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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使“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流于形式，那就需要进行“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建设和“和谐社会”的社会化建设。这两项建设遭遇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两个历史性重大事件，人们不得不思考：将把事件中社会力量积极向上的情绪引向何方?如何让人们不忘?
今年被称为中国的“多事之年”。它喜忧参半。牵动着每位关注者的心。且说四川5·12特大地震与2008奥运会，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经过以下三个程序融为一体。首先由于中国这一国家的全面介入，使两者在制度上得以结合。其次。社会的崛起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心理层面。最后，媒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社会力量的未来
地震和奥运会，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逻辑关系，但它们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均定位在同样的格局。首先，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冷战之后中国政府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改革，而在非经济生产领域，如人权、福利、安全等公共领域应占有主导地位。其次，周边有社会力量摇旗呐喊。社会力量来自各行各业，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世俗的等级、性别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人与人相互平等、认同，因此在这个群体中他或者她能够找到自我。这一点是在科层制的单位或理性分工的企业中不容易找得到的感觉。
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的上述新型的治理模式和认同模式需要一种集体意识(意识形态)来贯穿。换句话说，如果不使“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流于形式，那就需要进行“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建设和“和谐社会”的社会化建设。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这两个建设遇到了这样两个历史性重大事件，它给我们也提出了问题。其一，把社会力量的这种积极向上的情绪引向何方?其二，如何让人们不忘?
看得出，这个非常时刻让中国人又一次感到了力量。它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呢?我们常听媒体话语里有“中华民族”、“华夏儿女”、“中国人”、“民族精神”这类的民族性的词语，似乎这样的大爱降临到了中国。
某种力量可以集结在一个象征性符号，也可以团结在一种权力下，当然也可以聚集在对未来的憧憬上。上个世纪末，认为民族是建构的观点在社会科学理论界占据上风。民族主义者向人民反复灌输一个国家、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或者通过对一个共同历史的记忆来超越当下的差异(包括思想)。这种想象和记忆需要一种情感力量来追忆他们在民族独立或爱国战争中所洒下的鲜血和牺牲的英雄。对民族国家来说，民族情感是一种纽带。这种纽带通过扩展个人活动领域，使权力得以强化，并通过设立明确的理想来扩大合作对象。这种情感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面。但是，这种情感往往演变为对自我的偏执，特别强调和注重自身的价值和利益。这恰恰是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基础。
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促进团结的方式：赞扬本族的优越，以激起成员的团结。这是一种认为自己文化优于他者文化的信条。这一点非常主观，偏执本族群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为准，用否定的态度，否定或贬低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成就。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冷战过程之中。当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社会主义的中国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情绪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民族大团结，这应当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提。
然而，这大团结是建立在一个记忆犹新的冷战思维当中的，常常使我们在理解他者问题上举步维艰。冷战思维已是上世纪政治留给中国人思想的紧箍咒。它主张非此即彼的二元化方法和敌对化情绪的表达。当然，利用民族排他的自然情绪，也是一个管理成本极低的社会动员的方式。
其二，促进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方式：政治运动。中国自解放以来，进行了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运动。“大跃进”、“反右”、“灭四害”、“学雷锋”、“文革”、“学大寨”、“五讲四美”等等，它很像一种戏剧化的宣传活动。这种行动可以将中央的意志传达到行政末端，而且它比红头文件要实在、生动，可操作、易推广。传统上在中国，面对识字率不高的广大农村群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民间戏剧、口传文学、民间仪式等形式贯彻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政党也采取了这样一个见效的方式开展较为深邃的政治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无疑要被分为两大类，即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先进的或落后的、改革的或保守的，等等。这样一来，末端的群众始终与高层的中央保持信息同步。
反思民族主义
从抗震救灾和办奥运中仍然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即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经济改革30年之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为人类发展模式中的一种，即生产过程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还没有一个互惠的集体意识去充实我们目前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思想，就很容易被那个传统的冷战思维占据，演变成“以我的人为本”、“向我的社会和谐”，走向以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老路上去。
一个以本民族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分子如何才能理解另一个与他同样执著的他国极端爱国主义分子?不理不睬，当然是最为简便的想法。民族学家认为，民族性的概念本身被“我们”和“他们”的界线所区分。有了他者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其中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对比。二元化的方法可以使它清晰地展现在众人面前，起到凝聚、团结和异化他者的作用。但是，这与21世纪的当今世界并不合拍。如果我们只习惯于冷战思维，习惯于本民族中心主义的情绪，那就会倒退。
抗震救灾过程中，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职业军人，都呈现出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的精神面貌，而在奥运会筹办过程中，特别是圣火全球传递过程中，中华民族也呈现出众志成城的气魄。但不能因此就将功劳归结于一直以来的民族主义教育，而应当看到，在新形势下，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构成了国际人道主义的一部分。换言之，四川和北京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表达的机会，我们共筑了向往进步和共赢的世界。
另外有一种说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它的前提应当是像爱护自己一样去欣赏他者(另一个主体性)。如果仅仅认为自己才是“勤劳”、“勇敢的”，那么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只能是一厢情愿。这种民族也不会懂得理解他者，也只能陷入不具备对话能力的“本民族中心主义”的自我封闭的网境。
在中国，民族这一说法具有特殊历史使命。从“天下观”到“国家观”，这一转变让中国人更加唯物主义了。但是在民族问题的符号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模糊性，甚至有很大的想象成分。因为本来民族疆界是历史的，代表其核心价值的生活观念也是与时俱进的。加之当今世界流动如此频繁，波及范围如此广大，这个概念始终缺乏严谨性。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当朝政治家必须考虑和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它做不好往往会使一个国家处于两难境地：过之会影响国际关系；欠之会波及自身政权的巩固——难道我们的智慧不足以让我们超越这种民族神化吗?
笔者认为：“以人为本”没有用“族群”作为基本单位，也是试图超越冷战带给我们的思维上的困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让我们落实人性化建设和社会化建设的纲领，那么如何使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性行为呢?结合恰巧发生在2008年中国的两个重大事件，我们可以说，这两个重大事件给我们机会凝视自我，同时也得到了观察他者的机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今年被称为中国的“多事之年”。它喜忧参半。牵动着每位关注者的心。且说四川5·12特大地震与2008奥运会，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经过以下三个程序融为一体。首先由于中国这一国家的全面介入，使两者在制度上得以结合。其次。社会的崛起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心理层面。最后，媒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社会力量的未来
地震和奥运会，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逻辑关系，但它们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均定位在同样的格局。首先，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冷战之后中国政府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改革，而在非经济生产领域，如人权、福利、安全等公共领域应占有主导地位。其次，周边有社会力量摇旗呐喊。社会力量来自各行各业，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世俗的等级、性别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人与人相互平等、认同，因此在这个群体中他或者她能够找到自我。这一点是在科层制的单位或理性分工的企业中不容易找得到的感觉。
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的上述新型的治理模式和认同模式需要一种集体意识(意识形态)来贯穿。换句话说，如果不使“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流于形式，那就需要进行“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建设和“和谐社会”的社会化建设。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这两个建设遇到了这样两个历史性重大事件，它给我们也提出了问题。其一，把社会力量的这种积极向上的情绪引向何方?其二，如何让人们不忘?
看得出，这个非常时刻让中国人又一次感到了力量。它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呢?我们常听媒体话语里有“中华民族”、“华夏儿女”、“中国人”、“民族精神”这类的民族性的词语，似乎这样的大爱降临到了中国。
某种力量可以集结在一个象征性符号，也可以团结在一种权力下，当然也可以聚集在对未来的憧憬上。上个世纪末，认为民族是建构的观点在社会科学理论界占据上风。民族主义者向人民反复灌输一个国家、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或者通过对一个共同历史的记忆来超越当下的差异(包括思想)。这种想象和记忆需要一种情感力量来追忆他们在民族独立或爱国战争中所洒下的鲜血和牺牲的英雄。对民族国家来说，民族情感是一种纽带。这种纽带通过扩展个人活动领域，使权力得以强化，并通过设立明确的理想来扩大合作对象。这种情感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面。但是，这种情感往往演变为对自我的偏执，特别强调和注重自身的价值和利益。这恰恰是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基础。
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促进团结的方式：赞扬本族的优越，以激起成员的团结。这是一种认为自己文化优于他者文化的信条。这一点非常主观，偏执本族群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为准，用否定的态度，否定或贬低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成就。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冷战过程之中。当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社会主义的中国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情绪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民族大团结，这应当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提。
然而，这大团结是建立在一个记忆犹新的冷战思维当中的，常常使我们在理解他者问题上举步维艰。冷战思维已是上世纪政治留给中国人思想的紧箍咒。它主张非此即彼的二元化方法和敌对化情绪的表达。当然，利用民族排他的自然情绪，也是一个管理成本极低的社会动员的方式。
其二，促进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方式：政治运动。中国自解放以来，进行了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运动。“大跃进”、“反右”、“灭四害”、“学雷锋”、“文革”、“学大寨”、“五讲四美”等等，它很像一种戏剧化的宣传活动。这种行动可以将中央的意志传达到行政末端，而且它比红头文件要实在、生动，可操作、易推广。传统上在中国，面对识字率不高的广大农村群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民间戏剧、口传文学、民间仪式等形式贯彻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政党也采取了这样一个见效的方式开展较为深邃的政治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无疑要被分为两大类，即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先进的或落后的、改革的或保守的，等等。这样一来，末端的群众始终与高层的中央保持信息同步。
反思民族主义
从抗震救灾和办奥运中仍然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即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经济改革30年之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为人类发展模式中的一种，即生产过程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还没有一个互惠的集体意识去充实我们目前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思想，就很容易被那个传统的冷战思维占据，演变成“以我的人为本”、“向我的社会和谐”，走向以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老路上去。
一个以本民族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分子如何才能理解另一个与他同样执著的他国极端爱国主义分子?不理不睬，当然是最为简便的想法。民族学家认为，民族性的概念本身被“我们”和“他们”的界线所区分。有了他者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其中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对比。二元化的方法可以使它清晰地展现在众人面前，起到凝聚、团结和异化他者的作用。但是，这与21世纪的当今世界并不合拍。如果我们只习惯于冷战思维，习惯于本民族中心主义的情绪，那就会倒退。
抗震救灾过程中，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职业军人，都呈现出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的精神面貌，而在奥运会筹办过程中，特别是圣火全球传递过程中，中华民族也呈现出众志成城的气魄。但不能因此就将功劳归结于一直以来的民族主义教育，而应当看到，在新形势下，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构成了国际人道主义的一部分。换言之，四川和北京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表达的机会，我们共筑了向往进步和共赢的世界。
另外有一种说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它的前提应当是像爱护自己一样去欣赏他者(另一个主体性)。如果仅仅认为自己才是“勤劳”、“勇敢的”，那么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只能是一厢情愿。这种民族也不会懂得理解他者，也只能陷入不具备对话能力的“本民族中心主义”的自我封闭的网境。
在中国，民族这一说法具有特殊历史使命。从“天下观”到“国家观”，这一转变让中国人更加唯物主义了。但是在民族问题的符号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模糊性，甚至有很大的想象成分。因为本来民族疆界是历史的，代表其核心价值的生活观念也是与时俱进的。加之当今世界流动如此频繁，波及范围如此广大，这个概念始终缺乏严谨性。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当朝政治家必须考虑和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它做不好往往会使一个国家处于两难境地：过之会影响国际关系；欠之会波及自身政权的巩固——难道我们的智慧不足以让我们超越这种民族神化吗?
笔者认为：“以人为本”没有用“族群”作为基本单位，也是试图超越冷战带给我们的思维上的困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让我们落实人性化建设和社会化建设的纲领，那么如何使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性行为呢?结合恰巧发生在2008年中国的两个重大事件，我们可以说，这两个重大事件给我们机会凝视自我，同时也得到了观察他者的机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