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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夫卡与张爱玲,这两个生活年代几乎前后相继的作家,尽管他们生活的国度、所处的历史时期、植根的文化土壤不同,但两人在人生经历、性格特点和文学创作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灵魂深处的孤独舞者:孤独是他们生命之歌的主旋律,怪诞是他们呈现给世人的共同特征,写作是他们灵魂深处的舞蹈。
关键词:卡夫卡 张爱玲 孤独 怪诞 写作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一 孤独是生命的主题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出生于奥地利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张爱玲(1920-1995)出生于中国上海的一个封建遗少家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时代、家庭等方面的原因使他们逐步形成了敏感、孤独、乖僻的性格,也使他们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至最后固守在文学的精神家园里,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对于卡夫卡和张爱玲这两位作家来说,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写作,而贯穿这种生活始终的是已经常态化了的生存方式——孤独。无论是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还是从其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深沉的孤独意识。卡夫卡的孤独是绝望的,张爱玲的孤独是凄美的,都来自灵魂深处,都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都成为了常态化的生活方式。
1 卡夫卡的孤独是绝望的
卡夫卡的孤独是绝望的,是一种社会精神和文化危机感中自我身心的绝望。如他在大多数作品中表现的绝望和徒劳的寻求一样,这种绝望来自于对社会和自身价值的否定。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不幸,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环境和他的家庭,都对他的性格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卡夫卡的一生正值奥地利近代史上发生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统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摇摇欲坠,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彻底解体。在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卡夫卡所处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越来越陷入孤立境地。当时布拉格的德意志犹太人拒绝学习捷克语,而捷克人也看不起讲德语的人,整个布拉格充斥着“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斯拉夫-德意志-犹太文化的气氛”。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卡夫卡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家庭环境则是更直接影响卡夫卡性格的因素。母亲气质忧郁、多愁善感,父亲白手起家、精明能干又性情粗暴。尤其是父亲的暴烈性情、专横作风使卡夫卡从小就形成了一种内向性格:懦弱、自卑、沉默。可以说,卡夫卡从小就感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卡夫卡41岁去世,31岁时才脱离父母独自居住。在他写给父亲的信中有这样的表述:
“世界在我眼里一分为三,一个是我这个奴隶的生活世界,其中布满了条条框框,这些法规是专为我制定的……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与我的世界有天渊之别,这就是你的生活世界,你一刻不停地统治着,发号施令,因命令不被遵循而动怒,最后是第三个世界,你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其中,不受任何命令和戒律约束的世界”。
可见,在卡夫卡的眼里,父亲和他所处的完全是对立的两个世界,而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都是父亲一手缔造的。诸如此类的表述,我们还可以从卡夫卡的那封《致父亲的信》中看到很多。
2 张爱玲的孤独是凄美的
张爱玲的孤独是凄美的,是一种人生的荒凉和无“家”可归的幻灭与孤寂。面对世态的炎凉、旧家庭的衰败,张爱玲来了个凄美的转身,隐藏其后的是一种忧郁、冷漠和极度的敏感。张爱玲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时代变革,第一次是以她的家为代表的封建旧家庭解体前的垂死挣扎,张爱玲亲身经历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另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张爱玲曾经计划“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因为二战,她上不了伦敦大学了,改上香港大学,3年后又因为战争,没读完书就回了上海。与卡夫卡相比,张爱玲算长寿的,但她的家庭环境同样是很不如意的,尤其是早期父母之爱的双重“缺席”影响了她后来的整个人生。母亲经常出国,时常不在年幼的张爱玲身边,是一种实在的缺席;成长过程中,除了国学方面的有益影响,父亲的所作所为带给她的主要是负面影响。于此而言,张爱玲虽然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但父爱对她而言却是一种“缺席”的存在。那种极具分裂感的生活经历带给她的是一种莫大的无奈与压抑感。与卡夫卡白手起家的父亲不同,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出身豪门的封建遗少,过的是一种“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的生活。像卡夫卡形容他和父亲之间的不同世界一样,张爱玲也“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综上,成年时期,卡夫卡和张爱玲分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卡夫卡和张爱玲而言,父爱都是一种“缺席”的存在。时代与家庭的双重幻灭感带来的是一种深沉的孤独意识,具体表现在逃避世俗人情、喜欢独来独往、悲观的看世界。卡夫卡害怕接触许多人,害怕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尤其是面对不感兴趣的人或事,这一点跟张爱玲惊人的相似,不管是什么场合,只要超过5个人,张爱玲就会感到不安。海德格尔把写作、思考和孤独视为主要的生存方式,这两颗孤寂的灵魂又何尝不是如此。时代的动荡不安、家庭环境的不如意所营造出来的人生处境,是形成两位作家敏感、孤独、乖僻性格的重要原因,也是决定他们性格、命运和创作的主要因素。
二 怪诞是共同的特征
挣脱家庭的囚笼、反叛父亲的经历,使卡夫卡和张爱玲无法摆脱外部环境带给他们的压抑与恐惧,或许只有极力享受心灵深处的自由反叛,才能暂时摆脱这种不安的感觉。这是一种极具分裂感的生活状态,它会让人在积蓄已久的无奈与压抑中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时间久了,就发展演变成他们的特立独行。这种表现,既是两位极为清醒的天才洞悉人性后的超脱,也是常人眼中难以理解的怪诞行为。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认为他们是生活中的弱者,文学中的强者,称他们是“软弱的天才”、“残酷的天才”、“夭折的天才”。这里,我们把两位敏感、孤独、怪癖的清醒者的特立独行形容为天才的“怪诞”。
1 首先,是生活上的“无能”。
卡夫卡在生活中常常是一个弱者。他的身体体弱多病,跟父亲的健壮形成鲜明的对比。卡夫卡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在他的生活中,感到的总是被抛弃、贬斥和压制,这样的感觉大都是父亲带给他的。卡夫卡在他那封《致父亲的信》中就说过:“我的自我评价取决于你的程度远远大于任何别的因素”,“在每件小事上,你都以你的例子和教育使我确信我很无能。”在他的日记、书信和随笔中,卡夫卡经常站在父亲或别人的角度讽喻式的看待自我。一个从小到大经常被父亲贬斥、压制、否定的人,最终会形成一种自我否定、贬斥、不相信自己的思维习惯。卡夫卡如此,张爱玲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不会削苹果,怕上理发店;记不住家里汽车牌号,在一个房间住了两年,不知电铃在何处;接连3个月去医院打针还是不认路……以至于计划把她培养成淑女的母亲最终也只能无奈的放弃。对此,卡夫卡和张爱玲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的文字中似乎有一种无奈与自我嘲讽的洒脱。张爱玲曾说过:“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出惊人的愚笨。”
2 其次,是悖于常态的习惯、行为。
如前所述,卡夫卡不善与人交往,敏感、孤独而又优柔寡断,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害怕结婚。卡夫卡的特立独行还表现在:习惯在地下室写作,作品中构筑的大多为荒诞的、异化的世界;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对自己的作品大多都不满意,临终前叮嘱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而张爱玲的怪诞似乎更让人难以理解,她有着一些特殊的爱好:喜欢轻微的霉气、鸦片的烟雾;喜欢雨打湿的灰尘、牛奶的糊味;喜欢汽油味、葱蒜味、油漆味。另外她还养成了一些独特的生活、写作习惯:生活习惯方面——不爱做饭;房间整洁,特别怕跳蚤;爱穿奇装异服,爱吃零食;一生只有几个固定的朋友,晚年几乎不与人交往。写作习惯方面——不用书桌,伏在纸箱上写作;喜欢在闹市有电车或火车声音的房子里写作;房间摊满书报,晚上写作,天亮开始睡觉。这之中最为后人关注的是俩人不约而同用同一个词形容的“老鼠洞”生活。卡夫卡喜欢在地下室进行写作,并把它称之为“老鼠洞”。他曾经说过: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独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作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同样,张爱玲也喜欢过这种“老鼠洞”里的生活,她喜欢住在公寓(张爱玲也称其为“老鼠洞”)里,主要因为公寓是独门独户的,不用同世人打交道。尤其是到了美国以后,张爱玲更是把自己外界隔离起来。为了过自己习惯的隐居式生活,张爱玲专门租住公寓,主要靠书信跟外界联系(包括她一生仅有的几个朋友)。她很少接受访客,只要发现有人想“打扰”她的生活,立刻就搬家,最频繁的时候甚至一星期搬一次家。或许,这种“老鼠洞”式的生活是卡夫卡和张爱玲享受孤独的一种特有方式。在这样的享受过程中,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写作。
在一阵阵的“卡夫卡热”与“张爱玲热”中,很多人由迷恋他们的作品转变为迷恋他们本人的“迷卡”、“迷张”一族。但也因此,有些人可能没看过卡夫卡、张爱玲的作品,却知道他们生前的低调与特立独行。这样难免有人会“误读”他们,甚至过分渲染他们的“怪”,以此作为理解和表达的卖点。实际上,常人眼中的怪诞只不过是他们个性的体现,并不像有些人把他们与心理变态者联系起来的“误看”。首先,不喜欢交际、低调处世、专心写作是社会生活、家庭环境使他们养成的生活方式。其次,两位低调的作家心灵上并不孤单,他们与文学之间进行着灵魂的沟通。第三,两位作家都对自己的“怪诞”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享受着这种不为人打扰的孤独。正因为这样,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天才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老鼠洞”里生活。1968年,定居美国的张爱玲曾对台湾来的访问者说过:“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和别人一样”。第四,两位作家的清醒不只是表现在对自己的清晰认识,更表现在对人性的深刻洞悉方面,这是每一个理解了卡夫卡与张爱玲的人由衷佩服他们的地方。这种深刻的洞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深谙人情世故并颠覆、超脱了它,这就是常人眼中的怪诞;一是他们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卡夫卡以荒诞的手法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惑与危机,张爱玲以“回头看”的姿态理性关照悲剧色彩里的世态炎凉。第五,两位作家都有着对人性的充分尊重,在他们冷漠的外表之下,是一颗善良之心。卡夫卡对恋人、亲人的热情,尤其是他对父亲的复杂情感;张爱玲对父母亲又爱又恨的心理,她对羸弱的弟弟、病危中的姑姑的关心,还有他们对朋友的真诚,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两位作家内心世界无比丰富的一面。
三 写作是灵魂的舞蹈
相似的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使卡夫卡和张爱玲形成了几近共同的性格特点(敏感、孤独、乖僻)和深刻的洞悉力。因而俩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出走”与“固守”的双重姿态:从家庭、社会和世俗的生活中“出走”,“固守”在自己的精神家园——写作里。对卡夫卡和张爱玲来说,写作是他们生命意义的全部,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灵魂进行写作。惟其如此,我们才把他们的写作比作是一种笔尖的、来自灵魂深处的舞蹈。
1 人性——灵魂深处的拷问
卡夫卡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人的异化,张爱玲的作品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这种深刻性使每一个研究他们的人都想在学术研究上对其深刻性方面有所延伸。一批批的学人分享着 “卡夫卡式”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独特的“张体”,津津乐道于他们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惶恐、不安、孤独、迷惘。
卡夫卡:荒诞背后的隐喻。读卡夫卡的作品,人们看到的大多是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发生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变形记》里的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明明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却在一个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审判》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本来是个银行高级职员,却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法院既没公布罪名,也没剥夺他的行动自由,在一番徒劳的申诉之后被处死。《城堡》里的主人公K的经历更是让读者难以捉摸,近在咫尺的城堡,无论K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走进去。凡此种种,“恐怕很少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把握世界和再现世界的时候,能把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事物的奇异,像他的作品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卡夫卡作品里的人物大都在反抗、挣扎,然而又是徒劳的,最终大都被消灭,以悲剧告终。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是伴随卡夫卡一生的陌生感、孤独感和恐惧感,作品中的荒诞、非理性隐喻,象征着现代人的生存矛盾困惑(包括卡夫卡自身面临的精神痛苦与困惑)。
张爱玲:荒凉中内蕴着深刻。与卡夫卡的作品相似,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也没有了传统的和谐。两位作家都重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场景,不同的是卡夫卡将之变形化、夸张化、陌生化,张爱玲则是以生活的细节来展示病态的世界。张爱玲的人生是一个大的“传奇”,她的作品书写的也是一个个的“传奇”。她的遣词造句、作品中独特的意象和透彻骨髓的寒意,形成了张爱玲作品独特的风格:妙语连珠、基调苍凉、揭露人性。《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有着疯子的审慎和机智,身心两方面饱受折磨,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报复对手、报复男人、报复下一代、报复整个社会,其实也是在报复自己。《十八春》中的姐姐顾曼璐不能生育,于是骗着妹妹做了代替自己生育的机器,同根相煎的姐姐就这样把妹妹推上了一条现实逼着你走同时又因此轻视你的沼泽之路。除此以外,《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白玫瑰、红玫瑰、佟振保,《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与白流苏,《封锁》里的男女……一抹抹犯冲的色彩、一个个荒凉的故事、一幕幕小人物的悲剧,让人看到了张爱玲的理性思索和对人性的深刻洞悉。透彻心肺的寒意背后,是“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翻译家傅雷曾这样评价张爱玲的创作:
“哪一种主义也好,倘使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2 写作是生命意义的全部
无论是卡夫卡代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还是张爱玲所属的时代,把写作当作职业的作家不少,但像他们这样把写作当作生命意义的全部的却很少。卡夫卡是非职业化的“纯作家”,他的职业是公务员,而不是作家。但他又是个“纯粹”的作家,在他的眼里,保险公司的工作是无聊而乏味的,真正的乐趣在于享受“老鼠洞”里描绘他梦幻般的内心生活。卡夫卡在他的书信、日记、随笔中曾多次提到写作的重要性。“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从这地下的鬼魂世界爬上去,我则通过写作……与其说我是通过安宁才写作,还不如说我是通过写作才得到安宁。”与卡夫卡稍有不同,张爱玲是“职业化”的纯作家,其“职业化”体现在她除了写作(也从事翻译工作)从不也不想从事任何其他的工作,弟弟张子静曾劝她从事教书之类的工作,张爱玲也不感兴趣。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继两次破坏了张爱玲的求学梦之后,张爱玲一直以卖文为生,在她创作的低谷期,她也是靠翻译来维持生计。
生存的荒诞与人生的荒凉在两位作家的“故事”中展现出来,读者在他们的笔下看到的是被异化了的世界:人性的不协调、生活的不协调、现实的不协调。一个异化状态的冲突世界背后,必定有一个本身被异化或清醒的看到了这种异化的叙述者。两个文学世界里特立独行的自由之魂,用他们冷静的笔触,发出了怎样的呐喊!两位生活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的“弱的天才”,在文学“宽广的”世界里又成为了怎样的“强者”和批判人性的“残酷天才”。相信透过他们灵魂深处流出的思想、笔尖的舞蹈,后人会有一个更好的把握。
卡夫卡与张爱玲这两位在文学史上先冷后热的作家,他们生前的孤寂、低调与死后(或后期)的热闹、喧哗完全不同。卡夫卡是布拉格德语文化中的一座孤岛,张爱玲则是旧上海都市文化中的一座孤岛。这样的孤岛既让“冷”时期的他们不为人知或为人批判,也让“热”时期的人们难以企及。卡夫卡作品不连贯的情节、晦涩难懂的主题曾让人难以理解,张爱玲作品中特有的“俗”也曾让人嗤之以鼻。而历史是最好的“试金石”:二战以来,“卡夫卡热”遍及全球,西方现代派的众多派别都奉卡夫卡为鼻祖。张爱玲自20世纪40年代成名以后,曾在50-70年代内地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销声匿迹,80年代开始才重新获得高度评价。在内地,最近人们对卡夫卡和张爱玲的研究重心开始转移,由他们的作品研究转为对他们本人的研究。笼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色彩一层层被揭开,他们的逸闻妙语满足了人们好奇心,也成为市场经济下消费文化的新卖点。
四 结语
最后,以秦巴子《住在书里》的一段话来回头凝望这两位灵魂深处的孤独舞者:
“住在卡夫卡的书里,我会看到一位穿着灰色大衣的中年人在异国积雪的街道上踽踽独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住在张爱玲的书里,我会看到雍容的少妇盘着精巧的发髻,着一袭华美的旗袍,在上海滩辉煌的灯光下顾影自怜。”
参考文献:
[1] 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第I卷(总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卡夫卡小说全集》(第II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张爱玲:《私语》,《张看(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5] 张爱玲:《我的天才梦》,《张看(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6] 叶廷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7] 温儒敏:《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8]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第5期。
[9]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10] 林思:《住在书里》,《中学生时代》,2006年第23期。
作者简介:
袁三英,女,1977—,湖南常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古代文论,工作单位:广州广播电视大学。
张维能,男,1968—,云南文山人,本科,中教二级,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云南文山县第四中学。
关键词:卡夫卡 张爱玲 孤独 怪诞 写作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一 孤独是生命的主题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出生于奥地利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张爱玲(1920-1995)出生于中国上海的一个封建遗少家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时代、家庭等方面的原因使他们逐步形成了敏感、孤独、乖僻的性格,也使他们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至最后固守在文学的精神家园里,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对于卡夫卡和张爱玲这两位作家来说,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写作,而贯穿这种生活始终的是已经常态化了的生存方式——孤独。无论是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还是从其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深沉的孤独意识。卡夫卡的孤独是绝望的,张爱玲的孤独是凄美的,都来自灵魂深处,都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都成为了常态化的生活方式。
1 卡夫卡的孤独是绝望的
卡夫卡的孤独是绝望的,是一种社会精神和文化危机感中自我身心的绝望。如他在大多数作品中表现的绝望和徒劳的寻求一样,这种绝望来自于对社会和自身价值的否定。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不幸,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环境和他的家庭,都对他的性格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卡夫卡的一生正值奥地利近代史上发生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统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摇摇欲坠,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彻底解体。在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卡夫卡所处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越来越陷入孤立境地。当时布拉格的德意志犹太人拒绝学习捷克语,而捷克人也看不起讲德语的人,整个布拉格充斥着“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斯拉夫-德意志-犹太文化的气氛”。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卡夫卡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家庭环境则是更直接影响卡夫卡性格的因素。母亲气质忧郁、多愁善感,父亲白手起家、精明能干又性情粗暴。尤其是父亲的暴烈性情、专横作风使卡夫卡从小就形成了一种内向性格:懦弱、自卑、沉默。可以说,卡夫卡从小就感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卡夫卡41岁去世,31岁时才脱离父母独自居住。在他写给父亲的信中有这样的表述:
“世界在我眼里一分为三,一个是我这个奴隶的生活世界,其中布满了条条框框,这些法规是专为我制定的……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与我的世界有天渊之别,这就是你的生活世界,你一刻不停地统治着,发号施令,因命令不被遵循而动怒,最后是第三个世界,你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其中,不受任何命令和戒律约束的世界”。
可见,在卡夫卡的眼里,父亲和他所处的完全是对立的两个世界,而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都是父亲一手缔造的。诸如此类的表述,我们还可以从卡夫卡的那封《致父亲的信》中看到很多。
2 张爱玲的孤独是凄美的
张爱玲的孤独是凄美的,是一种人生的荒凉和无“家”可归的幻灭与孤寂。面对世态的炎凉、旧家庭的衰败,张爱玲来了个凄美的转身,隐藏其后的是一种忧郁、冷漠和极度的敏感。张爱玲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时代变革,第一次是以她的家为代表的封建旧家庭解体前的垂死挣扎,张爱玲亲身经历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另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张爱玲曾经计划“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因为二战,她上不了伦敦大学了,改上香港大学,3年后又因为战争,没读完书就回了上海。与卡夫卡相比,张爱玲算长寿的,但她的家庭环境同样是很不如意的,尤其是早期父母之爱的双重“缺席”影响了她后来的整个人生。母亲经常出国,时常不在年幼的张爱玲身边,是一种实在的缺席;成长过程中,除了国学方面的有益影响,父亲的所作所为带给她的主要是负面影响。于此而言,张爱玲虽然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但父爱对她而言却是一种“缺席”的存在。那种极具分裂感的生活经历带给她的是一种莫大的无奈与压抑感。与卡夫卡白手起家的父亲不同,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出身豪门的封建遗少,过的是一种“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的生活。像卡夫卡形容他和父亲之间的不同世界一样,张爱玲也“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综上,成年时期,卡夫卡和张爱玲分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卡夫卡和张爱玲而言,父爱都是一种“缺席”的存在。时代与家庭的双重幻灭感带来的是一种深沉的孤独意识,具体表现在逃避世俗人情、喜欢独来独往、悲观的看世界。卡夫卡害怕接触许多人,害怕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尤其是面对不感兴趣的人或事,这一点跟张爱玲惊人的相似,不管是什么场合,只要超过5个人,张爱玲就会感到不安。海德格尔把写作、思考和孤独视为主要的生存方式,这两颗孤寂的灵魂又何尝不是如此。时代的动荡不安、家庭环境的不如意所营造出来的人生处境,是形成两位作家敏感、孤独、乖僻性格的重要原因,也是决定他们性格、命运和创作的主要因素。
二 怪诞是共同的特征
挣脱家庭的囚笼、反叛父亲的经历,使卡夫卡和张爱玲无法摆脱外部环境带给他们的压抑与恐惧,或许只有极力享受心灵深处的自由反叛,才能暂时摆脱这种不安的感觉。这是一种极具分裂感的生活状态,它会让人在积蓄已久的无奈与压抑中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时间久了,就发展演变成他们的特立独行。这种表现,既是两位极为清醒的天才洞悉人性后的超脱,也是常人眼中难以理解的怪诞行为。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认为他们是生活中的弱者,文学中的强者,称他们是“软弱的天才”、“残酷的天才”、“夭折的天才”。这里,我们把两位敏感、孤独、怪癖的清醒者的特立独行形容为天才的“怪诞”。
1 首先,是生活上的“无能”。
卡夫卡在生活中常常是一个弱者。他的身体体弱多病,跟父亲的健壮形成鲜明的对比。卡夫卡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在他的生活中,感到的总是被抛弃、贬斥和压制,这样的感觉大都是父亲带给他的。卡夫卡在他那封《致父亲的信》中就说过:“我的自我评价取决于你的程度远远大于任何别的因素”,“在每件小事上,你都以你的例子和教育使我确信我很无能。”在他的日记、书信和随笔中,卡夫卡经常站在父亲或别人的角度讽喻式的看待自我。一个从小到大经常被父亲贬斥、压制、否定的人,最终会形成一种自我否定、贬斥、不相信自己的思维习惯。卡夫卡如此,张爱玲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不会削苹果,怕上理发店;记不住家里汽车牌号,在一个房间住了两年,不知电铃在何处;接连3个月去医院打针还是不认路……以至于计划把她培养成淑女的母亲最终也只能无奈的放弃。对此,卡夫卡和张爱玲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的文字中似乎有一种无奈与自我嘲讽的洒脱。张爱玲曾说过:“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出惊人的愚笨。”
2 其次,是悖于常态的习惯、行为。
如前所述,卡夫卡不善与人交往,敏感、孤独而又优柔寡断,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害怕结婚。卡夫卡的特立独行还表现在:习惯在地下室写作,作品中构筑的大多为荒诞的、异化的世界;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对自己的作品大多都不满意,临终前叮嘱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而张爱玲的怪诞似乎更让人难以理解,她有着一些特殊的爱好:喜欢轻微的霉气、鸦片的烟雾;喜欢雨打湿的灰尘、牛奶的糊味;喜欢汽油味、葱蒜味、油漆味。另外她还养成了一些独特的生活、写作习惯:生活习惯方面——不爱做饭;房间整洁,特别怕跳蚤;爱穿奇装异服,爱吃零食;一生只有几个固定的朋友,晚年几乎不与人交往。写作习惯方面——不用书桌,伏在纸箱上写作;喜欢在闹市有电车或火车声音的房子里写作;房间摊满书报,晚上写作,天亮开始睡觉。这之中最为后人关注的是俩人不约而同用同一个词形容的“老鼠洞”生活。卡夫卡喜欢在地下室进行写作,并把它称之为“老鼠洞”。他曾经说过: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独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作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同样,张爱玲也喜欢过这种“老鼠洞”里的生活,她喜欢住在公寓(张爱玲也称其为“老鼠洞”)里,主要因为公寓是独门独户的,不用同世人打交道。尤其是到了美国以后,张爱玲更是把自己外界隔离起来。为了过自己习惯的隐居式生活,张爱玲专门租住公寓,主要靠书信跟外界联系(包括她一生仅有的几个朋友)。她很少接受访客,只要发现有人想“打扰”她的生活,立刻就搬家,最频繁的时候甚至一星期搬一次家。或许,这种“老鼠洞”式的生活是卡夫卡和张爱玲享受孤独的一种特有方式。在这样的享受过程中,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写作。
在一阵阵的“卡夫卡热”与“张爱玲热”中,很多人由迷恋他们的作品转变为迷恋他们本人的“迷卡”、“迷张”一族。但也因此,有些人可能没看过卡夫卡、张爱玲的作品,却知道他们生前的低调与特立独行。这样难免有人会“误读”他们,甚至过分渲染他们的“怪”,以此作为理解和表达的卖点。实际上,常人眼中的怪诞只不过是他们个性的体现,并不像有些人把他们与心理变态者联系起来的“误看”。首先,不喜欢交际、低调处世、专心写作是社会生活、家庭环境使他们养成的生活方式。其次,两位低调的作家心灵上并不孤单,他们与文学之间进行着灵魂的沟通。第三,两位作家都对自己的“怪诞”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享受着这种不为人打扰的孤独。正因为这样,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天才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老鼠洞”里生活。1968年,定居美国的张爱玲曾对台湾来的访问者说过:“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和别人一样”。第四,两位作家的清醒不只是表现在对自己的清晰认识,更表现在对人性的深刻洞悉方面,这是每一个理解了卡夫卡与张爱玲的人由衷佩服他们的地方。这种深刻的洞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深谙人情世故并颠覆、超脱了它,这就是常人眼中的怪诞;一是他们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卡夫卡以荒诞的手法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惑与危机,张爱玲以“回头看”的姿态理性关照悲剧色彩里的世态炎凉。第五,两位作家都有着对人性的充分尊重,在他们冷漠的外表之下,是一颗善良之心。卡夫卡对恋人、亲人的热情,尤其是他对父亲的复杂情感;张爱玲对父母亲又爱又恨的心理,她对羸弱的弟弟、病危中的姑姑的关心,还有他们对朋友的真诚,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两位作家内心世界无比丰富的一面。
三 写作是灵魂的舞蹈
相似的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使卡夫卡和张爱玲形成了几近共同的性格特点(敏感、孤独、乖僻)和深刻的洞悉力。因而俩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出走”与“固守”的双重姿态:从家庭、社会和世俗的生活中“出走”,“固守”在自己的精神家园——写作里。对卡夫卡和张爱玲来说,写作是他们生命意义的全部,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灵魂进行写作。惟其如此,我们才把他们的写作比作是一种笔尖的、来自灵魂深处的舞蹈。
1 人性——灵魂深处的拷问
卡夫卡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人的异化,张爱玲的作品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这种深刻性使每一个研究他们的人都想在学术研究上对其深刻性方面有所延伸。一批批的学人分享着 “卡夫卡式”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独特的“张体”,津津乐道于他们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惶恐、不安、孤独、迷惘。
卡夫卡:荒诞背后的隐喻。读卡夫卡的作品,人们看到的大多是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发生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变形记》里的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明明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却在一个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审判》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本来是个银行高级职员,却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法院既没公布罪名,也没剥夺他的行动自由,在一番徒劳的申诉之后被处死。《城堡》里的主人公K的经历更是让读者难以捉摸,近在咫尺的城堡,无论K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走进去。凡此种种,“恐怕很少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把握世界和再现世界的时候,能把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事物的奇异,像他的作品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卡夫卡作品里的人物大都在反抗、挣扎,然而又是徒劳的,最终大都被消灭,以悲剧告终。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是伴随卡夫卡一生的陌生感、孤独感和恐惧感,作品中的荒诞、非理性隐喻,象征着现代人的生存矛盾困惑(包括卡夫卡自身面临的精神痛苦与困惑)。
张爱玲:荒凉中内蕴着深刻。与卡夫卡的作品相似,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也没有了传统的和谐。两位作家都重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场景,不同的是卡夫卡将之变形化、夸张化、陌生化,张爱玲则是以生活的细节来展示病态的世界。张爱玲的人生是一个大的“传奇”,她的作品书写的也是一个个的“传奇”。她的遣词造句、作品中独特的意象和透彻骨髓的寒意,形成了张爱玲作品独特的风格:妙语连珠、基调苍凉、揭露人性。《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有着疯子的审慎和机智,身心两方面饱受折磨,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报复对手、报复男人、报复下一代、报复整个社会,其实也是在报复自己。《十八春》中的姐姐顾曼璐不能生育,于是骗着妹妹做了代替自己生育的机器,同根相煎的姐姐就这样把妹妹推上了一条现实逼着你走同时又因此轻视你的沼泽之路。除此以外,《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白玫瑰、红玫瑰、佟振保,《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与白流苏,《封锁》里的男女……一抹抹犯冲的色彩、一个个荒凉的故事、一幕幕小人物的悲剧,让人看到了张爱玲的理性思索和对人性的深刻洞悉。透彻心肺的寒意背后,是“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翻译家傅雷曾这样评价张爱玲的创作:
“哪一种主义也好,倘使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2 写作是生命意义的全部
无论是卡夫卡代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还是张爱玲所属的时代,把写作当作职业的作家不少,但像他们这样把写作当作生命意义的全部的却很少。卡夫卡是非职业化的“纯作家”,他的职业是公务员,而不是作家。但他又是个“纯粹”的作家,在他的眼里,保险公司的工作是无聊而乏味的,真正的乐趣在于享受“老鼠洞”里描绘他梦幻般的内心生活。卡夫卡在他的书信、日记、随笔中曾多次提到写作的重要性。“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从这地下的鬼魂世界爬上去,我则通过写作……与其说我是通过安宁才写作,还不如说我是通过写作才得到安宁。”与卡夫卡稍有不同,张爱玲是“职业化”的纯作家,其“职业化”体现在她除了写作(也从事翻译工作)从不也不想从事任何其他的工作,弟弟张子静曾劝她从事教书之类的工作,张爱玲也不感兴趣。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继两次破坏了张爱玲的求学梦之后,张爱玲一直以卖文为生,在她创作的低谷期,她也是靠翻译来维持生计。
生存的荒诞与人生的荒凉在两位作家的“故事”中展现出来,读者在他们的笔下看到的是被异化了的世界:人性的不协调、生活的不协调、现实的不协调。一个异化状态的冲突世界背后,必定有一个本身被异化或清醒的看到了这种异化的叙述者。两个文学世界里特立独行的自由之魂,用他们冷静的笔触,发出了怎样的呐喊!两位生活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的“弱的天才”,在文学“宽广的”世界里又成为了怎样的“强者”和批判人性的“残酷天才”。相信透过他们灵魂深处流出的思想、笔尖的舞蹈,后人会有一个更好的把握。
卡夫卡与张爱玲这两位在文学史上先冷后热的作家,他们生前的孤寂、低调与死后(或后期)的热闹、喧哗完全不同。卡夫卡是布拉格德语文化中的一座孤岛,张爱玲则是旧上海都市文化中的一座孤岛。这样的孤岛既让“冷”时期的他们不为人知或为人批判,也让“热”时期的人们难以企及。卡夫卡作品不连贯的情节、晦涩难懂的主题曾让人难以理解,张爱玲作品中特有的“俗”也曾让人嗤之以鼻。而历史是最好的“试金石”:二战以来,“卡夫卡热”遍及全球,西方现代派的众多派别都奉卡夫卡为鼻祖。张爱玲自20世纪40年代成名以后,曾在50-70年代内地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销声匿迹,80年代开始才重新获得高度评价。在内地,最近人们对卡夫卡和张爱玲的研究重心开始转移,由他们的作品研究转为对他们本人的研究。笼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色彩一层层被揭开,他们的逸闻妙语满足了人们好奇心,也成为市场经济下消费文化的新卖点。
四 结语
最后,以秦巴子《住在书里》的一段话来回头凝望这两位灵魂深处的孤独舞者:
“住在卡夫卡的书里,我会看到一位穿着灰色大衣的中年人在异国积雪的街道上踽踽独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住在张爱玲的书里,我会看到雍容的少妇盘着精巧的发髻,着一袭华美的旗袍,在上海滩辉煌的灯光下顾影自怜。”
参考文献:
[1] 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第I卷(总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卡夫卡小说全集》(第II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张爱玲:《私语》,《张看(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5] 张爱玲:《我的天才梦》,《张看(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6] 叶廷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7] 温儒敏:《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8]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第5期。
[9]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10] 林思:《住在书里》,《中学生时代》,2006年第23期。
作者简介:
袁三英,女,1977—,湖南常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古代文论,工作单位:广州广播电视大学。
张维能,男,1968—,云南文山人,本科,中教二级,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云南文山县第四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