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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笔者的父亲金性尧和母亲武桂芳诞辰100和101周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笔者应《民主》杂志之邀，撰述一段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父母亲与鲁迅先生及其夫人许广平之间的友好交往。
父亲金性尧，笔名文载道，20世纪50年代加入民进。18岁时曾因仰慕鲁迅先生，向其请教写作杂文，与其有过四通书信来往；鲁迅先生逝世后，与母亲一起参加过鲁迅葬礼，还在许广平先生家中校勘过《鲁迅全集》，之后还主持编辑过《鲁迅风》杂志。2007年父亲去世，周海婴先生听闻致电表示哀悼，并对我讲我父亲当年和许广平先生是关系较为密切的好朋友，一直到许广平先生后来去了北京，关系才渐渐疏远，并请我们子女节哀保重。
母亲武桂芳，笔名木圭，20岁左右时，曾跟随许广平先生参加过《上海妇女》编校工作，并采访、报道沦陷时期上海难民营及纱厂女工的生活，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交往。
以下分别撰述之——
父亲和鲁迅的四通书信
1934年，父亲18岁，是个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因从家乡浙江定海到上海不久，对上海的文坛还不熟悉，因此用业余时间向定海的《舟报·欸乃》副刊写稿，写的主要是杂文，即父亲后来主编过的《鲁迅风》流派的杂文。
当时年轻幼稚的他，非常敬仰鲁迅先生的风骨，极想一睹鲁迅的风采，也想向鲁迅请教如何写好杂文，鼓足勇气之后，便写了一封求见信给鲁迅，并托内山书店转交，没想到第二天（1934年11月19日）就收到回信，信中说：
但面谈一节，在时间和环境上，颇不容易，因为敝寓不能招待来客，而在书店约人会晤，则虽不过平常晤谈，也会引人疑是有什么重要事件的。
这番答复对父亲来说，既为意料之中，但也没想到自己景仰的鲁迅先生竟是这么诚意，不免很受鼓舞，于是马上写了第二封信给鲁迅。有意思的是，父亲写给鲁迅的信，原是写的金性尧，因毛笔字迹潦草，“性”字被鲁迅看成了“惟”字，父亲又不好意思纠正，于是将错就错，第二封信干脆署名“金惟尧”。五天后，父亲又收到鲁迅的第二封复信，信中说：
在中国做人，一向是很难的，不过现在要算最难，我先前没有经验过。有些“文学家”， 今年都做了检查官了，你想，变得快不快。
《新语林》上的关于照相的一篇文章，是我做的。“公汗”也是我的一个化名，但文章有时被检查官删去，弄得有题没尾，不成样子了。
所谓“关于照相的一篇文章”，即收录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发表时署名孺牛。文中说的中日两国照相师对于孩子的动作和姿势的要求，“伺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也就是通过儿童的外在姿势来窥探他们内在的精神状态。
此文反映了鲁迅的美学观点。接到鲁迅的第二封信后，父亲到附近的理发店去理发，恰巧碰到有一个父亲带着10歲左右的孩子也在理发，非常斯文，理发时能听从理发师的摆布，因而受到理发师的称赞，而称赞的内容却是“少年老成”之类的话。这使父亲想起了鲁迅的那篇文章，回到家后，便写了一篇千余字的“速写”文章，写完之后寄给鲁迅，要求他修改。鲁迅收信后当天即回信，信中说：
稿子并无什么不通或强硬之处，只是孩子对理发匠说的话似乎太近文言，不像孩子，最好改一改，另外有几个错字，也无关紧要，现在都改正了。
父亲寄此文给鲁迅，当然是希望他能多修改些，最好能让此文在上海报刊上发表。没想到鲁迅除了改正几个错字外，其他并没多修改什么，这不免使父亲大失所望。年少气盛的父亲，冲动之下又写了一封信给鲁迅，言辞之间显然不够尊重，有一些“使我很失望”之类的话。
鲁迅的第四封复信（12月11日）中写道 ：
先生所责的各点，都不错的，不过从我这方面说，却不能不希望被原谅。因为我本来不善于给人改文章，而且我也有我的事情，桌上积着的未看的稿子，未复的信还多得很。对于先生，我自以为总算尽了我可能的微力。先生只要想一想，我一天要复许多信，虽是寥寥几句，积起来，所花的时间和力气，也就可观了。我现在确切地知道了对于先生的函件往还，是彼此都无益处的，所以此后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关于鲁迅和父亲通信的中断，父亲晚年在《关于鲁迅的四封信》中回忆道 ：“现在想来，除了‘因为我本来不善于给人改文章’这一句或有谦逊意味外，其余说的全是事实，我们只要看看这一段时间他的日记，每天收到和寄复的信件就够使他应付，加上会客、写作，浏览新得的书刊也很费事，而他这时的健康状况也在下降，须藤医师常来诊治。从他将我原稿上的几个无关紧要的错字的改正上来看，他还是将稿子从头看到底的，也就是‘我自以为总算尽了我可能的微力’了。如果换了别的‘名流’，要他亲自复信给一个无名的素昧的青年，恐怕就不容易了。而且我文章的基础如此，即使换了别的老作家，也很难改得像样些。这一点，自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后，自己也就有了深刻的体会。”
父亲和鲁迅的书信来往虽然最后因父亲的年少气盛，言辞之间也不够尊重，鲁迅先生在回复了第四封信后便中断了通信，但却丝毫未影响父亲对鲁迅的尊重和崇仰。
两年后，鲁迅去世，父亲和母亲一起去万国殡仪馆参加他的葬礼。
1938年4月到5月间，父亲到淮海路许广平家中校勘《鲁迅全集》，同年6月15日，《鲁迅全集》出版，父亲很是兴奋，他在1938年11月出版的《边鼓集·说到〈鲁迅全集〉》一文中道：
在这“言路之窄，正如活路之窄”的上海，居然能有这样浩大的人力，物力，出版了厚厚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恰如出现了一颗子夜的巨星，那光芒，那重量，那望不见的美，听不到的声，将永远炫耀在人们的头上。
1938年12月 ，当时文坛的一部分文人疯狂抨击和围剿“鲁迅风”杂文，父亲便针锋相对地提出办一个《 鲁迅风》刊物，在时任中共地下党“文委委员”王任叔的支持和具体部署下，由父亲实际主编的《 鲁迅风》创刊号于1939年1月11日正式出版。这本秉承着鲁迅辛辣的杂文风格的周刊，叱咤风云，虎虎有生气，发刊词由王任叔以巴人的化名在父亲拟稿上写成，除了引用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中国第一等圣人”，是“新中国的圣人”外，还认为“我们为文艺学徒，总觉得鲁迅先生是文坛的宗匠，处处值得我们取法”。《鲁迅风》最终成为上海“孤岛”时期颇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鲁迅去世后，父亲一直很珍惜和鲁迅四通书信的这段情谊，也很长时间内一直珍藏着鲁迅给他的四封信。后此四信刊发于1957年10月18日的《文汇报》，还编入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及《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珍品集》。1982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与父亲办理了捐赠手续。
父亲青年时代尊崇鲁迅，学习写作“鲁迅风”杂文；中晚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杂文及杂文式的文史随笔，其中可以深切感受到鲁迅杂文的影响。著名学者止庵先生在《金性尧全集》出版座谈会上曾道：“他晚年文章中有一些很锐利很深刻的东西，是从鲁迅那里来的 ；同时又有一种很含蓄很深厚的东西，是从周作人那里来的。两方面在他这些文章中结合得非常好。”是颇为精确地概括了父亲晚年文风的特征的。父亲去世后，有好几位学者曾对我说，父亲晚年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刊发的那些小文，常常寥寥数百字的短文，不看署名，但看文风，便知是父亲所作。这便是父亲文字独特的魅力。
母亲与许广平的交往
母亲武桂芳颇有写作天赋，文笔漂亮，高中时期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上海市高中毕业会考时得过第一名，照片还上过当时的报纸。在她去世时，哀悼者送的挽联中就有“春风得意第一”之句。
上世紀 30年代中期，也即母亲结婚（1935年）前后，她的文学创作进入黄金时期，曾以“木圭”为笔名（即将“桂”字一拆为二），在《文汇报·世纪风》、《鲁迅风》、《离骚》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其作品曾收入由郑振铎、王任叔和孔另境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之一《松涛集》，还出版了个人作品集《背上了十字架》（“大华文学丛书”第一辑），是上海孤岛时期颇为活跃的女作家之一。
1936年鲁迅去世，母亲随父亲一起，去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葬礼。
鲁迅去世后，母亲与许广平的交往更为密切，先是去许广平家参加中共地下刊物《上海妇女》杂志的校对，不久又由许广平介绍参加《上海妇女》编辑委员会，还参加过文艺通讯写作班。上海沦陷时期，母亲还经常跟随许广平外出，采访、报道上海难民营及纱厂女工的生活，曾扮作女工到纱厂体验生活，其小说《新生》即以此为素材，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其他作品，也大多是反映激荡的抗战活动。
约在1945年夏季，日本宪兵将许广平抓去，并在许广平家中搜查出母亲赠送给她的签名本《背上了十字架》一书，因上有署名“木圭”两字，日本宪兵把母亲抓去，说她是“延安责任者”，用冷水和皮棍强迫她招供，虽然受尽了酷刑，但母亲什么也没说，最后还是父亲通过中共特工人员鲁风，将母亲保释了出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母亲怀着对许广平的敬念，撰写过一篇《和许广平在一起的时候》（收入《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为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活动，留下了一片鸿泥。
父亲金性尧，笔名文载道，20世纪50年代加入民进。18岁时曾因仰慕鲁迅先生，向其请教写作杂文，与其有过四通书信来往；鲁迅先生逝世后，与母亲一起参加过鲁迅葬礼，还在许广平先生家中校勘过《鲁迅全集》，之后还主持编辑过《鲁迅风》杂志。2007年父亲去世，周海婴先生听闻致电表示哀悼，并对我讲我父亲当年和许广平先生是关系较为密切的好朋友，一直到许广平先生后来去了北京，关系才渐渐疏远，并请我们子女节哀保重。
母亲武桂芳，笔名木圭，20岁左右时，曾跟随许广平先生参加过《上海妇女》编校工作，并采访、报道沦陷时期上海难民营及纱厂女工的生活，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交往。
以下分别撰述之——
父亲和鲁迅的四通书信
1934年，父亲18岁，是个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因从家乡浙江定海到上海不久，对上海的文坛还不熟悉，因此用业余时间向定海的《舟报·欸乃》副刊写稿，写的主要是杂文，即父亲后来主编过的《鲁迅风》流派的杂文。
当时年轻幼稚的他，非常敬仰鲁迅先生的风骨，极想一睹鲁迅的风采，也想向鲁迅请教如何写好杂文，鼓足勇气之后，便写了一封求见信给鲁迅，并托内山书店转交，没想到第二天（1934年11月19日）就收到回信，信中说：
但面谈一节，在时间和环境上，颇不容易，因为敝寓不能招待来客，而在书店约人会晤，则虽不过平常晤谈，也会引人疑是有什么重要事件的。
这番答复对父亲来说，既为意料之中，但也没想到自己景仰的鲁迅先生竟是这么诚意，不免很受鼓舞，于是马上写了第二封信给鲁迅。有意思的是，父亲写给鲁迅的信，原是写的金性尧，因毛笔字迹潦草，“性”字被鲁迅看成了“惟”字，父亲又不好意思纠正，于是将错就错，第二封信干脆署名“金惟尧”。五天后，父亲又收到鲁迅的第二封复信，信中说：
在中国做人，一向是很难的，不过现在要算最难，我先前没有经验过。有些“文学家”， 今年都做了检查官了，你想，变得快不快。
《新语林》上的关于照相的一篇文章，是我做的。“公汗”也是我的一个化名，但文章有时被检查官删去，弄得有题没尾，不成样子了。
所谓“关于照相的一篇文章”，即收录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发表时署名孺牛。文中说的中日两国照相师对于孩子的动作和姿势的要求，“伺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也就是通过儿童的外在姿势来窥探他们内在的精神状态。
此文反映了鲁迅的美学观点。接到鲁迅的第二封信后，父亲到附近的理发店去理发，恰巧碰到有一个父亲带着10歲左右的孩子也在理发，非常斯文，理发时能听从理发师的摆布，因而受到理发师的称赞，而称赞的内容却是“少年老成”之类的话。这使父亲想起了鲁迅的那篇文章，回到家后，便写了一篇千余字的“速写”文章，写完之后寄给鲁迅，要求他修改。鲁迅收信后当天即回信，信中说：
稿子并无什么不通或强硬之处，只是孩子对理发匠说的话似乎太近文言，不像孩子，最好改一改，另外有几个错字，也无关紧要，现在都改正了。
父亲寄此文给鲁迅，当然是希望他能多修改些，最好能让此文在上海报刊上发表。没想到鲁迅除了改正几个错字外，其他并没多修改什么，这不免使父亲大失所望。年少气盛的父亲，冲动之下又写了一封信给鲁迅，言辞之间显然不够尊重，有一些“使我很失望”之类的话。
鲁迅的第四封复信（12月11日）中写道 ：
先生所责的各点，都不错的，不过从我这方面说，却不能不希望被原谅。因为我本来不善于给人改文章，而且我也有我的事情，桌上积着的未看的稿子，未复的信还多得很。对于先生，我自以为总算尽了我可能的微力。先生只要想一想，我一天要复许多信，虽是寥寥几句，积起来，所花的时间和力气，也就可观了。我现在确切地知道了对于先生的函件往还，是彼此都无益处的，所以此后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关于鲁迅和父亲通信的中断，父亲晚年在《关于鲁迅的四封信》中回忆道 ：“现在想来，除了‘因为我本来不善于给人改文章’这一句或有谦逊意味外，其余说的全是事实，我们只要看看这一段时间他的日记，每天收到和寄复的信件就够使他应付，加上会客、写作，浏览新得的书刊也很费事，而他这时的健康状况也在下降，须藤医师常来诊治。从他将我原稿上的几个无关紧要的错字的改正上来看，他还是将稿子从头看到底的，也就是‘我自以为总算尽了我可能的微力’了。如果换了别的‘名流’，要他亲自复信给一个无名的素昧的青年，恐怕就不容易了。而且我文章的基础如此，即使换了别的老作家，也很难改得像样些。这一点，自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后，自己也就有了深刻的体会。”
父亲和鲁迅的书信来往虽然最后因父亲的年少气盛，言辞之间也不够尊重，鲁迅先生在回复了第四封信后便中断了通信，但却丝毫未影响父亲对鲁迅的尊重和崇仰。
两年后，鲁迅去世，父亲和母亲一起去万国殡仪馆参加他的葬礼。
1938年4月到5月间，父亲到淮海路许广平家中校勘《鲁迅全集》，同年6月15日，《鲁迅全集》出版，父亲很是兴奋，他在1938年11月出版的《边鼓集·说到〈鲁迅全集〉》一文中道：
在这“言路之窄，正如活路之窄”的上海，居然能有这样浩大的人力，物力，出版了厚厚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恰如出现了一颗子夜的巨星，那光芒，那重量，那望不见的美，听不到的声，将永远炫耀在人们的头上。
1938年12月 ，当时文坛的一部分文人疯狂抨击和围剿“鲁迅风”杂文，父亲便针锋相对地提出办一个《 鲁迅风》刊物，在时任中共地下党“文委委员”王任叔的支持和具体部署下，由父亲实际主编的《 鲁迅风》创刊号于1939年1月11日正式出版。这本秉承着鲁迅辛辣的杂文风格的周刊，叱咤风云，虎虎有生气，发刊词由王任叔以巴人的化名在父亲拟稿上写成，除了引用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中国第一等圣人”，是“新中国的圣人”外，还认为“我们为文艺学徒，总觉得鲁迅先生是文坛的宗匠，处处值得我们取法”。《鲁迅风》最终成为上海“孤岛”时期颇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鲁迅去世后，父亲一直很珍惜和鲁迅四通书信的这段情谊，也很长时间内一直珍藏着鲁迅给他的四封信。后此四信刊发于1957年10月18日的《文汇报》，还编入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及《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珍品集》。1982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与父亲办理了捐赠手续。
父亲青年时代尊崇鲁迅，学习写作“鲁迅风”杂文；中晚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杂文及杂文式的文史随笔，其中可以深切感受到鲁迅杂文的影响。著名学者止庵先生在《金性尧全集》出版座谈会上曾道：“他晚年文章中有一些很锐利很深刻的东西，是从鲁迅那里来的 ；同时又有一种很含蓄很深厚的东西，是从周作人那里来的。两方面在他这些文章中结合得非常好。”是颇为精确地概括了父亲晚年文风的特征的。父亲去世后，有好几位学者曾对我说，父亲晚年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刊发的那些小文，常常寥寥数百字的短文，不看署名，但看文风，便知是父亲所作。这便是父亲文字独特的魅力。
母亲与许广平的交往
母亲武桂芳颇有写作天赋，文笔漂亮，高中时期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上海市高中毕业会考时得过第一名，照片还上过当时的报纸。在她去世时，哀悼者送的挽联中就有“春风得意第一”之句。
上世紀 30年代中期，也即母亲结婚（1935年）前后，她的文学创作进入黄金时期，曾以“木圭”为笔名（即将“桂”字一拆为二），在《文汇报·世纪风》、《鲁迅风》、《离骚》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其作品曾收入由郑振铎、王任叔和孔另境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之一《松涛集》，还出版了个人作品集《背上了十字架》（“大华文学丛书”第一辑），是上海孤岛时期颇为活跃的女作家之一。
1936年鲁迅去世，母亲随父亲一起，去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葬礼。
鲁迅去世后，母亲与许广平的交往更为密切，先是去许广平家参加中共地下刊物《上海妇女》杂志的校对，不久又由许广平介绍参加《上海妇女》编辑委员会，还参加过文艺通讯写作班。上海沦陷时期，母亲还经常跟随许广平外出，采访、报道上海难民营及纱厂女工的生活，曾扮作女工到纱厂体验生活，其小说《新生》即以此为素材，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其他作品，也大多是反映激荡的抗战活动。
约在1945年夏季，日本宪兵将许广平抓去，并在许广平家中搜查出母亲赠送给她的签名本《背上了十字架》一书，因上有署名“木圭”两字，日本宪兵把母亲抓去，说她是“延安责任者”，用冷水和皮棍强迫她招供，虽然受尽了酷刑，但母亲什么也没说，最后还是父亲通过中共特工人员鲁风，将母亲保释了出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母亲怀着对许广平的敬念，撰写过一篇《和许广平在一起的时候》（收入《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为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活动，留下了一片鸿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