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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吃狗肉，中国人并不算最积极，有韩国人替我们在世界面前顶缸呢。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与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前，都有人闹过抵制，理由？韩国人吃狗肉！
中国人吃狗肉没有韩国人那么积极，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里，其实不以狗肉为珍，所谓“狗肉上不了酒席”。吃狗肉虽是古已有之，但一直是下里巴人的食品。战国名刺客聂政和刘邦麾下大将樊哙，起于市井，都是杀狗吃肉的好手。因为古代肉食匮乏，动不动就饥荒人相食，有什么就吃，顾不上文明了，狗是上等的肉食来源。爱吃的人自然提倡“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台湾省干脆现在还管狗肉叫“香肉”。
当然啦，别看西方现在反对吃狗肉，还嚷嚷太残忍，其实19世纪之前，法国人也吃狗肉，德国人把狗肉当做羊肉的替代品，瑞士人吃切片狗肉，甚至墨西哥人和罗马人传统里，还有熏狗肉这种神物可吃。
说到底，在世界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前，大家来不及关爱宠物，先得满足自己；而狗肉在时不时就有饥荒的时代，实在是太完美的蛋白质来源了。
在中国，和狗肉一样患难与共，不登大雅之堂的，是猪肉。在古代中国的饮食价值观体系里，鱼肉、牛肉、羊肉、鹿肉，都比猪肉高档。但在宋朝，非近水域居民吃不到鱼肉，政府又严禁私宰耕牛——所以《水浒传》里，好汉得在野店才吃得上牛肉，鹿肉则是山珍，所以富人家主吃羊肉。苏轼在黄州所以吃猪肉，理由也是他穷，而且“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他是把猪肉当成平民食品的。所以猪肉在宋明市井间大发展，终于成为今日中国人民的主食，也是无奈：比起其他肉来，猪肉的供应是最容易的了。
说回狗肉，我有个日本同学，对中国人吃狗肉不理解，某日在歌剧院街走着，看见一法国老人牵一条膘肥体健的大狗，就问：“这种狗你们也吃吗？你们下得去嘴吗？”那时候神色惊恐，好像我们真要当场杀狗，剥皮来吃似的。我只好跟她解释，我们也不是见狗就吃；我妈以前就吃狗肉，养了狗就不吃了，但这其实是种移情，因为我们并不吃自己养的狗——说到底还是心理作用。
其实在饮食这事上，日本人遭遇的问题更大：他们吃鲸这事儿，非常折腾。2014年3月底，海牙国际法庭做了判决：就澳大利亚诉日本违反《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判定日本在南极的捕鲸活动违反公约，今后不得再继续。事情一出，免不了又是舆论哗然。世界各环保组织抨击日本野蛮，日本朝野各方抱怨传统被糟蹋……当然，事情闹到海牙国际法庭，就不单是区区口腹之欲了，背后各方利益，非升斗小民所能想象。
如今的人一提吃狗肉就大呼残忍，但“可爱到通人性的动物不能吃”这个论题，在各国历史传统面前，是挺无力的。鸵鸟长得也可爱，不妨碍科特迪瓦人拿来做鸵鸟肉三明治。孔雀美丽，河马憨厚，但古埃及王公就爱吃这俩货，尤其是孔雀的舌头，罗马名将兼美食家鲁库鲁斯尤其爱吃，当然其中不乏“老子吃得起，你们吃不起”的劲头。然后，随你信不信：澳大利亚人也有吃袋鼠肉的。澳大利亚南部，选袋鼠腰肉香煎后，用澳洲红酒来炖，是上世纪80年代就流行的款待游客的经典菜式。联想到袋鼠活蹦乱跳的劲头，吃时是不是会格外不舒服？但没法子，人类本来就是靠汲取其他生物的养料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世上一定还有人觉得大白鲟和闪光鲟很可爱呢，但不巧因为俄罗斯人发现它们在里海流域不少，其鱼子还是制作鱼子酱的上好佳品，那就下手吧。
饮食的标准，是随时代而改变的，关于饮食的禁忌，越是上古越少。中国古代平民必须吃狗肉和私宰牛肉来补充热量和蛋白质；日本古代平民如果不吃鲸鱼多半也未必活得到这时候；其他鸵鸟、袋鼠、河马以及火鸡，古代没有动物保护法，大家物尽其用，为了生存而搏命，见什么就吃什么，无可奈何。你可以说现代他们吃这个不文明不高雅，上天有好生之德，但我们能活到现在，真是靠我们的祖先见什么吃什么——也包括狗肉——一路存活下来的。
现代文明与美食的对峙，其实出于两种派系。派系一，姑且可称为“历史派”，比如韩国人吃狗肉，日本人吃鲸肉，此乃古代的饮食传统源远流长，千古而下，“以前能吃，现在怎么不能吃了”。派系二，姑且可称为“文明派”，比如反对吃狗肉，“因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对宠物的热爱和动物保护是个大话题姑且不谈，但其实“文明派”能这么做，也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其物质基础，还是现在肉食供应（或其他热量供应）已经成了工业生产一部分，大家都不愁没肉吃，所以觉得可以放走可怜的狗了。反过来，因为牛之于农业生产没什么价值了，所以中国人现在也不反对吃牛肉了——牛都要哭了：耕了那么多年的地，就因为不如狗“萌”，要挨吃了！
其实吃东西这事，尊重历史也罢，爱护宠物也罢，到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法律。抗议、强抢、抵制还是声讨，都是软策略。人生于世，吃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在造业。众生平等，吃狗吃猪，吃牛吃羊，猪狗牛羊都肯定会不高兴，但你也没法周全众生。所以只要不违法，别的真顾不了那么多。讨论狗肉问题，到后来无非就是规范法纪：狗肉让不让吃，怎么吃，明文见法，然后各取所需——日本人就在不违反法律情况下，在西方人恶狠狠瞪视下高高兴兴吃鲸呢，你奈我何？
责任编辑/刘洋
中国人吃狗肉没有韩国人那么积极，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里，其实不以狗肉为珍，所谓“狗肉上不了酒席”。吃狗肉虽是古已有之，但一直是下里巴人的食品。战国名刺客聂政和刘邦麾下大将樊哙，起于市井，都是杀狗吃肉的好手。因为古代肉食匮乏，动不动就饥荒人相食，有什么就吃，顾不上文明了，狗是上等的肉食来源。爱吃的人自然提倡“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台湾省干脆现在还管狗肉叫“香肉”。
当然啦，别看西方现在反对吃狗肉，还嚷嚷太残忍，其实19世纪之前，法国人也吃狗肉，德国人把狗肉当做羊肉的替代品，瑞士人吃切片狗肉，甚至墨西哥人和罗马人传统里，还有熏狗肉这种神物可吃。
说到底，在世界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前，大家来不及关爱宠物，先得满足自己；而狗肉在时不时就有饥荒的时代，实在是太完美的蛋白质来源了。
在中国，和狗肉一样患难与共，不登大雅之堂的，是猪肉。在古代中国的饮食价值观体系里，鱼肉、牛肉、羊肉、鹿肉，都比猪肉高档。但在宋朝，非近水域居民吃不到鱼肉，政府又严禁私宰耕牛——所以《水浒传》里，好汉得在野店才吃得上牛肉，鹿肉则是山珍，所以富人家主吃羊肉。苏轼在黄州所以吃猪肉，理由也是他穷，而且“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他是把猪肉当成平民食品的。所以猪肉在宋明市井间大发展，终于成为今日中国人民的主食，也是无奈：比起其他肉来，猪肉的供应是最容易的了。
说回狗肉，我有个日本同学，对中国人吃狗肉不理解，某日在歌剧院街走着，看见一法国老人牵一条膘肥体健的大狗，就问：“这种狗你们也吃吗？你们下得去嘴吗？”那时候神色惊恐，好像我们真要当场杀狗，剥皮来吃似的。我只好跟她解释，我们也不是见狗就吃；我妈以前就吃狗肉，养了狗就不吃了，但这其实是种移情，因为我们并不吃自己养的狗——说到底还是心理作用。
其实在饮食这事上，日本人遭遇的问题更大：他们吃鲸这事儿，非常折腾。2014年3月底，海牙国际法庭做了判决：就澳大利亚诉日本违反《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判定日本在南极的捕鲸活动违反公约，今后不得再继续。事情一出，免不了又是舆论哗然。世界各环保组织抨击日本野蛮，日本朝野各方抱怨传统被糟蹋……当然，事情闹到海牙国际法庭，就不单是区区口腹之欲了，背后各方利益，非升斗小民所能想象。
如今的人一提吃狗肉就大呼残忍，但“可爱到通人性的动物不能吃”这个论题，在各国历史传统面前，是挺无力的。鸵鸟长得也可爱，不妨碍科特迪瓦人拿来做鸵鸟肉三明治。孔雀美丽，河马憨厚，但古埃及王公就爱吃这俩货，尤其是孔雀的舌头，罗马名将兼美食家鲁库鲁斯尤其爱吃，当然其中不乏“老子吃得起，你们吃不起”的劲头。然后，随你信不信：澳大利亚人也有吃袋鼠肉的。澳大利亚南部，选袋鼠腰肉香煎后，用澳洲红酒来炖，是上世纪80年代就流行的款待游客的经典菜式。联想到袋鼠活蹦乱跳的劲头，吃时是不是会格外不舒服？但没法子，人类本来就是靠汲取其他生物的养料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世上一定还有人觉得大白鲟和闪光鲟很可爱呢，但不巧因为俄罗斯人发现它们在里海流域不少，其鱼子还是制作鱼子酱的上好佳品，那就下手吧。
饮食的标准，是随时代而改变的，关于饮食的禁忌，越是上古越少。中国古代平民必须吃狗肉和私宰牛肉来补充热量和蛋白质；日本古代平民如果不吃鲸鱼多半也未必活得到这时候；其他鸵鸟、袋鼠、河马以及火鸡，古代没有动物保护法，大家物尽其用，为了生存而搏命，见什么就吃什么，无可奈何。你可以说现代他们吃这个不文明不高雅，上天有好生之德，但我们能活到现在，真是靠我们的祖先见什么吃什么——也包括狗肉——一路存活下来的。
现代文明与美食的对峙，其实出于两种派系。派系一，姑且可称为“历史派”，比如韩国人吃狗肉，日本人吃鲸肉，此乃古代的饮食传统源远流长，千古而下，“以前能吃，现在怎么不能吃了”。派系二，姑且可称为“文明派”，比如反对吃狗肉，“因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对宠物的热爱和动物保护是个大话题姑且不谈，但其实“文明派”能这么做，也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其物质基础，还是现在肉食供应（或其他热量供应）已经成了工业生产一部分，大家都不愁没肉吃，所以觉得可以放走可怜的狗了。反过来，因为牛之于农业生产没什么价值了，所以中国人现在也不反对吃牛肉了——牛都要哭了：耕了那么多年的地，就因为不如狗“萌”，要挨吃了！
其实吃东西这事，尊重历史也罢，爱护宠物也罢，到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法律。抗议、强抢、抵制还是声讨，都是软策略。人生于世，吃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在造业。众生平等，吃狗吃猪，吃牛吃羊，猪狗牛羊都肯定会不高兴，但你也没法周全众生。所以只要不违法，别的真顾不了那么多。讨论狗肉问题，到后来无非就是规范法纪：狗肉让不让吃，怎么吃，明文见法，然后各取所需——日本人就在不违反法律情况下，在西方人恶狠狠瞪视下高高兴兴吃鲸呢，你奈我何？
责任编辑/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