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的羽翼常常翱翔在母亲那片晶洁的天宇里。
　　我的人生记忆，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个饥馑的岁月，金色的南瓜汤就是我的童年。那时候，母亲和我每顿可以在生产队的食堂里打到一小碗清水南瓜汤和巴掌大的一块麦面饼。对我来说，麦面饼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母亲说，她不爱吃面饼，只喜欢喝南瓜汤。我信以为真，把那一小块麦面饼据为己有，还边吃边和母亲分享那碗清得见底的南瓜汤。就是在那样艰辛的日子里，公社还常常搞什么大协作、大突击，母亲就靠那碗南瓜汤没日没夜地下地劳动，有时，食堂给参加夜里突击的社员做夜宵，一个壮劳力也就是一小块面饼，母亲舍不得吃，留给我做点心。在母亲怀里揣了一夜的面饼，到我手里，还是热乎乎的。看着我贪馋地吃着面饼，母亲笑了，慈祥的眼里含着泪水。我至今还在深深懊悔，为什么不会分一点，哪怕是一小点面饼给我的母亲？
　　记得是六十年代初的那个青黄不接的春天，我和村里的一个小伙伴被一只美丽的蝴蝶引入了一块豌豆地里，豌豆花开得正好，有红有白，像无数的小蝴蝶在春风里翩翩起舞，有的已经结出了青嫩的豆荚。无意中把豆荚摘来喂进嘴里，竟发现世界上还有比麦面饼还甜的东西，饥饿使我们忘记了美丽的蝴蝶，便坐在田埂上大吃起来。边吃边想，也许母亲还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吧？就在我小小的衣袋里摘了几个豆荚回去。结果，却挨了母亲的一顿打。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真正的挨打，好多天以后，屁股还火辣辣地疼。母亲用春天的柳条告诉我：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拿回家的。
　　也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母亲送我进了村里的小学。方格的木窗和土墙，把原属于我的那片自由的天地隔开了。虽然有许多陌生的伙伴在一起读书做游戏，但自由却被一种秩序代替了，我们不得不遵照一支铜铃的音响按时走进那间潮湿阴冷的教室。记得入学不久，老师就让写毛笔大楷，写得好的字，老师加红圈，也许那天得的红圈多，放学回家，一时技痒，就在家里的板壁上写起来，母亲见了，没有劝阻，反而鼓励说：“好好写，叫你爸回来看看。”星期天父亲回家，见到满壁翠墨淋漓，气不打一处来，想打，又舍不得，只好打了一盆水来擦洗，可惜，我处女作已经“入木三分”，很难擦洗干净了。至今，在故乡老屋的板壁上，我当年的书法作品还依稀可辨。如同一位课外的老师，母亲对我的学业十分关心，放学回到家里，总叫我看书写字，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坐在书桌前。那时，父亲在十几里外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只有在他星期天偶尔回来的时候，我才能被放出家门去玩一会儿。母亲不识字，可她对我学习上的督促，不亚于一个严厉的老师。现在回想起来，这无意中使我养成了一种一旦清闲下来就想看看书和写写字的习惯。
　　我至今认为，是不识字的母亲，让我早早地走进了书中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上三年级以后，乡村的生活已经好转，无需再为缺粮而发愁了，可是母亲依然那么辛苦，白天下地干活，收工回来，还要做饭、喂猪、种菜。虽然忙得团团转，可是母亲总是很少使唤我。只要我在看书写字，她总是轻手轻脚的，生怕影响我。那时候故乡还没有电灯，我常常就着松明子火看书，母亲也在旁边缝缝补补，不时为我点亮新的松明。有时夜深了，她会用请求的口气，亲切地叫我睡觉。至今，每当我在静夜里看书疲倦的时候，还会想起母亲，想起她那亲切的声音。
　　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我小时候的两次生病，一次是打摆子，记得是在炎热的夏天，我却忽而冷得发抖，忽而浑身是汗，后来就昏睡不醒，但一直在做梦，梦见一道道雪白的墙，那样的纯洁匀净；梦见一块块水田中满满的清亮的水，是那样的平明如镜；后来梦见我飘飞起来了，一直向上飞升，满天的彩霞，是那样的美丽，心中感到了难以形容的幸福和快乐，我想我再也不回去了。这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呼唤，她焦急地呼喊着我的小名，我终于在昏睡中醒了过来，见到满脸是泪的母亲，她说我已经昏睡了三天三夜了，给我喂鸡汤我也吞不下去了，她一直在呼喊着我。在缺医少药的边远乡村，母亲除了抱着我喊我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也许是上苍可怜母亲，终于把她唯一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给她送了回来。还有一次是我出痧子（麻疹），那是在冬天，出痧子不能着凉，不能吹着风，在家里，母亲在床边为我烧了一盆炭火，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糖，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供销社里买不到糖，母亲用米和麦芽，给我做了一锅麦芽糖。做麦芽糖有一套繁复的手工工序，米要用石磨推成浆，麦芽也要磨成面，在熬的时候要不停地搅，熬好的糖稀要在架子上扯，要扯得又白又脆，用刀背敲成块，白糖才算做好。心疼我的母亲就那样一点一点完成着那些工序，带给我最甜的幸福。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未和别人争吵过，总是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帮助别人，虽然常常是一根针、一截线、一小块补丁，或是紧用的几角钱，甚至是一点盐、几粒药，只要家里有，母亲总是会给予人的。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最严重的时候，物资极度匮乏，即使我们这个以盛产香烟和茶叶而闻名的省份，凭购物证供应的烟和茶也买不到了。一天，一个因很久没有喝到茶而头疼难忍的傈僳族老妈妈，从云岭的高山上下来买茶，可是她买不到茶叶，也要不到，是母亲把她叫到家里，给她做了午饭和煨了一罐苦茶，临走时，还送了一小块茶叶给她。几年后的一个春天，母亲到云岭去打蕨菜，在一个山村里偶然遇到了那个傈僳族老妈妈，她还记得那一小块茶，硬拉着母亲到她家里，给母亲做了饭，并叫她的儿子从屋后的蜂桶里割来了几大块蜂蜜，当然也给母亲煨了一大罐浓茶。母亲以她的大度和宽容，在村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妇女们拿不定主意的事，总来找母亲商量，村里人讨儿媳妇和打发闺女，甚至会让母亲去当“总理”。按理，乡里人家办事的总理，应由德高望重，能“压得住台”的人来担当，可邻居们信任母亲。在乡村，再困难的人家，总是要把儿女们的婚事当做一件大事来操办的，请多少桌客，做几样菜，送几色礼，都马虎不得，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人。母亲总能把一应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让主客们心悦诚服。
　　母亲姓和，出生在云岭深处一个叫杵峰的纳西族小山村，她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她是家里的小女儿，家境也好，应该是娇生惯养的，可母亲从小就参加劳动，有着这个披星戴月的纳西民族真诚、朴实、勤劳的美德。除非病倒在床，否则从不肯休息。我们家的柴火，总是堆满了柴房，两三年也烧不完的。可母亲只要生产队里不出早工，她就上山去砍柴。冬天的清晨，我还睡在温暖的被窝里，母亲已经把柴砍回家了。在生产队里干活，母亲也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不仅是为了挣几个工分，也是为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有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农业学大寨，评“政治工分”的年月，队里干活，不按劳记分，而是靠所谓的“政治觉悟”。那些有权势的，出身好的，或是平常惹不起的，自然是最高分。母亲出身不好，只能记全劳力中的最低分。那一天，妇女们都上山捞松毛积肥，生产队长突然心血来潮，等人们上山以后，他和记分员把磅秤扛到村口，让背着松毛下山来的妇女们一个一个先过磅，而在这以前是不过磅的。结果，在所有的妇女中，母亲的松毛分量最重。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公和私，帮别人还是做自己的事，都是凭着自己的本分。她常常告诫我：“出门在外，要吃得亏，让得人，做什么事都不能耍奸猾。”其实，母亲一生都是按这个准则来为人处事的。
　　母亲爱干净，她的衣服洗得很勤，即使在肥皂短缺的年月里，也要用灶灰过滤出来的“灰水”来浆洗衣服。她一生穿的都是纳西族妇女的大襟长衫和坎肩，这种大襟衣衫有着长长的前后衣襟，本来就厚实，加上千补万衲，一着水便有几十斤重，洗起来极不方便，可是她穿脏了就洗。直到去世前不久，她都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地放好。
　　母亲一生节俭，小时候我没有穿过草鞋，穿的都是母亲做的布鞋，我还穿过母亲自己织布做的衣服。她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还是舍不得扔，实在不能穿了才用来做补丁、打布壳。饭桌上掉了一粒饭或是一丁点馒头屑，她都要捡起来吃掉，还常常教我们把碗中的饭粒打扫干净。母亲不识字，却告诫我要“敬惜字纸”，看到我们无意中丢在地上的纸片，也要捡起来，生怕被脚踩了。
　　母亲一生历尽艰难。嫁来我家以后，便起早摸黑，不敢懈怠，尊老爱幼，温柔贤良。来到我家没几年，家中一座四合院的房产便被土匪烧光，家境由小康变为一贫如洗。接着我的两个哥哥相继夭亡，母亲悲痛欲绝，终于还是挺过来了。我三岁时，祖母去世，父亲又调离故乡的小学。母亲带着我度过那三年极为困难的时期。因为吃的苦太多了，母亲的身体已是十分虚弱，特别是步入花甲之后，轻微的病痛，都有可能将她击垮。可是，就在母亲临终前的那一天，她还拖着衰弱的病体坐着帮家里扬麦子。就在那天晚上，她觉得格外疲倦，晚饭只吃了一小点，便早早地睡了。第二天早上，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妹妹以为她太累了，想让她多睡一会儿，做好了早饭才去叫她，可是已经叫不答应了。掀开蚊帐，只见母亲还像在梦中一样地睡着，是那一种甜蜜、舒心的酣睡，被子依然好好地盖着，可是却永远也叫不醒了……
　　母亲悲苦一生，只有在去世时毫无痛苦，像睡着了一样。
　　是的，只有对自己的一生毫无愧疚，于别人、于自己、于长辈、于子女都做到了问心无愧的母亲，才会走得这样坦然，这样安祥，这样无牵无挂……
　　母亲走了，她留给我的是一个晶洁的世界，是一片纯净的蓝天……
　　责任编辑 彭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