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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的10年（2004—2013年）为研究时段，在测算湖北省各地区城镇化协调性的基础之上，运用泰尔指数分析考察其时序演变和空间差异，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各区域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城镇化协调性呈现不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即“一主两副”的发展战略和周边山区相对滞后；泰尔指数分析结果显示，各区域内部差异是湖北省协调发展度差异的主要来源；鄂东地区受生态因素影响较大，鄂中地区更容易受到产城协调因素的影响，鄂西地区则受到人地协调和产城协调的双重制约。湖北省应在努力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因地制宜地提升各区域的协调水平：鄂东应着力改善生态环保水平，鄂中需要加速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鄂西则要提升人口城镇化和产业聚集程度。
关键词 城镇化协调性；泰尔指數；区域差异；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6）32-0210-05
Spatial Difference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Coordination of Population-Land-Economic Urban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ZHENG Xin， LIU Lun-wen*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Enshi， Hubei 445000）
Abstract With the ten years（2004-2013） of implementing strategy of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as the research time，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 were analyzed and investigated by Theil index based on measuring Hubei regional coordin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econometr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research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oordin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the coordin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presented spatial pattern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ne main and two vice” and relative lag in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 are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il index， regional internal difference was the main source of coordination difference of urban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Eastern Hubei was affected greatly b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actor； central HuBei was impacted by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ustries and urbanization； western Hubei was influenced by population-land coordination and industries-urbanization coordination. So Hubei Province should lessen rural-urban gap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o advance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urbanization： Eastern Hubei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entral Hubei should accelerate industries transformation， optimization and upgrade； while western Hubei needs to promot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Key words Coordin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il index； Regional difference； Influence factors
改革開放以来，处于内陆腹地的湖北省凭借区位和人口方面的优势，其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但以粗放为主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带来了产业结构优化缓慢、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矛盾加剧等诸多问题，如不加以治理，会严重影响该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在城镇化过程中推动人口、土地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加快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1]。湖北省处于“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优势区位，被长江经济带所覆盖，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促进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成为政府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其发展现状及推进措施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城镇化协调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城镇化的各子系统（如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等）着手，围绕其中两两或多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及产生的问题展开研究。如曹文莉等[2]将江苏省城镇化分为3种模式，并分别探讨其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崔许峰[3]提出民族地区城镇化应追求人口和土地的均衡与协调。二是从速度、规模和质量的视角，探究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不协调问题。如孔凡文等[4]主张城镇化进程中应加强速度与质量间的协调统一；张春梅等[5]指出江苏省城镇化质量和规模存在差异化的不协调现象，应因地制宜地提升协调发展水平。而就研究范式而言，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协调性融入城镇化水平去测度，如李小帆等[6]将城乡、产城、区域、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视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4个部分；另一类则是建立两个或多个由各指标体系组成的观测系统，研究其间的协调性[2，5]。这些研究针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指导我国城镇化协调稳步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对于区域城镇化协调性的研究，仍有两个可进一步深入的方向：首先，对于地处我国中部、农业主产地区的城镇化协调性研究有限；其次，城镇化协调性影响因素的探究往往停留于理论分析，缺少实证研究。 基于此，笔者选取“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的10年（2004—2013年）作为研究时段，在测度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基础上，运用泰尔指数、线性回归等方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地分析湖北省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差异，旨在揭示湖北省各地区城镇化协调性的差异状况，并构建计量模型探讨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提升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城镇化协调性的内涵界定与指标体系构建
1.1 城镇化协调性的内涵界定
当前的城镇化发展应是追求城乡统筹一体、产城互动、集约高效可持续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协调互动、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协调性作为衡量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极其关键的方面，可看作城镇化进程中各种状态帕累托优化，任何一种状态的优化不以牺牲其他状态的优化为基础[6]。在达到这些优化状态时，会以最小的投入要素消耗获得最大的产出，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高效利用，实现城镇化协调和发展的高度均衡。故城镇化进程中要兼顾人与人、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产业与城镇发展等各方面的协调性，以求当前利益与长期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统一，避免过激地追求某方面的成绩而导致整体性失衡。
1.2 城镇化协调性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般而言，城镇化发展会在人地关系紧张、产城发展失衡等问题上较为突出[6]，即空间布局、产业结构与人的发展三者间缺乏协调。故可将城镇化协调性归结于人口、土地和经济三大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而要实现新型城镇化，更需进一步考虑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表1）。从人口结构、就业状况、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4个方面来衡量人口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比重和非农从业人员比重能够较好地说明地方人口结构基本情况；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反映就业情况的传统指标；人均科教文卫投入体现的是地方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的投入程度，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每万人所拥有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体现地方教育水平，二者结合起来测度人口综合素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住房面积、每万人所拥有的医疗床位分别从收入、住房和医疗保障3个方面来测度生活水平。从城市规模、地均投入水平、地均产出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水平5个方面来测评土地城镇化水平：城区建成面积直接体现城市规模；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均非农从业人口则从资金和人力2个方面说明城镇化地均投入状况；地均二、三产业产值是衡
量非农产业产出密度的重要指标；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城镇化发展质量，人均道路面积和排水管道密度能够较好地解释地方基础设施水平；生活污水是城镇居民的日常“代谢废物”，其处理率反映的是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可持续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5个方面来测度经济城镇化水平：人均GDP和人均一般财政预算收入是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非农产业比重和财政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较好地呈现地方经济结构；单位GDP能耗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集约程度[7]；金融相关比则反映金融活跃程度[7]；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则体现地方外向型经济的份额，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地方对外开放水平。
2 湖北省城镇化协调性的评价与分析
2.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地处我国华中地区，长江中游，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部为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作为我国城镇化战略布局中的典型代表，在稳步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湖北省一直不断努力构建合理、高质量的城镇化体系。在其城镇化进程中，主要体现为：整体发展水平和区域竞争力的有所提高，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改善，产业转型和地方文化相互交融促进。
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为2004—2013年，空间范围是湖北省所辖的16个市（州）和1个林区，对城镇化协调程度进行测度，来探究这10年中湖北省各地区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所采用的数据来自2004—2013年《湖北统计年鉴》和湖北各市（州）统计年鉴。进出口总额根据当年人民币汇率进行换算，GDP和各项投入、支出均按照可比价格进行换算。
为消除量纲的影响，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方法如下：
式中，x′i为标准化后的值；xi为原始数值；xmax和xmin分别为该项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2.2 研究方法。
2.2.2.1 城镇化协调性的计算。
将特尔斐法和熵值法结合来确定权重，用线性加权分别计算各城镇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度来衡量城镇化协调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U1、U2、U3分别是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Cl为三者的协调系数。D为协调发展度，取值范围为0～1.732；F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且F=αU1+βU2+γU3；α、β、γ分别为待修正参数。根据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框架，人口和产业城镇化水平需要加强，而土地城镇化发展则应追求理性，故将待定系数确定为：α=γ=0.35；β=0.3。
2.2.2.2 协调性区域差异模型。
选用泰尔指数（T）来测度协调性的区域差异，计算公式为：
式中，i表示市级行政单位的个数；pk为p市（州）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指数；μp为湖北省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平均值。T的取值范围为[0，lni]，其取值越小说明地区间差異较小，反之则越大。
按照地理区位，将湖北省分为三大区域（鄂东地区包括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鄂中地区包括孝感、随州、荆门、荆州、天门、仙桃、潜江；鄂西地区包括宜昌、襄阳、十堰、恩施、神农架）。三大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泰尔指数可表示为区域间（Tbr）和区域内（Twr）两部分泰尔指数之和，即： 其中，Tbr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m为区域数量；qu为区域u中市（州）级行政单位的数量；q为所有市（州）的数量；pk为区域u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平均值；μ为湖北省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平均值。
2.2.2.3 协调性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
由于城镇化协调性涉及多个方面的协调互动，同时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拟定城镇化协调性受到人地协调、产城协调、城乡协调、人与生态协调等因素的影响。为探寻城镇化协调性（协调发展度CDD）在湖北省不同区域内的影响机制，建立以下实证模型：
式中，i（i=1，2，…，17）与t（t=2004，2005，…，2013）表示第i个市（州）和第t年；αit为常数项；μit为随机误差项；βn为弹性系数，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某一因子每发生1%的变化，将会导致协调发展度变化βn%，其中n为变量数。模型中各自变量定义如下：
（1）UNCit表示城镇化率与城镇非农产业协调度。由于城镇化率是地区城镇常住人口所占比重，故其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度反映的是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之间的协调程度，势必会对地区城镇化的协调性产生影响。
（2）URRit表示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农民纯收入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城乡差距的重要指标。自我国提出城镇化建设伊始，城乡统筹一体的发展理念就已被纳入城镇化体系中。相关研究也表明[8]，城乡差距对城镇化发展影响明显。
（3）CRPit表示城镇人口集中度，综合考虑了人口和区域面积因素，是衡量地区人口分布的有效指标[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
（4）CRIit表示城镇非农产业集中度，综合考虑了非农产值和区域面积因素，可用來测评地区非农产业分布，反映了该地区产城协调水平[9]。一般而言，非农产业聚集程度越高，土地集约利用率越高，产城协调程度则越高[10]。
（5）ECGDPit表示单位GDP能耗。世界各国城镇化的经验都说明，资源的有限性不仅仅成为制约城镇化各方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1-12]，更会影响到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
（6）USCit表示城镇化率与城镇污水处理率协调度。城镇要发展就必须消耗资源和产生废物，而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就需要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通常，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率与污水处理率协调度越高，该地区城镇中人与自然相处越和谐，越有利于城镇化合理发展，其协调性也将进一步提升。
2.3 结果与分析
2.3.1 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差异测度。
根据湖北省各市（州）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指数，用ArcGIS10.2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湖北省城镇化协调性发展一直秉承“一主（武汉）两副（宜昌、襄阳）”的战略重心；同时，省会辐射效应和周边山区的相对滞后也是其进程中的重要特征。尽管整体上不断优化，但不同区域仍呈现出各自的协调发展特征：在鄂东，由于省会城镇化协调性的快速提升，其扩散效应逐渐大于聚集效应，并导致生产要素向周边地区溢出，带动周边地区协调水平的提高；鄂中则被江汉平原覆盖，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农业比重较高、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等因素使得该地区城镇化协调性有一体化趋势；鄂西地势相对较高，属于丘陵和山区地带，由于地理因素和发展重心的双重影响，该地区的协调性呈现副中心发展较快，但偏远山区和民族地区则较为滞后的分布格局。
2.3.2 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差异特征。
为进一步探寻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分布差异，计算了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泰尔指数，并按照区域间和区域内分组分解，及将鄂东、鄂中和鄂西进行分组比较。
利用公式（4）～（6），分别计算出2004—2013年湖北省总体、各区域间和各区域内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泰尔指数（图2）。从图2可以看出，湖北省总体、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泰尔指数均在减小，其中总体和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在2004—2008年下降较快，2008—2013年下降速度有所减慢，且区域内泰尔指数的比重占到总体的80%以上，可见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内部。区域间差异的泰尔指数则在2004—2008年波动降低，并在2009年回升后，缓慢减小。
2004—2013年湖北省三大区域协调发展度泰尔指数变化趋势见图3。从图3可看出，三大区域协调发展度的泰尔指数从大至小依次为：鄂西（均值为0.021 3）、鄂东（均值为0.018 0）、鄂中（均值为0.000 6）。这说明，鄂西地区各市协调发展度的差异最大，鄂东地区次之，鄂中差异较小。此外，三大区域的协调发展度也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鄂西地区在2009年之前快速下降，在2009—2013年中略有所减小；鄂东地区在2009年之前下降幅度较快，在2009—2013年内在波动中缓慢下降；鄂中地区则一直趋于平稳。
2.3.3 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Eviews 8.0，按照式（7），对2004—2013年湖北省17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先对模型的设定进行F检验，其结果支持选用变截距模型；然后用Hausman检验判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支持随机效应模型，在使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进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表2为各变量影响城镇化协调性的变化弹性（显著检验未通过的变量已略去）。
在全省层面，均通过0.0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对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具有显著影响：除城乡收入比为负向影响外，其余因子均为正向影响。同时，由各因子的变化弹性大小（即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可知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其影响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城乡居民收入比（URR）、城镇化率与非农产业比重的协调度（UNC）、城镇人口集中度（CRP）、城镇非农产业集中度（CRI）、城镇化率与城镇污水处理率的协调度（USC）。 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除城乡收入比和城镇化率与城镇污水处理率的协调度这些因子外，其他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因子在不同区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比对鄂中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影响明显，其变化弹性为-1.166 3；其次为鄂西地区，变化弹性为-0.367 1；而对鄂东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影响相对较弱，变化弹性为-0.241 6，仅为鄂中的20.72%和鄂西的65.81%。这说明城乡协调性发展因素在影响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度时，存在着差异性效果；而农业规模较大的鄂中地区更容易受到城乡发展不协调的冲击。城镇化率与城镇污水处理率的协调度影响显著的地区是鄂东和鄂中，即城镇化率与城镇污水处理率的协调度每提升1%，鄂东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提升1.035 5%，鄂中的镇化协调发展度则升0.094 9%。受城镇化率与非农产业协调度影响较大的地区是鄂东和鄂中，其变化弹性分别为1.342 2和2.087 4。人口集中度影响鄂西地区变化弹性为0.302 0。产业集中度对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同样较为明显，且呈现由东至西依增强，依次为0.081 3、0.189 7和0.246 7。
由于各变量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差异显著。故在湖北省所辖区域内，省会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的城镇化协调性受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水平的影响较大；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协调性更容易受到产城协调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西部山区和民族地区受人口集中程度的影响较明显。另外，非农产业集中度的影响效果由东向西增强。
3 结论与建议
3.1 主要结论
（1）2004—2013年，湖北省城鎮化协调性呈现不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主要体现在 “一主两副”的战略重心；省会武汉对周边地区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全省周边山区相对滞后。
（2）从泰尔指数分析结果来看，相较于区域间而言，湖北省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各区域内部的差异。区域内部差异较大的主要是鄂西和鄂东地区，但随着城镇化推进的同时，二者的差异性均在不断缩小。
（3）各区域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因素呈现显著性差异：省会及其周边地区（鄂东）城镇化协调性受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水平的影响较大；粮食主产区（鄂中）城镇化协调性更容易受到产城协调等因素的影响；而西部山区和民族地区（鄂西）受人口集中程度的影响较明显。此外，非农产业集中度的影响效果由东向西增强。
3.2 政策建议
湖北省城镇化协调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鄂东和鄂西内部各地区的差异上，因此，缩小鄂东和鄂西的区域内部差异是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协调性的关键。鄂东地区需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并努力保障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均衡；鄂西地区应提升城镇人口集中度，以改善该地区城镇化协调性水平。
由于影响城镇化协调性的因素在湖北省各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提高城镇化协调性应防止“一刀切”模式，从追求空间效率均衡化和统筹区域协调化的角度制定具有地域性差异的城镇化政策：省会武汉及其周边地区应注重城镇化发展与产业优化升级协调同步，同时还要着力解决粗犷式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鄂中江汉平原地区是农业主产区，农业规模较大，应在加大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的同时努力缩小城乡差距；鄂西地区则应因地制宜地提高城镇人口集中度和非农产业集中度，以求合理地提升城镇化协调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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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镇化协调性；泰尔指數；区域差异；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6）32-0210-05
Spatial Difference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Coordination of Population-Land-Economic Urban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ZHENG Xin， LIU Lun-wen*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Enshi， Hubei 445000）
Abstract With the ten years（2004-2013） of implementing strategy of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as the research time，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 were analyzed and investigated by Theil index based on measuring Hubei regional coordin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econometr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research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oordin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the coordin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presented spatial pattern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ne main and two vice” and relative lag in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 are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il index， regional internal difference was the main source of coordination difference of urban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Eastern Hubei was affected greatly b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actor； central HuBei was impacted by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ustries and urbanization； western Hubei was influenced by population-land coordination and industries-urbanization coordination. So Hubei Province should lessen rural-urban gap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o advance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urbanization： Eastern Hubei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entral Hubei should accelerate industries transformation， optimization and upgrade； while western Hubei needs to promot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Key words Coordin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il index； Regional difference； Influence factors
改革開放以来，处于内陆腹地的湖北省凭借区位和人口方面的优势，其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但以粗放为主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带来了产业结构优化缓慢、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矛盾加剧等诸多问题，如不加以治理，会严重影响该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在城镇化过程中推动人口、土地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加快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1]。湖北省处于“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优势区位，被长江经济带所覆盖，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促进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成为政府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其发展现状及推进措施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城镇化协调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城镇化的各子系统（如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等）着手，围绕其中两两或多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及产生的问题展开研究。如曹文莉等[2]将江苏省城镇化分为3种模式，并分别探讨其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崔许峰[3]提出民族地区城镇化应追求人口和土地的均衡与协调。二是从速度、规模和质量的视角，探究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不协调问题。如孔凡文等[4]主张城镇化进程中应加强速度与质量间的协调统一；张春梅等[5]指出江苏省城镇化质量和规模存在差异化的不协调现象，应因地制宜地提升协调发展水平。而就研究范式而言，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协调性融入城镇化水平去测度，如李小帆等[6]将城乡、产城、区域、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视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4个部分；另一类则是建立两个或多个由各指标体系组成的观测系统，研究其间的协调性[2，5]。这些研究针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指导我国城镇化协调稳步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对于区域城镇化协调性的研究，仍有两个可进一步深入的方向：首先，对于地处我国中部、农业主产地区的城镇化协调性研究有限；其次，城镇化协调性影响因素的探究往往停留于理论分析，缺少实证研究。 基于此，笔者选取“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的10年（2004—2013年）作为研究时段，在测度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基础上，运用泰尔指数、线性回归等方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地分析湖北省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差异，旨在揭示湖北省各地区城镇化协调性的差异状况，并构建计量模型探讨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提升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城镇化协调性的内涵界定与指标体系构建
1.1 城镇化协调性的内涵界定
当前的城镇化发展应是追求城乡统筹一体、产城互动、集约高效可持续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协调互动、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协调性作为衡量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极其关键的方面，可看作城镇化进程中各种状态帕累托优化，任何一种状态的优化不以牺牲其他状态的优化为基础[6]。在达到这些优化状态时，会以最小的投入要素消耗获得最大的产出，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高效利用，实现城镇化协调和发展的高度均衡。故城镇化进程中要兼顾人与人、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产业与城镇发展等各方面的协调性，以求当前利益与长期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统一，避免过激地追求某方面的成绩而导致整体性失衡。
1.2 城镇化协调性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般而言，城镇化发展会在人地关系紧张、产城发展失衡等问题上较为突出[6]，即空间布局、产业结构与人的发展三者间缺乏协调。故可将城镇化协调性归结于人口、土地和经济三大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而要实现新型城镇化，更需进一步考虑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表1）。从人口结构、就业状况、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4个方面来衡量人口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比重和非农从业人员比重能够较好地说明地方人口结构基本情况；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反映就业情况的传统指标；人均科教文卫投入体现的是地方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的投入程度，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每万人所拥有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体现地方教育水平，二者结合起来测度人口综合素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住房面积、每万人所拥有的医疗床位分别从收入、住房和医疗保障3个方面来测度生活水平。从城市规模、地均投入水平、地均产出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水平5个方面来测评土地城镇化水平：城区建成面积直接体现城市规模；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均非农从业人口则从资金和人力2个方面说明城镇化地均投入状况；地均二、三产业产值是衡
量非农产业产出密度的重要指标；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城镇化发展质量，人均道路面积和排水管道密度能够较好地解释地方基础设施水平；生活污水是城镇居民的日常“代谢废物”，其处理率反映的是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可持续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5个方面来测度经济城镇化水平：人均GDP和人均一般财政预算收入是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非农产业比重和财政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较好地呈现地方经济结构；单位GDP能耗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集约程度[7]；金融相关比则反映金融活跃程度[7]；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则体现地方外向型经济的份额，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地方对外开放水平。
2 湖北省城镇化协调性的评价与分析
2.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地处我国华中地区，长江中游，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部为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作为我国城镇化战略布局中的典型代表，在稳步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湖北省一直不断努力构建合理、高质量的城镇化体系。在其城镇化进程中，主要体现为：整体发展水平和区域竞争力的有所提高，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改善，产业转型和地方文化相互交融促进。
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为2004—2013年，空间范围是湖北省所辖的16个市（州）和1个林区，对城镇化协调程度进行测度，来探究这10年中湖北省各地区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所采用的数据来自2004—2013年《湖北统计年鉴》和湖北各市（州）统计年鉴。进出口总额根据当年人民币汇率进行换算，GDP和各项投入、支出均按照可比价格进行换算。
为消除量纲的影响，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方法如下：
式中，x′i为标准化后的值；xi为原始数值；xmax和xmin分别为该项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2.2 研究方法。
2.2.2.1 城镇化协调性的计算。
将特尔斐法和熵值法结合来确定权重，用线性加权分别计算各城镇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度来衡量城镇化协调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U1、U2、U3分别是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Cl为三者的协调系数。D为协调发展度，取值范围为0～1.732；F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且F=αU1+βU2+γU3；α、β、γ分别为待修正参数。根据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框架，人口和产业城镇化水平需要加强，而土地城镇化发展则应追求理性，故将待定系数确定为：α=γ=0.35；β=0.3。
2.2.2.2 协调性区域差异模型。
选用泰尔指数（T）来测度协调性的区域差异，计算公式为：
式中，i表示市级行政单位的个数；pk为p市（州）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指数；μp为湖北省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平均值。T的取值范围为[0，lni]，其取值越小说明地区间差異较小，反之则越大。
按照地理区位，将湖北省分为三大区域（鄂东地区包括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鄂中地区包括孝感、随州、荆门、荆州、天门、仙桃、潜江；鄂西地区包括宜昌、襄阳、十堰、恩施、神农架）。三大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泰尔指数可表示为区域间（Tbr）和区域内（Twr）两部分泰尔指数之和，即： 其中，Tbr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m为区域数量；qu为区域u中市（州）级行政单位的数量；q为所有市（州）的数量；pk为区域u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平均值；μ为湖北省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平均值。
2.2.2.3 协调性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
由于城镇化协调性涉及多个方面的协调互动，同时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拟定城镇化协调性受到人地协调、产城协调、城乡协调、人与生态协调等因素的影响。为探寻城镇化协调性（协调发展度CDD）在湖北省不同区域内的影响机制，建立以下实证模型：
式中，i（i=1，2，…，17）与t（t=2004，2005，…，2013）表示第i个市（州）和第t年；αit为常数项；μit为随机误差项；βn为弹性系数，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某一因子每发生1%的变化，将会导致协调发展度变化βn%，其中n为变量数。模型中各自变量定义如下：
（1）UNCit表示城镇化率与城镇非农产业协调度。由于城镇化率是地区城镇常住人口所占比重，故其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度反映的是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之间的协调程度，势必会对地区城镇化的协调性产生影响。
（2）URRit表示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农民纯收入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城乡差距的重要指标。自我国提出城镇化建设伊始，城乡统筹一体的发展理念就已被纳入城镇化体系中。相关研究也表明[8]，城乡差距对城镇化发展影响明显。
（3）CRPit表示城镇人口集中度，综合考虑了人口和区域面积因素，是衡量地区人口分布的有效指标[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
（4）CRIit表示城镇非农产业集中度，综合考虑了非农产值和区域面积因素，可用來测评地区非农产业分布，反映了该地区产城协调水平[9]。一般而言，非农产业聚集程度越高，土地集约利用率越高，产城协调程度则越高[10]。
（5）ECGDPit表示单位GDP能耗。世界各国城镇化的经验都说明，资源的有限性不仅仅成为制约城镇化各方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1-12]，更会影响到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
（6）USCit表示城镇化率与城镇污水处理率协调度。城镇要发展就必须消耗资源和产生废物，而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就需要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通常，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率与污水处理率协调度越高，该地区城镇中人与自然相处越和谐，越有利于城镇化合理发展，其协调性也将进一步提升。
2.3 结果与分析
2.3.1 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差异测度。
根据湖北省各市（州）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指数，用ArcGIS10.2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湖北省城镇化协调性发展一直秉承“一主（武汉）两副（宜昌、襄阳）”的战略重心；同时，省会辐射效应和周边山区的相对滞后也是其进程中的重要特征。尽管整体上不断优化，但不同区域仍呈现出各自的协调发展特征：在鄂东，由于省会城镇化协调性的快速提升，其扩散效应逐渐大于聚集效应，并导致生产要素向周边地区溢出，带动周边地区协调水平的提高；鄂中则被江汉平原覆盖，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农业比重较高、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等因素使得该地区城镇化协调性有一体化趋势；鄂西地势相对较高，属于丘陵和山区地带，由于地理因素和发展重心的双重影响，该地区的协调性呈现副中心发展较快，但偏远山区和民族地区则较为滞后的分布格局。
2.3.2 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差异特征。
为进一步探寻城镇化协调性的空间分布差异，计算了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泰尔指数，并按照区域间和区域内分组分解，及将鄂东、鄂中和鄂西进行分组比较。
利用公式（4）～（6），分别计算出2004—2013年湖北省总体、各区域间和各区域内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泰尔指数（图2）。从图2可以看出，湖北省总体、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泰尔指数均在减小，其中总体和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在2004—2008年下降较快，2008—2013年下降速度有所减慢，且区域内泰尔指数的比重占到总体的80%以上，可见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内部。区域间差异的泰尔指数则在2004—2008年波动降低，并在2009年回升后，缓慢减小。
2004—2013年湖北省三大区域协调发展度泰尔指数变化趋势见图3。从图3可看出，三大区域协调发展度的泰尔指数从大至小依次为：鄂西（均值为0.021 3）、鄂东（均值为0.018 0）、鄂中（均值为0.000 6）。这说明，鄂西地区各市协调发展度的差异最大，鄂东地区次之，鄂中差异较小。此外，三大区域的协调发展度也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鄂西地区在2009年之前快速下降，在2009—2013年中略有所减小；鄂东地区在2009年之前下降幅度较快，在2009—2013年内在波动中缓慢下降；鄂中地区则一直趋于平稳。
2.3.3 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Eviews 8.0，按照式（7），对2004—2013年湖北省17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先对模型的设定进行F检验，其结果支持选用变截距模型；然后用Hausman检验判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支持随机效应模型，在使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进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表2为各变量影响城镇化协调性的变化弹性（显著检验未通过的变量已略去）。
在全省层面，均通过0.0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对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具有显著影响：除城乡收入比为负向影响外，其余因子均为正向影响。同时，由各因子的变化弹性大小（即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可知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其影响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城乡居民收入比（URR）、城镇化率与非农产业比重的协调度（UNC）、城镇人口集中度（CRP）、城镇非农产业集中度（CRI）、城镇化率与城镇污水处理率的协调度（USC）。 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除城乡收入比和城镇化率与城镇污水处理率的协调度这些因子外，其他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因子在不同区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比对鄂中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影响明显，其变化弹性为-1.166 3；其次为鄂西地区，变化弹性为-0.367 1；而对鄂东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影响相对较弱，变化弹性为-0.241 6，仅为鄂中的20.72%和鄂西的65.81%。这说明城乡协调性发展因素在影响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度时，存在着差异性效果；而农业规模较大的鄂中地区更容易受到城乡发展不协调的冲击。城镇化率与城镇污水处理率的协调度影响显著的地区是鄂东和鄂中，即城镇化率与城镇污水处理率的协调度每提升1%，鄂东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提升1.035 5%，鄂中的镇化协调发展度则升0.094 9%。受城镇化率与非农产业协调度影响较大的地区是鄂东和鄂中，其变化弹性分别为1.342 2和2.087 4。人口集中度影响鄂西地区变化弹性为0.302 0。产业集中度对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同样较为明显，且呈现由东至西依增强，依次为0.081 3、0.189 7和0.246 7。
由于各变量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差异显著。故在湖北省所辖区域内，省会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的城镇化协调性受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水平的影响较大；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协调性更容易受到产城协调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西部山区和民族地区受人口集中程度的影响较明显。另外，非农产业集中度的影响效果由东向西增强。
3 结论与建议
3.1 主要结论
（1）2004—2013年，湖北省城鎮化协调性呈现不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主要体现在 “一主两副”的战略重心；省会武汉对周边地区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全省周边山区相对滞后。
（2）从泰尔指数分析结果来看，相较于区域间而言，湖北省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各区域内部的差异。区域内部差异较大的主要是鄂西和鄂东地区，但随着城镇化推进的同时，二者的差异性均在不断缩小。
（3）各区域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因素呈现显著性差异：省会及其周边地区（鄂东）城镇化协调性受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水平的影响较大；粮食主产区（鄂中）城镇化协调性更容易受到产城协调等因素的影响；而西部山区和民族地区（鄂西）受人口集中程度的影响较明显。此外，非农产业集中度的影响效果由东向西增强。
3.2 政策建议
湖北省城镇化协调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鄂东和鄂西内部各地区的差异上，因此，缩小鄂东和鄂西的区域内部差异是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协调性的关键。鄂东地区需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并努力保障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均衡；鄂西地区应提升城镇人口集中度，以改善该地区城镇化协调性水平。
由于影响城镇化协调性的因素在湖北省各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提高城镇化协调性应防止“一刀切”模式，从追求空间效率均衡化和统筹区域协调化的角度制定具有地域性差异的城镇化政策：省会武汉及其周边地区应注重城镇化发展与产业优化升级协调同步，同时还要着力解决粗犷式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鄂中江汉平原地区是农业主产区，农业规模较大，应在加大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的同时努力缩小城乡差距；鄂西地区则应因地制宜地提高城镇人口集中度和非农产业集中度，以求合理地提升城镇化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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