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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初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材建设的基本经验包括: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关键性工程;教材是教学过程和结构的基本要素,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教材属性及其对教材建设的影响,是保证课程质量的关键环节;正确把握课程与教材之间变动和稳定的关系,才能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和发展、创新的关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建国初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材建设;基本经验
作者简介:李梁(1965-),男,上海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技术。
(上海 20044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从CAI到积件:现代教学媒体与‘05’方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0YZ30)的研究成果。
建国初期,随着高校第一个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基本建立,作为教学媒体的核心——教材的建设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基本上形成了以教科书为基本教材,教学参考书等教学资料为辅助教材的覆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体系,这时所确立和遵循的原则和探索的经验对其后乃至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关键性工程
教材是教学材料的简称,是指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材料。[1]狭义的教材是指教科书(课本或教本),即基本教材;广义的教材是指与教科书有关的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包括讲义(讲稿)、教学参考书及教学辅导材料等等,即辅助教材。[2]高等教育部(以下简称“高教部”)于1956年1月18日印发的《高等教育教材编写暂行办法》规定:“高校学校教材分为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两类”,“凡适应教学要求,内容适合于作为讲课课本用的,可批准为教科书;不适合作为教科书,但内容有参考价值的,可批准为教学参考书”。由于教材是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材料,是为教学服务的,因此,教材的主要功能表现在促进课程教学的作用上,优秀的教材是保证高水平教学的重要因素。同时,教材是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反映,教材建设是衡量该课程的师资、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教材建设被视为课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关键性工程,也是保证、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建国初期,由于缺乏编写统编基本教材和通用基本教材的条件,教材建设着重于教学大纲、讲义、讲稿,尤其是参考书籍、教学参考资料,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也是无奈之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教材建设。1950年初,胡华写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一书。“周恩来总理百忙中阅读了该书初稿,并对个别史实作了订正。中央其他有关同志负责审阅全稿。经修改,该书于同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报道了该书出版的消息。”[3]“这本书系统而简明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新中国第一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它很快成为了全国干部、青年和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中共党史的基本教材。该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印了13版,发行230多万册。”[4]1952年12月25日高教部成立后即在教学指导司内正式设置了专职的教材编审机构——教材编审处(高等教育出版社前身)。从1952年12月至1954年4月,教材编审处承担了翻译苏联教材的全部组稿与审定工作。为了便于组织教材的翻译、审校和出版工作,教育部于1954年5月正式成立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1月18日,高教部还印发了《高等教育教材编写暂行办法》,指导和管理教材的出版工作。1956年8月16日,杨秀峰部长在暑期高等学校校长(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上强调:“除继续翻译苏联的教本以外,必须加强教师自己编写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工作,因为这对提高教学质量关系很大。大家应该把这项工作当作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之一。”[5]后来,国家教委于1988年11月5日颁布的《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规程(试行)》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工作是高校的一项基本的建设工作”,“是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及其成果的重要反映”,“也是深入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二、教材是教学过程和结构的基本要素,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
教学过程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是教师指导下的学生的认识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包括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学生等多个要素。作为承载教学内容的教学媒体——教材是课堂教学过程和结构的基本要素,是师生教学活动中信息交流的共同媒体和主要依据,在教学过程中具有独特地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讲授教材内容来体现。由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存在大大提高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认识效率。一本高质量的教材,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实现其主导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认知课程内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我们抓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就应该抓好教材建设。1953年2月7日,高教部发出《关于确定马列主义基础自1953年度起为各类型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二年级以上)二年级的必修课程》后,各高校“马列主义基础”课采用的基本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内容和精神,《教学与研究》于1953、1954年陆续刊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名词简释》的系列文章,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全面详细地介绍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十二章中所涉及的202個名词的概念和历史背景。这些文章,依据列宁、斯大林著作及其原有注释、有关苏联历史及地理的书籍和其他有关资料编写而成;每条名词下所注号码,系表示该名词见本校出版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页数,以便查考。名词简释除解释名词外还带有资料介绍性质。[6]
三、正确认识教材属性及其对教材建设的影响,是保证课程质量的关键环节
教材在本质上是一种载体,教材这种知识载体和其他知识载体不同,是一条完整的知识链,教材间的这种有机联系,就形成了教材的整体关联性。由于教材的整体关联性,教材必须从整体上形成知识链,这样对某一门课程的教材,就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在外部,它必须与直接关联的教材在内容上相衔接,并且要受到知识链的制约。在内部,它必须保持其自身的系统性。[7]受教材的整体关联性制约,在进行教材建设时,对教材体系实施组合设计就显得非常必要。因此,同一门课程的教材体系除了有教科书作为基本教材外,还应该包括讲义(讲稿)、教学参考书、学习辅导读本、习题集等辅助教材,实行教材配套策略。建国初期,高教部副部长刘子载在《关于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讲话中谈到了关于教材配套策略、实施教材体系组合设计的思想。他说:“将逐步编订出较完善的四门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大纲并适当地解决教材问题,印发必要的教学参考资料,组织编写直观教材来帮助学校改进这方面的工作。”[8]在当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如“马列主义基础”课,除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基本教材外,还有一大批辅助教材。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授纲要》(1953)、《“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授纲要》(1953)、《“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纲要》(1954)、《“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堂讨论提纲》(1954)、巴甫洛夫等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1954)、杰米多夫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1955)等等。这些辅助教材的翻译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学媒介多样化的时代已到来。现代教材的概念,早已不是局限于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范围,而是指以文字教材为主体,包括音像、电子教材以及网络等。对于教材建设来说,适应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和课程带来的变化,教材设计也必须做出重大的改变,逐步摆脱单纯纸质媒介的状况而向多媒体和网络,动感的、交互的立体教材延伸。
四、正确把握课程与教材之间变动和稳定的关系,才能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
1951年9月5日,人民日报以《对出版“修订本”“重改本”的一个建议》为题,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现在出版的书籍,往往有“修订本”“重改本”,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国革命读本》都出了修订本,《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出了重改本,至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更出了好几次订正本。这种情形使我感到很苦恼……这里,我向出版机关提出一个建议:在修订一本书之后,另外刊印一个“改正表”……。这位读者在上述信中谈到的这种情况,当时也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建国初期短短的七年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就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调整、变动。这种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课程体系、结构的调整,二是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一定时期是基本稳定的,在一定时期内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是基本稳定的,因此,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任务在一定时期内也应是基本稳定的。这就要求基本教材也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只有相对稳定,才能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教材只有适应课程调整的需要,按课程体系、结构进行布局,并体现新的课程内容,才能保证具有较好的质量。为此,在基本教材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辅助教材建设必须紧密配合课程的调整,如果离开课程调整去写辅助教材,这样的教材建设就无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五、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和发展、创新的关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建国初期,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出现了教条主义倾向。同时,由于思维的片面性,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一概排斥,造成许多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我们无法学习,许多国外先进的经验我们无法了解。这对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如何编写出既符合我国国情,教师容易讲,学生又易懂的教材,是教材编写者应该努力做到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中国人民大学不仅编写出了一系列马列主义理论课教材,而且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编写计划的“三个原则”和“三个特点”。三个原则是: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相结合;专业课与基础课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三个特点是: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是一切专业的基础;以政治理论课为基础,坚持政治与业务相结合;强调基础课在教学计划中的必要性。中国人民大学的上述做法,也为全国其他高校提供了新鲜的经验。[9]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继承、借鉴和发展、创新的关系,做到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借鉴别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和重要载体。这类教材不仅是实施课堂教学的重要资源,而且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思想宝库。建国初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材建设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別敦荣,王根顺.高等学校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50.
[2]吴华钿,林天卫.教育学教程[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8.
[3]刘辉.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J].教学与研究,2008,(11):86-93.
[4]戴逸.胡华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J].百年潮,2009,(6):77-80.
[5]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70.
[6]刘宝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立与话语研究(1949.10-1956.12)[D].天津:天津大学,2006.
[7]解剑光.教材的属性及其对教材建设的影响[J].台州师专学报,1996,(10):69-71.
[8]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1.
[9]石云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4.
(责任编辑:麻剑飞)
关键词:建国初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材建设;基本经验
作者简介:李梁(1965-),男,上海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技术。
(上海 20044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从CAI到积件:现代教学媒体与‘05’方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0YZ30)的研究成果。
建国初期,随着高校第一个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基本建立,作为教学媒体的核心——教材的建设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基本上形成了以教科书为基本教材,教学参考书等教学资料为辅助教材的覆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体系,这时所确立和遵循的原则和探索的经验对其后乃至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关键性工程
教材是教学材料的简称,是指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材料。[1]狭义的教材是指教科书(课本或教本),即基本教材;广义的教材是指与教科书有关的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包括讲义(讲稿)、教学参考书及教学辅导材料等等,即辅助教材。[2]高等教育部(以下简称“高教部”)于1956年1月18日印发的《高等教育教材编写暂行办法》规定:“高校学校教材分为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两类”,“凡适应教学要求,内容适合于作为讲课课本用的,可批准为教科书;不适合作为教科书,但内容有参考价值的,可批准为教学参考书”。由于教材是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材料,是为教学服务的,因此,教材的主要功能表现在促进课程教学的作用上,优秀的教材是保证高水平教学的重要因素。同时,教材是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反映,教材建设是衡量该课程的师资、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教材建设被视为课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关键性工程,也是保证、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建国初期,由于缺乏编写统编基本教材和通用基本教材的条件,教材建设着重于教学大纲、讲义、讲稿,尤其是参考书籍、教学参考资料,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也是无奈之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教材建设。1950年初,胡华写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一书。“周恩来总理百忙中阅读了该书初稿,并对个别史实作了订正。中央其他有关同志负责审阅全稿。经修改,该书于同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报道了该书出版的消息。”[3]“这本书系统而简明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新中国第一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它很快成为了全国干部、青年和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中共党史的基本教材。该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印了13版,发行230多万册。”[4]1952年12月25日高教部成立后即在教学指导司内正式设置了专职的教材编审机构——教材编审处(高等教育出版社前身)。从1952年12月至1954年4月,教材编审处承担了翻译苏联教材的全部组稿与审定工作。为了便于组织教材的翻译、审校和出版工作,教育部于1954年5月正式成立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1月18日,高教部还印发了《高等教育教材编写暂行办法》,指导和管理教材的出版工作。1956年8月16日,杨秀峰部长在暑期高等学校校长(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上强调:“除继续翻译苏联的教本以外,必须加强教师自己编写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工作,因为这对提高教学质量关系很大。大家应该把这项工作当作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之一。”[5]后来,国家教委于1988年11月5日颁布的《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规程(试行)》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工作是高校的一项基本的建设工作”,“是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及其成果的重要反映”,“也是深入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二、教材是教学过程和结构的基本要素,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
教学过程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是教师指导下的学生的认识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包括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学生等多个要素。作为承载教学内容的教学媒体——教材是课堂教学过程和结构的基本要素,是师生教学活动中信息交流的共同媒体和主要依据,在教学过程中具有独特地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讲授教材内容来体现。由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存在大大提高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认识效率。一本高质量的教材,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实现其主导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认知课程内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我们抓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就应该抓好教材建设。1953年2月7日,高教部发出《关于确定马列主义基础自1953年度起为各类型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二年级以上)二年级的必修课程》后,各高校“马列主义基础”课采用的基本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内容和精神,《教学与研究》于1953、1954年陆续刊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名词简释》的系列文章,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全面详细地介绍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十二章中所涉及的202個名词的概念和历史背景。这些文章,依据列宁、斯大林著作及其原有注释、有关苏联历史及地理的书籍和其他有关资料编写而成;每条名词下所注号码,系表示该名词见本校出版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页数,以便查考。名词简释除解释名词外还带有资料介绍性质。[6]
三、正确认识教材属性及其对教材建设的影响,是保证课程质量的关键环节
教材在本质上是一种载体,教材这种知识载体和其他知识载体不同,是一条完整的知识链,教材间的这种有机联系,就形成了教材的整体关联性。由于教材的整体关联性,教材必须从整体上形成知识链,这样对某一门课程的教材,就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在外部,它必须与直接关联的教材在内容上相衔接,并且要受到知识链的制约。在内部,它必须保持其自身的系统性。[7]受教材的整体关联性制约,在进行教材建设时,对教材体系实施组合设计就显得非常必要。因此,同一门课程的教材体系除了有教科书作为基本教材外,还应该包括讲义(讲稿)、教学参考书、学习辅导读本、习题集等辅助教材,实行教材配套策略。建国初期,高教部副部长刘子载在《关于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讲话中谈到了关于教材配套策略、实施教材体系组合设计的思想。他说:“将逐步编订出较完善的四门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大纲并适当地解决教材问题,印发必要的教学参考资料,组织编写直观教材来帮助学校改进这方面的工作。”[8]在当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如“马列主义基础”课,除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基本教材外,还有一大批辅助教材。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授纲要》(1953)、《“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授纲要》(1953)、《“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纲要》(1954)、《“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堂讨论提纲》(1954)、巴甫洛夫等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1954)、杰米多夫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1955)等等。这些辅助教材的翻译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学媒介多样化的时代已到来。现代教材的概念,早已不是局限于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范围,而是指以文字教材为主体,包括音像、电子教材以及网络等。对于教材建设来说,适应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和课程带来的变化,教材设计也必须做出重大的改变,逐步摆脱单纯纸质媒介的状况而向多媒体和网络,动感的、交互的立体教材延伸。
四、正确把握课程与教材之间变动和稳定的关系,才能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
1951年9月5日,人民日报以《对出版“修订本”“重改本”的一个建议》为题,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现在出版的书籍,往往有“修订本”“重改本”,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国革命读本》都出了修订本,《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出了重改本,至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更出了好几次订正本。这种情形使我感到很苦恼……这里,我向出版机关提出一个建议:在修订一本书之后,另外刊印一个“改正表”……。这位读者在上述信中谈到的这种情况,当时也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建国初期短短的七年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就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调整、变动。这种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课程体系、结构的调整,二是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一定时期是基本稳定的,在一定时期内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是基本稳定的,因此,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任务在一定时期内也应是基本稳定的。这就要求基本教材也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只有相对稳定,才能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教材只有适应课程调整的需要,按课程体系、结构进行布局,并体现新的课程内容,才能保证具有较好的质量。为此,在基本教材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辅助教材建设必须紧密配合课程的调整,如果离开课程调整去写辅助教材,这样的教材建设就无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五、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和发展、创新的关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建国初期,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出现了教条主义倾向。同时,由于思维的片面性,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一概排斥,造成许多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我们无法学习,许多国外先进的经验我们无法了解。这对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如何编写出既符合我国国情,教师容易讲,学生又易懂的教材,是教材编写者应该努力做到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中国人民大学不仅编写出了一系列马列主义理论课教材,而且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编写计划的“三个原则”和“三个特点”。三个原则是: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相结合;专业课与基础课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三个特点是: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是一切专业的基础;以政治理论课为基础,坚持政治与业务相结合;强调基础课在教学计划中的必要性。中国人民大学的上述做法,也为全国其他高校提供了新鲜的经验。[9]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继承、借鉴和发展、创新的关系,做到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借鉴别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和重要载体。这类教材不仅是实施课堂教学的重要资源,而且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思想宝库。建国初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材建设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別敦荣,王根顺.高等学校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50.
[2]吴华钿,林天卫.教育学教程[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8.
[3]刘辉.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J].教学与研究,2008,(11):86-93.
[4]戴逸.胡华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J].百年潮,2009,(6):77-80.
[5]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70.
[6]刘宝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立与话语研究(1949.10-1956.12)[D].天津:天津大学,2006.
[7]解剑光.教材的属性及其对教材建设的影响[J].台州师专学报,1996,(10):69-71.
[8]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1.
[9]石云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4.
(责任编辑:麻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