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文诗遇到的问题，其实屈原诗都遇到过，且给出了最佳回应。
　　归纳而言，我以为以下三个话题，最为重要：观念性、实验性、经典性。
　　我依次讨论之。

A 观念性

　　看到“观念”一词，谁都会觉得：这太当代了！可其实，环顾古今中外，何时没有“观念”的困惑？一个话题，语境变则角度变，角度变则思维变，思维变则结论变。例如屈原诗，从远古的“巫”文化传统，转型为楚国王统，再变参与战国竞争，最终泯灭于暴秦之手，每个阶段，都在挑战已有的“诗”之观念。另外，从最早的说楚语、发楚声、局限于楚国文化，到加入“國际”——在战国之间充分交流，诗人不得不时时调整、发现自己观念的新定位和新方式，使之适用于不同的言说角色：从占卜吉凶的大巫师，到“应对王侯”的廷臣，到哀叹自殇的流亡者，到弃世遗言的绝命者。一个“诗”字，在屈原诗作间，更换（叠加）过多少重内涵？在这过程中，“诗”的含义被渐次深化，
　　从外在、表层，掘进内在、深层;从诗人自我，到对自我的残酷质疑。每深入一层，诗歌都被重新定义，由此重新定义整个文化和存在。屈原诗——“诗家”的思想之诗，被我称为诸子百家之集大成者，足以代表那个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理由就在它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求索精神上。
　　那么，什么是当代中文诗的“观念性”问题？
　　“当代/中文/诗”这个词组，已包含了三个观念思考的内容：传统与现代;中文与外语;诗思与书写。每个中文诗人，分分钟沉浸在这些问题中。
　　一个数千年在语言构成、思维方式、价值系统、判断标准上相对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骤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冲撞程度更超其上的全球化语境，如何面对？如何稳住自身？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
　　要问当代中文诗有没有合格的“观念”思考？我一字以答：无。稍宽容一点儿：远远不够。虽然自《诗经》起，我们有三千年写作之“过去”，有一百年之新诗，有四十年之当代诗，但，有“过去”不等于有“传统”，前者仅指外在时间，后者却必须基于创造性转型的活力，两者含义完全不同。历史语境的剧变，对诗歌反思、整合、开创发生了什么作用？我们对汉字特性、中文书写增加了多少自觉？对中国历史、文化经验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思想启示增加了多少理解？对如何用创作印证这些启示做出了多少努力？一句话，如何让当代中文诗创作，获得全球意义？回答很可悲：几乎空白。绝大多数诗人，只是盲目接受了汉语，然后一通瞎写。最多通过蹩脚的翻译，囤来几个半生不熟的洋标签邯郸学步。我想说，当代中文诗的“观念性”思考，差不多得从零开始！没错，就是零！
　　和屈原诗遥相呼应，我们的“观念性”思考，也必须在不同方向上全方位展开：
　　传统的方向：汉字，不只是书写工具，它自有其特性，其中内含着局限和可能。没有对它和中文书写的自觉，诗歌就会沦为低级宣泄，而丧失建构思想、美学“活传统”的能力。我们写下的每个字，背后都隐身站着从三千三百年前甲骨文被发明以来蜿蜒至今的整个书写历史，包括和佛经同时引进的梵文音韵学意识（催生唐诗完美形式的最重要推手），与20世纪经日文转译而来的西方词汇的影响①。无论诗作沉重或轻灵，我们都在“重写”整个传统。对这历史感的自觉程度，清清楚楚呈现在一首诗的质量中。我要强调，切忌笼而统之地讨论中文诗歌传统，对我来说，“思想之诗”的传统，与从《诗经》开始、汉代以后被政治文化大一统压缩的“抒情诗传统”全然不同。它们尽管都用汉字书写，但分属两个不同传统，绝不该混淆，否则无法选取正确的判断标准。不知昨天，哪来今天？没有根基，如何创造？简言之，如果你也想在自己的《天问》中“曰”一下，“曰”得出来吗？！
　　世界的方向：仅仅一世纪前，“世界”还基本上只意味着欧洲，但今天这变成了整张世界地图。欧美继续保持了活力，拉美在文学“爆炸”，俄国东欧在历史曲折中反思，古老文化如希腊、错综处境如阿拉伯，都把地中海搅成了漩涡，非洲也不平静……当代中文诗歌创作，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参照系。当年屈原跨出楚国，面对列国时，是否也有过如此震惊？震惊是好事，但能否不止跌跌撞撞地邯郸学步，而是从中“抽思”出滋养我们的创作思想，是另一回事。拒绝盲目民族自大，与拒绝盲目自卑同样重要。采撷他山之石，是为了攻自身意识这块“玉”。一如屈原诗对待诸子百家的态度，既开阔又冷静，汲取一切资源，而成就它自身独一无二的思想、美学深度。我们的经验肯定独特，但我们的思想、作品够独特吗？
　　创新的方向：这是唯一的落点，传统、世界都汇聚于此。跨越二千三百年，全球化带来又一次辽阔、高级得多的“诸子百家”机遇。世界思想的大汇聚、大筛选，应该（也必须）激发出大创新。如果屈原诗是“思想之诗”传统的先导，那我们必须跟上。诗歌的观念性，就是要提取现实、文化地壳运动的压力，造出创作意识的山脉。我希望读到的“思想之诗”，应当抛弃传统文人式的文字游戏，回到屈原诗清晰的个人立足点，从原创经验里，直面真人生，提出真问题，恢复诗人严肃的思考天职，并以作品充分呈现之。我曾写过一篇幸存者诗刊卷首语《有根的诗》，明确提出“良知之痛”，作为“思想之诗”的标志。由是，“思想之诗”面对的挑战性，大大超过了一般“抒情诗”，因为它的难度，是聚焦现实和文化的全部冲撞力，由诗人思想家（请注意这个新称谓！）铸造成一种思想词典，而非为观念而观念，靠玩弄耸人听闻的标签博取眼球。因此，一度时髦的“后学”，与当代中文诗无关。也可以说，几千年来，什么“后”，也都变成“前”了。线性时间观或简单进化论，不够理解中国现实。我们所亲历的经验，比“时间之痛”惨重得多，只能叫做“无时间之痛”②。当代中文诗一如屈原诗，仍在沧桑轮回（外人是否懂得这四个字对我们的分量？）的黑洞深处，发出微弱却不可替代的呼喊。我多年前有《诗，自我怀疑的形式》一文③，从标题已可看出《天问》的血缘。2019年创作了《韩退之中元节，或从四面八方坍塌到我们头上的时光》和《倒退的历史诗》④，我在试图捕捉这感受。可以肯定地说，“思想之诗”，需要一种对“什么是诗？”的全新理解，而非重复几千年人云亦云的装饰性词语。这很难吗？说难也不难，因为模特就在身边，激荡的当代中国，就是一首大诗，因为没有古代或外来的任何现成模特，想抄作业也不可能，唯有像一支大试管，狠狠摇荡所有思想资源，让诗歌意识的创新，成为这件原版“作品”的有机外延。什么叫史诗意义呀？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