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单田芳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他沙哑的嗓音立马再次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把我带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童年时光：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直射进来，伴随着广播中的评书《三国》，父亲烹饪的炸酱面或猪肉大葱馅包子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那时的父亲常穿着工人蓝色长褂，围着煤炉灶台忙前忙后。母亲上班忙，我的上下学接送、中午饭大多由不坐班的父亲负责。
　　他的工作很神秘，每天把我送去学校后，就在家附近的空地上忙活：戴着护耳罩、抡着重锤改造汽油桶。外人误以为他是个修理搪瓷锅的工匠，甚至找他维修。一段时日后，家里多了一些能发出清脆声音的独特物件儿——钢鼓，—种起源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民间打击乐器。
　　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了一篇介绍钢鼓的文章，又在中央音乐学院看到了这一独特乐器。或许是被它美妙的乐音所吸引，或许是为钢鼓演奏的大型交响乐所惊叹，曾在沈阳音乐学院主修大提琴、副修打击乐，作为新影乐团（现中国电影乐团）大提琴演奏员的父亲对钢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了近五年的研制工作，并和钢鼓结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不解之缘。
　　当时面对外方的技术封锁，父亲的研制工作异常艰辛。钢鼓制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艺技术，学音乐的父亲对此一窍不通。于是他到钢铁厂、搪瓷厂四处求教、寻求帮助，最终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体力，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制作出不锈钢钢鼓。而他的身体也因为常年捶打、制作钢鼓而积劳成疾。
　　1980年，新影乐团临时组建的我国第一支钢鼓乐队在北京首次演出了。一群穿着蝙蝠衫、喇叭裤的音乐家在台上又扭又跳，这种模仿黑人演奏家的演奏方式，在文化禁锢的年代掀起一阵“旋风”，让观众大开眼界。现在想来，当时的父亲穿着特制的演出服，打着节奏明快的乐曲，格外帅气;然而那时的我，因为看惯了父亲的朴素衣着，总觉得异样，甚至有些无法接受。
　　1980年10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卡塔里全星钢鼓乐队”应邀来华，他们观看了新影乐团钢鼓乐队的演出。在乐曲《芒果》《金蛇狂舞》演奏完后，外宾不禁欢呼跳跃起来。父亲那时经常不在家，随钢鼓乐队到武汉、成都、重庆、西安等地巡演，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
　　上世纪80年代中，一位老师向父亲介绍了德国奥尔夫教学法，就是利用打击乐对中小学生进行“节奏”教育。父亲听后动了心，几年后，他把钢鼓带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以及工厂、部队、酒店、村庄，培养了不同行业的业余钢鼓乐队。

　　白天，父亲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辅导学生，从教授打击乐的基本功、講解乐曲的风格，到指挥乐队分声部排练，父亲都亲力亲为。在家里，父亲并不爱说话，但到了舞台上，他立马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百倍，有时几乎是亢奋地在指导学生。夜晚，他就忙着作曲，改编创作了《拉德斯基进行曲》《春江花月夜》等百余首中外钢鼓乐队总谱。
　　1987年，他接受了北京市教育局的聘请，担任北京市中学生金帆艺术团、小学生银帆艺术团的艺术指导。他带领着学生钢鼓乐队参与过各种重大比赛和演出任务，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都留下了他西装革履的指挥身影。
　　2002年，父亲在外交部的支持下，去到了钢鼓的故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行文化交流，并在当地电视台演奏钢鼓。当他见到当地的钢鼓和他自己研制的钢鼓如出一辙时，格外兴奋。看到那里人人热爱钢鼓，父亲不禁感叹钢鼓是一门老百姓的艺术。回国后，他更加致力于钢鼓的普及工作。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六年了，他的人生丰富多彩，他对待事业的执着、投入、激情满怀和不轻言放弃，我永远铭刻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