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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12岁考入文工团，跳了10年舞，因对越自卫反击战改行当作家。
“40年了，那座排练厅早被碾压到大马路之下了，让城市现代化给化了。那些留着我们年轻倒影的镜子呢？那些萦绕着我们琴音歌声和欢笑声的冬青树呢？那座我们的秘密恋人徘徊过的骑楼呢？粉碎得连渣子都没有了。”在小说《芳华》里，严歌苓让萧穗子道出了自己对文工团的眷恋。严歌苓说：“40年前的中国非常贫穷，那时我们最富有的就是故事。”
说是故事，其实是一代人的记忆。“那是怎样的记忆？”《环球人物》记者遍问身边与严歌苓同龄的人，“东方红拖拉机”“用了十几年的搪瓷茶缸” “一位失去了联系的战友”“一句没说出口的话”……这些都是他们的答案。
《芳华》有诞生的理由
青春不是年华，是心境。
是无边的憧憬。
——出自电影《芳华》预告片（下同）
“我们俩拍个文工团的电影吧！你我都是文工团的，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段生活。”2014年，冯小刚对严歌苓说。小说《芳华》，因这句话而起。
两年后的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刘稚看完书稿后，走在昏黄的路灯下，她意识到，这部小说是严歌苓近几年所有作品中最好的。
严歌苓在美国学习写作时，有位教授总是用一句话问大家：“世界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小说了，你凭什么认定你寫的那本有理由出版？”“《芳华》诞生的理由是什么？对两位战友的怀念，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诠释。”严歌苓如是说。
小说中，严歌苓化身为萧穗子，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段故事：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被选进部队文工团，担负起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才艺不同、性情各异的女兵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电影《芳华》中改为何小萍）、萧穗子在这个团队里朝夕相处。由于出身不好，加之性格倔强孤僻，何小曼成了这个群体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刘峰是这个文工团里的一名男兵，他善良，尽其所能帮助别人——帮战友做沙发，帮女兵找落在棉被里的缝衣针，被战友戏称为“雷又锋”。但这样一个好人，却在“触摸事件”后被集体指责，最后被下放到偏远的伐木连，又上了战场，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严歌苓说，她在书中借着萧穗子的口吻，讲了大量真话，“也讲了很多对当年的一些战友，尤其是何小曼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以及对青春岁月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反思”。“人们对一个弱者的伤害欲望来自哪里，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了几个女兵不同的命运。”
《芳华》中的刘峰，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式人物。那个时候，平凡即伟大，每个人帮每个人的忙。“一个英雄到底可不可以爱？可不可以爆发一个男性对女性的接触？恰恰是这样的接触，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些思考最终让严歌苓提笔写下这部小说。
这部近12万字的小说，从动笔到完成，严歌苓只用了两个多月。这种快是有理由的。严歌苓说：“它是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是我最诚实的一部小说。我在文工团生活了10年。那段时间，我和战友们吃住在一起，练功在一起，朝夕相处。回忆起来，每个情景像昨天刚发生一样。”
营房“红楼”已经30岁高寿了，楼里的地板条早被白蚁蛀坏了；文工团的伙食雷打不动：礼拜四吃豆腐，礼拜五吃面条，礼拜六吃包子……小说中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包括对刘峰的一段描写：“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娘大嫂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后来才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练几圈。”“小说中的这种细节靠想象是编不出来的。”刘稚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严歌苓把小说原稿给刘稚的同时，也给了冯小刚。他会喜欢吗？严歌苓拿不准，因为这跟冯小刚当初提议的“五个女兵死于一场雪崩”的故事相去甚远。没想到冯小刚看完后，表示小说超出了他的预期。许久没做编剧的严歌苓，答应为他编电影剧本。为了与电影上映的时间相协调，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迟了小说的出版时间，如今《芳华》已经增印至60万册。“一本纯文学作品达到这个销量，算得上是超级畅销书了！”刘稚说。
“疼痛，是有气味的”
青春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
小说《芳华》的封面上没有一个字，国防绿色的硬纸上只有一个烙印，那是严歌苓跳芭蕾的身影：看腿姿，应该是芭蕾舞的经典动作——迎风展翅；而握拳曲肘的姿势却又让人联想到“文革”时期的忠字舞。
这个形象，得追溯到40多年前严歌苓在文工团登台演出时的一幕，台下的乐队正演奏到曲子的高潮，台上的严歌苓还没把腿抬到最高点，摄影干事抓拍了这一瞬间。仔细看看这张旧照片，还能发现严歌苓的脸上有点婴儿肥。
小时候，严歌苓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可以跳独舞的舞蹈演员。1970年，刚满12岁的她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后勤部文工团，成为那拨文艺兵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她至今还记得刚报到时老兵欢迎她们这些新兵的场景：几个人把她抬了起来，在欢呼中把她扔上去，再接住。没想到抬她胳膊的人没抓稳，她的脑袋“砰！”一下子撞到地上。幸亏她戴着棉帽子，但头还是疼，晕乎了好几天。
在文工团，严歌苓有个绰号“米糊涂”，因为她常忘记舞蹈动作，办事也丢三落四。如今聚会时，战友们依然喊她“米糊涂”“小米”。电影《芳华》里有段舞蹈《草原女民兵》，这是当时文工团慰问演出时常表演的。就这段舞蹈，严歌苓没少做噩梦，梦里她“常常穿错衣服，还梳错了头，就听见有人喊：‘哎呀小米，你怎么换错了衣服，快去换了！’这种‘事故’大概出了七八次。那时候都是接假辫子，接错辫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拆下来”。梦里的严歌苓常常是急着急着，满头大汗地惊醒了。
刚到文工团，严歌苓和战友们相处融洽，大家都爱带着她玩儿，有些女兵还帮她这个小不点洗澡洗头。不久，大家慢慢发现，小丫头心思还挺多，又爱说刻薄的俏皮话。比如，她管一个牙齿带缝的歌手叫“西班牙女歌手”；有人长得又瘦又高，她称人家“长筒袜子”；她读过不少书，发现有人讲了白字，就跟人家打赌查字典，赢了她也不说话，悄悄地溜走。所以，有时候战友们也“整”一下这个小丫头，作为“报复”。
“40年了，那座排练厅早被碾压到大马路之下了，让城市现代化给化了。那些留着我们年轻倒影的镜子呢？那些萦绕着我们琴音歌声和欢笑声的冬青树呢？那座我们的秘密恋人徘徊过的骑楼呢？粉碎得连渣子都没有了。”在小说《芳华》里，严歌苓让萧穗子道出了自己对文工团的眷恋。严歌苓说：“40年前的中国非常贫穷，那时我们最富有的就是故事。”
说是故事，其实是一代人的记忆。“那是怎样的记忆？”《环球人物》记者遍问身边与严歌苓同龄的人，“东方红拖拉机”“用了十几年的搪瓷茶缸” “一位失去了联系的战友”“一句没说出口的话”……这些都是他们的答案。
《芳华》有诞生的理由
青春不是年华，是心境。
是无边的憧憬。
——出自电影《芳华》预告片（下同）
“我们俩拍个文工团的电影吧！你我都是文工团的，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段生活。”2014年，冯小刚对严歌苓说。小说《芳华》，因这句话而起。
两年后的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刘稚看完书稿后，走在昏黄的路灯下，她意识到，这部小说是严歌苓近几年所有作品中最好的。
严歌苓在美国学习写作时，有位教授总是用一句话问大家：“世界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小说了，你凭什么认定你寫的那本有理由出版？”“《芳华》诞生的理由是什么？对两位战友的怀念，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诠释。”严歌苓如是说。
小说中，严歌苓化身为萧穗子，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段故事：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被选进部队文工团，担负起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才艺不同、性情各异的女兵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电影《芳华》中改为何小萍）、萧穗子在这个团队里朝夕相处。由于出身不好，加之性格倔强孤僻，何小曼成了这个群体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刘峰是这个文工团里的一名男兵，他善良，尽其所能帮助别人——帮战友做沙发，帮女兵找落在棉被里的缝衣针，被战友戏称为“雷又锋”。但这样一个好人，却在“触摸事件”后被集体指责，最后被下放到偏远的伐木连，又上了战场，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严歌苓说，她在书中借着萧穗子的口吻，讲了大量真话，“也讲了很多对当年的一些战友，尤其是何小曼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以及对青春岁月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反思”。“人们对一个弱者的伤害欲望来自哪里，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了几个女兵不同的命运。”
《芳华》中的刘峰，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式人物。那个时候，平凡即伟大，每个人帮每个人的忙。“一个英雄到底可不可以爱？可不可以爆发一个男性对女性的接触？恰恰是这样的接触，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些思考最终让严歌苓提笔写下这部小说。
这部近12万字的小说，从动笔到完成，严歌苓只用了两个多月。这种快是有理由的。严歌苓说：“它是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是我最诚实的一部小说。我在文工团生活了10年。那段时间，我和战友们吃住在一起，练功在一起，朝夕相处。回忆起来，每个情景像昨天刚发生一样。”
营房“红楼”已经30岁高寿了，楼里的地板条早被白蚁蛀坏了；文工团的伙食雷打不动：礼拜四吃豆腐，礼拜五吃面条，礼拜六吃包子……小说中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包括对刘峰的一段描写：“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娘大嫂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后来才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练几圈。”“小说中的这种细节靠想象是编不出来的。”刘稚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严歌苓把小说原稿给刘稚的同时，也给了冯小刚。他会喜欢吗？严歌苓拿不准，因为这跟冯小刚当初提议的“五个女兵死于一场雪崩”的故事相去甚远。没想到冯小刚看完后，表示小说超出了他的预期。许久没做编剧的严歌苓，答应为他编电影剧本。为了与电影上映的时间相协调，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迟了小说的出版时间，如今《芳华》已经增印至60万册。“一本纯文学作品达到这个销量，算得上是超级畅销书了！”刘稚说。
“疼痛，是有气味的”
青春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
小说《芳华》的封面上没有一个字，国防绿色的硬纸上只有一个烙印，那是严歌苓跳芭蕾的身影：看腿姿，应该是芭蕾舞的经典动作——迎风展翅；而握拳曲肘的姿势却又让人联想到“文革”时期的忠字舞。
这个形象，得追溯到40多年前严歌苓在文工团登台演出时的一幕，台下的乐队正演奏到曲子的高潮，台上的严歌苓还没把腿抬到最高点，摄影干事抓拍了这一瞬间。仔细看看这张旧照片，还能发现严歌苓的脸上有点婴儿肥。
小时候，严歌苓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可以跳独舞的舞蹈演员。1970年，刚满12岁的她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后勤部文工团，成为那拨文艺兵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她至今还记得刚报到时老兵欢迎她们这些新兵的场景：几个人把她抬了起来，在欢呼中把她扔上去，再接住。没想到抬她胳膊的人没抓稳，她的脑袋“砰！”一下子撞到地上。幸亏她戴着棉帽子，但头还是疼，晕乎了好几天。
在文工团，严歌苓有个绰号“米糊涂”，因为她常忘记舞蹈动作，办事也丢三落四。如今聚会时，战友们依然喊她“米糊涂”“小米”。电影《芳华》里有段舞蹈《草原女民兵》，这是当时文工团慰问演出时常表演的。就这段舞蹈，严歌苓没少做噩梦，梦里她“常常穿错衣服，还梳错了头，就听见有人喊：‘哎呀小米，你怎么换错了衣服，快去换了！’这种‘事故’大概出了七八次。那时候都是接假辫子，接错辫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拆下来”。梦里的严歌苓常常是急着急着，满头大汗地惊醒了。
刚到文工团，严歌苓和战友们相处融洽，大家都爱带着她玩儿，有些女兵还帮她这个小不点洗澡洗头。不久，大家慢慢发现，小丫头心思还挺多，又爱说刻薄的俏皮话。比如，她管一个牙齿带缝的歌手叫“西班牙女歌手”；有人长得又瘦又高，她称人家“长筒袜子”；她读过不少书，发现有人讲了白字，就跟人家打赌查字典，赢了她也不说话，悄悄地溜走。所以，有时候战友们也“整”一下这个小丫头，作为“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