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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篇报道，介绍一个名叫文卓的中学生由“坏孩子”变成“好孩子”的经历，由此联想到国内中小学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文卓生于北京也长于北京，父母双亲都是留美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在家庭受到的教育和熏陶都完全是西方式的，民主、开放、平等，可谓是以人为本，人性至上，所以他的个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尊重。在这样宽松放达的家庭环境孕育下，文卓渐渐形成了一种热情大方、无拘无束、甚至逞强好胜、乐善好施且动不动还爱打抱不平的性格。然而，他这种性格与他所在的学校所推行的教育方式却格格不入，他先后就读的几所学校，老师们都一律用“中小学生手册”的行为规范来要求学生、看待学生，另外还动辄以学习成绩论高低，文卓的个性显然不能适应，许多“弱点”或“毛病”都一一暴露在老师们的眼皮底下，诸如顽皮、好斗、不服管、自以为是、顶撞老师甚至打架、逃学、与学校对立等等，于是，便被老师们视为“坏孩子”“问题学生”，不断受到批评、讥讽、体罚甚至劝其退学，使其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和刺激，终致形成严重的逆反心理，把学校看成是自己的“地狱”，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以至进入“恶性循环”，直到最后辍学回家。
深谙教育之道的父母面对这种情况，并没有责怪孩子，认为国内中小学的教育方式不利于孩子的个性成长与发展，经过考虑，便决定把孩子送到美国西雅图的一所大学预科班继续读书。到了这所学校之后，文卓感到美国的教育方式跟国内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在那里，考试不再是教师的法宝，分数也不再是学生的命根；无论是什么个性的学生，都会受到学校和老师的尊重。更让文卓感到解放的是，自己在国内学校里被老师们作为“坏孩子”性格特征来看待的那些“缺点”或“毛病”，在美国这所学校里似乎都被化解了，在美国老师的眼皮底下，孩子们有热情、爱表现、甚至出风头、逞强好胜，竟都变成了优点，而且还经常受到鼓励和赞许，这让文卓感到很快乐，也很自信，在国内丧失掉的自尊心又被自己重新找了回来。美国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也很平等，在课堂上，教师从来不把自己讲授的知识或观点视为“天经地义”，因此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让每个学生都直陈自己的认识或观点，无论你说得在谱还是不在谱，都会受到尊重和鼓励，决不会受到批评和嘲弄，老师在意的似乎不是你说得对与错，而是活跃的课堂气氛以及你敢不敢说或怎么说，目的是借此去了解学生、走近学生，以便与学生交朋友。另外，美国学校特别重视课外活动和大型聚会，并把这作为一个平台，让学生有机会充分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展示自己的才干，即便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只要在诸如此类的实践活动中能表现出异于他人、优于他人之处，就会被老师视为宝贝。如此种种顺应孩子天性自由自在成长的教育方式，让文卓如鱼得水，进步飞快，不仅爱学习、能吃苦了，而且也养就了一种自立、独立的精神；不仅懂得了感恩回报一切对于自己有益的人，而且也懂得了爱国及其祖国的真正含义；更为令人惊喜的是，在竞选该校国际学生会主席的活动中，文卓竟以精彩的演讲、得体的答辩以及鼓舞人心的“施政”诱惑，而赢得多数选票，一举当选国际学生会主席一职，一时间成为该校各国学生中最富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亮点。而美国的一些好的大学看重的正是这一点，有知识，而且又有社会活动能力的学生，往往就会被美国最好的大学收到自己的“囊”中，文卓无疑会成为这样的幸运儿。连他的美国老师斯蒂福也对此深信不疑。可见，这个在国内学校“坏”得出了名的“问题少年”，却在美国的学校里很快就成了出了名的“好孩子”，这不能不让国内的教育工作者们认真加以反思：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是错在了孩子身上，还是错在了自己的身上?与其说错在了自己的身上，还不如说错在了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的身上。
的确，国内的中小学乃至包括一些大学，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往往都是扼杀孩子“天性”的“罪魁祸手”，与美国各类学校所普遍体现出来的那种思想开放、尊重个性、关系平等以及管理体系完善的素质教育、启发性教育方式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国内学校培养出来的“坏学生”就不说了，即便是“好学生”，也不过都是些静态考试的“能工巧匠”、死记硬背的“拼命三郎”，结果都变成了“下笔如有神”的宠儿，动手实践的低能儿。而美国的教育视角却注重发掘学生的独立见解及其潜在的能力，使其有思想、有个性并富有好奇心和探秘精神，既敢想、也敢做，最终都能成为“两手都过硬”的“这一个”。这些品格在美国教育家的眼里都是“一流学生”所应具备的素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教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就不一样，文卓在国内的学校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到了美国还不到一年时间就站了起来，就成了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不能不让我们对国内的教育体制及其教育方式产生怀疑和反省。国内的中小学生也包括大学生的自杀率、犯罪率之所以逐年上升，与现行的劣迹斑斑的教育体制及其教育方式不无关系。特别是在一些国家级、省级示范高级中学里，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这些学校往往只一味地抓升学率，不抓综合素质，即使抓也不过是浮光掠影，蹈空袭虚，不着边际。成绩面前，壁垒森严，只要学习成绩好，又守纪律，你就是老师们眼里的“心肝宝贝”；而那些成绩差又顽皮的学生，常常就会被老师们视为“问题学生”，将其打入“另类”，动不动就挖苦体罚，要么停课检查、再不行就劝退回家，从而造成“好学生”则“一荣俱荣”“坏学生”则“一损俱损”，再加之家庭教育方面的不健全和社会上不良文化的负面影响等等，于是，“网瘾少年”成群结队地诞生了，“自杀少年”一年比一年多了，“犯罪少年”的犯罪手段越来越成人化了，如此种种令人忧心的后果究竟是谁之错?
应当承认，现行的教育体制及其教育方式存在的诸多缺失，是造成国内类似文卓的一代青少年成为“坏孩子”的重要根源之一。当然，这一切也与社会就业压力大、家长的期望值过高以及周围恶俗文化的侵袭等因素有一定关系。如果要上升到责任承担分配，窃以为学校要承担40％，社会承担30％，家庭承担20％，学生承担10％。或许有人会对这种责任承担分配比例不以为然，其实这是笔者经过缜密而理性的思考与分析得来的认识“账单”。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教育就是一双无形的“手”，起着把他一点点“拉扯”成人成才的作用。而学校的教育是主体性的，家庭教育是辅助性的，社会环境影响是平衡性的，孩子自身与生俱来的天性是可塑性的。而最致命的根源还在于国内的教育思想体系与中国代代传而统之的文化体系息息相关，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到如今的“一考定终身”甚至“一分定终身”的高中考制度，都强调的是“升学率高于一切”的教育理念，这样以来，每年的 高、中考就成了一根强力指挥棒，它操纵着应试教育的风向标，直指“考考考，教学的法宝；分分分，升学的命根”这一最高法则，谁跟上了这股千军万马大比拼的“飓风”一路搏杀登上了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殿堂，谁就成了“学校的宠儿”“家庭的骄子”“社会的人上人”，一旦如此，接踵而来的便是就业有门，高薪有望，乃至成家立业、荣光耀祖、子孙三代都幸福的好兆头也都就跟着来了。这就是现行的应试教育所带来的连锁诱惑。作为家长，自然挡不住这种诱惑，所以从孩子走进幼儿园的那一天起，就把孩子的“考试成绩单”看得比自己升官发财都重要，于是，就自觉不自觉地向孩子灌输现行的教育思想，不断把升学难、就业难的压力施加给孩子，久而久之，就与学校、社会一道形成了一种“合力”、把孩子的天性给毁坏了。可见，家庭的辅助性教育是被动性的、屈从性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是由于学校的应试教育不当、社会风气影响不良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家长和学生始终是也只能是围着应试教育转、围着社会风气转，而不可能是学校教育、社会风气围着家长转、围着学生转，倘若如此，家庭教育、学生成人成才的过程也就不会出那么多的问题了。追根溯源，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制约着现行的应试教育，现行的应试教育制约着家长和学生，加之现代社会一些不良文化的介入，“救救孩子”就成了当下的一大难题。学校作为实施应试教育的主体，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社会许多方面失去平衡，造成就业难、吃饭难、贫富悬殊、分配失序以及恶俗文化无孔不入等，自然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家庭教育虽然是辅助性、屈从性的，但毕竟也存在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所以也不能站到干净地方去。孩子终究是孩子，有如一棵小树苗，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就造就什么样的孩子，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孩子毕竟是人而不是植物，特别是已经进入青春期的花季少男少女，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主观因素，不能说一个孩子在不当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不良的社会风气及其文化面前栽了，与孩子自身与生俱来的先天因素和客观条件就毫无关联，最起码与身体是否健全、智商是否超过正常线、各方面的天赋是否具备等因素有关。只是孩子“靠天收”的这一点空间是十分有限的，所以他在成人成才的过程中能够“自主沉浮”的责任比例只有10％，如果各个外在的因素和环节都达到了和谐匹配的程度，他也就有可能冲出去了；一旦受挫，结果就可能与此相反，那就是连带着这10％的责任一起栽在了“狼群”之中。由此可以说，任何孩子的成长都是因人而异，不尽相同的，后天因素固然很重要，但先天因素乃至主观因素也不可以完全排除。
文卓终究还是幸运的，他的父母并没有因为他在国内的学校里栽了而责怪他甚至打骂他，也没有继续依赖国内的教育来拯救他，而是毅然决然地把他送到了美国接受西方教育。文卓的父母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父母都在美国学有所成，今天的自立与成功皆得益于美国的教育，他们自身受益不浅，自然就会把这种教育方式传承给孩子；孩子栽了，他们又把孩子扶了起来，让他漂洋过海、去另寻成人成才的独立空间。就此而言，文卓的父母算不上是“问题家长”吧，可他们却无奈孩子遇到了“问题学校”乃至负面影响太多的“问题社会”，倘若他们无力送孩子赴美留学，那么，文卓岂不是也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活生生地垮掉了吗?由此我又想起时下让家长、学校、社会揪心的“网瘾少年”，他们到底都栽在了谁的手下?笔者很不赞同一些专家、学者把青少年上网成瘾的症结都统统推在了家长身上，殊不知家长手里的那根“棍”，也是从现行的教育体制和学校不当的教育方式以及社会问题纷纷介入的“大风口”上捡来的，问题的根子并不完全都在家长身上，“问题教育体制”和“问题教育方式”一天不转变，“问题家长”就会继续“问题”下去，“问题学生”也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方式的转变才是解决家长“问题”、拯救“问题学生”的当务之急，别无选择。
总之，文卓由“坏”变“好”的例证是鲜活的，对国内的教育现状颇有启示和借鉴的意义。然而，任何事物的转变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主观地要求国内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很快就能达到西方教育的先进水平，也是不现实的。但笔者倒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们不妨先去读读老子的《道德经》，深入研究并领悟其“无为”之大义中的某些“道法自然”的精髓，或许会对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先进的教育方式靠近有所帮助。
文卓生于北京也长于北京，父母双亲都是留美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在家庭受到的教育和熏陶都完全是西方式的，民主、开放、平等，可谓是以人为本，人性至上，所以他的个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尊重。在这样宽松放达的家庭环境孕育下，文卓渐渐形成了一种热情大方、无拘无束、甚至逞强好胜、乐善好施且动不动还爱打抱不平的性格。然而，他这种性格与他所在的学校所推行的教育方式却格格不入，他先后就读的几所学校，老师们都一律用“中小学生手册”的行为规范来要求学生、看待学生，另外还动辄以学习成绩论高低，文卓的个性显然不能适应，许多“弱点”或“毛病”都一一暴露在老师们的眼皮底下，诸如顽皮、好斗、不服管、自以为是、顶撞老师甚至打架、逃学、与学校对立等等，于是，便被老师们视为“坏孩子”“问题学生”，不断受到批评、讥讽、体罚甚至劝其退学，使其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和刺激，终致形成严重的逆反心理，把学校看成是自己的“地狱”，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以至进入“恶性循环”，直到最后辍学回家。
深谙教育之道的父母面对这种情况，并没有责怪孩子，认为国内中小学的教育方式不利于孩子的个性成长与发展，经过考虑，便决定把孩子送到美国西雅图的一所大学预科班继续读书。到了这所学校之后，文卓感到美国的教育方式跟国内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在那里，考试不再是教师的法宝，分数也不再是学生的命根；无论是什么个性的学生，都会受到学校和老师的尊重。更让文卓感到解放的是，自己在国内学校里被老师们作为“坏孩子”性格特征来看待的那些“缺点”或“毛病”，在美国这所学校里似乎都被化解了，在美国老师的眼皮底下，孩子们有热情、爱表现、甚至出风头、逞强好胜，竟都变成了优点，而且还经常受到鼓励和赞许，这让文卓感到很快乐，也很自信，在国内丧失掉的自尊心又被自己重新找了回来。美国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也很平等，在课堂上，教师从来不把自己讲授的知识或观点视为“天经地义”，因此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让每个学生都直陈自己的认识或观点，无论你说得在谱还是不在谱，都会受到尊重和鼓励，决不会受到批评和嘲弄，老师在意的似乎不是你说得对与错，而是活跃的课堂气氛以及你敢不敢说或怎么说，目的是借此去了解学生、走近学生，以便与学生交朋友。另外，美国学校特别重视课外活动和大型聚会，并把这作为一个平台，让学生有机会充分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展示自己的才干，即便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只要在诸如此类的实践活动中能表现出异于他人、优于他人之处，就会被老师视为宝贝。如此种种顺应孩子天性自由自在成长的教育方式，让文卓如鱼得水，进步飞快，不仅爱学习、能吃苦了，而且也养就了一种自立、独立的精神；不仅懂得了感恩回报一切对于自己有益的人，而且也懂得了爱国及其祖国的真正含义；更为令人惊喜的是，在竞选该校国际学生会主席的活动中，文卓竟以精彩的演讲、得体的答辩以及鼓舞人心的“施政”诱惑，而赢得多数选票，一举当选国际学生会主席一职，一时间成为该校各国学生中最富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亮点。而美国的一些好的大学看重的正是这一点，有知识，而且又有社会活动能力的学生，往往就会被美国最好的大学收到自己的“囊”中，文卓无疑会成为这样的幸运儿。连他的美国老师斯蒂福也对此深信不疑。可见，这个在国内学校“坏”得出了名的“问题少年”，却在美国的学校里很快就成了出了名的“好孩子”，这不能不让国内的教育工作者们认真加以反思：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是错在了孩子身上，还是错在了自己的身上?与其说错在了自己的身上，还不如说错在了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的身上。
的确，国内的中小学乃至包括一些大学，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往往都是扼杀孩子“天性”的“罪魁祸手”，与美国各类学校所普遍体现出来的那种思想开放、尊重个性、关系平等以及管理体系完善的素质教育、启发性教育方式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国内学校培养出来的“坏学生”就不说了，即便是“好学生”，也不过都是些静态考试的“能工巧匠”、死记硬背的“拼命三郎”，结果都变成了“下笔如有神”的宠儿，动手实践的低能儿。而美国的教育视角却注重发掘学生的独立见解及其潜在的能力，使其有思想、有个性并富有好奇心和探秘精神，既敢想、也敢做，最终都能成为“两手都过硬”的“这一个”。这些品格在美国教育家的眼里都是“一流学生”所应具备的素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教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就不一样，文卓在国内的学校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到了美国还不到一年时间就站了起来，就成了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不能不让我们对国内的教育体制及其教育方式产生怀疑和反省。国内的中小学生也包括大学生的自杀率、犯罪率之所以逐年上升，与现行的劣迹斑斑的教育体制及其教育方式不无关系。特别是在一些国家级、省级示范高级中学里，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这些学校往往只一味地抓升学率，不抓综合素质，即使抓也不过是浮光掠影，蹈空袭虚，不着边际。成绩面前，壁垒森严，只要学习成绩好，又守纪律，你就是老师们眼里的“心肝宝贝”；而那些成绩差又顽皮的学生，常常就会被老师们视为“问题学生”，将其打入“另类”，动不动就挖苦体罚，要么停课检查、再不行就劝退回家，从而造成“好学生”则“一荣俱荣”“坏学生”则“一损俱损”，再加之家庭教育方面的不健全和社会上不良文化的负面影响等等，于是，“网瘾少年”成群结队地诞生了，“自杀少年”一年比一年多了，“犯罪少年”的犯罪手段越来越成人化了，如此种种令人忧心的后果究竟是谁之错?
应当承认，现行的教育体制及其教育方式存在的诸多缺失，是造成国内类似文卓的一代青少年成为“坏孩子”的重要根源之一。当然，这一切也与社会就业压力大、家长的期望值过高以及周围恶俗文化的侵袭等因素有一定关系。如果要上升到责任承担分配，窃以为学校要承担40％，社会承担30％，家庭承担20％，学生承担10％。或许有人会对这种责任承担分配比例不以为然，其实这是笔者经过缜密而理性的思考与分析得来的认识“账单”。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教育就是一双无形的“手”，起着把他一点点“拉扯”成人成才的作用。而学校的教育是主体性的，家庭教育是辅助性的，社会环境影响是平衡性的，孩子自身与生俱来的天性是可塑性的。而最致命的根源还在于国内的教育思想体系与中国代代传而统之的文化体系息息相关，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到如今的“一考定终身”甚至“一分定终身”的高中考制度，都强调的是“升学率高于一切”的教育理念，这样以来，每年的 高、中考就成了一根强力指挥棒，它操纵着应试教育的风向标，直指“考考考，教学的法宝；分分分，升学的命根”这一最高法则，谁跟上了这股千军万马大比拼的“飓风”一路搏杀登上了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殿堂，谁就成了“学校的宠儿”“家庭的骄子”“社会的人上人”，一旦如此，接踵而来的便是就业有门，高薪有望，乃至成家立业、荣光耀祖、子孙三代都幸福的好兆头也都就跟着来了。这就是现行的应试教育所带来的连锁诱惑。作为家长，自然挡不住这种诱惑，所以从孩子走进幼儿园的那一天起，就把孩子的“考试成绩单”看得比自己升官发财都重要，于是，就自觉不自觉地向孩子灌输现行的教育思想，不断把升学难、就业难的压力施加给孩子，久而久之，就与学校、社会一道形成了一种“合力”、把孩子的天性给毁坏了。可见，家庭的辅助性教育是被动性的、屈从性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是由于学校的应试教育不当、社会风气影响不良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家长和学生始终是也只能是围着应试教育转、围着社会风气转，而不可能是学校教育、社会风气围着家长转、围着学生转，倘若如此，家庭教育、学生成人成才的过程也就不会出那么多的问题了。追根溯源，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制约着现行的应试教育，现行的应试教育制约着家长和学生，加之现代社会一些不良文化的介入，“救救孩子”就成了当下的一大难题。学校作为实施应试教育的主体，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社会许多方面失去平衡，造成就业难、吃饭难、贫富悬殊、分配失序以及恶俗文化无孔不入等，自然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家庭教育虽然是辅助性、屈从性的，但毕竟也存在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所以也不能站到干净地方去。孩子终究是孩子，有如一棵小树苗，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就造就什么样的孩子，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孩子毕竟是人而不是植物，特别是已经进入青春期的花季少男少女，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主观因素，不能说一个孩子在不当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不良的社会风气及其文化面前栽了，与孩子自身与生俱来的先天因素和客观条件就毫无关联，最起码与身体是否健全、智商是否超过正常线、各方面的天赋是否具备等因素有关。只是孩子“靠天收”的这一点空间是十分有限的，所以他在成人成才的过程中能够“自主沉浮”的责任比例只有10％，如果各个外在的因素和环节都达到了和谐匹配的程度，他也就有可能冲出去了；一旦受挫，结果就可能与此相反，那就是连带着这10％的责任一起栽在了“狼群”之中。由此可以说，任何孩子的成长都是因人而异，不尽相同的，后天因素固然很重要，但先天因素乃至主观因素也不可以完全排除。
文卓终究还是幸运的，他的父母并没有因为他在国内的学校里栽了而责怪他甚至打骂他，也没有继续依赖国内的教育来拯救他，而是毅然决然地把他送到了美国接受西方教育。文卓的父母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父母都在美国学有所成，今天的自立与成功皆得益于美国的教育，他们自身受益不浅，自然就会把这种教育方式传承给孩子；孩子栽了，他们又把孩子扶了起来，让他漂洋过海、去另寻成人成才的独立空间。就此而言，文卓的父母算不上是“问题家长”吧，可他们却无奈孩子遇到了“问题学校”乃至负面影响太多的“问题社会”，倘若他们无力送孩子赴美留学，那么，文卓岂不是也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活生生地垮掉了吗?由此我又想起时下让家长、学校、社会揪心的“网瘾少年”，他们到底都栽在了谁的手下?笔者很不赞同一些专家、学者把青少年上网成瘾的症结都统统推在了家长身上，殊不知家长手里的那根“棍”，也是从现行的教育体制和学校不当的教育方式以及社会问题纷纷介入的“大风口”上捡来的，问题的根子并不完全都在家长身上，“问题教育体制”和“问题教育方式”一天不转变，“问题家长”就会继续“问题”下去，“问题学生”也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方式的转变才是解决家长“问题”、拯救“问题学生”的当务之急，别无选择。
总之，文卓由“坏”变“好”的例证是鲜活的，对国内的教育现状颇有启示和借鉴的意义。然而，任何事物的转变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主观地要求国内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很快就能达到西方教育的先进水平，也是不现实的。但笔者倒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们不妨先去读读老子的《道德经》，深入研究并领悟其“无为”之大义中的某些“道法自然”的精髓，或许会对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先进的教育方式靠近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