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敬年从孩童时代起，凭着自己执著求索的信心和毅力，坚持走勤工俭学的道路，经历36个春秋，最终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从1949年起到南开大学任教，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又以“摘帽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罪”被定为“专政对象”。但他无视来自各方面的歧视和羞辱，默默地为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作贡献。平反以后，他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夜以继日地工作，成为国内发展经济学的开拓者……
在求知的道路上拼搏
杨敬年是湖南省湘阴县(今属汨罗市)大荆乡人，1908年11月23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父亲远赴他乡，杏无音信，母亲抱着刚满月的他长住外祖母家。10岁时，母亲改嫁，从此他失去了父母的抚爱，由外祖母抚养。从4岁起，杨敬年就在外祖父跟前读书。外祖父是浙江人，在家开设经学堂，教授四书五经，因懂文墨，有见识，又有介入乡政的能力，故在地方上深孚众望。13岁时，杨敬年已能背诵四书五经，称得上文理精通，亲邻无不夸赞。
14岁时，叔祖父见他听话，会读书，有出息，便设法资助他到距家40多公里的岳阳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当时的高小是3年毕业，杨敬年一入学就跳级读二年级。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于28班。他因勤学苦练，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只读了3个学期就辍学回家了，经亲友推荐，当上了小学教师。不久，由叔祖父包办结婚，女方叫李韵兰，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女子。第二年刚满18岁的他就做了父亲。此时，他不仅要挣学费读书，还要养家糊口，心情十分焦虑。正在苦闷的时候，碰巧读到了梁启超《新民说》，心潮澎湃。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写道：论自尊，自尊者必自爱，自尊者必自治，自尊者必自立，自尊者必自敬，自尊者必自任；论自由，毋为古人之奴隶；毋为世俗之奴隶，毋为环境之奴隶，毋为情欲之奴隶：论冒险进取，一日生于希望，二日生干热情，三日生于智慧，四日生于勇气：论毅力……
可以说这“四论”成为了杨敬年执著求索的思想源泉。
1927年春，杨敬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校方组织了反共宣传队，劝杨敬年参加，他无法接受，便愤然离开学校回到家乡，继续教小学，同时挤时间自学。亲友们劝他说：“你就下决心做个教书先生吧。”他总是回答说：“我学的知识太少了，再读一二十年书不算多。”他在贫困的现实面前，改名为杨飘蓬，给他的妻子取名为李飘萍，其意是不怕风吹浪打。他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座右铭，鞭策自己在求索的道路上奋进。
1929年春，为了寻找公费读书的机会，他让妻子带着小儿，住在父亲留下的两间又矮有小的房子里，靠着几亩薄田和亲友的接济过日子，自己离开湖南来到上海，报考了劳动中学。因超龄未被录取。不久，他幸运地考上了江苏省土地测量人员学习班，一年后毕业，在乡间从事土地测量登记。为了寻找读书免费的学校，他四处奔走，因耽误测量工作时间，测量队以久假不归将他除名。在亲友帮助下，他到新兵招募处经理科当上了一名科员，不到两个月招募处撤销，他又失业了。正巧碰上了国民党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交通技术所招生，他报考并被录取为无线电班第二期学员，学业完成后，分配到无线电工场实习。半年后，调入通讯教导队工作。但是他的意愿不是混口饭吃，弄点钱去养家糊口，而是要学更多的知识，寻找不断向上攀登的通道。24岁那年，他几经周折，考上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
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去读书的，大都是纨绔子弟，是为了求一官半职光宗耀祖的，而杨敬年却是个穷光蛋，只求免费学知识。4年的大学学习是紧张的，也是艰苦的。1936年，杨敬年毕业了。他既不服从分配，也不去参加高等文官的考试，决定报考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庚款留英是1930年中英两国政府同意将英国返还的庚子赔款尽数作为基金，用于中国的铁路建设和其它生產事业，其利息用于资助青年学子去英国留学。可是申请中英庚款留英必须有大学毕业后两年相关的科学研究或工作经历，杨敬年失去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在读大学期间，杨敬年经常阅读《大公报》，因为他喜欢读其中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编的《经济周刊》。他被中英庚款留英拒之门外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二届研究生班。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有何廉、方显延、陈序经等享誉国内外的名家，杨敬年能在此求学，应该说是极大的幸运，可为他出国留学铺平道路。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者破坏，辍学的杨敬年只好回到老家，重操旧业，当小学老师。
半年后，杨敬年又离家寻找求知的机会。在经济研究所老师的率领和介绍下，从1938年到1945年初秋，他东奔西走，先后在贵阳农村建设协会、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国民政府财政部等处工作了7年，但时刻没有放弃出国留学的打算。
1939年，杨敬年在工作之余，参加了庚款留英第七届公费生考试，因为没有送上占总分5％的专门著作(即大学毕业论文)，结果以0.5分之差落榜。这使他出国留学一下子推迟了6年，直到1944秋才考上第八届庚款留英公费生，这时他已经37岁了。
1945年8月4日，杨敬年和同伴启程奔赴英国。在英国，他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在校3年，他除潜心修学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以出众的才能当选为牛津中国留学生会主席和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主席。1946年留学生总会在杨敬年的主持下，曾通电国共双方，提出反对内战、和平统一、恢复经济、独立自主等主张，反映了这些青年学子热爱祖国的拳拳赤子心。他还曾率领留英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
1948年5月，杨敬年以毕业论文《英国中央政府各部权利的分配(兼与美国及英酪自治领域的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得到了院方和导师的充分肯定，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逆境中经受磨练
1948年夏，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出任南开大学校长，邀请杨敬年回南开大学任教，并寄500美元作为旅费。9月初，杨敬年抱着拳拳赤子之心由英国返抵香港，恰遇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陈序经也盛情邀请他赴岭南大学执教。毕竟南开大学是他的母校，向陈序经解释清楚后，便义无反顾地于10月来到南开大学。此时正是天津解放前夕。
何廉仅任了两个月校长，就准备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力邀杨敬年同往。尽管何廉给他办好了出国护照，也准备了旅资，但经过反复思考，杨敬年决定不去美国，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天津解放后，杨敬年出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1949年9月，他奉命刨办财政系，先后聘请国内知名的财政专家陶继侃、李建昌、陈舜礼等执教。同时，他与财政部订立共同办学的合同，一方面请财政部的领导与专家给学生讲课，另一方面带领学生到财政部实习，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1954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其中许多优秀学生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学者，至今还活跃在财政界的中国财经大学梁尚敏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全国解放后，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杨敬年深感自己跟不上形势。于是，他参加了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联合举办的马列主义夜大，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一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另一方面他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突击俄语，以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教材，俄文本和中文本对照学习，先每天学两三行，后来每天读两三页，终于弄通了其文字结构，能够依照俄文译成中文。俄语水平提高了，他就着手做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3部书，即苏联的《经济核算制原理》、《苏联地方税捐》和《苏联国家预算》。
杨敬年正以满腔热情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1957年8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多次经受批判和斗争。1958年8月处理“右派”时，因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被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每月只发基本生活费，由经济系安排在资料室改造。
杨敬年虽然在1961年8月由法院宣布解除管制，并两次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文革”开始后，杨敬年仍然属于“专政对象”，必须低头认罪，并勒令半个月口头汇报一次思想情况，3个月书面汇报一次。最令他痛心的是紅卫兵抄家时，将他珍藏的500本外文书籍抄走了。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他利用在资料室“改造”的好机会，认真地阅读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同时以他深厚的英语和俄语基础，阅读并翻译了大量的国内外经济名著，如《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9-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分析史)、<不稳定的经济》等。
“文革”期间，杨敬年除了承受政治上的压力外，还要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妻子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女儿正在上大学，投靠他的内侄女正在读初中，每月仅靠他40元的生活费，生活拮据就可想而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变卖衣物书籍和亲友借款来维持。1972年2月4日，在经济系落实政策的大会上，摘掉了他“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可是接踵而来的是家庭惨遭不幸。1974年，其妻因患脑溢血全身瘫痪，卧床不起，终日需人服侍。1976年，他的独生儿子又因病去世，留下了没有工作的儿媳和年幼的孙子。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没有倒下去，而是坚强地活着，并以坚韧的毅力进行工作。1974年至1979年间，南开大学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承担了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正式记录的英译汉工作，老中青教师均分担了任务，译文200余万字，最终审核定稿者是杨敬年。因译作质量高，受到了国务院的通令嘉奖。
在潜心奉献中展示人生价值
1979年3月，南开大学党委通知杨敬年：恢复其政治名誉，撤销因“右派”问题定为“历史反革命”并给予管制3年以及行政降薪的决定。杨老在政治上终于获得了新生。
杨敬年平反昭雪后，想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着手研究发展经济学。他认为第三世界有130多个国家，人口总数占全球人口的3／4，其中绝大多数是二战后独立的，均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任务，自然应有一门相应的研究科学，所以他在全国大学中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的课程，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能借鉴其他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
为了教好学生，他以极大的精力编写教材。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编纂的《乖斗技·技术·经济增长》，该书论述了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了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阐述了科学技术进步对未来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肩负的使命，介绍了具体的计算方法，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国内引进发展经济学作思想准备。
‘1987年6月，杨敬年迎来了自己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他以79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
1988年，他呕心沥血编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被列为国家教委第二届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起了“建立一门学科，填补一项空白”的作用，后来获得了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的荣誉。他还编纂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将他自己撰写的、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重要论文，如《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与方法》、《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十大关系》等均编入书中。
杨敬年还承担了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从1981年起，招收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方面的研究生。到1 994年，共培养硕士研究生20名。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他紧紧地抓住4条措施：一是上好基础理论课，二是上好专业课，三是开展社会调查。四是写好高质量的论文。因此，他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均受到了有关方面的称赞。
1998年，已进入90高龄的杨敬年，以非凡的毅力和见困难就上的钉子精神，重新翻译了200多年前英国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在此之前，有严复和王亚南、郭大力的两个译本，而杨敬年又一次以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以流畅的语言翻译了这部拥有74万字的著作。一位即将进入百岁的老人，每天要伏案三四个钟头，完成3000余字的任务，应该说是一个奇迹。这本书从2001年首次发行以来，到2005年7月已重印8次，总计发行5万余册。此后，杨敬年又将全书校阅了一遍，并翻印了原书的主题索引，在2006年第9次印刷时出版了增订本。学术界有人评价说：南开杨先生翻译的版本，不仅文字清晰到位，而且引用了熊彼特的注释和导读，堪称“珠联璧合”。
杨敬年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享誉国内外，曾先后入载英国剑桥传记中心的《澳洲和远东名人录》和《21世纪2000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后又入载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传记中的《世界名人录》和《亚洲名人录》。
1988年，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为他举行了90华诞暨执教南开50年的庆祝大会，他向与会者深情地表述了自己一生的四大幸事：一是大学毕业后，没有钻到国民党政府里求高官厚禄，而是走进南开经济研究所深造；二是牛津大学毕业后，没有去美国求名求利，而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到了南开；三是在20年的困境中，没有丧失对党的信念，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是没有抛弃大字不识的妻子，而是相依相伴73年。他还曾深有感慨地说：我40岁时获得博士学位，80岁时成为共产党员，都花了40年时间，才实现自己的夙愿，可以说是幸哉幸哉。80年，对历史的长河来说，只是短暂一瞬，而对生命有限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漫长的历程，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才能闯过这个历程啊!
在求知的道路上拼搏
杨敬年是湖南省湘阴县(今属汨罗市)大荆乡人，1908年11月23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父亲远赴他乡，杏无音信，母亲抱着刚满月的他长住外祖母家。10岁时，母亲改嫁，从此他失去了父母的抚爱，由外祖母抚养。从4岁起，杨敬年就在外祖父跟前读书。外祖父是浙江人，在家开设经学堂，教授四书五经，因懂文墨，有见识，又有介入乡政的能力，故在地方上深孚众望。13岁时，杨敬年已能背诵四书五经，称得上文理精通，亲邻无不夸赞。
14岁时，叔祖父见他听话，会读书，有出息，便设法资助他到距家40多公里的岳阳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当时的高小是3年毕业，杨敬年一入学就跳级读二年级。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于28班。他因勤学苦练，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只读了3个学期就辍学回家了，经亲友推荐，当上了小学教师。不久，由叔祖父包办结婚，女方叫李韵兰，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女子。第二年刚满18岁的他就做了父亲。此时，他不仅要挣学费读书，还要养家糊口，心情十分焦虑。正在苦闷的时候，碰巧读到了梁启超《新民说》，心潮澎湃。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写道：论自尊，自尊者必自爱，自尊者必自治，自尊者必自立，自尊者必自敬，自尊者必自任；论自由，毋为古人之奴隶；毋为世俗之奴隶，毋为环境之奴隶，毋为情欲之奴隶：论冒险进取，一日生于希望，二日生干热情，三日生于智慧，四日生于勇气：论毅力……
可以说这“四论”成为了杨敬年执著求索的思想源泉。
1927年春，杨敬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校方组织了反共宣传队，劝杨敬年参加，他无法接受，便愤然离开学校回到家乡，继续教小学，同时挤时间自学。亲友们劝他说：“你就下决心做个教书先生吧。”他总是回答说：“我学的知识太少了，再读一二十年书不算多。”他在贫困的现实面前，改名为杨飘蓬，给他的妻子取名为李飘萍，其意是不怕风吹浪打。他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座右铭，鞭策自己在求索的道路上奋进。
1929年春，为了寻找公费读书的机会，他让妻子带着小儿，住在父亲留下的两间又矮有小的房子里，靠着几亩薄田和亲友的接济过日子，自己离开湖南来到上海，报考了劳动中学。因超龄未被录取。不久，他幸运地考上了江苏省土地测量人员学习班，一年后毕业，在乡间从事土地测量登记。为了寻找读书免费的学校，他四处奔走，因耽误测量工作时间，测量队以久假不归将他除名。在亲友帮助下，他到新兵招募处经理科当上了一名科员，不到两个月招募处撤销，他又失业了。正巧碰上了国民党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交通技术所招生，他报考并被录取为无线电班第二期学员，学业完成后，分配到无线电工场实习。半年后，调入通讯教导队工作。但是他的意愿不是混口饭吃，弄点钱去养家糊口，而是要学更多的知识，寻找不断向上攀登的通道。24岁那年，他几经周折，考上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
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去读书的，大都是纨绔子弟，是为了求一官半职光宗耀祖的，而杨敬年却是个穷光蛋，只求免费学知识。4年的大学学习是紧张的，也是艰苦的。1936年，杨敬年毕业了。他既不服从分配，也不去参加高等文官的考试，决定报考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庚款留英是1930年中英两国政府同意将英国返还的庚子赔款尽数作为基金，用于中国的铁路建设和其它生產事业，其利息用于资助青年学子去英国留学。可是申请中英庚款留英必须有大学毕业后两年相关的科学研究或工作经历，杨敬年失去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在读大学期间，杨敬年经常阅读《大公报》，因为他喜欢读其中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编的《经济周刊》。他被中英庚款留英拒之门外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二届研究生班。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有何廉、方显延、陈序经等享誉国内外的名家，杨敬年能在此求学，应该说是极大的幸运，可为他出国留学铺平道路。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者破坏，辍学的杨敬年只好回到老家，重操旧业，当小学老师。
半年后，杨敬年又离家寻找求知的机会。在经济研究所老师的率领和介绍下，从1938年到1945年初秋，他东奔西走，先后在贵阳农村建设协会、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国民政府财政部等处工作了7年，但时刻没有放弃出国留学的打算。
1939年，杨敬年在工作之余，参加了庚款留英第七届公费生考试，因为没有送上占总分5％的专门著作(即大学毕业论文)，结果以0.5分之差落榜。这使他出国留学一下子推迟了6年，直到1944秋才考上第八届庚款留英公费生，这时他已经37岁了。
1945年8月4日，杨敬年和同伴启程奔赴英国。在英国，他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在校3年，他除潜心修学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以出众的才能当选为牛津中国留学生会主席和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主席。1946年留学生总会在杨敬年的主持下，曾通电国共双方，提出反对内战、和平统一、恢复经济、独立自主等主张，反映了这些青年学子热爱祖国的拳拳赤子心。他还曾率领留英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
1948年5月，杨敬年以毕业论文《英国中央政府各部权利的分配(兼与美国及英酪自治领域的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得到了院方和导师的充分肯定，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逆境中经受磨练
1948年夏，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出任南开大学校长，邀请杨敬年回南开大学任教，并寄500美元作为旅费。9月初，杨敬年抱着拳拳赤子之心由英国返抵香港，恰遇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陈序经也盛情邀请他赴岭南大学执教。毕竟南开大学是他的母校，向陈序经解释清楚后，便义无反顾地于10月来到南开大学。此时正是天津解放前夕。
何廉仅任了两个月校长，就准备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力邀杨敬年同往。尽管何廉给他办好了出国护照，也准备了旅资，但经过反复思考，杨敬年决定不去美国，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天津解放后，杨敬年出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1949年9月，他奉命刨办财政系，先后聘请国内知名的财政专家陶继侃、李建昌、陈舜礼等执教。同时，他与财政部订立共同办学的合同，一方面请财政部的领导与专家给学生讲课，另一方面带领学生到财政部实习，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1954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其中许多优秀学生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学者，至今还活跃在财政界的中国财经大学梁尚敏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全国解放后，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杨敬年深感自己跟不上形势。于是，他参加了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联合举办的马列主义夜大，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一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另一方面他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突击俄语，以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教材，俄文本和中文本对照学习，先每天学两三行，后来每天读两三页，终于弄通了其文字结构，能够依照俄文译成中文。俄语水平提高了，他就着手做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3部书，即苏联的《经济核算制原理》、《苏联地方税捐》和《苏联国家预算》。
杨敬年正以满腔热情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1957年8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多次经受批判和斗争。1958年8月处理“右派”时，因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被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每月只发基本生活费，由经济系安排在资料室改造。
杨敬年虽然在1961年8月由法院宣布解除管制，并两次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文革”开始后，杨敬年仍然属于“专政对象”，必须低头认罪，并勒令半个月口头汇报一次思想情况，3个月书面汇报一次。最令他痛心的是紅卫兵抄家时，将他珍藏的500本外文书籍抄走了。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他利用在资料室“改造”的好机会，认真地阅读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同时以他深厚的英语和俄语基础，阅读并翻译了大量的国内外经济名著，如《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9-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分析史)、<不稳定的经济》等。
“文革”期间，杨敬年除了承受政治上的压力外，还要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妻子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女儿正在上大学，投靠他的内侄女正在读初中，每月仅靠他40元的生活费，生活拮据就可想而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变卖衣物书籍和亲友借款来维持。1972年2月4日，在经济系落实政策的大会上，摘掉了他“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可是接踵而来的是家庭惨遭不幸。1974年，其妻因患脑溢血全身瘫痪，卧床不起，终日需人服侍。1976年，他的独生儿子又因病去世，留下了没有工作的儿媳和年幼的孙子。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没有倒下去，而是坚强地活着，并以坚韧的毅力进行工作。1974年至1979年间，南开大学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承担了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正式记录的英译汉工作，老中青教师均分担了任务，译文200余万字，最终审核定稿者是杨敬年。因译作质量高，受到了国务院的通令嘉奖。
在潜心奉献中展示人生价值
1979年3月，南开大学党委通知杨敬年：恢复其政治名誉，撤销因“右派”问题定为“历史反革命”并给予管制3年以及行政降薪的决定。杨老在政治上终于获得了新生。
杨敬年平反昭雪后，想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着手研究发展经济学。他认为第三世界有130多个国家，人口总数占全球人口的3／4，其中绝大多数是二战后独立的，均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任务，自然应有一门相应的研究科学，所以他在全国大学中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的课程，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能借鉴其他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
为了教好学生，他以极大的精力编写教材。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编纂的《乖斗技·技术·经济增长》，该书论述了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了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阐述了科学技术进步对未来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肩负的使命，介绍了具体的计算方法，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国内引进发展经济学作思想准备。
‘1987年6月，杨敬年迎来了自己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他以79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
1988年，他呕心沥血编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被列为国家教委第二届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起了“建立一门学科，填补一项空白”的作用，后来获得了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的荣誉。他还编纂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将他自己撰写的、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重要论文，如《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与方法》、《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十大关系》等均编入书中。
杨敬年还承担了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从1981年起，招收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方面的研究生。到1 994年，共培养硕士研究生20名。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他紧紧地抓住4条措施：一是上好基础理论课，二是上好专业课，三是开展社会调查。四是写好高质量的论文。因此，他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均受到了有关方面的称赞。
1998年，已进入90高龄的杨敬年，以非凡的毅力和见困难就上的钉子精神，重新翻译了200多年前英国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在此之前，有严复和王亚南、郭大力的两个译本，而杨敬年又一次以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以流畅的语言翻译了这部拥有74万字的著作。一位即将进入百岁的老人，每天要伏案三四个钟头，完成3000余字的任务，应该说是一个奇迹。这本书从2001年首次发行以来，到2005年7月已重印8次，总计发行5万余册。此后，杨敬年又将全书校阅了一遍，并翻印了原书的主题索引，在2006年第9次印刷时出版了增订本。学术界有人评价说：南开杨先生翻译的版本，不仅文字清晰到位，而且引用了熊彼特的注释和导读，堪称“珠联璧合”。
杨敬年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享誉国内外，曾先后入载英国剑桥传记中心的《澳洲和远东名人录》和《21世纪2000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后又入载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传记中的《世界名人录》和《亚洲名人录》。
1988年，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为他举行了90华诞暨执教南开50年的庆祝大会，他向与会者深情地表述了自己一生的四大幸事：一是大学毕业后，没有钻到国民党政府里求高官厚禄，而是走进南开经济研究所深造；二是牛津大学毕业后，没有去美国求名求利，而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到了南开；三是在20年的困境中，没有丧失对党的信念，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是没有抛弃大字不识的妻子，而是相依相伴73年。他还曾深有感慨地说：我40岁时获得博士学位，80岁时成为共产党员，都花了40年时间，才实现自己的夙愿，可以说是幸哉幸哉。80年，对历史的长河来说，只是短暂一瞬，而对生命有限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漫长的历程，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才能闯过这个历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