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气暴，不好惹
　　贞观四年（630年），日本天皇第一次派来使团，谋求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次年，日本使者抵达长安，受到实行“华夷一家”政策的唐太宗的亲切接见。日本使者回国时，唐太宗考虑到路途遥远，嘱咐他们以后不用每年都来觐见，并派新州刺史高表仁回访日本。
　　高表仁抵达日本口岸后，日本朝廷觉得很受重视，非常高兴，立刻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率32艘披红挂彩的大船前来接待。但高表仁上岸后与日本王子发生了争执——他要求天皇走下御座向北而拜，然后才能接受唐朝使者带来的国书;而日本王子认为这个要求太过分，只肯以平等的礼节相待。
　　双方僵持了很久，高表仁一气之下竟拒绝递交国书，要求立刻返回。日本天皇惶恐不已，命儿子向高表仁致歉，并表示愿派人护送他们，但高表仁拒绝和谈。两国的外交关系就这样告吹了，此后二十多年都不通往来。
　　武力强，吓死人
　　龙朔三年（663年），唐朝与日本因插手朝鲜半岛的纷争而爆发白江口之战，日本惨败。战败后的日本一直处于恐慌状态，为防唐朝继续进攻，在本土岛屿上修筑大量防御工事，不料此时唐朝却伸出了橄榄枝。
　　公元664年，唐军驻朝鲜半岛的统帅刘仁轨派下属走访日本，表达和好的意向。此后两年，唐朝又接连派几位重臣来到日本。但日本对唐朝仍有忌惮，生怕这些使者不怀好意、寻衅滋事，所以找各种借口不让他们进京，他们只能在口岸转一圈后仓促返回。
　　公元671年，唐朝再次派来使团，成员多达2000人。得知消息后，日本朝廷惊骇不已，认为这是伪装成使团的战队，立刻开启备战模式。当然，这只是虚惊一场。手段黑。难提防
　　唐代牛肃的《纪闻》中载，开元五年（717年），当世书法名家李邕任海州刺史。海州是唐朝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很多外国使团都选择在这里登陆。
　　一次，海州口岸来了个日本使团，成员多达500人，一共乘坐10艘大船，里面装了无数珍奇宝物，可谓价值连城。他们声称带有日本天皇的亲笔书信，要去长安觐见唐玄宗，并将这些珍宝悉数进贡。办过一系列相关程序后，李邕将日本使者全部安排到驿馆住下，好生招待，但禁止他们随意出入。
　　日本使者怎么也没想到，当晚，李邕竞偷偷派人将他们船上的珍宝全部搬运下来，随后将那10艘大船搞沉。次日一早，李邕派人到驿馆向日本使者传话，谎称昨晚突发海潮，他们的船都漂走了。被变相软禁在驿馆的日本使者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李邕给朝廷写了一封同样充满谎言的奏章，唐玄宗很快做出回复，命他善待日本使者，为他们新造10艘大船，再派500个技能娴熟的水手护送他们回国。
　　李邕当然不敢抗命，设法搞到10艘大船，又纠集了500个“水手”（其实是他暗中蓄养的门客）。出发前，他对“水手”们意味深长地说：“去日本海路遥遠、风浪甚急，你们恐怕很难平安返回，所以我特批你们可以见机行事，保全自身要紧！”
　　一事无成却赔净家底的日本使者垂头丧气地上了船，却不知还有更悲惨的事等着他们。船队在海上走了几天后，眼看远离人烟，那些“水手”趁日本使者不备将他们全部杀光，再将尸体沉人海中，然后掉转船头回了海州。
　　这些门客与李邕算是“寄生”关系，他们替李邕卖命，李邕帮他们兜着打家劫舍的罪名，但后来他们因利益纠纷闹掰了，李邕这桩谋财害命的丑闻被抖出来，当然没好果子吃了。
　　争钱财，葱笑话
　　天宝十二载（753年），日本遣唐使团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浪，大使藤原清河乘坐的船被吹到今越南中部海岸，后来历经艰险才再度来到长安。
　　为接藤原清河回国，日本天皇又派了个使团入唐，唐朝也派出了以沈惟岳为首的送使团。送使团于公元761年抵达日本九州岛，沈惟岳等人受到大宰府的热情接待。次年，日本朝廷还专门派人赶到九州岛，给唐朝使者发放赐禄。
　　赐禄分配标准原有明文规定，但沈惟岳仗着自己权力最大且与当地官员私交甚好，企图独占赐禄，引起其他使者的强烈不满。他们一气之下联名向大宰府告状，要求免除沈惟岳的职务并重新分配赐禄。
　　使团成员因赐禄分配不公而闹翻，甚至要求自行更换大使，这种事情在国际外交史上实在闻所未闻。大宰府觉得事关重大，忙请示天皇，天皇答复：大使是由唐朝钦定的，不可随意更换，至于赐禄，仍按原定标准分配就好。纠纷总算平息了，这桩丑闻却被写入日本史籍，沦为笑柄。
　　都说“弱国无外交”，以唐朝的鼎盛程度，日本肯定是想尽力攀附的。但在“天朝”的设定中待久了，有些负责外交的唐朝官员难免滋生骄戾之气，做出一些不光彩的事。所谓“大国”，强调的不只是国富民强，更是宽广的胸怀、高远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