多，最常见的是蚂蟥。最多的一次，30多只蚂蟥吸在身上。”他们撩开裤脚，腿上布满了小红点：“看，这些都是被蚂蟥吸血后留的疤。”
打草惊蛇，对护林员来说，不光是一句成语，更是保护自己的宝贵经验。每走一段路，宾元鹏都会习惯性地用镰刀敲几下石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震慑周边的野生动物，让它们不要靠近。
遇到危险怎么办？护林员说：“只有凭本事！周围没有别人，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防火防盗防虫
山林防火，是护林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可是护林员要做的不只是防火，他们还要和盗采盗伐者斗智斗勇。
有一次白天巡山时，护林员发现树丛中有人的脚印。他们找地方蹲守，一直等到晚上7时，终于蹲到盗采者。几经交锋，对方才承认是到山里来采中药材。
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1500多种植物，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就有15种。“偷采珍稀药材的人多，盗猎者也不少。”护林员说。保护区内有金雕、豹、小熊貓等30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招来了众多偷猎者。
宾元鹏头上有个疤，是一次阻止盗伐时受的伤。那次，宾元鹏和同事遇到10多个盗伐林木的外地人。劝说教育后，盗伐者下了山。没想到第二天，这群人邀约了30多人来“讨说法”。宾元鹏和同事拿着地形图，一一比照，耐心解释。对方还是不服气，突然动手哄抢木材。混乱中，宾元鹏头部被石头击中，鲜血直流。被送到林场医务室时，他已经因失血过多昏迷，经抢救才苏醒过来。
除了火灾和盗采盗伐，森林里还有另一种潜在威胁——病虫害，被护林员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一旦发生大面积病虫害，可能会给整个森林带来可怕的灾难。
“巡山不是随便走走这么简单，必须仔细观察树木。”一次，宾元鹏走到天坑垭子时，发现华山松树叶发黄，他立即上报林场。林场派人实地考察，及时处理，有效治理了病虫害。
他们不仅管护，还要培育
1998年，巫溪成为长江流域天然林保护工程试点县，开始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伐木人变成了护林员。从伐木到护林，宾元鹏经历了全程。
巫溪有森林林地494.26万亩，森林面积3936.2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5.62%。与此同时，山大坡陡，森林面积大，分布广，森林资源管护的难度相当大。
护林员的具体职责，一是对辖区内陆生野生动植物进行保护和管理，劝导、制止乱捕乱猎、乱采乱挖、烧山积肥和放牧等行为;二是开展禁种铲毒工作，对出现种植毒品的情况及时上报和处置;三是对森林病虫害进行监测;四是开展管护宣传工作等。
在白果林场，每月初，护林员会制定工作计划，将具体工作落实到每一天，按计划开展工作。巡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一般一周两次。进山巡护时，2名护林员为一组，带一袋干粮、一把护林刀，早饭后出发。巡护有既定常规路线，也有随机路线，根据当天实际情况决定。巡护过程中，护林员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看是否有火情、空旷地方是否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要听是否有人说话、是否有砍树和挖药材的声音，一旦发现要及时上报和处置。
如今，护林员有了新的使命，他们不仅管护，还要培育。
在巫溪县双阳乡马塘村，有500亩松林郁郁葱葱。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片“乱石空心地”，水土流失严重，还有塌方和滑坡。“大家从两公里外的地方肩挑背扛运土过来填补，有落石、塌陷危险，还有马蜂攻击，我们硬是用两个月完成了全部植被修复。”宾元鹏一脸自豪地说。
一名护林员回忆，由于山体松散，滑坡和塌方时有发生，加上坡度、落差大，栽植难度极大。陡坡大部分地方有六七十度坡度，还有的地方近乎90度，几乎和地面垂直，他和同事们身系保险绳，手脚并用，稍不注意就是一个嘴啃泥。
5个月苦战，他们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让人难过的是，我们林场场长从10多米高的崖上摔了下来，眼部受伤。为了不耽误工期，他咬牙挺着，留下后遗症，天气一变化，眼睛就会肿胀流泪。”
如今，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树长高了，更密了。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盗伐树木、猎杀动物的少了。一名护林员说：“十几岁就来了，没想到一晃几十年了。”
反盗猎队员
“我们必须随时戒备，洗菜、洗碗，甚至上厕所都得拿着枪。即使在睡觉，手也要放在睡袋外，枕边放着枪支、手电筒和砍刀”
哪怕是睡觉，也要随时防备猛兽袭击
去津巴布韦时，他们总共5个人，3杆枪。作为蓝天救援队第一批远赴非洲执行反盗猎项目的成员，他们并没打算扛着枪跟盗猎分子硬拼，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后续团队“探路”。
5个人的日常生活极其规律：早晨8时开始，开车去公园巡逻，中午回营地，用过简单的午餐后，休息一个半小时，下午开总结会议或继续巡逻。
危险无处不在。毒蛇、河马、狮子，经过营地的大象，甚至连小小的蚊虫，都会成为最致命的存在。尽管已随救援队参加了多次灾害救援工作，但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哪怕是睡觉，也要随时防备猛兽袭击。
“我们必须随时戒备，洗菜、洗碗，甚至上厕所都得拿着枪。即使在睡觉，手也要放在睡袋外，枕边放着枪支、手电筒和砍刀。”回忆起津巴布韦萧条得像是被战争摧残过的街头、被队员的红衣服刺激而张开耳朵准备进攻的大象，以及随时都会开枪射击的盗猎团伙，他们至今仍有些后怕。
这是第一次有中国民间组织在非洲开展反盗猎活动。这批先行者们前后进驻了两个国家公园——位于津巴布韦北部的马图萨顿纳和马纳波尔斯。
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盗猎与反盗猎剧情几乎每日都在上演。
时间退回至2015年初，在中国大使馆和中津动物保护基金会的帮助下，蓝天救援队反盗猎项目组与津巴布韦环境部签署了为期两年的合作备忘录。救援队中反盗猎任务的牵头人王珂说：“中国人不会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上缺席。”
反盗猎行动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购买设备的钱和在津巴布韦的一切生活费用，都得自掏腰包”。队员们笑道：“我们只有往返的机票是靠募捐来的。”
“如果你们单独活动，可能5分钟不到，就会被动物吃掉”
2015年8月，3个月的轮值期满，他们返回中国。两个月后，2015年10月，救援队反盗猎项目第2期的3名队员抵达津巴布韦。
困难任依然存在。有人质疑中国反盗猎人员的专业能力，担心中国人还没走出营地就被狮子吃掉。
中国反盗猎志愿者的营地就在野外，与野生动物混居在一起，狮子趴在门外10米处晒太阳，大象悄无声息地穿梭在营房之间还低下头向房里张望，野猪经常“拜访”，毒蛇一不留神就钻进了帐篷……前三个夜晚，他们只能听着野外动物的嚎叫紧张入睡。
营地是不设保护措施的，一方面保护措施对大象完全不起任何作用，另一方面，保护措施会使队员们丧失警惕，更容易陷入危险。他们唯一的防护，就是每晚临睡前将帐篷打结，并用铁丝网锁好厨房，“不然早上起来就会发现被猴子等动物搬空了”。
因此，野生动物每天都会从营地中穿过。“有时走出帐篷一扭头，二十米外一头狮子趴着，赶紧装着没看见，若无其事地退回去，千万不能跑，一般它们不会把人当猎物，但一跑起来，狮子会本能地当作猎物来捕食。”王珂说。
队员们见证了营地从无到有，不断完善。最初，他们洗澡都是直接在赞比西河里，一人洗澡，需要两人守卫，帮着看河里是否有鳄鱼、河马，附近是否有狮子、大象。再之后有了水泵，可以把河水抽上来沉淀杂质后再使用。
最难的是人与动物的相处之道。初来乍到，教练严禁中国队员单独外出，以防不适当的行为招来杀身之祸。队员们需要学习熟悉每类动物的习性，克服“面临险境拔腿就跑”的本能意识，避免因为不适当的行为成为动物眼中的敌人。
在中国大使馆的牵线搭桥下，一名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正式成为救援队的丛林引路人。面对充斥着死亡陷阱的丛林，骄傲的意大利老爷子说：“如果你们单独活动，可能5分钟不到，就会被动物吃掉！”
在这里要应付的挑战，都是在国内根本想不到的。一名队员身上被蚊子和跳蚤咬了70多个包：“这里的虫子特别毒，有些肿包半个月都下不去。上期有个队员，被芒果蝇在皮肤上产了卵，蛆就在皮下寄生了下来，在他体内到处钻来钻去，最后去中国援津医疗队才把蛆取出来。”
还有一次，一名前来采访的摄影师和同伴一起外出拍摄，正准备架设三脚架时，突然发现前面7米左右有两条鳄鱼！吓得两人撒腿就跑。
在这里，蔬菜的补给也是难题，除了各种咸菜之外，只有储存时间较长的洋葱和土豆等几样东西，绿叶菜则是完全没有。
“国家公园有规定，所有补给都必须从外面带入。我们在这里不能种菜，不能钓鱼，也不能打猎。补给又比较难，要弄到新鲜蔬菜，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旱季还好说，每年的雨季才是对补给的最大考验，因为道路泥泞，车子很难进来，补给往往要一两个月才有一次。
一名隊员回忆起人生中吃过的最难忘的一碗回锅肉：“那是第一次来，当时正值雨季，其他补给品基本都吃完了，只能天天啃土豆。一天晚上，我们在厨房找到一块肉，时间放久了，都有点臭了，硬着头皮用这块臭肉和大葱炒了个回锅肉，没想到还挺好吃，味道至今难忘。”
没有酬劳，咬得一身包，天天跟动物周旋，还要自己贴钱吃喝，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他们来到万里之遥的津巴布韦，投入反盗猎工作？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人有偏见，认为中国人爱买象牙，爱吃野味，是动物的‘天敌’。”队员们说，“我们希望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他们的印象。”
更可怕和致命的危险，是隐藏的盗猎分子的枪口
野生动物的威胁总是暗藏在丛林深处，盗猎分子神出鬼没，他们更熟悉野外环境，更掌握动物习性，有时会在晚上渗透和潜伏，极难对付。他们曾遭遇盗猎分子挑衅，“我们的营地对面就是赞比西河，结果早上发现车里的对讲机没了，周围没有任何人，那只能是对岸的人，半夜划船或者游泳过来搞破坏”。
20年前，津巴布韦经济繁荣之时，公园里有路有桥，人员与设备配备周全，管理高效。而如今，在满目绿色的公园内，桥塌路陷，护林员们连最基本的交通和通信工具都很缺乏。 队员们始终记得，一天深夜，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十万火急地向弗朗西斯科借用汽车。打听后才知道，是3名护林员在丛林巡逻时与盗猎者撞个正着。
枪战中，双方均有人员受伤，盗猎者最后丢下象牙逃走了。借车赶去增援的人，正准备顺着盗猎者留下的痕迹继续追踪下去。像这样的差事，公园管理处都不允许护林员以外的人参与。队员只能站在营地的高处干着急。
但他们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同伴——“探路”的第1期5名队员，曾经与盗猎者擦肩而过。那还是2015年7月的一个上午，5名队员在位于津巴布韦与赞比亚边境处的卡里巴湖巡逻时，发现了一个还冒着热气的火堆和一顶搭着树叶的小帐篷，一地动物残骸，已“人去楼空”。
有一次，队员们跟随三只年轻的雄狮来到赞比西河边。皮卡车熄了火停在半米高的草丛里，狮子也趴下來躲在车头前不足10米的地方，伏击羚羊与野牛。
队员张广瑞和王伊琳坐在皮卡车的货斗里，一束灯光向他们投射过来。十几秒后，强光手电筒再次打出连续闪烁的信号灯，这次拿手电筒的人离大家只有30多米远。此时，对面的赞比亚也有人用手电筒回应——两边的信号一前一后，而且频率是一样的。
队员们马上意识到，自己误入了偷猎者的接头点。
偷猎者一般随身带枪，而志愿者们此时没有任何防备。如果发生交战，最危险的就是坐在车外的人。
教练员见情况不妙，突然发动车子。拿手电筒的人被惊动了，立即关掉手电筒，隐没在黑夜中。
车子径直开向灯光最后消失的地方，人不见了。转了两圈后，教练员把车开回拿了三把枪和热成像仪，再次开回河滩。
王珂用热成像仪探测到在河滩上面的树林里，有人形的物体在跑动，确定是一个成年人的体型。等车再开过去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了。
“错过也并不算坏事。”队员在遗憾没能追踪到盗猎者的同时，也感到几分“庆幸”，“大多数盗猎者都是组织程度较高的团伙，正面冲突的话，我们其实根本没有胜算。”在与盗猎者的斗争中，伤亡不可避免。2016年3月，两名意大利籍反盗猎人士在津巴布韦马纳潭国家公园内遭遇枪击不幸身亡。据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就有超过200名环境保护者被杀害。
“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将成为中国走出去的重要一环”
他们至今都无法忘记，在巡逻中发现的大象尸体，和当时四周弥漫着的那股浓烈的腐臭味道。
“它就那么侧卧在水源旁，周围有明显挣扎过的痕迹。盗猎者应该是在水源里投入了氰化物，大象喝水后才会中毒身亡。”在津巴布韦的旱季，往为数不多的水源里投毒已成为新兴的盗猎方法，“有时，甚至一次性就会毒死十几头大象”。
而队员们眼前的这头大象，脸已被盗猎者削去一大半，在草原烈日的曝晒下，只剩一副骨架。终于有人忍不住，悄悄转过头去。成年非洲象的门齿一般长达2米，三分之二露在口腔外，剩下三分之一牢牢插在头骨里。为了取出一根完整的象牙，盗猎者往往非常残忍，因此大象的遗体被发现时，场景都格外血腥。
据津巴布韦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1979年，非洲象的数量为130万头，截至2012年，这一数字已锐减到40余万头。其中仅在2010年至2012年这3年间，就有10万头非洲象死于非法盗猎。即使在象牙盗猎已引起全世界关注的2015年，仍有2.2万头大象惨遭劫难。
“非洲象每年生育率不足5%，死亡率却高达6%，如果维持这一现状，只需不到50年，非洲象就将成为地球上消失的物种。”谈及此，王珂很是痛心。
此外，在象牙非法交易的这条利益链条上，与获得象牙同样重要的，是将盗猎的“战利品”成功转运到消费国。因为只有在那里，这些本不值钱的象牙才能给盗猎者带来暴利。
2016年1月末，离救援队非洲反盗猎任务结束还有不到两天，救援队带来的动力三角翼终于获得升空许可。
“（动力三角翼）运到营地那天，我们已经在打包回国的行李了。”一名队员记得，当时天公并不作美，3人眼看着乌云一点点压过来，“正常情况下，这绝不适宜飞行。”
“但弗朗西斯科在看着，公园管理处的人也在看着。”为了证明中国民间志愿组织的实力，救援队派来增援的动力三角翼驾驶员胡英健决定冒险飞行，弗朗斯西斯科同乘。
幸运的是，试飞效果很突出。就在第二天，队员们正在准备启程回国时，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正式找上门来，主动请求救援队用空中力量协助侦查已被发现的一伙盗猎者。
3个月辛苦等待的时机在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3人来不及多想，就随着动力三角翼升空飞行。而这一次，公园管理处的护林人也坐到了后座上。护林人对救援队捐赠的动力三角翼给予了肯定，“这种视野无死角的飞行器很适合空中侦查”。他们甚至希望队员们可以再多呆几天，教会他们使用动力三角翼。“多呆几天。这对于我们所有参与反盗猎项目的中国志愿者来说，都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句话。”
2015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津巴布韦考察野生动物救助基地，他指出，野生动物保护是中国同津巴布韦合作重点领域之一，中方将继续通过物资援助、经验交流等方式，帮助津方加强野生动物保护能力建设。
实际上，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在可可西里展开了大规模的反盗猎行动，通过10多年艰苦卓绝的保护和执法打击，盗猎藏羚羊案件逐年下降。从2006年以后在可可西里保护区境内没有发生一起盗猎藏羚羊案件。截至2016年，可可西里保护区境内及周边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或已达到6万多只，较盗猎活动最为猖獗的20世纪90年代末的1万余只增加了近5倍。
如今，中国的反盗猎行动从国内走向国外。中津野生动植物基金会成立以来，中国反盗猎志愿者每年都会来到马纳潭国家公园开展反盗猎项目。他们与当地的公园警察成为好兄弟，共同在公园内进行巡逻，开着皮划艇在水域巡查，驾着滑翔机在蓝天巡视，一起为大象上项圈，一起吃饺子、烙肉饼，春节期间蒸锅馒头，馒头上红红的福字代表了中非两国的深厚情谊。 “我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将成为中国走出去的重要一环，希望民间的野保力量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王珂表示，政府牵头、民间發力，将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影响力辐射到全世界范围内，是他的“终极目标”。
硫磺工人
他们在环境恶劣的火山工作，随时承受火山喷发的风险，12个小时呼吸毒气，平均寿命仅三四十岁
印尼东爪哇省的伊真火山，是一座位于东爪哇外南梦的活火山，山顶是天堂般静美的碧绿色火山口湖，谷底却是地狱般恶劣的硫磺地，这里不分昼夜浓烟滚滚，幽蓝色的火焰不时喷发，山石和地面被黄色的硫磺粉末覆盖，融化的硫磺滚滚流淌，黄色的硫磺气体翻涌升腾，令人窒息。
在这样如地狱般的环境中，有一群人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人的生计忙碌着。
在伊真火山，大约有200名硫磺工人，他们从事着世界上条件最恶劣的工作，每天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将冷却的硫磺敲下来装筐，从谷底挑到山顶，再从山顶送到山下。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手拣，肩挑，每日要从火山口搬运70-90千克的硫磺，上山下谷，呼吸毒气，每天12个小时，来回搬运10多次。他们需要爬过锋利的岩石表面，沿着陡峭的山坡下降到2600米高的活火山坑中，承受火山随时可能喷发的风险。
一名摄影师曾探访“蓝色炼狱”，从他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硫磺工人面临的危险和艰辛：
尽管第一次登山前做足了准备，还是碰上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危机。
第一个危机，就是登山路途的复杂性让人始料未及。从东爪哇的外南梦市区出发，我们乘坐吉普车一路舟车劳顿才抵达登山大本营的停车场，稍作休整后再通宵登山。伊真火山的开放由火山状况是否稳定决定，不巧的是我们选择前往的时段，刚好是伊真火山极不稳定的时候，火山湖散发的毒气浓度过高，随时都可能收到景区临时关闭的通知。
时间紧迫，在开园的那一刻我们带上设备迅速启程。大本营之后车辆无法通行，只能徒步。因为硫化物浓度很高，途中无法停下休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之后的道路更加难熬，到达火山湖口后，需要走过一条非常陡峭的“之”字型小路，才能来到硫磺喷口。有多处路段需得手脚并用才能越过，在我们到达目的地那一刻，已经筋疲力尽。
除了攀爬过程的艰辛，伊真给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浓雾和毒气，它使我们的登山过程既缓慢又痛苦，加上湖周天气变幻莫测，如果遇上浓雾与毒气同时出现，行走和呼吸都会非常困难。如若登山过程中稍有不慎，跌入火山湖中，皮肤会受到很严重的侵蚀。
除此之外，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无处不在的二氧化硫，刺鼻难闻，熏得我们涕泗横流，眼睛红肿无法视物。虽然前期查阅了许多资料，早有心理准备，但只有真正临到现场，才能体会到硫化物超强的毒性。
既幸运又不幸，拍摄一周左右时，伊真火山因为强烈的地壳运动，湖底的三个气孔散发出巨量毒气。山体轰鸣的巨响伴随湖水的翻滚，如同凶兽在地底猛烈地咆哮。毒气伴随着硫磺矿燃烧的烟雾，比蓝色的岩浆更可怕。硫酸湖的上方仿佛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通往地心的入口也是最致命的风景。
在当地，硫磺有着“流动黄金”的美誉，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工业材料。然而工人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劳作一天所得，只有区区几十元人民币。他们的饮食非常简陋，基本饮食就是一点米饭加上少许豆腐。这样的一餐，很难支持工人们一天繁重的劳动量。据工人自己解释，选择长期食用豆腐，是因为豆腐中含碱，可以抵消日夜在硫化环境工作中的毒气。除了白天沉重的搬运，硫磺工人晚上还要在山上的工棚值班，防止发生意外。
为了深入了解硫磺工人的生存状态，在征得同意后，我们在工棚住了两天。工棚十分简陋，只是平地上搭的简易棚子，不能完全遮风挡雨。棚内随意放置了一张可以短暂休息的木板床和毯子。凌晨两点左右，工人们开始上工。黑夜之中，燃烧形成的蓝色火焰异常清晰，看起来美丽又可怖。蓝火不能当做固定光源，工人们头上戴着探路头灯。空气中弥漫着毒性极强的气体，硫磺工人们扛着重重的担子，在山间的峭壁中孤独前行。一步一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连人带物滚落山崖，尸骨无存。坠崖的惨案极少发生，对他们来说更大的威胁来自长期暴露在致命污染的环境中。他们绝大多数人工作时只拥有一条毛巾，胡乱地将嘴巴、鼻子遮掩起来。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工人们的寿命普遍仅有30—40岁。
拍摄中，一位硫磺工人告诉我，在这几十年间，上千人在这里工作。我问他为什么没人去开小商店或者做货车司机，他说如果做司机，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收入，三天挣钱两天挨饿。可是如果去当矿工，每天都可以有固定收入。区别在于你能扛起多少，没有成本，没有纠纷，你只需要忍受硫磺毒气，几十年如一日地侵蚀你的肺叶。他说：“这是我们最稳定的收入，是我们的铁饭碗。”
城市蜘蛛人
往上看，是天;往下看，是穿梭的车流;他们被一根绳子悬在高空，为大楼“洗脸”。一根绳子悬起着他们的生命
蜘蛛侠，是电影里的超级英雄，飞檐走壁、无所不能。而他们，是被称作蜘蛛人的普通劳动者，头戴安全帽，脚穿胶鞋，或提着一个又笨又重的水桶和一根专业清洗棍，或手拿小锤腰挎电钻，依靠几根长绳，全天候在空中吊上吊下，在高楼墙外作业。
蜘蛛人是人们对于高处作业工像蜘蛛一样命悬一线的工作状态的形象比喻，而内行管这一行叫“下板工”。很少有人从他们的视角看世界，将性命交付于一根绳子，他们的工作是——为城市“洗脸”。
下板，是蜘蛛人认为最危险的环节。他们需要小心翼翼地翻出围墙，站在绑好的吊板上，两手抓住栏杆，再小心翼翼地坐在板上，迅速将身上的锁扣挂在作业绳上。
往上看，是天;往下看，是穿梭的车流。被一根绳子悬在高空，就是蜘蛛人命悬一线的日常工作。一条主绳、一条副绳和一条用来提拉工具的绳子，是蜘蛛人唯一的安全保障。绳子放好后，会打4个死结，两个人再一起用尽全力拧，这个步骤，没人敢怠慢。放绳的过程要格外小心，为了防止绳索磨损，他们会认真地用地毯对锦纶绳做垫护，因为任何有棱有角的地方，经过反复摩擦都有可能割断绳子，导致危险。 蜘蛛人在空中作业，在大风中摇摇晃晃，要靠全身发力来控制。两三小时下来就累得汗流浃背、腰腿酸疼。有时为了赶工期，一天要在绳子上吊十几个小时，风吹日晒，没法上厕所，再渴也要忍著。
他们会用绳子把长刷固定在木板上，再用布带绕在手上。从高空落下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一颗小纽扣都有可能对地面上的物体造成巨大的伤害。一名蜘蛛人回忆：“第一次悬挂在一栋7层的楼，大概20多米吧，根本就不敢往下看。”由于紧张过度，又没有经验，一把铁锤从手中滑落，掉在了马路中间，万幸没有砸到人和车，吓得他一身冷汗。从那以后，他在空中干活时不管什么工具都捏得更紧，他深知这一行是高风险的职业，需要有高度的安全意识和保障，任何侥幸都将给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埋下隐患。
“我第一次洗的楼有13层。第一天是‘空降’，不洗墙，光是感受下，看自己怕不怕。”一名蜘蛛人想起自己最开始下板，特别紧张，虽然以前做泥工也有高处作业的经历，但和悬在楼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据统计，中国高空服务业企业有2万余家，蜘蛛人约有数十万人。与劳动力市场上，瓦工、力工们习惯单干不同，蜘蛛人喜欢与亲戚、老乡搭伙组成施工队，以团队形式出活儿，彼此熟悉默契，干活儿放心。
30岁的尤大扩已当了12年蜘蛛人，他说：“最怕雷电大风。一次在二十几层的时候，突然下雨打雷，赶紧下楼。”上工地要带测风仪，4级以上风，必须停工。大冬天，水一冲就结冰的日子，也做不了。
除了影响操作、危及生命的天气因素，楼顶也藏着安全隐患，如尖顶、斜坡，走在上面极易打滑。夏天，铝板、玻璃反光刺眼且烤人。楼下30度，墙上最少40度，三伏天洗墙的水溅到脚上都烫脚，必须穿胶靴。
250米长的绳子，有100多斤重，收回50层楼顶，两三个人轮流拽，最少要花半个多小时，出一身大汗。因为“体力不行，反应也慢”，蜘蛛人少有年纪大的。很多蜘蛛人都准备“再苦几年就改行”。
据住建部统计，2003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高空坠落事故约450起，高处作业坠落事故分别占施工事故总数和死亡人数的52%和48%。在建筑施工领域，因蜘蛛人高空作业导致的高处坠落，已成为建筑行业的第一大杀手。
随着城市楼层的不断拔高，蜘蛛人的工作场所也随之升高。谁来帮他们系牢生命的“安全绳”？
2010年国家安监总局将高处作业纳入特种作业范围，蜘蛛人须经专门培训和考试，取得“准操项目”为“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方可上岗作业，持证后还须参加3年一次的复训及考试。
珠峰向导和清道夫
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创造了三个“最”——成功攀登珠峰人数最多、无氧登顶人数最多、登珠峰遇难人数最多
“珠穆朗玛峰上的挑夫”
在尼泊尔，几乎每一支攀登珠峰的登山队都有夏尔巴人向导，几乎每一个夏尔巴家庭，都有家人因登山而罹难。
1953年，人类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登顶世界之巅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此后60余年间，更多的人不断挑战登顶珠峰，并刷新着各种世界纪录。不过，在所有这些光鲜和荣誉背后，都离不开夏尔巴人的帮助。
夏尔巴人，藏语意为“来自东方的人”。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喜玛拉雅南麓的高海拔山地上，长期的高山生活赋予了夏尔巴人与生俱来的登山天赋，塑造了他们独特的体质。由于空气稀薄，他们的肺活量大得惊人。
凭借天生的登山能力，夏尔巴人自20世纪20年代加入现代登山运动，充当向导与背夫。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高山向导群体。全球共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在这些高峰上，只有夏尔巴人才能胜任向导工作，他们被称为“珠穆朗玛峰上的挑夫”。
事实上，关于珠穆朗玛峰的大部分纪录几乎都是由夏尔巴人所创造的。夏尔巴人卡米·瑞塔成功登顶珠峰24次;夏尔巴人在珠峰之巅呆过最长时间20小时;夏尔巴人派姆·多吉从海拔5400米高的登峰营地登上山顶仅用时8小时10分钟，成为历史上最快登顶珠峰的人。对于那些训练有素的西方登山者来说，完成同样的路途，最快也需要4天时间。
攀登珠峰本身是一项危险性极大的运动，夏尔巴人即便身体非常适应高海拔地区环境，还是难逃死神召唤。因为这里的海拔实在太高，空气含氧量实在太低，而且气温可以低至零下50℃，雪崩频发，在这里进行运动简直是拿生命做赌注。
2014年4月18日清晨，珠峰南侧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雪崩，造成16名夏尔巴人死亡。尼泊尔登山协会主席说，“这是人类攀登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事故”，美联社将这天称为“致命的一天”，但对于那些选择了登山作为职业的夏尔巴人来说，这似乎只是极为普通的一天。
一项研究发现，一个夏尔巴向导在工作时死亡的可能性比一个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国士兵要高12倍。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创造了珠峰历史上的三个“人类族群之最”——成功攀登珠峰人数最多、无氧登顶人数最多、登珠峰遇难人数最多。
无从选择的生存之战：为了多赚钱，他们背负的补给品往往会比规定的多一倍
对于诸多登山者而言，昆布冰川显然是登顶珠峰路上的天堑，想要通过，只能依靠夏尔巴人。每年攀登珠峰旺季时，最大的登山队就以“盟主”的身份召集各国队伍，出钱、出物，请夏尔巴人先行上山“修路”。
“修路”，就是清理、修缮登山的道路。他们要做很多工作，比如说打路绳、搭金属梯子、插路标、清理冰裂缝、搭建帐篷、建立前进营地以及运送登山装备、物资等等。
“修路”过程极其危险，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夏尔巴向导冒着生命危险，架设全长达7000米至8000米的安全绳。因为积雪太厚，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雪崩。他们数次往返山上山下，开路、运输补给品，他们所面临的雪崩、暴风雪、落石等危险比其他登山者要大得多。几乎每年都有夏尔巴向导在“修路”过程中遇难。据介绍，夏尔巴向导在工作前都会签下“生死状”，必须购买保险。 历经一个世纪的行业发展和角色演变，“珠穆朗玛峰上的挑夫”现代分工已细化为高山协作、大本营工作人员及当地背夫。
许多夏尔巴人在成为职业登山家之前，往往是从为登山队提供服务开始的，夏尔巴人最著名的两位登山家丹增·诺盖（世界上最早登上珠峰的成员之一）和阿帕·谢尔巴（登顶珠峰21次）也不例外。丹增·诺盖从18岁时开始为各国登山队服务，而阿帕·谢尔巴12岁时就已经以挑夫工作承担起一家生计。
为什么要登顶珠峰，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回答。对于生长于斯的夏尔巴人来说，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他们无从选择的生存之战。尼泊尔政府规定，一名登山者可以背负大约9千克的补给品，但夏尔巴年轻人为了多赚钱，背负的补给品重量往往会增加一倍。
据不完全统计，今天从事登山行业的夏尔巴人有四五万人。其中，高山协作年收入在6000美元至7000美元。相比尼泊尔国民人均年收入700美元，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对于以旅游业为支撑产业的尼泊尔，夏尔巴人的存在十分重要。只要山在那里，夏尔巴人就依然会在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活跃。
珠峰清道夫：为恢复珠穆朗玛峰的生态环境铤而走险
除了珠峰向导，还有一群人在这里做着人们意想不到的工作——清理遇难者遗体和生活垃圾。
提起珠穆朗玛峰，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神圣、高洁、世界之巅，它是每一位登山爱好者渴望企及的天堂。但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140吨垃圾被留在这里。要全部清理干净，至少要10年以上！
这座世界之巅，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纯洁美丽。
每年登山季，络绎不绝的游客第一个抵达的地方就是位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无数帐篷、汽车与游客聚集在这方小小的山地上。登山者们给西藏带来无限商机的同时，也在挑战着本就脆弱的珠峰生态。高原地区物资匮乏，许多人选择自带口粮，但由于高海拔地区无法建设足够的基础设施，大量的生活垃圾如泡面盒子、塑料袋、帐篷残片、氧气管等等不可降解的垃圾，就被顺手扔在了雪山上。
同时，这里无法建造厕所，人类的排泄物不能有效收集和排放。最终形成的局面是：垃圾与废弃物已经堆积如山。
不仅如此，由于极端天气而在攀登途中丧命的攀登者尸体，也被埋在了皑皑白雪之下。这些尸体数目不少。
青藏高原地区的喜马拉雅山脉被称为“亚洲水塔”，为亚洲19条主要大河提供水源，人们熟悉的长江、黄河、恒河等大河的水源，都来自喜马拉雅冰川融水。一旦这座雪山被污染，将影响至少10亿人的饮食起居。
假设这些巨量的垃圾搁置在雪山上无人处理，势必会给珠峰的生态带来致命打击。
而在世界之巅，恰有这样一群人，为恢复珠穆朗玛峰的生态环境铤而走险，他们就是珠峰清道夫。海拔6500米处，人称“魔鬼营地”的前进营地只能靠牦牛运送物资，倘若再高，牦牛便也无法上行。如果想在海拔7000米以上的区域清运垃圾，只能依靠登山运动员人力搬运，困难不言而喻。
有一部纪录片《珠峰清道夫》，记录了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珠峰环境的人。
和普通登山队员相比，珠峰清道夫面临的任务更为危险和艰难。他们一旦开始清理，一般要持续三个月。行动的起点，是世界最危险的飞机场——卢卡拉机场，这是一座建于海拔2860米上的高山机场。
之后，他们要沿着地图所示的红色路线，从1号营地出发，直至峰顶，并沿途清扫遗留的垃圾。
他们要背着巨大的行囊，首先穿越昆布冰瀑，这是一座移动的冰川，也是珠峰上几个最危险的地段之一，稍有不慎，跌入万丈深渊，必死无疑。
登山已如此危险，谁也无法预料雪崩会在何时袭来，稍有不幸，就会被埋在白雪之下因低温和窒息而死。除此之外，珠峰的天气也是变幻莫测，刮风，暴雪，气温骤降至零下40℃。他们必须借助绳索爬行，一旦被绳子绊倒受伤，很容易在寒风中因体力不支丧生。
一路心惊胆战，终于到了1号营地，不过，这仅仅是第一个目的地，他们还要继续前往海拔6000多米的2号营地。这期间，队员们只能依靠冰川融水进行补给，然而水源早已被污染，冰川上的垃圾、粪便和未处理的尸体，早已把病菌带入水源之中。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依然在沿途仔细清扫着每一处垃圾。
除了打扫垃圾外，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着他们，他们要在取得家属的同意下，撤回遇难者的遗体。遗体大多位于海拔8000米的高峰之上，这里布满了陡峭的坚冰，个人往返已经筋疲力尽，更何况还要拖着冰冻的尸体。
清道夫们会将尸体包裹起来，沿着绳索和扶梯，送回驻扎的2号营地。他们会经过一个75度的斜坡，这里异常陡峭，每一步都要万分小心。队员们成功把遗体运回2号营地后，直升机会将遗体运回珠峰大本营。
很多人说，既然有直升机，为什么还需要人力呢？这是因为直升机在珠峰的飞行异常危险，螺旋桨在稀薄的空气里根本无法正常工作，飞行员随时面临死亡威胁。就在纪录片拍摄3年后，纪录片中的队长纳姆伽尔在回收垃圾的下山途中不幸去世，直升机驾驶员萨宾也在一次营救任务中因直升机坠毁，不幸身亡。
遗体运回之后，清道夫们的任务依旧没有结束，还有更艰难的任务等着他们，他们要登上世界之巅，这里的空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30%，他们要在这片死亡区域，做最后的清理。
清道夫们用袋子把垃圾捆绑，每人要背负着25到50公斤的垃圾，不断往返。在这段极为艰难的旅程中，根本无法借助任何机械工具。他们背着这些巨大的行囊，再次穿越陡峭的冰山，跨过深邃的峡谷，忍受刺骨的寒风。
2018年，西藏体育局牵头成立的珠峰高山环保大队组织了4次大规模的垃圾清扫工程，收集了生活垃圾5990公斤、登山垃圾524公斤、排泄物800公斤。另外，在希夏邦马峰大本营至前进营地区域，也進行了为期4天的垃圾清扫工作，共收集垃圾1000公斤;在4天内，清扫喜马拉雅山脉中部的卓奥友峰上的垃圾多达1100公斤，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在湄公河激流冒险觅生活的捕鱼人》，肖诗白/文，《羊城晚报》2014年11月8日;《深海救援潜水队：地球上离死亡最近的职业之一》，杨海/文，《中国青年报》2019年3月20日;《“血牙”拉锯战》，张舒/文，《法治周末》2016年6月30日;《探访“蓝色炼狱》，刘丹/文，《环球人文地理》2019年第9期;《贵州电网道真供电局“背夹巡线队”红遍网络》，王春山/文，人民网2014年9月12日;《护林员山，可没那么简单》，王斌来、李坚、王嫚/文，人民网2018年10月10日;《蜘蛛人：把生命系在一根绳》，佚名/文，《当代工人》2019年第2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