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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一生，被隐去的是怀揣着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青年热血，被放大的是两段婚姻、三个女人和几首口耳相传的爱情诗。
1918年8月14日，上海十六浦码头，“南京号”轮船缓缓起锚离岸。21岁的徐志摩站在甲板上，挥手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离愁别绪并未在他心中停留太久。轮船驶入太平洋时，他站在船头，眼前是宽广无垠的大海，脚下是滚滚翻腾的波涛，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也吹动了他心头的热血。回到船舱，他提笔写下了《赴美致亲友书》：“……诸先生于志摩之行也，岂不曰国难方兴，忧心如捣……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这番话，极具其恩师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文的气魄：以青年之躯，担兴衰之责。
徐志摩直到去世都是青年，年仅35岁。当后世惯于把他的一生简略成两段婚姻、三个女人和几首口耳相传的爱情诗时，那个怀揣着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青年，却渐渐地不为人知。《徐志摩传》的作者韩石山向《环球人物》记者感慨：“现在人们对徐志摩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面上，仅止于对他的诗歌与散文的欣赏，津津乐道于他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对其个人品质和社会理念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徐志摩是一个思想精进，很有社会担当的人。他回国后，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政治与思想方面的论争。撇开那些风流韵事，我们才能走近真正的徐志摩。”
汉密尔顿·徐
徐志摩曾说：“在24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这位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他是一位政治家、社会领袖。这能看出徐志摩想做中国的社会领袖，要从经济入手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他到美国后，还取了个英文名‘汉密尔顿·徐’，可见其决心。”韩石山说。
“南京号”抵达旧金山后，徐志摩“横决大陆，历经芝加哥纽约诸城”，到达伍斯特城，入读克拉克大学历史系，选学课目净是《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心理学》等。因学分不够，他在抵美后的第二年夏天，又进入康奈尔大学暑期班修了4个学分。林徽因曾在《悼志摩》中回忆：“他是常得优等的，听说有一次康乃尔暑校里一位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拉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
但徐志摩真正收获的并非是课堂上的知识，而是被点燃的爱国热情。美国当时正经历一战的冲击，物价上涨，物资匮乏，但人们毫无怨言。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人们涌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徐志摩与同宿舍的董任坚、张道宏、李济共同订立章程，发奋向学。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晚睡，多运动、多学习以外，还有每天7时朝会（激耻发心），傍晚面对祖国方向，高唱国歌。”韩石山说。
在中国政府承认丧权辱国的中日“二十一条”后，留学波士顿的中国学生“痛愤‘国耻’，遂有‘中国国防会’之组织”，“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徐志摩很快听说了国防会的大名，便想约室友张道宏一起去波士顿看看，但张道宏以花费过大为由拒绝了。徐志摩认为，与其穷居，不如张扬，况且附近的纽约有不少英贤之士，不可失之交臂。于是，他又约了李济、周延鼎等人，在1918年12月21日抵达波士顿，并在次日来到了哈佛大学。
徐志摩在哈佛待了3日，不仅加入了国防会，还结识了吴宓、赵元任、梅光迪等中国留学生。吴宓在文章中记述道：“一日，有克拉克大学的两位中国学生，来加入国防会；其中一位李济，另一位便是徐章垿，字志摩。照例签名注册之后，大家便畅谈国事和外交政治等。以后还会见过几次，所谈仍不出此范围。”
1919年底，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学位后，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汉密尔顿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学。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中是紧张激烈的生存竞争，钢筋水泥铸就的工业森林里是弱肉强食地压榨与挣扎。极具压迫感的新环境，一方面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让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成了中国学生口中的“鲍尔雪维克”，即布尔什维克。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实业救国，转而关注社会问题。
1920年，徐志摩以毕业论文《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收起行囊，“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这一次，他追随的目标，变成了哲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伯特兰·罗素，“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罗素家中的常客
1920年10月，罗素访华，发表了“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社会结构学”这“五大演讲”，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震动。“徐志摩在美国读书时，肯定看过罗素社会政治方面的著作，要不然也不会决然离美赴英。只是年轻人虑事不周，以为罗素既是访问，有一两个月就够了，没想到罗素次年7月才离开中国。而且，早在1916年一战期间，罗素就因为主张和平，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了。”韩石山说。
既来之，则安之。徐志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英国社会主义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教授，开始了一些政治实践，对西方的民主、法制和自由这一套理念及其运作，有了直观的理解。比如，他曾随拉斯基夫人去伍利奇码头参观选举。這一时期，徐志摩给梁启超和蒋百里创办的《改造》杂志写了几篇文章，谈的大都是政治话题。
到英国后，徐志摩如鱼得水，朋友圈中既有狄更生、康拉德这样的大作家，又有知识界领袖狄金森、激进青年学者欧格敦这样的社会活动家。1921年春，他在好友狄更生的介绍下，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即国王学院）就读。同年10月，也是从好友欧格敦那里，他得知罗素回英并拿到了地址。他立刻写信请求见面，并在一个星期后如愿以偿。徐志摩发乎本心的崇拜、夸赞和尊重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成了罗素家中的常客，常往返于剑桥与伦敦，聆听罗素的教诲，参加其倡导的各种活动。“在英时期，要论对徐志摩影响最大的人，还是罗素。罗素攻击卑鄙虚伪，提倡世界政府，热爱和平、文明、人类，捍卫思想自由及创作自由的观点，都对他影响很深。罗素给了他敏锐的社会意识。”韩石山说。也就在这一时期，徐志摩基本转向了罗素式自由主义的思想。 徐志摩的英伦行开始得草率，结束得突然。1922年8月，他突然决定回国，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既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追尋林徽因的脚步，还有一个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师梁启超有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徐志摩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步入古老而忧患的祖国的现实。
“中国的文艺复兴”
谈及梁启超与徐志摩的关系，广为人知的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那一席惊世骇俗的证婚词：“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你们真懂得爱情，我要等着你们连续不断的，把它体现出来。”“这是我告诉你们对于爱情，负有极严重的责任，你们至少对于我证婚人梁启超，负有极严重的责任。”后人据此认为师生反目。事实上，直到梁启超去世，徐志摩都是其爱徒。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徐志摩就被梁启超的学识、文采和思想所折服。在杭州府中学上学时，徐志摩在校刊《友声》上发表了文章《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这篇文章从题目和内容来看，都受到了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徐志摩模仿得惟妙惟肖，还因此引起视察杭州府中学的张幼仪四哥张公权的注意，从而牵起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红线。赴美留学前，徐志摩成为梁启超的弟子，这既让徐志摩心愿得偿，也为其日后归国开辟了路径。
留学欧美期间，师生二人信件往来频频。徐志摩常研读恩师文章，颇有感触：“读梁先生《意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气之勇始见……向使志摩能持续三杰之意气，而奔迅直前也，则玛志尼志摩也，加里保志摩也，加富尔志摩也。”
“梁启超是一个干预社会、敢于担当的文人，其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可以说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响着徐志摩。”韩石山向记者解释，“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以其为首的研究系要做的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舒新城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建议，要‘在外面考察教育、物色人物’‘先期通告学生’，按照他们的计划展开，‘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后来梁启超在《致百里东荪新城三公书》中说‘志摩大约（公权言）不能速归’，知道不能速归，可以知道两人是交流过这个计划的。”
徐志摩回国后不久，就搬到了石虎胡同7号。这里既是梁启超担任馆长的松坡图书馆的总部，也是其创办的讲学社的总部。讲学社负责邀请国际名人来华讲学，后来泰戈尔访华就是由讲学社邀请的，徐志摩担任其翻译。徐志摩在石虎胡同7号没什么明确职务，负责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英文信件。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各种团体和刊物，既似雨后春笋，又如林立壁垒。徐志摩工作之余，就带着自己的皮包四处投稿，逐渐在群雄割据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韩石山看来，徐志摩从事的许多活动，比如创办新月社，接办《晨报副刊》，都可以说是梁启超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至少也和这个计划相呼应。“梁启超大概没想到，徐志摩活动的能量太大了，闯出了自己的一方格局。”
有政治上的义愤，无政治活动的热情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府军阀混战，提出要建立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的“好人政府”。在徐志摩启程回国时，这个乌托邦的提议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法学家王宠惠等人入阁，北大教授罗文干任财政总长。这个内阁实际上是吴佩孚的傀儡，并为曹锟所掌控的国会所不容。随着矛盾的激化，罗文干成了牺牲品，以“卖国纳贿”的罪名被捕。
罗文干的被捕，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北大校长蔡元培谴责这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提出辞呈，声援罗文干。初回国的徐志摩，带着满腔理想主义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在这篇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蔡元培的行动，认为是在“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并从蔡元培看到了“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淹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发出了“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
“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毕竟是学政治经济的，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独立的思考，也常有发表的欲望。1923年冬，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一说要办《理想》杂志，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下《政治生活与邻家三阿嫂》《青年运动》等文章。回国后的两三年间，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徐志摩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这类文字。”韩石山说。
早期徐志摩发声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种报纸杂志，在接办《晨报副刊》后，那里成了他的阵地。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对现行的中国政治的意见，都刊登其上。1926年3月12日，日舰轰击大沽口炮台，国民军还击，史称“大沽口事件”。是时，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轮上，听着传来的阵阵枪鸣炮响。回北平后，因八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引发“三一八”惨案，让徐志摩终是难抑愤怒，写下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闻一多、饶孟侃、杨世恩等人都纷纷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晨报副刊》上的《诗刊》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
不过，“徐志摩有政治上的义愤，却没有多少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他并非是对社会现实没有兴趣，而是对当时各种乱七八糟的政治活动不抱信心，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政治现实和民族存亡。后来‘济南惨案’，他也在日记中痛陈，‘日本人当然可恶’‘有血性的谁能忍耐’‘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没有一件我们受到人家侮辱的事是不可以追原到我们自己的昏庸’。”韩石山认为，《晨报副刊》这个阵地，正好展现了徐志摩批判社会的实力与勇气。
志摩之死：为国难而赶飞机
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决定和外交官顾维钧一道，乘张学良的座机南下。此前因顾维钧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这12天，他几乎与北平的好友都见了面。一次次的见面，竟成了彼此皆不知的诀别仪式。
在徐志摩去世后的友人悼念文章中，这些“诀别”常被提及。其中与剧作家熊佛西最后的长谈，颇值得深究。“某夜，我们在勺园小集，记得正是深秋阴霾天气，北风呼呼的刮着窗纸，落叶纷纷在院内卷起。熊熊炉火，一杯清茶，我们互谈心曲，他说往事如梦，最近颇想到前线去杀敌！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他什么样的生活经历都已经历，只没有过战场上的生活！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
当时，“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刚过，民族危亡激起了每个中国人体内的血性。韩石山感慨道：“徐志摩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末，对政治的热情一度有所消退，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爱国热情再度高涨了。顾维钧当时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要南下向中央汇报东北、华北局势。两人同乘飞机，又是好友，东北、华北的情况应该都是有谈到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徐志摩为什么南下后又立刻北归了。”
徐志摩回到上海后，与陆小曼发生过争吵。 11月19日清晨，他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出发飞往北平，终因飞机误触山头而遇难。与陆小曼最后的争吵，以及赶赴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的报告会，似乎为徐志摩的人生画了一个桃色的句号。但韩石山并不这么认为：“11月9日滞留北平时，徐志摩还给陆小曼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此行专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则我也顾不得。且走颇不易，因北大同人都相约表示精神，故即（使）成行亦须于三五日赶回，恐你失望，故先说及。’所谓北大同人，就是北大的教授们，所谓表示精神，就是要在日寇步步进逼，东北局势危急，华北几将不保的国难时刻，表示他们同仇敌忾的信念。我想，这是为徐志摩匆匆返回北平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徐志摩这一生，要说他坚持了什么政治思想，其实并不明确。但有一件事他坚持，那就是爱国。当初渡海是为了救国，回来后针砭社会是希望国家变得更好，至死也是想为民族救亡做些什么。他是一个始终的爱国者。”
1918年8月14日，上海十六浦码头，“南京号”轮船缓缓起锚离岸。21岁的徐志摩站在甲板上，挥手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离愁别绪并未在他心中停留太久。轮船驶入太平洋时，他站在船头，眼前是宽广无垠的大海，脚下是滚滚翻腾的波涛，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也吹动了他心头的热血。回到船舱，他提笔写下了《赴美致亲友书》：“……诸先生于志摩之行也，岂不曰国难方兴，忧心如捣……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这番话，极具其恩师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文的气魄：以青年之躯，担兴衰之责。
徐志摩直到去世都是青年，年仅35岁。当后世惯于把他的一生简略成两段婚姻、三个女人和几首口耳相传的爱情诗时，那个怀揣着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青年，却渐渐地不为人知。《徐志摩传》的作者韩石山向《环球人物》记者感慨：“现在人们对徐志摩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面上，仅止于对他的诗歌与散文的欣赏，津津乐道于他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对其个人品质和社会理念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徐志摩是一个思想精进，很有社会担当的人。他回国后，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政治与思想方面的论争。撇开那些风流韵事，我们才能走近真正的徐志摩。”
汉密尔顿·徐
徐志摩曾说：“在24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这位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他是一位政治家、社会领袖。这能看出徐志摩想做中国的社会领袖，要从经济入手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他到美国后，还取了个英文名‘汉密尔顿·徐’，可见其决心。”韩石山说。
“南京号”抵达旧金山后，徐志摩“横决大陆，历经芝加哥纽约诸城”，到达伍斯特城，入读克拉克大学历史系，选学课目净是《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心理学》等。因学分不够，他在抵美后的第二年夏天，又进入康奈尔大学暑期班修了4个学分。林徽因曾在《悼志摩》中回忆：“他是常得优等的，听说有一次康乃尔暑校里一位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拉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
但徐志摩真正收获的并非是课堂上的知识，而是被点燃的爱国热情。美国当时正经历一战的冲击，物价上涨，物资匮乏，但人们毫无怨言。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人们涌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徐志摩与同宿舍的董任坚、张道宏、李济共同订立章程，发奋向学。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晚睡，多运动、多学习以外，还有每天7时朝会（激耻发心），傍晚面对祖国方向，高唱国歌。”韩石山说。
在中国政府承认丧权辱国的中日“二十一条”后，留学波士顿的中国学生“痛愤‘国耻’，遂有‘中国国防会’之组织”，“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徐志摩很快听说了国防会的大名，便想约室友张道宏一起去波士顿看看，但张道宏以花费过大为由拒绝了。徐志摩认为，与其穷居，不如张扬，况且附近的纽约有不少英贤之士，不可失之交臂。于是，他又约了李济、周延鼎等人，在1918年12月21日抵达波士顿，并在次日来到了哈佛大学。
徐志摩在哈佛待了3日，不仅加入了国防会，还结识了吴宓、赵元任、梅光迪等中国留学生。吴宓在文章中记述道：“一日，有克拉克大学的两位中国学生，来加入国防会；其中一位李济，另一位便是徐章垿，字志摩。照例签名注册之后，大家便畅谈国事和外交政治等。以后还会见过几次，所谈仍不出此范围。”
1919年底，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学位后，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汉密尔顿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学。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中是紧张激烈的生存竞争，钢筋水泥铸就的工业森林里是弱肉强食地压榨与挣扎。极具压迫感的新环境，一方面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让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成了中国学生口中的“鲍尔雪维克”，即布尔什维克。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实业救国，转而关注社会问题。
1920年，徐志摩以毕业论文《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收起行囊，“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这一次，他追随的目标，变成了哲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伯特兰·罗素，“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罗素家中的常客
1920年10月，罗素访华，发表了“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社会结构学”这“五大演讲”，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震动。“徐志摩在美国读书时，肯定看过罗素社会政治方面的著作，要不然也不会决然离美赴英。只是年轻人虑事不周，以为罗素既是访问，有一两个月就够了，没想到罗素次年7月才离开中国。而且，早在1916年一战期间，罗素就因为主张和平，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了。”韩石山说。
既来之，则安之。徐志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英国社会主义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教授，开始了一些政治实践，对西方的民主、法制和自由这一套理念及其运作，有了直观的理解。比如，他曾随拉斯基夫人去伍利奇码头参观选举。這一时期，徐志摩给梁启超和蒋百里创办的《改造》杂志写了几篇文章，谈的大都是政治话题。
到英国后，徐志摩如鱼得水，朋友圈中既有狄更生、康拉德这样的大作家，又有知识界领袖狄金森、激进青年学者欧格敦这样的社会活动家。1921年春，他在好友狄更生的介绍下，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即国王学院）就读。同年10月，也是从好友欧格敦那里，他得知罗素回英并拿到了地址。他立刻写信请求见面，并在一个星期后如愿以偿。徐志摩发乎本心的崇拜、夸赞和尊重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成了罗素家中的常客，常往返于剑桥与伦敦，聆听罗素的教诲，参加其倡导的各种活动。“在英时期，要论对徐志摩影响最大的人，还是罗素。罗素攻击卑鄙虚伪，提倡世界政府，热爱和平、文明、人类，捍卫思想自由及创作自由的观点，都对他影响很深。罗素给了他敏锐的社会意识。”韩石山说。也就在这一时期，徐志摩基本转向了罗素式自由主义的思想。 徐志摩的英伦行开始得草率，结束得突然。1922年8月，他突然决定回国，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既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追尋林徽因的脚步，还有一个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师梁启超有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徐志摩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步入古老而忧患的祖国的现实。
“中国的文艺复兴”
谈及梁启超与徐志摩的关系，广为人知的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那一席惊世骇俗的证婚词：“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你们真懂得爱情，我要等着你们连续不断的，把它体现出来。”“这是我告诉你们对于爱情，负有极严重的责任，你们至少对于我证婚人梁启超，负有极严重的责任。”后人据此认为师生反目。事实上，直到梁启超去世，徐志摩都是其爱徒。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徐志摩就被梁启超的学识、文采和思想所折服。在杭州府中学上学时，徐志摩在校刊《友声》上发表了文章《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这篇文章从题目和内容来看，都受到了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徐志摩模仿得惟妙惟肖，还因此引起视察杭州府中学的张幼仪四哥张公权的注意，从而牵起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红线。赴美留学前，徐志摩成为梁启超的弟子，这既让徐志摩心愿得偿，也为其日后归国开辟了路径。
留学欧美期间，师生二人信件往来频频。徐志摩常研读恩师文章，颇有感触：“读梁先生《意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气之勇始见……向使志摩能持续三杰之意气，而奔迅直前也，则玛志尼志摩也，加里保志摩也，加富尔志摩也。”
“梁启超是一个干预社会、敢于担当的文人，其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可以说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响着徐志摩。”韩石山向记者解释，“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以其为首的研究系要做的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舒新城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建议，要‘在外面考察教育、物色人物’‘先期通告学生’，按照他们的计划展开，‘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后来梁启超在《致百里东荪新城三公书》中说‘志摩大约（公权言）不能速归’，知道不能速归，可以知道两人是交流过这个计划的。”
徐志摩回国后不久，就搬到了石虎胡同7号。这里既是梁启超担任馆长的松坡图书馆的总部，也是其创办的讲学社的总部。讲学社负责邀请国际名人来华讲学，后来泰戈尔访华就是由讲学社邀请的，徐志摩担任其翻译。徐志摩在石虎胡同7号没什么明确职务，负责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英文信件。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各种团体和刊物，既似雨后春笋，又如林立壁垒。徐志摩工作之余，就带着自己的皮包四处投稿，逐渐在群雄割据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韩石山看来，徐志摩从事的许多活动，比如创办新月社，接办《晨报副刊》，都可以说是梁启超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至少也和这个计划相呼应。“梁启超大概没想到，徐志摩活动的能量太大了，闯出了自己的一方格局。”
有政治上的义愤，无政治活动的热情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府军阀混战，提出要建立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的“好人政府”。在徐志摩启程回国时，这个乌托邦的提议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法学家王宠惠等人入阁，北大教授罗文干任财政总长。这个内阁实际上是吴佩孚的傀儡，并为曹锟所掌控的国会所不容。随着矛盾的激化，罗文干成了牺牲品，以“卖国纳贿”的罪名被捕。
罗文干的被捕，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北大校长蔡元培谴责这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提出辞呈，声援罗文干。初回国的徐志摩，带着满腔理想主义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在这篇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蔡元培的行动，认为是在“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并从蔡元培看到了“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淹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发出了“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
“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毕竟是学政治经济的，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独立的思考，也常有发表的欲望。1923年冬，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一说要办《理想》杂志，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下《政治生活与邻家三阿嫂》《青年运动》等文章。回国后的两三年间，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徐志摩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这类文字。”韩石山说。
早期徐志摩发声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种报纸杂志，在接办《晨报副刊》后，那里成了他的阵地。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对现行的中国政治的意见，都刊登其上。1926年3月12日，日舰轰击大沽口炮台，国民军还击，史称“大沽口事件”。是时，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轮上，听着传来的阵阵枪鸣炮响。回北平后，因八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引发“三一八”惨案，让徐志摩终是难抑愤怒，写下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闻一多、饶孟侃、杨世恩等人都纷纷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晨报副刊》上的《诗刊》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
不过，“徐志摩有政治上的义愤，却没有多少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他并非是对社会现实没有兴趣，而是对当时各种乱七八糟的政治活动不抱信心，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政治现实和民族存亡。后来‘济南惨案’，他也在日记中痛陈，‘日本人当然可恶’‘有血性的谁能忍耐’‘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没有一件我们受到人家侮辱的事是不可以追原到我们自己的昏庸’。”韩石山认为，《晨报副刊》这个阵地，正好展现了徐志摩批判社会的实力与勇气。
志摩之死：为国难而赶飞机
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决定和外交官顾维钧一道，乘张学良的座机南下。此前因顾维钧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这12天，他几乎与北平的好友都见了面。一次次的见面，竟成了彼此皆不知的诀别仪式。
在徐志摩去世后的友人悼念文章中，这些“诀别”常被提及。其中与剧作家熊佛西最后的长谈，颇值得深究。“某夜，我们在勺园小集，记得正是深秋阴霾天气，北风呼呼的刮着窗纸，落叶纷纷在院内卷起。熊熊炉火，一杯清茶，我们互谈心曲，他说往事如梦，最近颇想到前线去杀敌！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他什么样的生活经历都已经历，只没有过战场上的生活！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
当时，“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刚过，民族危亡激起了每个中国人体内的血性。韩石山感慨道：“徐志摩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末，对政治的热情一度有所消退，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爱国热情再度高涨了。顾维钧当时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要南下向中央汇报东北、华北局势。两人同乘飞机，又是好友，东北、华北的情况应该都是有谈到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徐志摩为什么南下后又立刻北归了。”
徐志摩回到上海后，与陆小曼发生过争吵。 11月19日清晨，他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出发飞往北平，终因飞机误触山头而遇难。与陆小曼最后的争吵，以及赶赴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的报告会，似乎为徐志摩的人生画了一个桃色的句号。但韩石山并不这么认为：“11月9日滞留北平时，徐志摩还给陆小曼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此行专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则我也顾不得。且走颇不易，因北大同人都相约表示精神，故即（使）成行亦须于三五日赶回，恐你失望，故先说及。’所谓北大同人，就是北大的教授们，所谓表示精神，就是要在日寇步步进逼，东北局势危急，华北几将不保的国难时刻，表示他们同仇敌忾的信念。我想，这是为徐志摩匆匆返回北平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徐志摩这一生，要说他坚持了什么政治思想，其实并不明确。但有一件事他坚持，那就是爱国。当初渡海是为了救国，回来后针砭社会是希望国家变得更好，至死也是想为民族救亡做些什么。他是一个始终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