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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和语言学家。他1919年5月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1920年9月，他到复旦大学任教，直到1977年10月29日逝世，他在复旦大学辛勤耕耘近半个世纪，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他用极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影响着中国人。陈望道先后撰写的《修辞学发凡》、《作文法讲义》、《辞海》等书对中国修辞和语言学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提倡使用新式标点、提倡新式文字运动，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普通话的推广工作。陈望道在学术和教育事业上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日本留学结识日本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1891年1月18日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河里乡分水塘村的一户农民家庭，他的祖父陈孟波以务农为生，农闲时兼营染坊，还销售染青土布的染料靛青，因精通靛青生产的技艺，又善于经营，凭此积攒了不少家产，陈望道的父亲陈君元继承父业，陈家经父子两代的积累，成了当地的富裕之家。陈望道的母亲张翠姐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育有五子，陈望道是老大，接着是女儿陈漱白、陈漱青，儿子陈伸道、陈致道。
陈望道从6岁起就在村上的私塾里跟随一位姓张的老先生攻读四书五经等传统书籍，据说陈望道读书时记忆力惊人，常常是一目十行。上课时，老师见他注意力不集中，似乎在思考别的问题，常叫他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总能对答如流，这让老师及同学都感到吃惊。课余他还跟一位拳师学习拳术，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以至于他中年时还身轻如燕，一跃能跳过两张桌子，晚年还能“坐如钟、立如松”。陈光磊是陈望道解放后在复旦大学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据陈光磊回忆，陈望道曾叮嘱过他：“我睡着时，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来，陈望道睡觉时，有一个习惯就是双手握拳于胸前，谁拉他一下，在睡梦中他就会用拳头“出击”对方。
16岁时，陈望道离开家乡，来到义乌县城，进入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一年后，受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陈望道回到家乡分水塘村邀人兴办村学，并招募村童入学。在村里办学一年后，陈望道深感自己知识贫乏，遂考入省立金华中学继续深造。由于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陈望道开始对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努力获得了优异的成绩。由于他急于赴欧美留学，在金华中学还没有毕业，他就退学到了上海，先在一家外语补习学校补习了一年英语，接着又考入浙江之江大学，进修了一年英语和数学，为赴欧美留学作准备。然而他的父亲陈君元认为自费赴欧美留学花费太高，最后他只能舍远就近改赴日本留学，为了资助他赴日留学，他的父亲变卖了许多田产，陈望道也向父亲承诺：“自己愿做一个无产者，将来决不要家中的一分田地和房产。”
1915年初，24岁的陈望道赴日留学，他先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日文，然后分别到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中央大学法科学习，同时还到东京物理夜校攻读。在日本短短四年半的时间里，陈望道争分夺秒，以旺盛的斗志学完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以及哲学、文学等多门课程，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并获法学学士学位。这期间，陈望道除学习外，还积极投身于留日学生组织的各项爱国活动，曾与留日同学一起，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及反对洪宪帝制的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河上肇等翻译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文章，并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从此，他抛弃了原来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幻想，在学术上他从原来的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无不涉猎，最后选择了以中国语文为主攻方向。
性格异常急躁，有“红头火柴”之称的陈望道与浙江“一师”风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同年6月，陈望道从日本留学回国，途经杭州时，陈望道寄寓在杭州泰丰旅馆，与他有过一次通讯联系的《教育潮》杂志主编沈仲九得知他来到杭州，特意去旅馆探望他。二人谈话时，陈望道朝气飞扬、英气凌厉的话及对时政、对中国社会变革的看法，深深吸引了沈仲九，当沈仲九得知陈望道工作还没有着落时，就把陈望道推荐给了浙江一师的校长经亨颐。经亨颐是浙江教育界的前辈，曾经留学日本，被后人称作“中学界的蔡元培”，经亨颐曾经多次到陈望道下榻的旅馆去拜访陈望道，并邀请陈望道来浙江一师担任国文教员。对此，经亨颐在日记中记述到：“1919年8月6日，晴。大早，到校一转。及至会唔陈望道，面允就本校国文教员。”“1919年8月10日，晴。大早，进城，步行至岳坟乘舟。六时，至会，又至校，又至泰丰旅馆访陈望道。”经亨颐三顾茅庐后，陈望道答应到浙江一师任教，同年秋季开学后，陈望道从泰丰旅馆搬至学校教工宿舍居住。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两所师范学校，被誉为“两个一师”。陈望道后来回忆说：“五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浙江一师还被蔡元培誉为“浙江最负盛名的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对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陈望道在一师仅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这期间，陈望道主要从事国文和国文教育的改革，陈望道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倡导标点、拼音等各项改革措施，同时极力鼓励学生办刊物，通过刊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两个月，“一师”的学生施存统的母亲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患了眼疾，得知母亲患眼疾的消息后，施存统就向舅母跪求借了钱送回家给母亲治病，哪知这笔钱被其父移作他用，而且其父还百般虐待其生病的母亲，致使其母含恨去世，年仅45岁。母亲的早逝对施存统打击很大，施存统开始苦苦思索中国的“孝道”。最后，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写了一篇《非孝》的文章，刊登在《浙江新潮》杂志上，文章中提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非孝》发表后，舆论哗然，具有新思想的人赞许这篇文章有“反抗精神”。而守旧者则视其为“大逆不道”、“妖言惑众”，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浙江当局立即查禁了《浙江新潮》，反动当局还转令校长经亨颐：辞退进步教师陈望道等4人，开除学生施存统。但遭到经亨颐的拒绝。1920年2月9日，浙江省教育厅乘学生放假之际，免去经亨颐的校长职务，还规定所有原任教师都要经过新校长的聘请方能继续任教，“一师”学生得知这些情况后，提前返校。2月15日，师生代表到教育厅责问厅长夏敬观，要求收回成命，但遭拒绝。3月28日，杭州学联发动各校4000余学生请愿游行，支援“一师”学生的斗争，遭到省长卫队的阻拦和镇压，几十名学生被打伤。当晚，杭州学联通电全国教育界、新闻界，请求社会舆论支持。同时呈教育部和司法部，要求惩办镇压学生的凶手——省长齐耀珊和教育厅长夏敬观。但省公署反于3月29日派出500余军警包围“一师”校园，声言要解散“一师”，并把一师学生团团围困在操场上，当时陈望道就在学生当中，他和同学们一起面对军警的枪口和刺刀。杭州各校学生闻讯后，纷纷赶来声援，双方对峙到当晚10点，反动当局被迫撤退军警，收回解散一师的成命。一师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各界和海外侨胞的声援，社会名流如梁启超、蔡元培等也来电对浙江军政当局迫害学生的行为予以谴责。最后省长齐耀珊只得辞职离开杭州，夏敬观也离开省教育厅厅长职位。“一师风潮”是继五四运动后浙江新旧文化、新旧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回合，成为当时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在“一师风潮”中，性格异常急躁，有“红头火柴”之称的陈望道始终与同学们在一起，作为事件的中心人物，陈望道一时间成为全国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也就是在这时，陈望道把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陈参一”改名为“陈望道”，并一直使用这个名字，“望”就是展望、寻找、探索的意思，“道”就是道路、真理。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首译《共产党宣言》全文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入门的必读书，当时的中国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北京读过此书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二人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以使广大人民群众能更好的了解马克思主义。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打算译成中文，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倾向于共产主义。但他细看后，就放了下来，因为翻译此书难度很大，要求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便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是一位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大忙人，他的思想也颇为激进。邵力子得知此事，就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
“一师风潮”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当时浙江教育界新旧力量对比悬殊，作为教育革新者的经亨颐不得不到上虞另行筹建春晖中学。随后，陈望道也被逼离开“一师”，此时，陈望道接到《民国日报》邵力子的来信，约请他试译《共产党宣言》一书，戴季陶还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当时，中国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但都是仅仅翻译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译的都不准确。陈望道就把以往各家所译片断找来作为参考，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曾就此事问过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译本译的，同时参考日译本。
随后，陈望道离开浙江一师，秘密回到老家义乌分水塘，分水塘村处于崇山峻岭之中，这个小山村四面环山，风景秀丽，而且民风淳朴，极具隐蔽性，陈望道选择了家里大门西侧那间多年失修网尘密布的柴房作为工作室。他躲进僻静的柴房，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一块铺板，搭成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当成凳子，为了能专心译书，他的一日三餐都是由其母亲自送来。夜幕降临时，他就会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山区的冬天异常寒冷，尤其是夜晚，刺骨的寒风穿透墙壁的缝隙阵阵向他袭来，他的手脚都冻得麻木而失去了知觉，他不停地搓着手，以抵御山区夜晚的冰冷，直到迎来黎明的曙光。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聚精会神字斟句酌地翻译着《共产党宣言》的每一句话。《共产党宣言》的思想观点对于陈望道来说既新又深，加之东西方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翻译时处处可见他前所未见的新名词、新术语，陈望道苦苦思考着这些“拦路虎”。
母亲见陈望道不分昼夜地翻译，人都累瘦了，就给儿子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一边吃粽子，一边继续琢磨翻译句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道：“红糖不够，我再给你添一些。”陈望道赶快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前来收拾碗筷时，竟见儿子满嘴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是蘸着墨汁吃了粽子，于是母子相对大笑一场。至今这个故事依然在陈望道的老家广为流传。
陈望道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终于译完《共产党宣言》全文，陈望道正要将译稿寄往上海时，村里有人进城，就顺便给他带回一份电报，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29岁的陈望道穿着长衫，拎着一个小皮箱，离开老家，前往上海。
结识陈独秀、李汉俊，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八位成员之一，还曾为小组的代理书记
《星期评论》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于1919年6月8日在上海创办的，编辑部最初设在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上海的延安东路，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被称为《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1920年2月起，《星期评论》编辑部迁往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17号李汉俊家。“三益里”源于三人投资建造房子、三人得益而得名。三益里17号，住着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二人，兄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弟李汉俊是留日回国的青年，李汉俊信仰马列主义，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
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的译稿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了李汉俊，李汉俊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法四种语言，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李汉俊校对后，又把译稿送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老渔阳里2号原来是安徽都督柏文蔚在上海的住处。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因为他与柏文蔚是密友，当时房子正空着，于是陈独秀就住了进去。陈独秀曾经赴日留学7次，虽然没有取得任何文凭，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还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所以李汉俊就请陈独秀再校对一遍。李汉俊、陈独秀看了陈望道的译文后，又经陈望道改定，正准备按计划交《星期评论》连载，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发行量高达十几万份、思想激进、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星期评论》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注意，1920年6月6日被迫停刊。前来接任戴季陶担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还没有走马上任，刊物就停办了。
刚巧，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正缺人手，当时编辑部只有陈独秀一人，忙得不可开交，于是，陈独秀就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陈望道在李汉俊家居住时，就经常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一起交谈，不久，他们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起初研究会吸收的成员比较宽，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参加，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后来就严格了。首先参加该会的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以后又吸收了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总共不到10个人。对外他们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内称“共产党”，由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任劳工部长，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等为研究会核心成员。不久，因编辑《新青年》方便，陈望道就由三益里李汉俊住处搬到环龙路跟陈独秀同住。就在这时，俄国人魏金斯基秘密来到上海，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东方局派来中国的代表，他的使命是联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会面后，1920年8月，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是小组的八位成员之一，其余七位是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陈望道，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就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也组织支部，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建立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3、4月间，陈独秀、谭平山等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等在法国巴黎成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寄给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1920年12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陈独秀离开上海去广州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由陈望道代理书记一职，陈独秀还委托陈望道主持上海《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却没有出席会议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来到上海，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后，马林向他们建议，应该尽快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中国共产党，随后，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最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随即写信通知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出席大会，就此开始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陈望道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后，小组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小组成员发表翻译作品所得的稿费，据陈望道回忆：“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商务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到不少钱。”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积极筹备中共“一大”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李汉俊和陈独秀发生了争执。原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支付活动经费都需要书记陈独秀签字才能领取，由于陈独秀远在广东并不知道经费的收支情况，经常发生拿了陈独秀的批条，到李汉俊处取钱时却因为没有经费而无法领取，为此，李汉俊认为陈独秀胡乱批条子，陈独秀则认为李汉俊不听他的话。在筹划召开“一大”所需经费时，因为经费紧张，李汉俊就写信给远在广州的陈独秀，要他写信嘱咐《新青年》社拿点经费出来，陈独秀不同意，为此李汉俊和陈独秀二人的矛盾激化。李达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
随后，陈独秀与远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通信时，提到他与李汉俊之间的争执，于是施存统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信中把李汉俊、陈望道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看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后，顿时火冒万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 于是，陈望道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公开向他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表示不愿意参加中共“一大”，就这样，陈望道虽然被推选为“一大”代表，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后，1921年11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并由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这期间，陈望道为刚刚创建的党作了许多工作，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陈望道提出辞呈，书记一职由徐梅坤担任。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邓中夏、施存统、李震赢、杨明斋、陈望道、项英12位代表，代表全国的195个党员，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二大”后，陈望道认为，陈独秀胆子大，能吃苦，没有架子，但工作中主观主义太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缺少领袖风度，而且很难与人相处。而当时的党组织无严密的、系统的组织纪律，入党、退党也没有任何手续，党员的组织观念也十分淡薄，慢慢的陈望道就很少出席组织活动了。针对这种情况，党组织曾派沈雁冰去劝说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三人，对此，沈雁冰曾回忆说：“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望道、邵力子解释，请他们不要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陈望道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
此后，陈望道就从一名职业革命家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而成的，东南高师设备简陋，教师缺乏且多不称职，学生对学校的现状极不满意，多次与校方交涉，均无效。最后，校长竟携带学生缴纳的学膳费去了日本东京留学，这使得学生们忍无可忍，他们自发地组织10人团并以此为核心，决定驱逐前校长，并改组学校，推举一位有革命声望的人担任校长，他们拟在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延请一位任校长。因为陈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意志消沉，最后决定请于右任担任校长。1922年3月18日，由中国共产党人参与创办的上海大学成立，1923年秋，陈望道突然接到了一张署名为“知名”的条子，上面写道：“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一看笔迹，就知道是陈独秀写来的，随后，陈望道先担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1925年后代理学校校长一职，直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学校被查封为止。1927后，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他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并与鲁迅有密切交往。1934年9月，在鲁迅支持下，陈望道创办进步刊物《太白》，抵制当时的文言文复辟逆流。1949年后，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于各种社会活动之中。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陈望道，使陈望道有了重返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于是，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考虑到陈望道的特殊身份与非同一般资历，在中共上海市委无法决定的情况下，复旦大学党委只得逐级向上请示，最后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毛泽东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1957年6月，陈望道由中共中央直接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重新入党之后，陈望道对外界并没有公开自己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仍以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参与社会活动。直至1973年8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十大”代表出席会议时，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得知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1977年10月29日凌晨四时，陈望道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7岁。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望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给陈望道的挽联是：“传布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明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这是对陈望道一生最好的总结。□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
责任编辑：李作清
日本留学结识日本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1891年1月18日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河里乡分水塘村的一户农民家庭，他的祖父陈孟波以务农为生，农闲时兼营染坊，还销售染青土布的染料靛青，因精通靛青生产的技艺，又善于经营，凭此积攒了不少家产，陈望道的父亲陈君元继承父业，陈家经父子两代的积累，成了当地的富裕之家。陈望道的母亲张翠姐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育有五子，陈望道是老大，接着是女儿陈漱白、陈漱青，儿子陈伸道、陈致道。
陈望道从6岁起就在村上的私塾里跟随一位姓张的老先生攻读四书五经等传统书籍，据说陈望道读书时记忆力惊人，常常是一目十行。上课时，老师见他注意力不集中，似乎在思考别的问题，常叫他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总能对答如流，这让老师及同学都感到吃惊。课余他还跟一位拳师学习拳术，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以至于他中年时还身轻如燕，一跃能跳过两张桌子，晚年还能“坐如钟、立如松”。陈光磊是陈望道解放后在复旦大学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据陈光磊回忆，陈望道曾叮嘱过他：“我睡着时，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来，陈望道睡觉时，有一个习惯就是双手握拳于胸前，谁拉他一下，在睡梦中他就会用拳头“出击”对方。
16岁时，陈望道离开家乡，来到义乌县城，进入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一年后，受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陈望道回到家乡分水塘村邀人兴办村学，并招募村童入学。在村里办学一年后，陈望道深感自己知识贫乏，遂考入省立金华中学继续深造。由于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陈望道开始对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努力获得了优异的成绩。由于他急于赴欧美留学，在金华中学还没有毕业，他就退学到了上海，先在一家外语补习学校补习了一年英语，接着又考入浙江之江大学，进修了一年英语和数学，为赴欧美留学作准备。然而他的父亲陈君元认为自费赴欧美留学花费太高，最后他只能舍远就近改赴日本留学，为了资助他赴日留学，他的父亲变卖了许多田产，陈望道也向父亲承诺：“自己愿做一个无产者，将来决不要家中的一分田地和房产。”
1915年初，24岁的陈望道赴日留学，他先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日文，然后分别到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中央大学法科学习，同时还到东京物理夜校攻读。在日本短短四年半的时间里，陈望道争分夺秒，以旺盛的斗志学完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以及哲学、文学等多门课程，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并获法学学士学位。这期间，陈望道除学习外，还积极投身于留日学生组织的各项爱国活动，曾与留日同学一起，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及反对洪宪帝制的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河上肇等翻译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文章，并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从此，他抛弃了原来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幻想，在学术上他从原来的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无不涉猎，最后选择了以中国语文为主攻方向。
性格异常急躁，有“红头火柴”之称的陈望道与浙江“一师”风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同年6月，陈望道从日本留学回国，途经杭州时，陈望道寄寓在杭州泰丰旅馆，与他有过一次通讯联系的《教育潮》杂志主编沈仲九得知他来到杭州，特意去旅馆探望他。二人谈话时，陈望道朝气飞扬、英气凌厉的话及对时政、对中国社会变革的看法，深深吸引了沈仲九，当沈仲九得知陈望道工作还没有着落时，就把陈望道推荐给了浙江一师的校长经亨颐。经亨颐是浙江教育界的前辈，曾经留学日本，被后人称作“中学界的蔡元培”，经亨颐曾经多次到陈望道下榻的旅馆去拜访陈望道，并邀请陈望道来浙江一师担任国文教员。对此，经亨颐在日记中记述到：“1919年8月6日，晴。大早，到校一转。及至会唔陈望道，面允就本校国文教员。”“1919年8月10日，晴。大早，进城，步行至岳坟乘舟。六时，至会，又至校，又至泰丰旅馆访陈望道。”经亨颐三顾茅庐后，陈望道答应到浙江一师任教，同年秋季开学后，陈望道从泰丰旅馆搬至学校教工宿舍居住。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两所师范学校，被誉为“两个一师”。陈望道后来回忆说：“五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浙江一师还被蔡元培誉为“浙江最负盛名的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对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陈望道在一师仅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这期间，陈望道主要从事国文和国文教育的改革，陈望道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倡导标点、拼音等各项改革措施，同时极力鼓励学生办刊物，通过刊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两个月，“一师”的学生施存统的母亲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患了眼疾，得知母亲患眼疾的消息后，施存统就向舅母跪求借了钱送回家给母亲治病，哪知这笔钱被其父移作他用，而且其父还百般虐待其生病的母亲，致使其母含恨去世，年仅45岁。母亲的早逝对施存统打击很大，施存统开始苦苦思索中国的“孝道”。最后，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写了一篇《非孝》的文章，刊登在《浙江新潮》杂志上，文章中提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非孝》发表后，舆论哗然，具有新思想的人赞许这篇文章有“反抗精神”。而守旧者则视其为“大逆不道”、“妖言惑众”，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浙江当局立即查禁了《浙江新潮》，反动当局还转令校长经亨颐：辞退进步教师陈望道等4人，开除学生施存统。但遭到经亨颐的拒绝。1920年2月9日，浙江省教育厅乘学生放假之际，免去经亨颐的校长职务，还规定所有原任教师都要经过新校长的聘请方能继续任教，“一师”学生得知这些情况后，提前返校。2月15日，师生代表到教育厅责问厅长夏敬观，要求收回成命，但遭拒绝。3月28日，杭州学联发动各校4000余学生请愿游行，支援“一师”学生的斗争，遭到省长卫队的阻拦和镇压，几十名学生被打伤。当晚，杭州学联通电全国教育界、新闻界，请求社会舆论支持。同时呈教育部和司法部，要求惩办镇压学生的凶手——省长齐耀珊和教育厅长夏敬观。但省公署反于3月29日派出500余军警包围“一师”校园，声言要解散“一师”，并把一师学生团团围困在操场上，当时陈望道就在学生当中，他和同学们一起面对军警的枪口和刺刀。杭州各校学生闻讯后，纷纷赶来声援，双方对峙到当晚10点，反动当局被迫撤退军警，收回解散一师的成命。一师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各界和海外侨胞的声援，社会名流如梁启超、蔡元培等也来电对浙江军政当局迫害学生的行为予以谴责。最后省长齐耀珊只得辞职离开杭州，夏敬观也离开省教育厅厅长职位。“一师风潮”是继五四运动后浙江新旧文化、新旧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回合，成为当时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在“一师风潮”中，性格异常急躁，有“红头火柴”之称的陈望道始终与同学们在一起，作为事件的中心人物，陈望道一时间成为全国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也就是在这时，陈望道把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陈参一”改名为“陈望道”，并一直使用这个名字，“望”就是展望、寻找、探索的意思，“道”就是道路、真理。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首译《共产党宣言》全文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入门的必读书，当时的中国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北京读过此书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二人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以使广大人民群众能更好的了解马克思主义。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打算译成中文，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倾向于共产主义。但他细看后，就放了下来，因为翻译此书难度很大，要求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便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是一位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大忙人，他的思想也颇为激进。邵力子得知此事，就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
“一师风潮”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当时浙江教育界新旧力量对比悬殊，作为教育革新者的经亨颐不得不到上虞另行筹建春晖中学。随后，陈望道也被逼离开“一师”，此时，陈望道接到《民国日报》邵力子的来信，约请他试译《共产党宣言》一书，戴季陶还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当时，中国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但都是仅仅翻译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译的都不准确。陈望道就把以往各家所译片断找来作为参考，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曾就此事问过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译本译的，同时参考日译本。
随后，陈望道离开浙江一师，秘密回到老家义乌分水塘，分水塘村处于崇山峻岭之中，这个小山村四面环山，风景秀丽，而且民风淳朴，极具隐蔽性，陈望道选择了家里大门西侧那间多年失修网尘密布的柴房作为工作室。他躲进僻静的柴房，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一块铺板，搭成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当成凳子，为了能专心译书，他的一日三餐都是由其母亲自送来。夜幕降临时，他就会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山区的冬天异常寒冷，尤其是夜晚，刺骨的寒风穿透墙壁的缝隙阵阵向他袭来，他的手脚都冻得麻木而失去了知觉，他不停地搓着手，以抵御山区夜晚的冰冷，直到迎来黎明的曙光。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聚精会神字斟句酌地翻译着《共产党宣言》的每一句话。《共产党宣言》的思想观点对于陈望道来说既新又深，加之东西方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翻译时处处可见他前所未见的新名词、新术语，陈望道苦苦思考着这些“拦路虎”。
母亲见陈望道不分昼夜地翻译，人都累瘦了，就给儿子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一边吃粽子，一边继续琢磨翻译句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道：“红糖不够，我再给你添一些。”陈望道赶快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前来收拾碗筷时，竟见儿子满嘴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是蘸着墨汁吃了粽子，于是母子相对大笑一场。至今这个故事依然在陈望道的老家广为流传。
陈望道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终于译完《共产党宣言》全文，陈望道正要将译稿寄往上海时，村里有人进城，就顺便给他带回一份电报，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29岁的陈望道穿着长衫，拎着一个小皮箱，离开老家，前往上海。
结识陈独秀、李汉俊，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八位成员之一，还曾为小组的代理书记
《星期评论》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于1919年6月8日在上海创办的，编辑部最初设在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上海的延安东路，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被称为《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1920年2月起，《星期评论》编辑部迁往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17号李汉俊家。“三益里”源于三人投资建造房子、三人得益而得名。三益里17号，住着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二人，兄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弟李汉俊是留日回国的青年，李汉俊信仰马列主义，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
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的译稿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了李汉俊，李汉俊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法四种语言，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李汉俊校对后，又把译稿送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老渔阳里2号原来是安徽都督柏文蔚在上海的住处。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因为他与柏文蔚是密友，当时房子正空着，于是陈独秀就住了进去。陈独秀曾经赴日留学7次，虽然没有取得任何文凭，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还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所以李汉俊就请陈独秀再校对一遍。李汉俊、陈独秀看了陈望道的译文后，又经陈望道改定，正准备按计划交《星期评论》连载，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发行量高达十几万份、思想激进、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星期评论》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注意，1920年6月6日被迫停刊。前来接任戴季陶担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还没有走马上任，刊物就停办了。
刚巧，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正缺人手，当时编辑部只有陈独秀一人，忙得不可开交，于是，陈独秀就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陈望道在李汉俊家居住时，就经常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一起交谈，不久，他们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起初研究会吸收的成员比较宽，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参加，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后来就严格了。首先参加该会的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以后又吸收了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总共不到10个人。对外他们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内称“共产党”，由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任劳工部长，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等为研究会核心成员。不久，因编辑《新青年》方便，陈望道就由三益里李汉俊住处搬到环龙路跟陈独秀同住。就在这时，俄国人魏金斯基秘密来到上海，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东方局派来中国的代表，他的使命是联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会面后，1920年8月，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是小组的八位成员之一，其余七位是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陈望道，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就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也组织支部，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建立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3、4月间，陈独秀、谭平山等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等在法国巴黎成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寄给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1920年12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陈独秀离开上海去广州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由陈望道代理书记一职，陈独秀还委托陈望道主持上海《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却没有出席会议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来到上海，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后，马林向他们建议，应该尽快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中国共产党，随后，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最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随即写信通知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出席大会，就此开始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陈望道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后，小组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小组成员发表翻译作品所得的稿费，据陈望道回忆：“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商务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到不少钱。”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积极筹备中共“一大”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李汉俊和陈独秀发生了争执。原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支付活动经费都需要书记陈独秀签字才能领取，由于陈独秀远在广东并不知道经费的收支情况，经常发生拿了陈独秀的批条，到李汉俊处取钱时却因为没有经费而无法领取，为此，李汉俊认为陈独秀胡乱批条子，陈独秀则认为李汉俊不听他的话。在筹划召开“一大”所需经费时，因为经费紧张，李汉俊就写信给远在广州的陈独秀，要他写信嘱咐《新青年》社拿点经费出来，陈独秀不同意，为此李汉俊和陈独秀二人的矛盾激化。李达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
随后，陈独秀与远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通信时，提到他与李汉俊之间的争执，于是施存统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信中把李汉俊、陈望道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看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后，顿时火冒万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 于是，陈望道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公开向他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表示不愿意参加中共“一大”，就这样，陈望道虽然被推选为“一大”代表，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后，1921年11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并由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这期间，陈望道为刚刚创建的党作了许多工作，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陈望道提出辞呈，书记一职由徐梅坤担任。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邓中夏、施存统、李震赢、杨明斋、陈望道、项英12位代表，代表全国的195个党员，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二大”后，陈望道认为，陈独秀胆子大，能吃苦，没有架子，但工作中主观主义太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缺少领袖风度，而且很难与人相处。而当时的党组织无严密的、系统的组织纪律，入党、退党也没有任何手续，党员的组织观念也十分淡薄，慢慢的陈望道就很少出席组织活动了。针对这种情况，党组织曾派沈雁冰去劝说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三人，对此，沈雁冰曾回忆说：“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望道、邵力子解释，请他们不要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陈望道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
此后，陈望道就从一名职业革命家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而成的，东南高师设备简陋，教师缺乏且多不称职，学生对学校的现状极不满意，多次与校方交涉，均无效。最后，校长竟携带学生缴纳的学膳费去了日本东京留学，这使得学生们忍无可忍，他们自发地组织10人团并以此为核心，决定驱逐前校长，并改组学校，推举一位有革命声望的人担任校长，他们拟在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延请一位任校长。因为陈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意志消沉，最后决定请于右任担任校长。1922年3月18日，由中国共产党人参与创办的上海大学成立，1923年秋，陈望道突然接到了一张署名为“知名”的条子，上面写道：“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一看笔迹，就知道是陈独秀写来的，随后，陈望道先担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1925年后代理学校校长一职，直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学校被查封为止。1927后，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他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并与鲁迅有密切交往。1934年9月，在鲁迅支持下，陈望道创办进步刊物《太白》，抵制当时的文言文复辟逆流。1949年后，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于各种社会活动之中。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陈望道，使陈望道有了重返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于是，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考虑到陈望道的特殊身份与非同一般资历，在中共上海市委无法决定的情况下，复旦大学党委只得逐级向上请示，最后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毛泽东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1957年6月，陈望道由中共中央直接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重新入党之后，陈望道对外界并没有公开自己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仍以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参与社会活动。直至1973年8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十大”代表出席会议时，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得知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1977年10月29日凌晨四时，陈望道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7岁。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望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给陈望道的挽联是：“传布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明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这是对陈望道一生最好的总结。□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
责任编辑：李作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