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的社长与总编辑被撤职，如此大的处罚动作，未能激起一点波澜。这或许显示出，在新闻界的“自律”无法自处的时候，“他律”已经生效了——尽管围观者是以冷漠、不明所以的态度表现出来。然后，胡舒立草成《新闻寻租不可恕》一文，以自律为名强调了这种冷酷。
　　胡舒立在这篇《不可恕》的评论里面，几乎点到了全部的问题：陈永洲的操守疑点、央视的宣传审判、警方办案的污点、新闻寻租的危害等等。只是，胡舒立在重组这些问题以确立她的论证时，使用了一系列“然而”，将矛盾过渡，最终指向新闻界本身。
　　正如孙旭阳在那篇批驳文章里所言，胡舒立的立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她用一个随时都不会失效的观点去针对如此难堪的具体事件，要说不会产生遮盖的效果，恐怕万难。这也使得胡舒立的“反求诸己”，在现时的环境下，更像是某种退步。
　　陈永洲事件，无外乎三条线索：自律、他律与法律。考究新闻界的实际，自律只有在自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则就是“奉旨自律”。再以法律观之，法从一开始就弯曲了，“法”律已经不能。此种境况下，自律即为自戕自贱，只怕他律也不忍责备。
　　如果要确立自律的基础，需要包括胡舒立在内的新闻界搞清楚陈永洲事件的前前后后。退一步说，即使周全的调查报道难以为继，至少可以对新快报的18篇涉案报道做出专业上的鉴定，看看存在什么样的事实问题。如果胡舒立能以财经报道界的权威，作此鉴定，一定强过泛泛的“自律”呼吁。假如18篇报道没有问题，新快报头版放人的呼吁就可以成立，而胡舒立将其引为“辛辣的嘲讽”就是不恰当的评断。也就是说，为了不让“自律”沦为轻浮的号召，新闻界当有实际的勇气面对这件事，让自律的动机成为厘清陈永洲事件的一种动力。
　　陈永洲事件可归纳为“四不”：事实不清，司法不义，舆论不张，审判不公。在“四不”之下，新闻界的自律不仅不能，也容易沦为虚伪之饰，进一步自取捆绑；而以读者为主的他律，也易陷入盲目境地。扭曲的自律不仅会加深新闻界的畸形，也会扭曲他律。
　　真正的自律，不该是修辞上的表演，而应该体现为实实在在的新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