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名作《家》于一九三一年完成，舞台设定在一九二0年的中国四川省的成都，描写的对象是封建时代的理想大家族——四世同堂的高家。这部作品成为了巴金的代表作，被誉为现代的《红楼梦》。岛崎藤村的夫作《家》则创作于一九0九年，有人称这部作品为藤村的最高杰作。
　　巴金的《家》叙述的是一个行将崩溃的封建大家族的悲欢离合，可以说，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直接取材于巴金少时成都的老家。作家自己曾多次坦言，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高觉新就是他的大哥的翻版，觉民和觉慧也是以他的三哥和巴金自己为模特的。几个被封建阶级吞噬的悲苦女性，或是作家的亲人，或是作家的熟人，他对她们的悲惨命运，有着深切的了解和无限的同情。同样，岛崎藤村的《家》也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自己和亲人的形象为原型，通过对自己家族兴衰的叙述，为行将灭亡的封建社会谱写了一曲挽歌。同巴金的《家》相比，岛崎藤村的《家》更多的是生活原生态的描写，更多的是纯客观的反映，自叙传的色彩要浓烈一些。质言之，他选取的是平视的角度，看重的是源于生活，恪守的是生活的原汁原味。岛崎藤村的《家》被认为是一部独具风格的杰作，可称得上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纪念碑，甚至确定了“藤村文学”作为明治社会文学代表的地位。巴金的《家》，展现了典型的中国式家族生活的画面。两部《家》诞生在有着相似传统文化背景的国土上，且均取材于作家本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庭生活经历，再加上小说中的“家”都处于现代社会新旧交替的历史节点，两位作家都自叙传式地讲述了大家族在时代冲击下无可挽回的衰落，以及身在其中的家族成员那复杂而忧郁的生命体验，但是由于中日两国的家族文化传统中存在的两国的近代的历史语境的不同，影响了两位作家的叙事立场和策略，进而使两部作品文本呈现出迥异的风貌。
　　家族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扩大的家庭，家庭中的人伦秩序亦渗透于家族生活之中，因此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处于错综复杂的人伦链条或“差序结构”之中。巴金的《家》的故事主体是行将分裂的以父子为主轴的大家族;岛崎藤村《家》的故事主体是家族结构中几个以夫妻为主轴的小家庭，故事主体的差别也与作家的家族叙事立场和创造方法有关。巴金在给《家》作的序言中曾说到：“我不单要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封建大家庭的历史·····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巴金的创作充满着激情和冲动。岛崎藤村曾解释说：“我写《家》的时候，是想借助盖房子的方法，用笔‘建筑’起这部长篇小说来。对屋外发生的事情一概不写，一切都只局限于屋内的光景。写了厨房，写了大门，写了庭院。”两位作家所选择的观点，分别适合了叙述聚族而居的中国内地大家族和明治维新后日本由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因此在岛崎藤村的《家》中，我们更多地感受到时间的自然流动，四季的交替，山野的变换，人物的起居衣食、悲欢离合，世态的炎凉变化，都以活生生的生活节拍来表现。虽然中日两位作家构设家族故事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两位作家都对本国的传统家族文化，尤其是对腐朽僵化的封建道德和因袭观念，进行了反思。
　　在巴金和岛崎藤村生活的青少年时代，东亚的“家”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封建家长为中心，以姓氏为标志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组织。巴金的《家》，牢牢聚焦于封建家庭的吃人的本质，无情地撕裂了它含情脉脉的面纱，告诉我们，这“家”，就是罪恶滔天的屠场和牢狱。在巴金营造的高家帝国中，我们看到了令人战栗的恐怖景象。“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令在以各种形式杀人。中国封建的“家”是地地道道的囚牢，日本封建的“家”也毫无二致。家是地牢，同样是岛崎藤村的《家》所揭示的主题。无论是巴金笔下的中国式的“家”，还是岛崎藤村笔下日本式的“家”，都如同牢狱一般地禁锢和束缚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的生命负荷着难以承受的封建家族制度的重压。可贵的是，通过这些描写，两位作家传递了无声的话语：这监牢般的封建家庭，再也不能让它延续下去了！而捣毁它的任务，就落在青年一代身上。
　　在家族文化中，价值理想是家族成员共同追求的目标和维系家风的思想基础，中日两部《家》都将价值理想作为了机构家族故事的重要因素，但两位作家对此所持的态度却不尽相同，且其具体内容也同种存异。岛崎藤村在创作《家》时，正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工业化的潮流以迅雷不及掩之势吞没了山村的庄园经济，使人们感到迷茫和恐惧;另一方面，日俄战争的胜利使统治者洋洋得意，疯狂地压制民主力量，逮捕进步人士，迫使许多作家逃避社会，向往自然，岛崎藤村就是如此。他的《家》更加深沉、冷静地观察和思考着“家”中发生的一切，对于传统与现代的价值理想的冲突，而并不做过多的评论。传统的“家”在时代的冲击下，虽然已经不可挽回地衰败下去，但“家”里的父辈对于家族存在的经济基础的珍惜，使他们对家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进一步加深，具体在处理家族事务时就表现为恪守遗训，丝毫不渝祖宗的规矩，生怕损毁家族的名声，辱没家风，他们认为家业的兴隆全仰仗祖宗的英德，只要能够好好地经营家业，并且极负责任地把它完整的传递给子辈，父辈才能放心地将家族的重任交付给下一辈。
　　在巴金的《家》中，高老太爷年轻时勤学苦读，得到功名，做了多年的官，尝够了其中的甘苦，才得以造就了一个庞大显赫的家族。高老太爷非常珍视自己一手建立起的这份家业，眼看着自己的多子多孙，“四世同堂”的梦想实现了，他这样想着，心中很满意，所以他要拼尽残年余力来维持这个大家族的强盛。家族的未来、家族的荣耀是老太爷心目中永远的价值理想，这一点与日本的《家》较为相似。但是由于巴金一直强调：“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家”在这里变成了旧制度、旧礼教的化身，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又遭受了失去亲人的不幸，这一打击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家族制度发展到专制和反动之时对人个性的压抑、否定和摧残是何等的惨烈。另外，巴金年轻时怀有相当远大的社会理想，认为应该坚决不与旧势力旧传统妥协，于是他用自己的笔将养育了自己十八载的封建大家族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和批判，不仅将其中的罪恶和腐朽展示给人看，还对如“家业兴隆”、“长宜子孙”、“知书达理”等传统的价值理想进行了尤其猛烈的嘲讽。
　　两部同是描写家族史的同名作品，都扎根于本国传统家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上，由于两位作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叙事手法和叙事立场的不同，使两部小说呈现出迥异的叙事风格和思想内涵。“批评创造性来自于解读的创造性”，巴金和岛崎藤村的同名小说《家》由于各自其内涵与外延的丰富性，使得两部作品孕育着很大的阐释张力，留给读者广阔的解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