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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中法建交50周年，近期，74岁的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巴黎高师前副校长巴斯蒂（Marianne BASTID- BRUGUI？RE）女士，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之邀，来华讲学一个月。
早在34岁时，巴斯蒂就受费正清之邀，为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撰写其中的最后一章《社会变化的潮流》。巴斯蒂的父母以及外祖父生前都是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一门四院士”在法国院士制度创立近400年的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在国内各界热议院士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双双于今年6月中上旬闭幕的语境下，“法兰西经验”能为中国提供哪些改革镜鉴？就此，我们不妨听听巴斯蒂院士的介绍。
法兰西科学院有五个学院
此番讲学，巴斯蒂还受邀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做了题为“论法国和中国人文学与政治学的产生”的报告，她特别指出：由于翻译的问题，很多历史著作都将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误译为“道德及政治学院”。
在巴斯蒂下榻的“京师大厦”，她从专访开始时即对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史特别是相关译名进行辨析：“Institut de France”的精准译名应该是“法兰西科学院”或“法兰西学会”，但国内多混淆为“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aise）。其实，法兰西科学院旗下有五个学院，“其中历史最悠久、荣誉级别最高的是法兰西学院，是1635年由当时的宰相、枢机主教黎塞留成立的，它的任务是专事语言文学研究和维护法语的纯洁性与标准化，早期的主要工作是编辞典”，“程抱一先生是第一个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的华裔”。
由于法兰西学院的荣誉级别较之于其所隶属的法兰西科学院要高，所以，法兰西学院院士可以笼统地称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反之则不能成立。
“除了法兰西学院负责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研究，还有专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还有一个学院叫碑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后者“管古代中世纪到17世纪的所有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不只是关于法国的，是关于全世界的”，“这个学院里面有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他的研究涉及宋代等中国古典文献，写过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如王夫之。”谢和耐院士的代表性专著有《中国社会史》（1972）与《中国和基督教》（1982）。
法兰西科学院旗下第四个学院是美术学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今年去世的朱德群和去年病逝的赵无极两位旅法艺术家，都曾是该院华裔院士；赵无极、朱德群1949年前后留法时的同学、2010年病逝的吴冠中先生，则是该院通讯院士。
巴斯蒂所属的学院则是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她曾长期担任这一学院的副院长。
法国怎么选院士
“跟我父母完全没关系，推选我的全都是另外一些院士，而且我的专业跟我父母的专业完全不一样。”当话题由“一门四院士”的传奇过渡到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遴选与退出机制时，巴斯蒂告诉笔者，其父母的研究领域都是国际法，她是经历过2000年的落选，2001年才被成功推选为院士的。
不过，“我母亲是法兰西科学院第一位女性院士。直到现在，在整个科学院里面，女性仍然很少”，“我父亲上过巴黎高师，他很像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所以我后来在研究清末的士大夫时觉得这些人物我比较熟、比较亲，他们都有崇高的理想，不太关注物质生活。”
法兰西科学院旗下的法兰西学院有40个院士席位，人文及政治学院有50席，美术学院有57位院士，“选新的院士，基本的条件是有一位院士去世了”，“推选的院士会写信给其他的院士，说我知道有一个人的著作怎么怎么样、有什么功绩，这个人应该当院士候选人”；当然，“也有人毛遂自荐当院士候选人”。
巴斯蒂所在的人文及政治学院又分为六个学部，一般哪个学部有一位院士去世后，该学部一年之后会开会，内部征求院士们关于推举新院士候选人的意见，“无论是否有人推举，所有的候选人都应该给本学院负责人写信告诉他想当候选人，并给各个院士手写一封信，寄送本人的简历和文章；还要去拜访本学院每位院士。”
自然科学院因为院士多达260位，候选院士只需拜访本院主席和两位学院秘书以及本学部的院士（该院分为数学、物理、机器和计算机科学、宇宙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等六个学部）。
巴斯蒂继承的院士席位来自1999年辞世的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院士， “一是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那时候需要一些女学者；一是他们需要一个同样了解中国的新院士，要有些名气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当选”。
据巴斯蒂好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前会长张芝联教授（1918年～2008年）的一篇悼文介绍，佩雷菲特院士尽管曾贵为参议院议员和部长，尽管1987年就被选为人文及政治学院历史学部院士，但他迟至1994年才以《信任社会——发展、现代性与文化因素》的博士论文，正式通过巴黎四大举行的国家博士论文答辩会——早在46年前，佩雷菲特就曾向巴黎大学提交博士论文题目，只是因故耽搁撰写。换言之，佩雷菲特在担任多个部长职务及当选为院士后，他很多年里一直不曾拥有博士学位。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遴选完全由院士所决定，总统不会说这个候选人不行。”祖国的学术独立是巴斯蒂引以为傲的，“这是从法国大革命时就提出的原则。”在其印象中，院士因学术不端或违法而被除名的情形少之又少，只有一名文学家院士阿贝尔·博纳尔（Abel Bonnard）因在“二战”期间担任过“维希政府”（Régime de Vichy，“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权——采访者注）的教育部部长，加之“战争末期他逃到了西班牙”，所以战后审判时被法兰西科学院除名，“这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 与中国院士制度面临的显性挑战类似，院士的老化也是法兰西科学院难以回避的，院士的相对年轻化自然成为一种应对主张。巴斯蒂是刚满60岁时当选为院士的，“有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是50岁左右当选的。”从2004年开始，自然科学院开始遴选更为年轻的院士，“规定75岁以上的院士要变成名誉院士，即他们不可以再推选其他新院士，不再得到月薪，但是有权参加学院的会议。”近期，人文及政治学院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将75岁或80岁以上的院士变成名誉的”。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的创造力开始爆发的时间点有时很早，甚至是在自然科学家20岁或30岁左右的时候，以后他们的创造性反而常常不是那么高。”巴斯蒂反对在院士年龄问题上“一刀切”，经常与她一道开会的一位自然科学院的生物学家院士虽然88岁高龄了，“但是他的精神非常好，而且他写文章写得非常清楚，他还常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科学发展和道德上很难解决的新议题。”
作为一种折中，巴斯蒂习惯了“院里有一批70岁到90岁的院士都不参加活动”，“如果一个院士行动不便且脑力有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不去参加会议，就在家里”，所以，“我们应该选不同年龄的院士”。
院士月薪300欧元？
法兰西学院创始人黎塞留主教1635年所制印章上的名言是“献给不朽（？ l’Immortalité）”，所以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一殊荣又被誉为“不朽者”。也因此，程抱一先生2002年6月当选为首位华裔院士后，国内思想文化界有声音赞之为：“从此成为与伏尔泰、拉马丁、雨果、巴斯德、瓦雷里等并列的不朽者。”
不过，据笔者了解，法国国内也长期存在着批评法兰西科学院官僚化的声音，如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在《波斯人信札》中就嘲讽过法兰西科学院；2004年，著名“新小说派”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但厌烦繁文缛节的他一直拒绝发表就任演讲，也从未去学院出席过例会，直到四年后病逝都没有接受这一“不朽者”的荣耀。
对于接受者而言，除了成为“不朽者”的荣耀外，“当上院士有什么好处？”
巴斯蒂的老友、年初请辞“资深教授”（相当于社科界“院士”）的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在今年3月底接受中国大陆媒体专访时回忆道，他2001年在巴斯蒂获选为院士后问过上述问题。巴斯蒂当年机智作答：“当然有，有一套院士服。”此次专访中，巴斯蒂补充道：“实际上这个服装也不是国家给的，只是你有权力穿，其他的人不能穿，但你需要自己买；你还可以佩剑，其他人也不可以佩戴。”
当选为院士后，会有一个极其庄重、热烈的授剑仪式招待会，与会的亲朋往往赠送新院士一部分礼金，“你可以利用这个购买服装和剑，因为院士服是需要刺绣的，这种刺绣非常非常贵。”巴斯蒂笑称，“可是我的朋友不是资本家，他们送的礼金也并不太多。”
“被选上院士主要是一种荣耀。”巴斯蒂的介绍中最令笔者惊讶的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月薪只有300欧元，“即使我们努力参加每周的学术会议，一个月最多的工资也才400欧元，而法国现在法定的最低工资是一个月1120欧元。”巴斯蒂此番来北师大讲学，今年9月将再次访华，“我所在的学院不会给我发差旅费、补助等。”所幸，巴斯蒂和其他院士一般都有其他工作，有的还有退休金，“如果单靠科学院的工资是不够生活的。当选为院士，物质方面差不多没有其他经费。”
自1964年中法建交后初次访华以来，巴斯蒂完整见证了两国整整五十年的文化与学术交流，在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看来，“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院士们能得到研究经费，他们在一些机构有实际的权力。我们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完全只是一种荣誉、荣耀，当然也有实际的工作要做。”
巴斯蒂和其他院士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各个大学或高级研究机构选聘教授时，负责“在上面进行评审”，“这个评审的任务很重。我们要看他们推选的这个人是真的有资格还是没有资格，或者他们遴选的方法是不是公平、有没有真正的竞争”，“一般我们认为不合格的人选，他们不可以选聘，我们的建议会很明确，会讲清楚我们为什么拒绝。”
虽然已经从巴黎七大退休数年，巴斯蒂院士依然参加了许多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理事会，“做评审和顾问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完全没有报酬的，我有时整个下午听他们的报告和讨论，说很多话，可我得不到一分钱。”
尽管身为院士并不能获得什么实质性的权势与物质利益，但古稀之年的巴斯蒂依然葆有一个法国老派知识分子的荣誉感，这和上两辈“一门三院士”的激励也不无关系吧，她语气笃定：“我们院士的一个职责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上面进行评审，这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成立法兰西科学院并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时所确立的任务和义务。”【北师大历史学院副教授庞冠群以及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沛东、北大世界文学研究所青年教师程小牧对本专访亦有贡献，谨致谢忱！】
早在34岁时，巴斯蒂就受费正清之邀，为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撰写其中的最后一章《社会变化的潮流》。巴斯蒂的父母以及外祖父生前都是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一门四院士”在法国院士制度创立近400年的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在国内各界热议院士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双双于今年6月中上旬闭幕的语境下，“法兰西经验”能为中国提供哪些改革镜鉴？就此，我们不妨听听巴斯蒂院士的介绍。
法兰西科学院有五个学院
此番讲学，巴斯蒂还受邀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做了题为“论法国和中国人文学与政治学的产生”的报告，她特别指出：由于翻译的问题，很多历史著作都将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误译为“道德及政治学院”。
在巴斯蒂下榻的“京师大厦”，她从专访开始时即对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史特别是相关译名进行辨析：“Institut de France”的精准译名应该是“法兰西科学院”或“法兰西学会”，但国内多混淆为“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aise）。其实，法兰西科学院旗下有五个学院，“其中历史最悠久、荣誉级别最高的是法兰西学院，是1635年由当时的宰相、枢机主教黎塞留成立的，它的任务是专事语言文学研究和维护法语的纯洁性与标准化，早期的主要工作是编辞典”，“程抱一先生是第一个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的华裔”。
由于法兰西学院的荣誉级别较之于其所隶属的法兰西科学院要高，所以，法兰西学院院士可以笼统地称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反之则不能成立。
“除了法兰西学院负责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研究，还有专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还有一个学院叫碑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后者“管古代中世纪到17世纪的所有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不只是关于法国的，是关于全世界的”，“这个学院里面有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他的研究涉及宋代等中国古典文献，写过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如王夫之。”谢和耐院士的代表性专著有《中国社会史》（1972）与《中国和基督教》（1982）。
法兰西科学院旗下第四个学院是美术学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今年去世的朱德群和去年病逝的赵无极两位旅法艺术家，都曾是该院华裔院士；赵无极、朱德群1949年前后留法时的同学、2010年病逝的吴冠中先生，则是该院通讯院士。
巴斯蒂所属的学院则是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她曾长期担任这一学院的副院长。
法国怎么选院士
“跟我父母完全没关系，推选我的全都是另外一些院士，而且我的专业跟我父母的专业完全不一样。”当话题由“一门四院士”的传奇过渡到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遴选与退出机制时，巴斯蒂告诉笔者，其父母的研究领域都是国际法，她是经历过2000年的落选，2001年才被成功推选为院士的。
不过，“我母亲是法兰西科学院第一位女性院士。直到现在，在整个科学院里面，女性仍然很少”，“我父亲上过巴黎高师，他很像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所以我后来在研究清末的士大夫时觉得这些人物我比较熟、比较亲，他们都有崇高的理想，不太关注物质生活。”
法兰西科学院旗下的法兰西学院有40个院士席位，人文及政治学院有50席，美术学院有57位院士，“选新的院士，基本的条件是有一位院士去世了”，“推选的院士会写信给其他的院士，说我知道有一个人的著作怎么怎么样、有什么功绩，这个人应该当院士候选人”；当然，“也有人毛遂自荐当院士候选人”。
巴斯蒂所在的人文及政治学院又分为六个学部，一般哪个学部有一位院士去世后，该学部一年之后会开会，内部征求院士们关于推举新院士候选人的意见，“无论是否有人推举，所有的候选人都应该给本学院负责人写信告诉他想当候选人，并给各个院士手写一封信，寄送本人的简历和文章；还要去拜访本学院每位院士。”
自然科学院因为院士多达260位，候选院士只需拜访本院主席和两位学院秘书以及本学部的院士（该院分为数学、物理、机器和计算机科学、宇宙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等六个学部）。
巴斯蒂继承的院士席位来自1999年辞世的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院士， “一是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那时候需要一些女学者；一是他们需要一个同样了解中国的新院士，要有些名气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当选”。
据巴斯蒂好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前会长张芝联教授（1918年～2008年）的一篇悼文介绍，佩雷菲特院士尽管曾贵为参议院议员和部长，尽管1987年就被选为人文及政治学院历史学部院士，但他迟至1994年才以《信任社会——发展、现代性与文化因素》的博士论文，正式通过巴黎四大举行的国家博士论文答辩会——早在46年前，佩雷菲特就曾向巴黎大学提交博士论文题目，只是因故耽搁撰写。换言之，佩雷菲特在担任多个部长职务及当选为院士后，他很多年里一直不曾拥有博士学位。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遴选完全由院士所决定，总统不会说这个候选人不行。”祖国的学术独立是巴斯蒂引以为傲的，“这是从法国大革命时就提出的原则。”在其印象中，院士因学术不端或违法而被除名的情形少之又少，只有一名文学家院士阿贝尔·博纳尔（Abel Bonnard）因在“二战”期间担任过“维希政府”（Régime de Vichy，“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权——采访者注）的教育部部长，加之“战争末期他逃到了西班牙”，所以战后审判时被法兰西科学院除名，“这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 与中国院士制度面临的显性挑战类似，院士的老化也是法兰西科学院难以回避的，院士的相对年轻化自然成为一种应对主张。巴斯蒂是刚满60岁时当选为院士的，“有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是50岁左右当选的。”从2004年开始，自然科学院开始遴选更为年轻的院士，“规定75岁以上的院士要变成名誉院士，即他们不可以再推选其他新院士，不再得到月薪，但是有权参加学院的会议。”近期，人文及政治学院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将75岁或80岁以上的院士变成名誉的”。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的创造力开始爆发的时间点有时很早，甚至是在自然科学家20岁或30岁左右的时候，以后他们的创造性反而常常不是那么高。”巴斯蒂反对在院士年龄问题上“一刀切”，经常与她一道开会的一位自然科学院的生物学家院士虽然88岁高龄了，“但是他的精神非常好，而且他写文章写得非常清楚，他还常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科学发展和道德上很难解决的新议题。”
作为一种折中，巴斯蒂习惯了“院里有一批70岁到90岁的院士都不参加活动”，“如果一个院士行动不便且脑力有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不去参加会议，就在家里”，所以，“我们应该选不同年龄的院士”。
院士月薪300欧元？
法兰西学院创始人黎塞留主教1635年所制印章上的名言是“献给不朽（？ l’Immortalité）”，所以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一殊荣又被誉为“不朽者”。也因此，程抱一先生2002年6月当选为首位华裔院士后，国内思想文化界有声音赞之为：“从此成为与伏尔泰、拉马丁、雨果、巴斯德、瓦雷里等并列的不朽者。”
不过，据笔者了解，法国国内也长期存在着批评法兰西科学院官僚化的声音，如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在《波斯人信札》中就嘲讽过法兰西科学院；2004年，著名“新小说派”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但厌烦繁文缛节的他一直拒绝发表就任演讲，也从未去学院出席过例会，直到四年后病逝都没有接受这一“不朽者”的荣耀。
对于接受者而言，除了成为“不朽者”的荣耀外，“当上院士有什么好处？”
巴斯蒂的老友、年初请辞“资深教授”（相当于社科界“院士”）的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在今年3月底接受中国大陆媒体专访时回忆道，他2001年在巴斯蒂获选为院士后问过上述问题。巴斯蒂当年机智作答：“当然有，有一套院士服。”此次专访中，巴斯蒂补充道：“实际上这个服装也不是国家给的，只是你有权力穿，其他的人不能穿，但你需要自己买；你还可以佩剑，其他人也不可以佩戴。”
当选为院士后，会有一个极其庄重、热烈的授剑仪式招待会，与会的亲朋往往赠送新院士一部分礼金，“你可以利用这个购买服装和剑，因为院士服是需要刺绣的，这种刺绣非常非常贵。”巴斯蒂笑称，“可是我的朋友不是资本家，他们送的礼金也并不太多。”
“被选上院士主要是一种荣耀。”巴斯蒂的介绍中最令笔者惊讶的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月薪只有300欧元，“即使我们努力参加每周的学术会议，一个月最多的工资也才400欧元，而法国现在法定的最低工资是一个月1120欧元。”巴斯蒂此番来北师大讲学，今年9月将再次访华，“我所在的学院不会给我发差旅费、补助等。”所幸，巴斯蒂和其他院士一般都有其他工作，有的还有退休金，“如果单靠科学院的工资是不够生活的。当选为院士，物质方面差不多没有其他经费。”
自1964年中法建交后初次访华以来，巴斯蒂完整见证了两国整整五十年的文化与学术交流，在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看来，“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院士们能得到研究经费，他们在一些机构有实际的权力。我们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完全只是一种荣誉、荣耀，当然也有实际的工作要做。”
巴斯蒂和其他院士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各个大学或高级研究机构选聘教授时，负责“在上面进行评审”，“这个评审的任务很重。我们要看他们推选的这个人是真的有资格还是没有资格，或者他们遴选的方法是不是公平、有没有真正的竞争”，“一般我们认为不合格的人选，他们不可以选聘，我们的建议会很明确，会讲清楚我们为什么拒绝。”
虽然已经从巴黎七大退休数年，巴斯蒂院士依然参加了许多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理事会，“做评审和顾问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完全没有报酬的，我有时整个下午听他们的报告和讨论，说很多话，可我得不到一分钱。”
尽管身为院士并不能获得什么实质性的权势与物质利益，但古稀之年的巴斯蒂依然葆有一个法国老派知识分子的荣誉感，这和上两辈“一门三院士”的激励也不无关系吧，她语气笃定：“我们院士的一个职责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上面进行评审，这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成立法兰西科学院并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时所确立的任务和义务。”【北师大历史学院副教授庞冠群以及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沛东、北大世界文学研究所青年教师程小牧对本专访亦有贡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