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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90%的旧工种会消失，70%的新工种前所未见，从时代的角度看，从一而终必将是痴人说梦。
2017年的795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520万人投了10份以上的简历才找到工作。其中80万人的简历，出现在50多家公司的邮箱。
和父辈不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将毕业后的工作视作稳定的开始，唯一的归宿。求职更象是“尝试”。调查显示，62%的2017级应届毕业生认定自己需要“先就业，再择业”。六成以上90后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满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会另谋高就。
“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
从广州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赵旭拒绝去小城市，而是留在当地一家老企业。在公司，担任数据分析员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淘宝、聊天。她不能接受这份安逸，不久，她选择了裸辞。
挤进互联网公司后，她发现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午饭时嚼着外卖探讨业务问题。报到第一天，主管告诉她：“晚上7点开会。”赵旭终于找到了“大城市的生机”。她一个月就熟悉了工作，原本生疏的专业知识全记了起来。
距广州106公里远的深圳，另一个女孩将自己的这些困惑告诉父母时，母亲在电话里批评她：“你为什么这么不能吃苦？”“找工作之前应该先把问题考虑好，这么快就换怎么行？”她觉得委屈，不亲身体验，很难知道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收到律师事务所聘书时，她欢呼雀跃，觉得自己从小的律师梦终于实现了。她未曾想到，等待自己的是一份一周7天，全年无休的工作。工作了大约100天，她彻底崩溃了。一天晚上，她陪着客户开会到凌晨3点。谈判桌上，客户和对手大吵大嚷，负责记录的她早就熬得眼睛通紅。她看到自己的领导拼命按着太阳穴，还时不时对客户挤出职业化的笑容。女孩突然明白，“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啊。”她辞职了。
“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徐曦在香港确定第一份工作时，父亲从上海的家中打来电话：“好好干，争取稳定下来。”电话里，她内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顶尖大学，她花五年时间修完了社会学本科和硕士学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可她的专业很难在香港找到称心的工作。
为了居留权，家里帮她找了一份豪华酒店的前台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时，“做和5年专业学习毫无关联的工作”。同事进修的大多是两年的酒店管理专业。她们能熟练地操作复杂的房务系统，用小本子记好每一个客人的需求。徐曦总是出错，收错了钱不敢承认，值班时要他人插手帮忙。被醉酒的顾客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主管委婉地说：“你学东西有些慢。”
3个月后返校参加毕业典礼，徐曦因为昼夜颠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学好奇地问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营销。”
一位和徐曦、赵旭同年毕业的女孩觉得，换工作是个无所谓的事儿，因为“工作机会到处是，不难找”。第一份工作离职时，恰巧是春节，她独自一人去拉萨过了年。在旅店洒满阳光的屋顶上，她拿手机发了几个微信，投了几份简历，很快就收到了“年后面谈”的回复。
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加班似乎没有尽头，她开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态化通宵，替领导草拟周一的周报，她时常边哭边整理文档。
“想找一份充实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难。那就一直换，换到满意为止。毕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赵旭说。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赵旭纠结的5个月里，同年毕业的王锐已经换了3份工作，甩掉前两份工作的理由简单且一致，“他们居然敢骂我？”
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从事美食品牌营销的创业公司，他的主管是个20多岁的女孩。主管让他为一场线下活动准备物料。王锐不接受，“我的任务是线上运营。”主管当着几个女同事的面斥责他，讥讽他。王锐很恼火，“她就比我大两岁，凭什么？”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换了工作去天津，王锐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运动器材生产厂家。一个人负责品牌营销，直接对老板负责，刚入职时，老板和王锐吃饭、聊天，谈“宏大的商业蓝图”，王锐觉得，感觉对了。
可工作出了问题，老板拍桌子、摔手机，清晨5点打电话让他到办公室检讨。历经了一次两小时的训斥后，王锐提出了反抗。老板愣住了，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不挨着，要不就滚。”王锐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辞呈。
知道了王锐的近况，他的大学同学林沐笑个不停：“这就辞职了？单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领导骂人的问题。”
林沐毕业后去东北某省会的市电视台当记者。半年之后，林沐萌生退意。一次出差归来，制片人突然笑着通知他工作调动，从时政要闻调岗去民生新闻，理由是“年轻人去每个部门都历练一下”，林沐也觉得在理。直到有一天，关系不错的同事告诉他，林沐抱怨时政要闻无聊，每天盯着拍领导的话传到了制片人耳朵里，惹得制片人发了很大的火，还敲打其他记者，“不想干就别干。”
“枪都没提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
从合肥毕业，回到徽南县城的小慧一直被父母说服。她喜欢外语，在教辅机构当英语老师，父母说“五险一金都没有，要为你担心死”，逼着她辞了职。她一度买了去杭州的车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试试，母亲含着眼泪说：“女孩子不要闯，总要回来结婚生孩子。”临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在企业里当了一辈子基层职工的父母，“根据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早为小慧做好了规划——只有考上公务员，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却发现事情和父母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业里还多。”除了每天写十几份文件材料，上级领导来了，她要陪同，平时要学理论知识，写各种政论，写得不精彩还被骂“觉悟不够”。组织上也明确说了，“五年内不可能升迁调动。”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却正被父母逼着回家找“体制内”工作的姑娘说，自己绝不妥协。她能理解他们的好意，“可枪都没握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这也太奇怪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国家职业指导导师李家华认定，未来，90%的旧工种会消失，70%的新工种前所未见，从时代的角度看，从一而终必将是痴人说梦。
（本文选自：华声 2018年01期）
2017年的795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520万人投了10份以上的简历才找到工作。其中80万人的简历，出现在50多家公司的邮箱。
和父辈不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将毕业后的工作视作稳定的开始，唯一的归宿。求职更象是“尝试”。调查显示，62%的2017级应届毕业生认定自己需要“先就业，再择业”。六成以上90后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满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会另谋高就。
“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
从广州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赵旭拒绝去小城市，而是留在当地一家老企业。在公司，担任数据分析员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淘宝、聊天。她不能接受这份安逸，不久，她选择了裸辞。
挤进互联网公司后，她发现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午饭时嚼着外卖探讨业务问题。报到第一天，主管告诉她：“晚上7点开会。”赵旭终于找到了“大城市的生机”。她一个月就熟悉了工作，原本生疏的专业知识全记了起来。
距广州106公里远的深圳，另一个女孩将自己的这些困惑告诉父母时，母亲在电话里批评她：“你为什么这么不能吃苦？”“找工作之前应该先把问题考虑好，这么快就换怎么行？”她觉得委屈，不亲身体验，很难知道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收到律师事务所聘书时，她欢呼雀跃，觉得自己从小的律师梦终于实现了。她未曾想到，等待自己的是一份一周7天，全年无休的工作。工作了大约100天，她彻底崩溃了。一天晚上，她陪着客户开会到凌晨3点。谈判桌上，客户和对手大吵大嚷，负责记录的她早就熬得眼睛通紅。她看到自己的领导拼命按着太阳穴，还时不时对客户挤出职业化的笑容。女孩突然明白，“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啊。”她辞职了。
“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徐曦在香港确定第一份工作时，父亲从上海的家中打来电话：“好好干，争取稳定下来。”电话里，她内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顶尖大学，她花五年时间修完了社会学本科和硕士学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可她的专业很难在香港找到称心的工作。
为了居留权，家里帮她找了一份豪华酒店的前台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时，“做和5年专业学习毫无关联的工作”。同事进修的大多是两年的酒店管理专业。她们能熟练地操作复杂的房务系统，用小本子记好每一个客人的需求。徐曦总是出错，收错了钱不敢承认，值班时要他人插手帮忙。被醉酒的顾客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主管委婉地说：“你学东西有些慢。”
3个月后返校参加毕业典礼，徐曦因为昼夜颠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学好奇地问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营销。”
一位和徐曦、赵旭同年毕业的女孩觉得，换工作是个无所谓的事儿，因为“工作机会到处是，不难找”。第一份工作离职时，恰巧是春节，她独自一人去拉萨过了年。在旅店洒满阳光的屋顶上，她拿手机发了几个微信，投了几份简历，很快就收到了“年后面谈”的回复。
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加班似乎没有尽头，她开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态化通宵，替领导草拟周一的周报，她时常边哭边整理文档。
“想找一份充实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难。那就一直换，换到满意为止。毕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赵旭说。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赵旭纠结的5个月里，同年毕业的王锐已经换了3份工作，甩掉前两份工作的理由简单且一致，“他们居然敢骂我？”
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从事美食品牌营销的创业公司，他的主管是个20多岁的女孩。主管让他为一场线下活动准备物料。王锐不接受，“我的任务是线上运营。”主管当着几个女同事的面斥责他，讥讽他。王锐很恼火，“她就比我大两岁，凭什么？”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换了工作去天津，王锐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运动器材生产厂家。一个人负责品牌营销，直接对老板负责，刚入职时，老板和王锐吃饭、聊天，谈“宏大的商业蓝图”，王锐觉得，感觉对了。
可工作出了问题，老板拍桌子、摔手机，清晨5点打电话让他到办公室检讨。历经了一次两小时的训斥后，王锐提出了反抗。老板愣住了，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不挨着，要不就滚。”王锐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辞呈。
知道了王锐的近况，他的大学同学林沐笑个不停：“这就辞职了？单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领导骂人的问题。”
林沐毕业后去东北某省会的市电视台当记者。半年之后，林沐萌生退意。一次出差归来，制片人突然笑着通知他工作调动，从时政要闻调岗去民生新闻，理由是“年轻人去每个部门都历练一下”，林沐也觉得在理。直到有一天，关系不错的同事告诉他，林沐抱怨时政要闻无聊，每天盯着拍领导的话传到了制片人耳朵里，惹得制片人发了很大的火，还敲打其他记者，“不想干就别干。”
“枪都没提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
从合肥毕业，回到徽南县城的小慧一直被父母说服。她喜欢外语，在教辅机构当英语老师，父母说“五险一金都没有，要为你担心死”，逼着她辞了职。她一度买了去杭州的车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试试，母亲含着眼泪说：“女孩子不要闯，总要回来结婚生孩子。”临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在企业里当了一辈子基层职工的父母，“根据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早为小慧做好了规划——只有考上公务员，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却发现事情和父母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业里还多。”除了每天写十几份文件材料，上级领导来了，她要陪同，平时要学理论知识，写各种政论，写得不精彩还被骂“觉悟不够”。组织上也明确说了，“五年内不可能升迁调动。”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却正被父母逼着回家找“体制内”工作的姑娘说，自己绝不妥协。她能理解他们的好意，“可枪都没握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这也太奇怪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国家职业指导导师李家华认定，未来，90%的旧工种会消失，70%的新工种前所未见，从时代的角度看，从一而终必将是痴人说梦。
（本文选自：华声 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