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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挥舞的荧光棒，也没有疯狂投票的粉丝团，浙江卫视音乐类节目《中国好声音》开播后第二周（第二期），收视率高达2.8，力压近年各项选秀音乐节目。
网络上，《中国好声音》中的优秀选手的演唱片断广为流传，在国内六家视频网站的点播已超过3000万次（数据来源：vlinkage）；冯小刚、姚晨等微博大号在新浪微博上更是不吝推荐。这档新鲜出炉的节目，风头一时竟盖过两岸的综艺节目之王《非诚勿扰》和《康熙来了》。
而这一切的发生来得很突然。中国观众对电视音乐选秀类节目的深刻印象，更多还停留在“超女”、“快男”时期的兴盛，以及近年来的虽层出不穷却普遍疲软的境况。
“好声音”原产于荷兰，在被引进美国后大红，并最终在中国落地为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迅速攻城略地。而脱胎于湖南卫视 “超女”的《花儿朵朵》，作为传统音乐选秀电视节目正在进行中的代表，与新生力量《中国好声音》狭路相逢，又将何去何从？
入戏
7月25日，远在上海西区的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中国好声音》的录制在一个严格受控的半封闭环境下进行着。和这些年“超女”、“快男”等音乐选秀节目内场不断扩容的趋势相反，《中国好声音》在体育馆内区隔出的录影棚，只能容纳不到400名经过挑选的现场观众。
连续十小时，20位参赛选手连轴亮相，来自台湾的导演操着一口浓浓的台湾腔，不时敲打着现场观众的神经，“第x排的这位大叔，请你上身坐正，不要在座位上把胯部突出！”、“那位小哥，请你摘下帽子可以吗，那样出现在镜头里不好看！”
其实，掠过现场观众的镜头，在电视播出时绝大部分被删去。《中国好声音》在电视上呈现的是“一个故事一首歌”模式下的紧凑节奏，每集不到80分钟的内容，素材量却近1000分钟，摈弃了粉丝的参与，也少有选手之间的直接PK。
当天的录影，甫一登场的女歌手颇有些来头，曾为北京奥运主题曲录制过小样。她在刘欢面前唱起《you and me》时，毫不怯场，刘欢也跃上舞台与其合唱。
“唱得好，再过几个小时伦敦奥运就要开幕了”，要不是四导师之一的庾澄庆一语点醒，现场观众还未意识到此刻的时空穿越。两天后播出的节目里，《you and me》成了应景的高潮。
策划的提前量和剪辑的高片比，是这档原产于荷兰的节目制作精致的秘诀之一。《好声音》（The Voice）被引入美国仅两年，就成了挑战选秀类节目霸主《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的最大竞争对手。这也是浙江卫视在国内选秀节目普遍陷入萎顿之际，拍板引进“好声音”的缘由之一。
《中国好声音》另一大亮点是“导师”这一角色的设定。在传统选秀节目中，嘉宾往往在主持人的协助下，扮演对选手吹毛求疵的角色，现在则转变为争相拉拢选手入队。在耗资千万元打造的音场中心，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位导师，坐在价值80万元的转椅上，每一次转动即意味着选手的一次成功机会。
从背对选手的“盲听”，到导师转过座椅，吼出“I want you!”每个来到现场的选手，在导师面前只有一首歌时长的过场。每一首歌的间隙，四支助理小分队一溜小跑地上场，围着刘欢、那英等四位大牌“导师”，补妆、讲解。而被选中的学员，将有机会通过后期专程开发合作，迅速实现市场化运作，包括将学员的歌曲制作成彩铃，甚至是开办演唱会等。
一位选手演唱完毕后退下舞台。刘欢拉着左手边的庾澄庆，聊得意犹未尽，还在为刚下去的那个音乐剧演员把流行唱拧巴了而惋惜，转眼又感慨一个声线酷似吴青峰的选手，“早两年出来，火的就是他了”。另一边的那英手扇个不停，不时大咧咧插进哥俩的对话。
才播完三期，总是被恭维“我们一家都喜欢你”的刘欢，已经被死死贴上“家长会会长”的标签。而他本人也成了《中国好声音》只重声音的活招牌。
节目组最先与刘欢谈妥之后，牵带出那英、庾澄庆和杨坤的这套评委班子，可谓生、旦、净、丑俱备。身负音乐专业教师身份的刘欢唱“白脸”，被那英挤兑成“严重不随和”。刘欢自言“认识哈林（庾澄庆）有２０多年”，后者“最不愿被说成是刘欢、那英的同辈”，自是一副熟稔台湾电视娱乐的综艺咖。
在电视上动不动掉几颗“鳄鱼泪”的杨坤，被娱记们私下议论为“凭节目博出位，意外收获歌手生涯第二春”。录影棚里，他倒是最安静的一个。辈分低于另三位“导师”，又被塑造成“北漂草根”，他有些孤零零地歪在转椅里，手攥一张白纸条，似地默念着什么。
纸条上罗列着提问纲要，由现场工作人员休场间歇递到导师手中。杨坤那个“三十二场全国巡回演唱会”的老梗，成为其他导师撺掇选手一起挤兑的笑料。
有评论认为，搞定这四位大腕，《中国好声音》已经成功了一半。超级评委是这个音乐类真人秀大片中极为关键的一环。试想，这四位重量级音乐人物在屏幕上插科打诨、撒娇卖萌，伴随着煽情的现场音响效果和夸张的肢体动作，让观众热血沸腾已经不是那么难办到的事情了。
争议
《中国好声音》的走红，从第一期开播，争议不断，音乐选秀节目《花儿朵朵》，也卷入其中。
从最初登场的东北女孩黄鹤，光着脚和那英对歌，《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就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积极、乐观、真挚、勇敢”，承载着“正能量”的好词，一股脑地从各方评论中涌出，甚至连广电总局也发来贺电，称赏其“导师是顶级的，来唱歌的老百姓的声音也是顶级的，做到了关照现实和注重品质”。
做过电台DJ的媒体人平客在微博上表示，最初发现《中国好声音》时，也曾热切期待它“比超女走得更远”。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在我们这个不公的社会，小人物可以走上大舞台”。
但在徐海星等选手被爆出屡打悲情牌、有意隐瞒乃至篡改身份的消息后，这一切好像正在变味。第一期最具争议的焦点人物徐海星，早在今年6月参加青海卫视的音乐选秀节目《花儿朵朵》，进入成都赛区十强时，台下曾挂出“爸爸与你同在”的标语。而在《中国好声音》现场，又为圆刚刚去世的父亲遗愿，完美演唱《自己》，刘欢感动至洒泪。 而青海卫视《花儿朵朵》却泼来冷水，称徐海星6月份时曾以“爷爷病危奶奶病重”为由退赛。徐海星献歌亡父的举动被爆是“故伎重演”。
负面不断爆出。亮相《中国好声音》首播的选手，自称指甲店老板的黄勇，被曝是曾签约齐秦公司的专业歌手；务农为生的选手则被爆是富二代……
从拍案惊喜到怒言相向只在转念间，有网友感叹，“自己的眼泪太廉价了，情感严重贬值，就被他们给消费了。”平客在微博上鼓动，“真人选秀如果真有夸大或隐瞒身份的造假，我建议大家给荷兰版权公司发邮件打电话投诉”。
到底是谁放大了选手的悲情以博眼球？浙江卫视在《中国好声音》首播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徐海星当时从《花儿朵朵》退赛，是在《花儿朵朵》节目编导授意下为之。但青海卫视的工作人员至今保留着徐所发“爷爷病危、猫也发瘟”的短信，认为徐退出《花儿朵朵》，其实是浙江卫视策动下有预谋的退赛。
双方各执一词。浙江卫视的宣传总监陆玮暗示，此事出于同行间的相互拆台。青海卫视的品牌总监刘朝晖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我们还是只会和20强选手签约，违约条款800万，徐海星只是一个40强”，并力邀本刊记者去长沙观摩《花儿朵朵》全国总决赛。
对于《中国好声音》的操作方法，刘朝晖颇有保留，“他们说白了就是把一个准专业水准的歌手先打成屌丝，渲染其在社会上辛苦打拼的悲情，让不知真相的观众惊为天人。但挖了一个徐海星，哪能个个歌手有那么多苦逼事儿？”
除了选手的诚信以及节目组的疑似过度操作，《中国好声音》还面临着“炒剩饭”的质疑。其舞台上有不少参赛选手有多次参与选秀节目的经历，有的则已经从事职业歌手多年，《中国好声音》无非是将这些并不新鲜的面孔重新回锅。
业内人士认为，“炒剩饭”现象背后，是中国的选秀已经从甲方市场变成乙方市场，从平台市场变成选手市场。据《南都娱乐周刊》报道，如今的选秀节目，报名往往很冷清，有的选秀节目曾遭遇全国海选分赛区第一天报名为零的状况。某卫视品牌节目，全国海选时自愿参加的不超过500人，某赛区只有20人，因此某卫视与当地电视台签下协议，必须保证2000人报名，事实上仍然很难。
从“徐海星被挖事件”，或许多少能解释两家电视台对选手的明争暗夺。
徐海星之后，从《花儿朵朵》出走《中国好声音》的，还有亮相第二期的汪洋。这位原本在《花儿朵朵》选秀舞台上玩原创民谣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导师面前竟然唱起上世纪９０年代的励志流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花儿朵朵》的导演马力慨叹，“这根本不是在展示音乐，而是在展示那个平台的梦想。”
暗斗
7月27日晚，长沙。比《中国好声音》迟两个小时，就是《花儿朵朵》全国总决赛第四场的直播。2011年广电总局限娱令颁布后，这类脱胎自“超女”的音乐选秀节目都被赶出了黄金档。即便如此，《花儿朵朵》还曾在去年创下过2.38的高收视率。
现场上千号观众，三分之一是拉家带口的周边居民，有如消夏乘凉会的闲散，和《中国好声音》录制现场的处处紧张，恰成对比。一过午夜十二点，经不住困的老人孩子就提前离场。
虽然观众人手一套投票器和助威工具的“标配”，但自从场内外短信互动的模式遭到限制后，自是难比2005年“超女”动辄百万人投票的气势。全场最夺人眼目的一小撮人，是举着“步步为莹”荧光牌的杨钰莹的粉丝。
《花儿朵朵》还沿用部分湖南卫视的转播班底，评委里也有“快男”的当家评委包小柏这样的老面孔压阵，舞台上视觉效果很花哨，黑人舞团的大白牙不时闪得现场观众一阵会心大笑。热闹归热闹，却难以复制当年“玉米”、“凉粉”的疯狂。
《花儿朵朵》的导演马力嘴上仍不肯松口，“我们的节目模式不一样。《中国好声音》的评委是在进行角色扮演，刻意展示戏剧冲突。我们是一档选秀节目，注意力放在选手身上。”这种明争暗斗的较量，处处可见。
话虽这么说，但节目组还是搬出了二十年前的第一玉女杨钰莹，寄望她多少顶住那边厢四位导师的风头。选手在台上ＰＫ，评委席上的杨钰莹趁着灯光暗下去，掏出小镜子，动手补妆。一曲终，聚光灯对准她的脸时，灯光熄灭处的黑人伴舞团又摸黑登场。直播的前台也是后台，戏剧在各个角落轮番上演，置身现场好像在看一部不时露出穿帮镜头的老电影。比起 《中国好声音》录影空间的“简”，《花儿朵朵》现场则是元素堆加的“繁”。
那些“全国十强”的孩子往台上一站，更难阻止观众们对号入座，“这个有点像周笔畅，那个有张靓颖范儿”……直播结束，全国十强“花儿”们在后台，围坐在监视器前回看舞台效果。一张张稚嫩的面孔，略有些惊魂未定地看着镜头里的自己。
从“超女”到“快女”，选秀节目面临明星出产的萎缩，马力也不否认，《花儿朵朵》这两年来出品的选手极少能让人记住。“我们是一个８０后屌丝导演加一帮９０后小屁孩，对抗八国联军。这两年的选秀没有一个当红炸子鸡，我们也想改变从选秀到一夜爆红的轨迹。”
李宇春们当年的成功不可复制，选秀节目和唱片产业的关系，至今仍定位在“筛选和输出音乐人才的通道”。言及此，马力也颇为羡慕《中国好声音》的模式，“他们完全是一套引进的模板，已经绑定了一家公司，然后和中国移动也绑定了音乐彩铃的合作，最终会导向演唱会。但这个平台能为歌手提供多大的空间，恐怕不好说。”
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毫不掩饰挑战的意味，“曾经的超女是非常棒，０５年的超女更是一个里程碑。但当李宇春成了马车的时候，我们要看下一辆跑车是谁。”
在他看来，“超女”模式所塑造的选秀歌手审美定式，已经限制了音乐人才的发现。“要是周杰伦现在出现在选秀舞台上，恐怕连１００强也进不了！《中国好声音》就是一档反选秀的音乐节目。至于做什么国内综艺节目的老大，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为中国乐坛找到一个新模式。”
《中国好声音》能比传统选秀节目走得更远吗？十三月唱片卢中强态度谨慎，“我赞同《中国好声音》在传达‘不要千篇一律地唱歌’的理念，但我看好的仅仅是节目的形式，并不相信对音乐行业推新人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于音乐选秀类电视节目，2005年曾担任“超女”评委的科尔沁夫曾说过：“当时的超女，一开始来参加的人真是喜欢唱歌，很单纯，穿个破鞋就来了，突然红了。后来不一样了，大家奔着红去了。”
这句充满宿命感的话背后，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也能回答诸如“ 《中国好声音》是否能比传统选秀节目走得更远”这类命题。
网络上，《中国好声音》中的优秀选手的演唱片断广为流传，在国内六家视频网站的点播已超过3000万次（数据来源：vlinkage）；冯小刚、姚晨等微博大号在新浪微博上更是不吝推荐。这档新鲜出炉的节目，风头一时竟盖过两岸的综艺节目之王《非诚勿扰》和《康熙来了》。
而这一切的发生来得很突然。中国观众对电视音乐选秀类节目的深刻印象，更多还停留在“超女”、“快男”时期的兴盛，以及近年来的虽层出不穷却普遍疲软的境况。
“好声音”原产于荷兰，在被引进美国后大红，并最终在中国落地为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迅速攻城略地。而脱胎于湖南卫视 “超女”的《花儿朵朵》，作为传统音乐选秀电视节目正在进行中的代表，与新生力量《中国好声音》狭路相逢，又将何去何从？
入戏
7月25日，远在上海西区的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中国好声音》的录制在一个严格受控的半封闭环境下进行着。和这些年“超女”、“快男”等音乐选秀节目内场不断扩容的趋势相反，《中国好声音》在体育馆内区隔出的录影棚，只能容纳不到400名经过挑选的现场观众。
连续十小时，20位参赛选手连轴亮相，来自台湾的导演操着一口浓浓的台湾腔，不时敲打着现场观众的神经，“第x排的这位大叔，请你上身坐正，不要在座位上把胯部突出！”、“那位小哥，请你摘下帽子可以吗，那样出现在镜头里不好看！”
其实，掠过现场观众的镜头，在电视播出时绝大部分被删去。《中国好声音》在电视上呈现的是“一个故事一首歌”模式下的紧凑节奏，每集不到80分钟的内容，素材量却近1000分钟，摈弃了粉丝的参与，也少有选手之间的直接PK。
当天的录影，甫一登场的女歌手颇有些来头，曾为北京奥运主题曲录制过小样。她在刘欢面前唱起《you and me》时，毫不怯场，刘欢也跃上舞台与其合唱。
“唱得好，再过几个小时伦敦奥运就要开幕了”，要不是四导师之一的庾澄庆一语点醒，现场观众还未意识到此刻的时空穿越。两天后播出的节目里，《you and me》成了应景的高潮。
策划的提前量和剪辑的高片比，是这档原产于荷兰的节目制作精致的秘诀之一。《好声音》（The Voice）被引入美国仅两年，就成了挑战选秀类节目霸主《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的最大竞争对手。这也是浙江卫视在国内选秀节目普遍陷入萎顿之际，拍板引进“好声音”的缘由之一。
《中国好声音》另一大亮点是“导师”这一角色的设定。在传统选秀节目中，嘉宾往往在主持人的协助下，扮演对选手吹毛求疵的角色，现在则转变为争相拉拢选手入队。在耗资千万元打造的音场中心，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位导师，坐在价值80万元的转椅上，每一次转动即意味着选手的一次成功机会。
从背对选手的“盲听”，到导师转过座椅，吼出“I want you!”每个来到现场的选手，在导师面前只有一首歌时长的过场。每一首歌的间隙，四支助理小分队一溜小跑地上场，围着刘欢、那英等四位大牌“导师”，补妆、讲解。而被选中的学员，将有机会通过后期专程开发合作，迅速实现市场化运作，包括将学员的歌曲制作成彩铃，甚至是开办演唱会等。
一位选手演唱完毕后退下舞台。刘欢拉着左手边的庾澄庆，聊得意犹未尽，还在为刚下去的那个音乐剧演员把流行唱拧巴了而惋惜，转眼又感慨一个声线酷似吴青峰的选手，“早两年出来，火的就是他了”。另一边的那英手扇个不停，不时大咧咧插进哥俩的对话。
才播完三期，总是被恭维“我们一家都喜欢你”的刘欢，已经被死死贴上“家长会会长”的标签。而他本人也成了《中国好声音》只重声音的活招牌。
节目组最先与刘欢谈妥之后，牵带出那英、庾澄庆和杨坤的这套评委班子，可谓生、旦、净、丑俱备。身负音乐专业教师身份的刘欢唱“白脸”，被那英挤兑成“严重不随和”。刘欢自言“认识哈林（庾澄庆）有２０多年”，后者“最不愿被说成是刘欢、那英的同辈”，自是一副熟稔台湾电视娱乐的综艺咖。
在电视上动不动掉几颗“鳄鱼泪”的杨坤，被娱记们私下议论为“凭节目博出位，意外收获歌手生涯第二春”。录影棚里，他倒是最安静的一个。辈分低于另三位“导师”，又被塑造成“北漂草根”，他有些孤零零地歪在转椅里，手攥一张白纸条，似地默念着什么。
纸条上罗列着提问纲要，由现场工作人员休场间歇递到导师手中。杨坤那个“三十二场全国巡回演唱会”的老梗，成为其他导师撺掇选手一起挤兑的笑料。
有评论认为，搞定这四位大腕，《中国好声音》已经成功了一半。超级评委是这个音乐类真人秀大片中极为关键的一环。试想，这四位重量级音乐人物在屏幕上插科打诨、撒娇卖萌，伴随着煽情的现场音响效果和夸张的肢体动作，让观众热血沸腾已经不是那么难办到的事情了。
争议
《中国好声音》的走红，从第一期开播，争议不断，音乐选秀节目《花儿朵朵》，也卷入其中。
从最初登场的东北女孩黄鹤，光着脚和那英对歌，《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就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积极、乐观、真挚、勇敢”，承载着“正能量”的好词，一股脑地从各方评论中涌出，甚至连广电总局也发来贺电，称赏其“导师是顶级的，来唱歌的老百姓的声音也是顶级的，做到了关照现实和注重品质”。
做过电台DJ的媒体人平客在微博上表示，最初发现《中国好声音》时，也曾热切期待它“比超女走得更远”。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在我们这个不公的社会，小人物可以走上大舞台”。
但在徐海星等选手被爆出屡打悲情牌、有意隐瞒乃至篡改身份的消息后，这一切好像正在变味。第一期最具争议的焦点人物徐海星，早在今年6月参加青海卫视的音乐选秀节目《花儿朵朵》，进入成都赛区十强时，台下曾挂出“爸爸与你同在”的标语。而在《中国好声音》现场，又为圆刚刚去世的父亲遗愿，完美演唱《自己》，刘欢感动至洒泪。 而青海卫视《花儿朵朵》却泼来冷水，称徐海星6月份时曾以“爷爷病危奶奶病重”为由退赛。徐海星献歌亡父的举动被爆是“故伎重演”。
负面不断爆出。亮相《中国好声音》首播的选手，自称指甲店老板的黄勇，被曝是曾签约齐秦公司的专业歌手；务农为生的选手则被爆是富二代……
从拍案惊喜到怒言相向只在转念间，有网友感叹，“自己的眼泪太廉价了，情感严重贬值，就被他们给消费了。”平客在微博上鼓动，“真人选秀如果真有夸大或隐瞒身份的造假，我建议大家给荷兰版权公司发邮件打电话投诉”。
到底是谁放大了选手的悲情以博眼球？浙江卫视在《中国好声音》首播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徐海星当时从《花儿朵朵》退赛，是在《花儿朵朵》节目编导授意下为之。但青海卫视的工作人员至今保留着徐所发“爷爷病危、猫也发瘟”的短信，认为徐退出《花儿朵朵》，其实是浙江卫视策动下有预谋的退赛。
双方各执一词。浙江卫视的宣传总监陆玮暗示，此事出于同行间的相互拆台。青海卫视的品牌总监刘朝晖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我们还是只会和20强选手签约，违约条款800万，徐海星只是一个40强”，并力邀本刊记者去长沙观摩《花儿朵朵》全国总决赛。
对于《中国好声音》的操作方法，刘朝晖颇有保留，“他们说白了就是把一个准专业水准的歌手先打成屌丝，渲染其在社会上辛苦打拼的悲情，让不知真相的观众惊为天人。但挖了一个徐海星，哪能个个歌手有那么多苦逼事儿？”
除了选手的诚信以及节目组的疑似过度操作，《中国好声音》还面临着“炒剩饭”的质疑。其舞台上有不少参赛选手有多次参与选秀节目的经历，有的则已经从事职业歌手多年，《中国好声音》无非是将这些并不新鲜的面孔重新回锅。
业内人士认为，“炒剩饭”现象背后，是中国的选秀已经从甲方市场变成乙方市场，从平台市场变成选手市场。据《南都娱乐周刊》报道，如今的选秀节目，报名往往很冷清，有的选秀节目曾遭遇全国海选分赛区第一天报名为零的状况。某卫视品牌节目，全国海选时自愿参加的不超过500人，某赛区只有20人，因此某卫视与当地电视台签下协议，必须保证2000人报名，事实上仍然很难。
从“徐海星被挖事件”，或许多少能解释两家电视台对选手的明争暗夺。
徐海星之后，从《花儿朵朵》出走《中国好声音》的，还有亮相第二期的汪洋。这位原本在《花儿朵朵》选秀舞台上玩原创民谣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导师面前竟然唱起上世纪９０年代的励志流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花儿朵朵》的导演马力慨叹，“这根本不是在展示音乐，而是在展示那个平台的梦想。”
暗斗
7月27日晚，长沙。比《中国好声音》迟两个小时，就是《花儿朵朵》全国总决赛第四场的直播。2011年广电总局限娱令颁布后，这类脱胎自“超女”的音乐选秀节目都被赶出了黄金档。即便如此，《花儿朵朵》还曾在去年创下过2.38的高收视率。
现场上千号观众，三分之一是拉家带口的周边居民，有如消夏乘凉会的闲散，和《中国好声音》录制现场的处处紧张，恰成对比。一过午夜十二点，经不住困的老人孩子就提前离场。
虽然观众人手一套投票器和助威工具的“标配”，但自从场内外短信互动的模式遭到限制后，自是难比2005年“超女”动辄百万人投票的气势。全场最夺人眼目的一小撮人，是举着“步步为莹”荧光牌的杨钰莹的粉丝。
《花儿朵朵》还沿用部分湖南卫视的转播班底，评委里也有“快男”的当家评委包小柏这样的老面孔压阵，舞台上视觉效果很花哨，黑人舞团的大白牙不时闪得现场观众一阵会心大笑。热闹归热闹，却难以复制当年“玉米”、“凉粉”的疯狂。
《花儿朵朵》的导演马力嘴上仍不肯松口，“我们的节目模式不一样。《中国好声音》的评委是在进行角色扮演，刻意展示戏剧冲突。我们是一档选秀节目，注意力放在选手身上。”这种明争暗斗的较量，处处可见。
话虽这么说，但节目组还是搬出了二十年前的第一玉女杨钰莹，寄望她多少顶住那边厢四位导师的风头。选手在台上ＰＫ，评委席上的杨钰莹趁着灯光暗下去，掏出小镜子，动手补妆。一曲终，聚光灯对准她的脸时，灯光熄灭处的黑人伴舞团又摸黑登场。直播的前台也是后台，戏剧在各个角落轮番上演，置身现场好像在看一部不时露出穿帮镜头的老电影。比起 《中国好声音》录影空间的“简”，《花儿朵朵》现场则是元素堆加的“繁”。
那些“全国十强”的孩子往台上一站，更难阻止观众们对号入座，“这个有点像周笔畅，那个有张靓颖范儿”……直播结束，全国十强“花儿”们在后台，围坐在监视器前回看舞台效果。一张张稚嫩的面孔，略有些惊魂未定地看着镜头里的自己。
从“超女”到“快女”，选秀节目面临明星出产的萎缩，马力也不否认，《花儿朵朵》这两年来出品的选手极少能让人记住。“我们是一个８０后屌丝导演加一帮９０后小屁孩，对抗八国联军。这两年的选秀没有一个当红炸子鸡，我们也想改变从选秀到一夜爆红的轨迹。”
李宇春们当年的成功不可复制，选秀节目和唱片产业的关系，至今仍定位在“筛选和输出音乐人才的通道”。言及此，马力也颇为羡慕《中国好声音》的模式，“他们完全是一套引进的模板，已经绑定了一家公司，然后和中国移动也绑定了音乐彩铃的合作，最终会导向演唱会。但这个平台能为歌手提供多大的空间，恐怕不好说。”
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毫不掩饰挑战的意味，“曾经的超女是非常棒，０５年的超女更是一个里程碑。但当李宇春成了马车的时候，我们要看下一辆跑车是谁。”
在他看来，“超女”模式所塑造的选秀歌手审美定式，已经限制了音乐人才的发现。“要是周杰伦现在出现在选秀舞台上，恐怕连１００强也进不了！《中国好声音》就是一档反选秀的音乐节目。至于做什么国内综艺节目的老大，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为中国乐坛找到一个新模式。”
《中国好声音》能比传统选秀节目走得更远吗？十三月唱片卢中强态度谨慎，“我赞同《中国好声音》在传达‘不要千篇一律地唱歌’的理念，但我看好的仅仅是节目的形式，并不相信对音乐行业推新人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于音乐选秀类电视节目，2005年曾担任“超女”评委的科尔沁夫曾说过：“当时的超女，一开始来参加的人真是喜欢唱歌，很单纯，穿个破鞋就来了，突然红了。后来不一样了，大家奔着红去了。”
这句充满宿命感的话背后，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也能回答诸如“ 《中国好声音》是否能比传统选秀节目走得更远”这类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