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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死存亡关头，武汉人从不退缩
“全中国都动了，人们从沿海漂流到内地，在这临时的
首都（汉口）聚成混乱的涡流。南方和西南的军阀部队
开来参加战争。中共把游击队加速开入敌人交通线内”
1937年洛川会议后，董必武受中共中央派遣，再次来到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此时距离他上一次离开武汉，已经过了十年。十年前，武汉是大革命的中心;十年后，武汉再次走到了历史的拐点。
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随着东北、华北、山东相继陷于日寇之手，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和首都南京也相继失守，华中门户大开，武汉危在旦夕。日军将打下武汉作为打垮中国国民政府的最后最重的一击。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说：“我们惟一的政治、外交、经济中心应在武汉。武汉决不允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八年抗战中最大的一场战役——武汉会战——在中日双方的紧锣密鼓中打响。
1938年4月7日的晚上，是事实上的临时首都武汉的一个不眠夜。三镇十多万民众举行了火炬大游行，鞭炮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庆祝台儿庄大捷。次日，由董必武三个月前在武汉参与创办的《新华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庆祝台儿庄胜利》，两党俱荣，举国同庆。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不顾军力国力所限，不顾还要备战对付苏联，决心调兵遣将，在徐州全歼中国军队主力。徐州会战随即打响，这是武汉会战的序幕。
当时，日本政府及军队均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停止抵抗。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军、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等天然屏障，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在保卫武汉的众多战役中，最为可歌可泣的壮丽一幕，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武汉大空战。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共空袭武汉70余次，造成9000多人死伤，5000多座房屋被毁。《冯玉祥自传》中描述：“在武昌，敌人的飞机轰炸得非常厉害，有些人躲在我住房后门外头，在树底下站着，飞机一轰炸，大的弹片向外纷飞，把人的脑袋炸掉了六七个，身子还靠着树站着呢。”
4月29日，穷凶极恶的日本空军准备在这一天，以对武汉军民的狂轰滥炸来表示为天皇的“祝寿”。
空战的前天夜里，飞行员陈怀民得知第二天要参加激战，特意回家看望父母。当夜，他写下日记：“我怕他们难受，又怕他们为我的安全担心，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我常与日机在空中作战。打仗就有牺牲，说不定哪一天，我的飞机被日机击落，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事情，你们不要悲伤，也不要难过。我是为国家和广大老百姓而死，死得有价值。如果我牺牲了，切望父母节哀，也希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继续投身抗日，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空战当天，陈怀民奉命与战友们驾机迎敌，在武汉上空与敌机展开鏖战。在3000米之下的武汉三镇，数百万武汉市民不顾安危，纷纷上街，挤上楼顶，仰望天空，为空中英雄们加油声援。
激战中，5架敌机发疯似的扑了上来，猛烈地向陈怀民射击。陈怀民的战机多处中弹，难以操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看到敌机逞凶一时，不禁怒火中烧，毅然放弃了求生的机会，开足马力，向附近的一架敌机机背高速撞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两条火龙翻滚着落向地面……
日机在被击落4架之后，特别是眼见一名中国飞行员在危急关头奋不顾身，撞向敌机并与之同归于尽的情景时，日军飞行员出发时的勃勃斗志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终纷纷驾机遁去。此战中国空军以劣胜优。
为报复“四二九”的惨败，日军又于5月31日出动36架战斗机、16架轰炸机进袭武汉。我空军掌握情况后，即升空隐蔽伺机作战。当日机进入武汉地区时，我方采用合围攻击的方法，对敌进行猛烈攻击，日机只得且战且退，最后落荒而逃，30分钟的战斗日军又损失了14架飞机。
8月3日上午9时左右，日本出动18架96式陆攻机，70多架战斗机空袭汉口。驻汉口的中国空军和苏联航空志愿队的4个大队派出52架战斗机进行拦截。武汉上空，战斗持续了30分钟，中国空军共击落敌机12架，并在嘉鱼俘获日本飞行员1名，在黄陵矶俘获日本飞行员2名，均押解来汉……
武漢大空战、万家岭大捷、中山舰沉没……海、陆、空经历着一样的残酷与壮烈，无数中国军人为国牺牲。武汉保卫战持续了四个多月，当时“全中国都动了，人们从沿海漂流到内地，在这临时的首都（汉口）聚成混乱的涡流。南方和西南的军阀部队开来参加战争。中共把他们的游击队加速开入支撑日军阵线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线内”。美国人白修德将所见所闻，写入了《中国的惊雷》一书。
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回忆：“人民的情绪很激昂，他们的顽强、坚毅和镇静是一种鼓舞。人民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愿意作出贡献和牺牲……我认为毫无疑问日本人是无法占领武汉的。有了适当的防卫，武汉是守得住的。”
尽管最后武汉还是失守了，但中国抗战浴火重生。武汉保卫战毙伤敌近14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狂潮，要把武汉三镇掀翻了”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武汉。当时，全面抗战已进行了5个多月，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刚建不久的省图书馆已将所有图书打包运往内地，腾出地方摇身变成中国战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会集于武汉。
在武汉的10个月内，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會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界参加抗战，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最具影响力，也最为公众熟知的就是七七献金运动。
1938年6月，日军兵分五路进逼武汉。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决定在中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将募捐献金作为主要内容，从而“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以实际行动保卫武汉。郭沫若拟定了七七献金的计划后，得到了蒋介石和陈诚的批准。三镇的七七献金运动，走在全国其他城市的前面，其规模与效果都是空前的。
其实，之前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也搞过三天募捐，但所得不过4000元。因此，政治部部长陈诚一开始对这一活动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认为一定会失败。但周恩来态度坚决，最终使陈诚同意了。事实上，这一次的献金运动可谓盛况空前。
献金运动第一天，即7月7日早上9点左右，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汉口世界影剧院门口等6座献金台同时隆重揭幕，各献金台人潮汹涌。献金者来自社会各界，献多者上万元、少者几分钱。汉阳乡下一农民献出祖传的元宝;两位断了腿的辛亥老兵，拄着木拐爬上台献出2元钱，希望买一粒打击侵略者的子弹;一位卖唱的盲人捧着三弦琴，从40公里外赶来，献金5元，这是他的全部财产;600多位人力车夫一起赶来，逐个献出他们当天的血汗钱;武昌城全体乞丐自动绝食一天，献金40元;安徽难民献出节食所得34.73元;主演电影《热血忠魂》的女演员黎莉莉献出了自己的结婚戒指;一位从华北沦陷区过来的卖药老人，一天献金3次，第一次献7角钱，第二次献1角5分，第三次1角钱，他说：“我的全家被鬼子杀了，国亡了，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何用！”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这次献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献金运动进行到第三天，即9日下午，由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开着一辆卡车，挂着抗日标语来到献金台。周恩来把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240元月薪投入金柜。接着，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等人也都将其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献出。他们还受毛泽东的电报委托，将其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350元也全部捐献……
国民党方面，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陈诚，也领着省府职员，到献金台合献一万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代表政治部同仁献出一万元;武汉卫戌司令部派人送献一万元，等等。
在献金的第二日和第三日，天下大雨，献金的人们一手撑伞，一手掏钱捐献。到9日晚，各献金台献金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为此，临时作出决定，献金运动延期两天，同时增设流动献金台十余座。到了最后一天的下午7时，献金台的周围，还是挤满了献金的人，一直到深夜才结束。
五天献金者达百万人次，献金达百万元以上，将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峰，被郭沫若形容为“狂潮，要把武汉三镇掀翻了”。
此次献金运动的意义，也正如7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献金台上》一文中指出：“这次武汉三镇的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
七七献金后，在郭沫若主持下，武汉人民成立了武汉各界慰问前方将士总委员会，主要是利用七七献金所得款项统筹开展一系列慰劳工作。慰劳总会赴香港采购了一大批药材，并专门订购了10辆卡车将这些药品送到全国各大战区，特别把药品也送到了八路军、新四军手中。接着，慰劳总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30万封慰劳信和30万个慰劳袋运动。《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武汉各界妇女征募慰问袋4000个，极大鼓舞了前方将士杀敌卫国的抗日热情。
9月初，凉秋即临。全国征募寒衣运动总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征募棉背心200万件，棉衣300万件运动。武汉人民节衣缩食，踊跃捐赠新旧棉衣，为抗战将士御寒。9月下旬，武汉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大批伤员被送到武汉协和医院和多处伤兵收容所，亟待抢救，但药物、敷料紧缺。武汉地区党组织动员妇女对社会募捐，募集药品、药物及毛巾肥皂等物品，送到协和医院和各伤兵收容所。各界妇女义务为伤兵换药洗衣、代写家信，赢得了伤兵和社会的一致赞誉。
10月24日，武汉临近失陷。周恩来依然战斗在工作最前线，繁忙的身影穿梭在炮火硝烟之中。当天深夜，他来到新华日报馆，写好社论《告别武汉同胞》，安排工人刊印最后一天报纸，张贴散发。25日凌晨，周恩来和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撤离了武汉。
把一座完好的城市交给解放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一个多月后，武汉设立了受降堂。当年9月18日，曾在此不可一世的日寇低头缴械，签下投降书。沦陷近七年的武汉，人们在一片废墟中开始了狂欢。当时18岁的青年市民徐明庭激动得步行回到黄陂老家，将这喜讯告诉穷乡僻壤的父母，第一次向父母提出要酒喝，引得祖父诗兴大发：“兵气销为日月光，初闻涕泪满衣裳。小孙也识余心乐，竟向高堂索酒喝。”
高兴的日子没过多久，国民党当局撕毁和平协定，发动了内战，满目疮痍的武汉再次走到了历史危急关头。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次，在全体武汉人的共同努力下，借着解放军的威势，武汉三镇没有经过炮火硝烟，被完好地交给了新中国。 对于《长江日报》的创办人之一陆天虹而言，三年解放战争中，1949年是最亢奋、最紧张的一年，“武汉还没解放，可是周围解放区的工作都已经做进去了”，兵临城下，各根据地有了新的工作部门——城市工作部，他当时就是天汉（天门汉川）县的城工部部长，工作重点就是“派进去，请出来”。
身边的同志以各种身份进武汉，调动一切关系来发动工人、学生、上层士绅，要不就是把武汉市有影响的人物请到天汉县委来谈话，“解放初我们统计，通过各县委城工部的努力，大概有5000多个各行业的武汉市民被发动起来，为我们工作”。“刚开始还没有经验，那些派去的同志怎么化装都不像，后来觉得，是我们自己的道具工作没做好。”原来当时解放区没那么多时髦的、昂贵的衣服，一件衣服无论大小合适与否，派进城的同志们拿起来就得穿，没有选择。
“后来我们发现了窍门。”陆天虹回忆，经常有投奔解放区的人们一来就激动地脱下旗袍、西装，扔下国民身份证，二话不说就换上了土布军装，“刚开始是把脱下来的旧衣物当废物处理掉，后来发现这类服装道具不可少，我们就全部留了下来”。为了让身份证合用，专门从地下党员系统中找来了两个印刷厂的工人，他们用硬木对着钢印刻了两枚图章，一阴一阳，换上照片后，用木印合起来盖上纹路，分毫不差。
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反拆迁，反破坏，反逃跑”，“我们把这些工作做进了军工厂，当时汉阳船舶修造厂的设备很先进，是为国民党海军修造船舶和潜艇的地方，可是武装警卫很严。我们有个工作人员叫李汉涛，他有个表哥在里面工作，是个技术很好的钳工，李汉涛就把这个表哥带到我们城工部来了，我稍做宣传，就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原来在里面工作的工人很苦，待遇也不好”。回到工厂他已经是成熟的地下工作者，“利用工人们喜欢坐在茶馆聊天的习惯，每天从物价飞涨开始谈起，煽动工人的情绪，一直谈到如何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也不讲大道理，就是说，要是和国民党跑了，留在武汉的家属们怎么办？结果很快，他身边就团结了30多个人，这些人后来成为我们护厂的最主要力量。要拆迁的时候，他们在国民党军官监督下，白天拆下的机器，晚上再装回去”。
当时城工部发动了很多关系，普通的大学生们也一一身负重任，出入于各上层人士之间，“这也是社会上人人找出路的心态使然，即使是国民党中坚力量，也在想自己的去留，跟国民党走吧，前途无望;跟共产党走吧，对政策又信不过。我们派出去的那些不成熟的大学生开始宣传的时候不受信任，可是当他们亮出我们给的凭据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就立刻变了，觉得找到了救生圈”。武汉市轮渡公司、消防队都是这么被说服过来的。
4月3日，武汉学生声援4月1日南京血案中死亡的学生。当年21岁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学生吴德安回忆，到了那时，地下党的一些“活动基本就公开了，我们找了一个体育系的大个子看门，他一个人能打五六个人，有几个学生特务来捣乱，都被他轻轻一拎就扔了出去。我记得我们还喊口号，一二三，三二一，坏蛋特务滚出去。当时学校里，已经全部是进步学生的天下了”。
最难攻克的王家墩飞机场也被城工队攻克了。“说服不了飞行员，就找些和地勤人员有同乡、亲戚关系的人让他们混进去，让地勤人员去对飞行员做宣传，打内战没前途，即使不起义，现在也不能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了。”
那些受到宣传鼓动的飞行员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丢炸弹不丢在我们的阵地上，而是扔在荒地里，给被包围的敵军投救济粮也故意不投准，投在我们的队伍里”。5月初，白崇禧下令炸机场，“可是工兵连长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他们按部署，在那里运炸药、埋地雷，结果第二天该引爆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挖昨天埋的地雷”。这个连长后来被国民党通缉了，“他很高兴，觉得现在去解放区也有点功劳了”。
随着议和的失败及解放军的步步逼近，据守武汉的白崇禧深知大势已去，做好了撤退准备，但还是打算让部队表面上抵抗一下。然而5月15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部在金口起义让形势急转直下，白崇禧匆忙部署部队撤离，他自己则在当天下午乘专机逃离武汉。
张轸部起义后，还立刻追击了南逃的国民党部队，俘虏了300多人，回武汉的时候，武汉市民夹道欢迎。
在白崇禧部队陆续溃退时，张难先等老绅士组织起来，成立真空阶段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据张难先日记记载，5月15日，武汉街头还比较混乱，他渡江去汉口时，一部分人逃去武昌，一部分人逃去汉口，轮渡码头几乎不能站人，幸亏一个大汉认识他，把所有人推开，他才能顺利到汉口，把临时救济委员会的1000多个袖标分发下去。
当晚，不断听到守备部队一边溃逃一边四处爆炸的声音，其实是借爆炸勒索。守备司令鲁道源带头勒索，工商协会出钱保证了江汉路没受溃军骚扰，捞不到钱的就开始炸趸船码头，张难先在日记中记载，“实属无聊之极”。他一夜数次开关电灯，看着灯亮，才有了一点安慰——电厂还没被炸毁。后来知道，武汉市工商协会又出了2000银元，保证水厂也没被炸毁，当时工商业界管这种行为叫“赎城”。
1949年5月15日，驻守武汉的国民党58军，在军长鲁道源的带领下，弃守武汉。5月1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0军118师，从头道街沿中山大道上行，进入汉口市区。部队进城的时候，还不时有牲畜踩到附近的地雷后爆炸的声音，但城工部门绘制的地雷布点图让解放军进城时没有受到任何地雷的伤害。
当时正在店内看店的武汉市民王汉平，听到大街上人声鼎沸，还有鞭炮声，便与妻子程璧珍还有店里的师傅、学徒一起，放下手中的活，全部挤到中山大道街边观看列队行进的解放军。王汉平回忆：“那时候中山大道两边都是商店，老百姓都是夹道欢迎，两边的人多得很，特别是到了江汉路，到了水塔，那一段是蛮繁华的，老百姓没有跑，做生意的人都在，可以说都出来了。我们隔壁几家，他们是做大生意的，他们都买鞭炮放。欢迎的人，有的跟着解放军一路走，一路欢迎，我跟随人群走到了水塔。这说明汉口那个时候老百姓的心情，真心真意地欢迎解放军进入武汉。”
历经沧桑的武汉人，终于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1938武汉保卫战》，无名氏/文，《武汉晚报》2005年7月7日;《辗转西迁：周恩来在1938》，丁英顺/文，人民网2018年1月30日;《1949年5月的武汉》，王恺、赵燕波/文，《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3期）
“全中国都动了，人们从沿海漂流到内地，在这临时的
首都（汉口）聚成混乱的涡流。南方和西南的军阀部队
开来参加战争。中共把游击队加速开入敌人交通线内”
1937年洛川会议后，董必武受中共中央派遣，再次来到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此时距离他上一次离开武汉，已经过了十年。十年前，武汉是大革命的中心;十年后，武汉再次走到了历史的拐点。
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随着东北、华北、山东相继陷于日寇之手，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和首都南京也相继失守，华中门户大开，武汉危在旦夕。日军将打下武汉作为打垮中国国民政府的最后最重的一击。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说：“我们惟一的政治、外交、经济中心应在武汉。武汉决不允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八年抗战中最大的一场战役——武汉会战——在中日双方的紧锣密鼓中打响。
1938年4月7日的晚上，是事实上的临时首都武汉的一个不眠夜。三镇十多万民众举行了火炬大游行，鞭炮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庆祝台儿庄大捷。次日，由董必武三个月前在武汉参与创办的《新华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庆祝台儿庄胜利》，两党俱荣，举国同庆。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不顾军力国力所限，不顾还要备战对付苏联，决心调兵遣将，在徐州全歼中国军队主力。徐州会战随即打响，这是武汉会战的序幕。
当时，日本政府及军队均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停止抵抗。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军、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等天然屏障，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在保卫武汉的众多战役中，最为可歌可泣的壮丽一幕，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武汉大空战。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共空袭武汉70余次，造成9000多人死伤，5000多座房屋被毁。《冯玉祥自传》中描述：“在武昌，敌人的飞机轰炸得非常厉害，有些人躲在我住房后门外头，在树底下站着，飞机一轰炸，大的弹片向外纷飞，把人的脑袋炸掉了六七个，身子还靠着树站着呢。”
4月29日，穷凶极恶的日本空军准备在这一天，以对武汉军民的狂轰滥炸来表示为天皇的“祝寿”。
空战的前天夜里，飞行员陈怀民得知第二天要参加激战，特意回家看望父母。当夜，他写下日记：“我怕他们难受，又怕他们为我的安全担心，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我常与日机在空中作战。打仗就有牺牲，说不定哪一天，我的飞机被日机击落，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事情，你们不要悲伤，也不要难过。我是为国家和广大老百姓而死，死得有价值。如果我牺牲了，切望父母节哀，也希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继续投身抗日，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空战当天，陈怀民奉命与战友们驾机迎敌，在武汉上空与敌机展开鏖战。在3000米之下的武汉三镇，数百万武汉市民不顾安危，纷纷上街，挤上楼顶，仰望天空，为空中英雄们加油声援。
激战中，5架敌机发疯似的扑了上来，猛烈地向陈怀民射击。陈怀民的战机多处中弹，难以操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看到敌机逞凶一时，不禁怒火中烧，毅然放弃了求生的机会，开足马力，向附近的一架敌机机背高速撞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两条火龙翻滚着落向地面……
日机在被击落4架之后，特别是眼见一名中国飞行员在危急关头奋不顾身，撞向敌机并与之同归于尽的情景时，日军飞行员出发时的勃勃斗志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终纷纷驾机遁去。此战中国空军以劣胜优。
为报复“四二九”的惨败，日军又于5月31日出动36架战斗机、16架轰炸机进袭武汉。我空军掌握情况后，即升空隐蔽伺机作战。当日机进入武汉地区时，我方采用合围攻击的方法，对敌进行猛烈攻击，日机只得且战且退，最后落荒而逃，30分钟的战斗日军又损失了14架飞机。
8月3日上午9时左右，日本出动18架96式陆攻机，70多架战斗机空袭汉口。驻汉口的中国空军和苏联航空志愿队的4个大队派出52架战斗机进行拦截。武汉上空，战斗持续了30分钟，中国空军共击落敌机12架，并在嘉鱼俘获日本飞行员1名，在黄陵矶俘获日本飞行员2名，均押解来汉……
武漢大空战、万家岭大捷、中山舰沉没……海、陆、空经历着一样的残酷与壮烈，无数中国军人为国牺牲。武汉保卫战持续了四个多月，当时“全中国都动了，人们从沿海漂流到内地，在这临时的首都（汉口）聚成混乱的涡流。南方和西南的军阀部队开来参加战争。中共把他们的游击队加速开入支撑日军阵线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线内”。美国人白修德将所见所闻，写入了《中国的惊雷》一书。
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回忆：“人民的情绪很激昂，他们的顽强、坚毅和镇静是一种鼓舞。人民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愿意作出贡献和牺牲……我认为毫无疑问日本人是无法占领武汉的。有了适当的防卫，武汉是守得住的。”
尽管最后武汉还是失守了，但中国抗战浴火重生。武汉保卫战毙伤敌近14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狂潮，要把武汉三镇掀翻了”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武汉。当时，全面抗战已进行了5个多月，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刚建不久的省图书馆已将所有图书打包运往内地，腾出地方摇身变成中国战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会集于武汉。
在武汉的10个月内，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會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界参加抗战，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最具影响力，也最为公众熟知的就是七七献金运动。
1938年6月，日军兵分五路进逼武汉。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决定在中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将募捐献金作为主要内容，从而“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以实际行动保卫武汉。郭沫若拟定了七七献金的计划后，得到了蒋介石和陈诚的批准。三镇的七七献金运动，走在全国其他城市的前面，其规模与效果都是空前的。
其实，之前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也搞过三天募捐，但所得不过4000元。因此，政治部部长陈诚一开始对这一活动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认为一定会失败。但周恩来态度坚决，最终使陈诚同意了。事实上，这一次的献金运动可谓盛况空前。
献金运动第一天，即7月7日早上9点左右，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汉口世界影剧院门口等6座献金台同时隆重揭幕，各献金台人潮汹涌。献金者来自社会各界，献多者上万元、少者几分钱。汉阳乡下一农民献出祖传的元宝;两位断了腿的辛亥老兵，拄着木拐爬上台献出2元钱，希望买一粒打击侵略者的子弹;一位卖唱的盲人捧着三弦琴，从40公里外赶来，献金5元，这是他的全部财产;600多位人力车夫一起赶来，逐个献出他们当天的血汗钱;武昌城全体乞丐自动绝食一天，献金40元;安徽难民献出节食所得34.73元;主演电影《热血忠魂》的女演员黎莉莉献出了自己的结婚戒指;一位从华北沦陷区过来的卖药老人，一天献金3次，第一次献7角钱，第二次献1角5分，第三次1角钱，他说：“我的全家被鬼子杀了，国亡了，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何用！”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这次献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献金运动进行到第三天，即9日下午，由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开着一辆卡车，挂着抗日标语来到献金台。周恩来把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240元月薪投入金柜。接着，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等人也都将其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献出。他们还受毛泽东的电报委托，将其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350元也全部捐献……
国民党方面，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陈诚，也领着省府职员，到献金台合献一万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代表政治部同仁献出一万元;武汉卫戌司令部派人送献一万元，等等。
在献金的第二日和第三日，天下大雨，献金的人们一手撑伞，一手掏钱捐献。到9日晚，各献金台献金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为此，临时作出决定，献金运动延期两天，同时增设流动献金台十余座。到了最后一天的下午7时，献金台的周围，还是挤满了献金的人，一直到深夜才结束。
五天献金者达百万人次，献金达百万元以上，将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峰，被郭沫若形容为“狂潮，要把武汉三镇掀翻了”。
此次献金运动的意义，也正如7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献金台上》一文中指出：“这次武汉三镇的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
七七献金后，在郭沫若主持下，武汉人民成立了武汉各界慰问前方将士总委员会，主要是利用七七献金所得款项统筹开展一系列慰劳工作。慰劳总会赴香港采购了一大批药材，并专门订购了10辆卡车将这些药品送到全国各大战区，特别把药品也送到了八路军、新四军手中。接着，慰劳总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30万封慰劳信和30万个慰劳袋运动。《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武汉各界妇女征募慰问袋4000个，极大鼓舞了前方将士杀敌卫国的抗日热情。
9月初，凉秋即临。全国征募寒衣运动总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征募棉背心200万件，棉衣300万件运动。武汉人民节衣缩食，踊跃捐赠新旧棉衣，为抗战将士御寒。9月下旬，武汉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大批伤员被送到武汉协和医院和多处伤兵收容所，亟待抢救，但药物、敷料紧缺。武汉地区党组织动员妇女对社会募捐，募集药品、药物及毛巾肥皂等物品，送到协和医院和各伤兵收容所。各界妇女义务为伤兵换药洗衣、代写家信，赢得了伤兵和社会的一致赞誉。
10月24日，武汉临近失陷。周恩来依然战斗在工作最前线，繁忙的身影穿梭在炮火硝烟之中。当天深夜，他来到新华日报馆，写好社论《告别武汉同胞》，安排工人刊印最后一天报纸，张贴散发。25日凌晨，周恩来和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撤离了武汉。
把一座完好的城市交给解放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一个多月后，武汉设立了受降堂。当年9月18日，曾在此不可一世的日寇低头缴械，签下投降书。沦陷近七年的武汉，人们在一片废墟中开始了狂欢。当时18岁的青年市民徐明庭激动得步行回到黄陂老家，将这喜讯告诉穷乡僻壤的父母，第一次向父母提出要酒喝，引得祖父诗兴大发：“兵气销为日月光，初闻涕泪满衣裳。小孙也识余心乐，竟向高堂索酒喝。”
高兴的日子没过多久，国民党当局撕毁和平协定，发动了内战，满目疮痍的武汉再次走到了历史危急关头。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次，在全体武汉人的共同努力下，借着解放军的威势，武汉三镇没有经过炮火硝烟，被完好地交给了新中国。 对于《长江日报》的创办人之一陆天虹而言，三年解放战争中，1949年是最亢奋、最紧张的一年，“武汉还没解放，可是周围解放区的工作都已经做进去了”，兵临城下，各根据地有了新的工作部门——城市工作部，他当时就是天汉（天门汉川）县的城工部部长，工作重点就是“派进去，请出来”。
身边的同志以各种身份进武汉，调动一切关系来发动工人、学生、上层士绅，要不就是把武汉市有影响的人物请到天汉县委来谈话，“解放初我们统计，通过各县委城工部的努力，大概有5000多个各行业的武汉市民被发动起来，为我们工作”。“刚开始还没有经验，那些派去的同志怎么化装都不像，后来觉得，是我们自己的道具工作没做好。”原来当时解放区没那么多时髦的、昂贵的衣服，一件衣服无论大小合适与否，派进城的同志们拿起来就得穿，没有选择。
“后来我们发现了窍门。”陆天虹回忆，经常有投奔解放区的人们一来就激动地脱下旗袍、西装，扔下国民身份证，二话不说就换上了土布军装，“刚开始是把脱下来的旧衣物当废物处理掉，后来发现这类服装道具不可少，我们就全部留了下来”。为了让身份证合用，专门从地下党员系统中找来了两个印刷厂的工人，他们用硬木对着钢印刻了两枚图章，一阴一阳，换上照片后，用木印合起来盖上纹路，分毫不差。
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反拆迁，反破坏，反逃跑”，“我们把这些工作做进了军工厂，当时汉阳船舶修造厂的设备很先进，是为国民党海军修造船舶和潜艇的地方，可是武装警卫很严。我们有个工作人员叫李汉涛，他有个表哥在里面工作，是个技术很好的钳工，李汉涛就把这个表哥带到我们城工部来了，我稍做宣传，就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原来在里面工作的工人很苦，待遇也不好”。回到工厂他已经是成熟的地下工作者，“利用工人们喜欢坐在茶馆聊天的习惯，每天从物价飞涨开始谈起，煽动工人的情绪，一直谈到如何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也不讲大道理，就是说，要是和国民党跑了，留在武汉的家属们怎么办？结果很快，他身边就团结了30多个人，这些人后来成为我们护厂的最主要力量。要拆迁的时候，他们在国民党军官监督下，白天拆下的机器，晚上再装回去”。
当时城工部发动了很多关系，普通的大学生们也一一身负重任，出入于各上层人士之间，“这也是社会上人人找出路的心态使然，即使是国民党中坚力量，也在想自己的去留，跟国民党走吧，前途无望;跟共产党走吧，对政策又信不过。我们派出去的那些不成熟的大学生开始宣传的时候不受信任，可是当他们亮出我们给的凭据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就立刻变了，觉得找到了救生圈”。武汉市轮渡公司、消防队都是这么被说服过来的。
4月3日，武汉学生声援4月1日南京血案中死亡的学生。当年21岁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学生吴德安回忆，到了那时，地下党的一些“活动基本就公开了，我们找了一个体育系的大个子看门，他一个人能打五六个人，有几个学生特务来捣乱，都被他轻轻一拎就扔了出去。我记得我们还喊口号，一二三，三二一，坏蛋特务滚出去。当时学校里，已经全部是进步学生的天下了”。
最难攻克的王家墩飞机场也被城工队攻克了。“说服不了飞行员，就找些和地勤人员有同乡、亲戚关系的人让他们混进去，让地勤人员去对飞行员做宣传，打内战没前途，即使不起义，现在也不能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了。”
那些受到宣传鼓动的飞行员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丢炸弹不丢在我们的阵地上，而是扔在荒地里，给被包围的敵军投救济粮也故意不投准，投在我们的队伍里”。5月初，白崇禧下令炸机场，“可是工兵连长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他们按部署，在那里运炸药、埋地雷，结果第二天该引爆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挖昨天埋的地雷”。这个连长后来被国民党通缉了，“他很高兴，觉得现在去解放区也有点功劳了”。
随着议和的失败及解放军的步步逼近，据守武汉的白崇禧深知大势已去，做好了撤退准备，但还是打算让部队表面上抵抗一下。然而5月15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部在金口起义让形势急转直下，白崇禧匆忙部署部队撤离，他自己则在当天下午乘专机逃离武汉。
张轸部起义后，还立刻追击了南逃的国民党部队，俘虏了300多人，回武汉的时候，武汉市民夹道欢迎。
在白崇禧部队陆续溃退时，张难先等老绅士组织起来，成立真空阶段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据张难先日记记载，5月15日，武汉街头还比较混乱，他渡江去汉口时，一部分人逃去武昌，一部分人逃去汉口，轮渡码头几乎不能站人，幸亏一个大汉认识他，把所有人推开，他才能顺利到汉口，把临时救济委员会的1000多个袖标分发下去。
当晚，不断听到守备部队一边溃逃一边四处爆炸的声音，其实是借爆炸勒索。守备司令鲁道源带头勒索，工商协会出钱保证了江汉路没受溃军骚扰，捞不到钱的就开始炸趸船码头，张难先在日记中记载，“实属无聊之极”。他一夜数次开关电灯，看着灯亮，才有了一点安慰——电厂还没被炸毁。后来知道，武汉市工商协会又出了2000银元，保证水厂也没被炸毁，当时工商业界管这种行为叫“赎城”。
1949年5月15日，驻守武汉的国民党58军，在军长鲁道源的带领下，弃守武汉。5月1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0军118师，从头道街沿中山大道上行，进入汉口市区。部队进城的时候，还不时有牲畜踩到附近的地雷后爆炸的声音，但城工部门绘制的地雷布点图让解放军进城时没有受到任何地雷的伤害。
当时正在店内看店的武汉市民王汉平，听到大街上人声鼎沸，还有鞭炮声，便与妻子程璧珍还有店里的师傅、学徒一起，放下手中的活，全部挤到中山大道街边观看列队行进的解放军。王汉平回忆：“那时候中山大道两边都是商店，老百姓都是夹道欢迎，两边的人多得很，特别是到了江汉路，到了水塔，那一段是蛮繁华的，老百姓没有跑，做生意的人都在，可以说都出来了。我们隔壁几家，他们是做大生意的，他们都买鞭炮放。欢迎的人，有的跟着解放军一路走，一路欢迎，我跟随人群走到了水塔。这说明汉口那个时候老百姓的心情，真心真意地欢迎解放军进入武汉。”
历经沧桑的武汉人，终于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1938武汉保卫战》，无名氏/文，《武汉晚报》2005年7月7日;《辗转西迁：周恩来在1938》，丁英顺/文，人民网2018年1月30日;《1949年5月的武汉》，王恺、赵燕波/文，《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