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馆地下书库的旧书架上，见到薄薄一册公安部档案馆编辑的《周佛海狱中日记：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月》，携归翻阅，本意在打发时间，不料一气读完，发现饶有趣味。蔡德金先生在序里说：“周佛海作为巨奸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但他不仅拒不认罪，还在日记中以大量笔墨表白自己，竭力开脱卖国罪责，借以求得国民党当局的赦免。”周佛海在汪伪高官中，最称干才，办事机敏，为人圆滑，尤善于审时度势，看风使舵。落水前，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娴熟于文字，却绝非书呆子。蔡德金说，周佛海的狱中日记，因知“可以随时被狱方检查”，“所记内容则有明显的、故意让当局知悉的政治图谋。如对其罪行的表白，对国民党当政者的献媚，以及为国民党处理国内外局势所做的种种谋划与献策等等”。但那些无意为文的文字，其中权谋心计，幽微曲折，缜密诡奇，在我读来，如读侦探间谍乃至探险小说，处处细节，只觉得匪夷所思，而又不得不佩服其机巧。
　　周佛海狱中经常作诗，日记所录，就有六十首，加上未录入的，共有九十首。六月四日的日记，记周作人为其改诗：
　　赠卢楚僧一绝云：风雨同舟忆昔年，群鱼濡沫亦堪怜。羁居今日欣重聚，明月满窗抵足眠。“群鱼濡沫亦堪怜”句系作人宗兄所改，余原句为“艰危共济沪江边”。以诗而论，改句自较佳，但原句系纪实也。
　　诗的第一句既言“忆昔年”，下接“艰危共济沪江边”，顺理成章。“濡沫堪怜”云云，是此时狱中情形，并非昔年。从逻辑上讲，周作人所改，是没有道理的。周佛海的原作，如找毛病，就是“艰危共济”四字，与“风雨同舟”意思重复。七绝二十八个字，古人说字字等闲不得，一下子浪费四个字，实属做诗的大忌。此外，“羁居今日欣重聚”，所谓“羁居”，不是古人常说的贫居、困居、被迫滞留，而是坐牢。那么，同落法网，狱中聚首，“欣”从何来？这话自然也可解作豁达之言，但终嫌轻佻。周作人要改，这里改一个字，岂不更好。
　　如上分析，不免村学究的迂腐。二周是何等样人，会这样咬文嚼字？周作人的厉害，功夫在诗外。沪江边上的往事，此处重提，还说什么“艰危共济”，这是待罪之人该说的话吗？周作人一改，避开从前的作为，只说现状可怜，自居弱者，不仅不触禁忌，或者还能逗引当局的慈悲，网开一面也说不定。
　　周佛海的狱中诗，没收入日记的，书中编为附录。附录有两处，也涉及周作人改诗。其一，六月十六日，刘亚文画梅为周佛海祝寿，赠诗曰：
　　知公具有调羹手，故写梅花第一枝。
　　珍重苍生霖雨意，中原久旱望云时。
　　周佛海步韵唱和：
　　佳篇读罢几寻思，惭愧曾栖百尺枝。
　　多谢刘郎珍重意，乘风正待挂帆时。
　　读这些诗，我常感奇怪：周佛海为人谨慎，狱中操笔，字斟句酌，为何到写诗的时候，完全不看形势，不顾身份，发语之放纵，几乎可用“狂悖”来形容。倘若赶上清朝的文字狱时代，有几颗脑袋也搬家了。什么叫“乘风正待挂帆时”？说好听点，是不甘寂寞，企图东山再起。说不好听点，不就是赤裸裸的“妄图变天”，“梦想复辟”！
　　不仅此处，周佛海日记中的其他诗作，类似的话头一再出现，而在监狱里同声相应的那些前下属、前同僚们，吹捧起这位汪伪政府的台柱子，更是肆无忌惮的肉麻。周佛海死刑获减免，同囚的大小汉奸纷纷赋诗填词相赠。伍澄宇（曾任汪伪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立法院委员）词云：“今往矣，休回首，天心意做人间美。佳音传喜。待他日东山，凤凰高举，上击千里。”彭戎轩的诗说得更狂妄：“百岁功名才及半，中原风雨要人收。”彭羲明用词略为委婉，意思却完全一样：“四方多难苍生泪，好挺仔肩一担收。”金鉴的《瑞鹤仙》词比周佛海为“东南板壁，擎天一柱”，说他“支撑危局，六载艰辛，无人知晓”，将政府惩治汉奸的行动骂作“青蝇扰”、“三字狱”，结尾，仍是“唤起东山”那一套。周佛海读罢伍和二彭的诗词之后，不禁意气风发地写道：“苟能恢复自由，誓必于余生中竭尽心力对国家人民为刍荛之贡献，以为朋侪争一口气，扬一扬眉也。”显然，从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到国民政府要员，到附逆为汉奸，又与戴笠保持联系，为自己留后路，“两头利益好均沾”，周佛海对于自己再一次的急流转舵，化险为夷，信心满满。可惜天不假年。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周佛海记下自己的豪言，十个月后的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他便病情急剧恶化，瘐死狱中。重作“万家佛老”的“壮志”，到底黄粱一梦。
　　答谢刘亚文画梅的七绝，经周作人修改，变成现在的样子：
　　佳篇读罢几寻思，惭愧江头空折枝。
　　多谢刘郎珍重意，梅花欲种待明时。
　　曾栖百尺高枝的夸耀，一变而为空折枝的谦和；不甘人下的桀骜，一变而为安时处顺的隐忍。不再锋芒尽出地准备扬帆远航，而是安于做个与世无争的闲人。种梅花倒也罢了，“待明时”云云，不显山不露水地拍了“今上”一个大马屁，实是高明之极。人多说鲁迅的犀利有绍兴师爷之风，那是皮相之见。要说犀利，说他受了些《朱子语类》的影响，岂不更妥切。倒是知堂的在枯淡和温文尔雅的外衣之下，趋利避害，举重若轻，精明之处，最得师爷刀笔的精髓。
　　第三首经“作人宗兄”斧削易句的诗，是作于六月十九日的《狱中初夏》：
　　韶光容易又槐风，闲里生涯亦太匆。
　　因惜寸阴思运甓，偶纾积闷但书空。
　　雨晴不定天难测，冷暖无常世亦同。
　　莺老燕忙长日永，重门严锁似深宫。
　　周佛海的诗走的基本是唐诗的路子，正而不奇。他略有才气，功底差些。像“长日永”这样的句子，就犯了最幼稚的毛病：语义重复。但通首诗格调闲雅，出语有度，相当精圆。运甓用陶侃的典故，书空用殷浩的典故。陶侃的壮志，在“致力中原”；殷浩的牢骚，是因为“被废在信安”。如果不知背景，说是一个闲居在家、壮心不已的古代官僚所作，也没有破绽。这首诗不涉敏感，周作人用不着像对待前两首那样，赶紧替周佛海消“毒”灭“火”。我们且看他的修改，究竟改了什么：
　　转瞬槐风又楝风，韶光来去太匆匆。
　　无常晴雨农时失，隔夜炎凉常味同。
　　运甓何心期致用，问天有意但书空。
　　燕忙莺老浑闲事，深巷沉沉似禁中。
　　这首七律基本上是全部改写了，然而改字不改意，显示了周作人在诗词上的造诣。周作人的旧诗通俗平淡，一如其文，在简单的、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蕴涵深意。号称打油体，显是他有意为之，不表示他不能写正宗的律绝。他自言写诗效法寒山和志明和尚的牛山体。志明的牛山四十屁，我此生大概没兴趣去赏玩。寒山的诗，倒是在全唐诗里读过的。他的时代和人生与周作人了无关涉，他的思想更和周作人相去十万八千里。若论文字功底，周作人在寒山之上。寒山的诗，绝大多数平铺直叙，没有什么理致和情趣。说教的篇什，一览无余，正是钱锺书所说的“押韵的文件”。周作人的打油诗从不直说，看似平白的意思，寻常的字句，都是在肚子里千锤百炼过的。像《五十自寿诗》中的“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反复咀嚼，颇有深致。在诗道上，知堂体的要诀在“藏”。
　　周作人改周佛海原作，改的都是过于直露的地方。首联说时光匆匆，把“闲里”拿掉；颈颔联颠倒秩序，用“问天”代替“积闷”，含蓄而深；不说“惜阴”，说“何心期致用”，意思更积极；“燕忙莺老”一句，不感叹日长难熬，只说“浑闲事”，态度——不管是假装的，还是发自内心的——便从容清高多了。周作人自己的诗，便有“难消永日闲”的句子，他自然不会放过“长日永”这样的病句。最后一句，原作的“重门严锁似深宫”，和改后的“深巷沉沉似禁中”，意思基本一样，但换掉了一个“严”字和“锁”字。身在狱中的人，这个“严锁”不幸落到实处，看起来总是有点触目，假如我们以阿Q的心态来大胆忖度他人的话。周作人自己的《老虎桥杂诗》，对囚禁之类的词语，倒是不避讳。但他添上“楚囚”的典故，就不伦不类了。有意味的“误用”，何尝不胜过千言万语。看过一些周作人押解和受审的照片，着长袍，戴眼镜，面无表情。有人说是平静如常，有人叹为不失风度。我的感觉不同。我觉得他的无表情后面透着紧张，带着大感羞辱后的无奈隐忍。那种淡定是一层沾湿的纸，指头一碰就天崩地裂的。几十年后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当时经过，简短的文字中，读者如细细体味，还能看出他的不平——以及不平静来。
　　周佛海的盛气张扬，周作人的委婉深曲，其中分别，在诗风上表露无遗。看他们在其他文字中为自己辩护，也是如此。当然，周佛海说辨就辨，不失昔日大吏的本色；另一位，不厌其烦地宣称不辨，俨然他爱讲的倪云林面对张士诚，所谓“一说便俗”，然而该俗的时候，他还是要俗，不俗不行。拐了弯的辩解，那也是辩解呀。那么，真是不如不说。
　　一月一日的日记，周佛海开宗明义，声明自己不仅无罪，甚且有功：“太平洋战争正入决定阶段，余奉中央密令作内应，布置以接济盟军登陆、中央反攻。逆料必死于混战之中也。”又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余奉中央令派为上海行动总指挥，维持京沪治安。”
　　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说：
　　对于吾辈全案，所谓舆论实亦过火，破口乱骂，几如流氓斗口，村妇骂人，如疯似狂，丧失理智。对于真正出卖祖国，甘做敌人爪牙者，自应口诛而笔伐之，但对于不仅无助敌为虐之心，且无为虎作伥之行，甚且以身为毒饵，而图杀虎者应有区别。对于为生活所迫，在宁府任末职微官而无助敌行为者，亦应予以谅解。对于为维持社会元气、人民福利，出而在社会上任经济文化工作，而无协助敌人之行为者，亦应予以同情。
　　“以身为毒饵而图杀虎”是非常尖新而巧妙的比喻，后面所说应予“谅解和同情”的两类人，简直像是专门针对周作人说的。然而周佛海只强调了这两类人的无奈，和比较模糊的“维持社会元气、人民福利”，周作人自己，却说得直接和有力得多：“在沦陷中有什么事值得改变态度，积极去干的呢？因为这是在敌人中间，发表文章也是宣传的一种，或者比在敌人外边的会有效力也未可知。”文章起没起作用呢？当然起了。证据便是：“我因此从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方面得到了‘反动老作家’的名号，这是很有光荣的事。”
　　他进一步说，作《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便是想“阻止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本来这种驴鸣犬吠的运动，时至自会消灭，不值得去注意它，但在当时听了极为讨厌，所以决意加以打击”。
　　比在敌人外边还更有效力——这不仅不是附逆，那就是潜伏在敌人心脏里。周作人在后文里，用的字眼就是“潜伏”，称自己为“潜伏和平地区（即沦陷区）”，“在那里蠢动的”日本人的“残余敌人”。
　　《知堂回想录》专辟两小节，题为“反动老作家”，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大讲此事的经过，于是乎，片冈铁兵不知触动了哪根筋的文字攻击，便成了知堂老人敌后用笔“抗日”的佳证。
　　该大书特书的，当然大书特书，不该讲、不好讲的，轻轻带过，正符合为文繁简有致的精义。关于战后被捕受审，《知堂回想录》这样交代：“抗日战争得到胜利，凡是在敌伪时期做过事的人当然要受到处分，不过虽有这个觉悟，而难望能够得到公平的处理，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目的是在于‘劫收’，并不是为别的事情。”这段话里，用词极为讲究。两句话后，巧妙地来一记“风摆柳”，转到国民党的劣行上去，主题也不知不觉地具体而微到“并为特务所偷去”的“一块田黄石章”和“一只摩伐陀钢表”上去。
　　文字功夫，不得不让周作人一头，对此，周佛海是心悦诚服的，故凡周作人之所改，他都如实保留而且承认比原诗“较佳”。
　　《周佛海狱中日记》是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后来，蔡德金又编定出版了三大册《周佛海日记全编》。朱正先生的《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一文说，日本投降之前，日记中没有出现周作人的名字。因此，我也就不想借回从头到尾读一遍了。朱先生文中也提到改诗之事，但只一次。后两次不在日记中，就没提起，倒是抄录了一些周佛海与周作人狱中来往的记载，诸如“每日散步聚谈，作鸡尾酒会看可也”，端阳聚会，“与孟群（王荫泰）、启明（周作人）、翊唐（王揖唐）等院外闲谈”等等。
　　朱正先生说，抗战时期，这两个人，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平，大概没有私交。日本投降，“都以汉奸罪被捕，还曾经关押在一起”，才有直接的接触。据日记看，他们朝夕相处，彼此相当投缘。周佛海为妻子作诗祝寿，诗给周作人看，周作人回了一首，其中有“尘海容锥立，风波有路通。大家诚智勇，夫婿亦英雄”的句子，极赞周佛海夫人杨淑慧为丈夫的减刑四处奔走，终于把周佛海从断头台的边缘救了出来，智勇可嘉，又称周佛海为“英雄”。
　　朱正的文章，题目说到鲁迅兄弟，周佛海的日记中涉及鲁迅的只有一条（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胡愈之电话，谓鲁迅二周年纪念，请余参加。念与鲁迅思想不合，且无友谊，婉谢之。”
　　朱文说：“这时正是武汉陷落的前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在危城中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三十多人出席。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周‘在会上讲话，强调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当时胡愈之是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大概是他在负责会务，就由他打电话邀周佛海赴会了。邀请他，根本就没有考虑他的思想跟鲁迅是否合拍，他同鲁迅有没有过交往和友谊，仅仅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是请他去履行一项公务，而他却把这事理解为对他个人的邀请，‘婉谢’了。”
　　朱先生感叹：周佛海自称与鲁迅思想不合，不参加纪念会，“倒是一件可以为鲁迅庆幸的事情，假如他到会了，讲话了，引鲁迅为同调，岂不糟了吗？”相反，他与称为“宗兄”的周作人，“却是思想很合拍，且很有友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