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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BBC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对“世界第一”的看重和炫耀，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情结，文章援引了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观点。吴指出，弱国心态的特点，第一是喜欢夸大自己的成就和优点；第二是不喜欢提及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第三则是很介意人家的批评，不能冷静反思。吴建民说，“弱国心态”本质是缺乏信心。对于国家来说是“弱国心态”，延伸到个人，则属于“弱民心态”：虚荣、自卑、嫉妒、逆反，不能正视现实，无法正视自己。
而在各种争“世界第一”的努力中，中国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可以说最为典型。
“一流”的尴尬
中国教育部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明确目的的“985工程”计划显示，加上计划内二期建设的4所民族和农林院校，中国已经有共计38所大学将分别冲击“世界一流”“国际知名”和“国内外知名”的地位。
除在创建一流大学上启动最早的北大清华之外，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光明日报》撰文认为：人民大学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的条件。2005年初，复旦大学也宣布了学校“三步走”，经过10到20年的快速发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标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李越等列出了细化过的一堆指标：年度科研总经费达到10亿元，SCI(含SSCI)论文每年收录1500篇以上，Nature和Science论文每年以第一作者发表4篇，教师中有80名以上院士，教师获诺贝尔奖实现零的突破……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中的逐渐被认同的群体，是难以进行量化的。何况国际间的大学排名也是各说各话，争议不断。比如武汉大学一家名为“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机构，根据在NATURE和SCIENCE的论文数量，以及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引用量，也做出了一份全球大学科研竞争力排名，其中中国的大学，除了台湾大学(153位)之外，全部名列200名以后，排名之间的悬殊由此可见。
今年七八月间，教育界最热闹的一件事，就是香港的若干所大学，来到内地招生，引发“北大清华已经沦为二流学校”的话题。这是很刺激内地高校的一种说法，当然会遭到北大清华的反驳。但是事实是，确实有相当多的尖子生，被香港的学校所吸引——这是正在争取“世界一流”的内地大学们所不愿看到的。
自大并自卑着
不仅“大学排名”如此，稍加留意便会发现，现在在中国媒体上不断被强调的“世界第一”越来越多，从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到海拔最高的铁路，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广州则有世界第一高的电视塔，世界头号的摩天轮，重庆新长江大桥是同类型桥梁的“世界第一”跨度，而复旦大学某学院的一栋建筑，仅因为酷似人眼，便被报纸称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眼睛建筑’”。
而在学界这种类似的高调张扬也已经越来越成为潮流。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文化界自信满满的“世纪末心态”就与西方迥异其趣，曾与殷海光进行中西文化论战的台湾学者侯立朝，1996年在《新闻天地》杂志发表《中国人世纪来临是真不是梦》一文，他说:“我坚信，‘中国人世纪’必会来临，这不是迷思，而是本于中国传统的剥复精神，败然后复仇，亡然后复国，置之死地而后生。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这两卦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阳气是剥不尽的，剥蚀到极点阳气必定复生。”
2006年1月5日，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发布了新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两本黄皮书，其中名为《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的国际形势黄皮书，对世界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比较，中国排名第六，排在美、英、俄、法、德之后，日本排第七。
这是中国在2006年迎来的第一个国际排名，它立刻经过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逸舟后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综合国力”的评估项目包括了自然资源、国内经济、进出口贸易、科技、军事、政府调控能力、外交、社会发展能力等八项。他说，这个概念曾由美国人提出，但目前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使用。
“我们世界第六”，这个名次不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又在近代遭列强欺侮，变成列强们争夺瓜分对象的古老国度，“落后就要挨打”曾成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国力大增后，“世界排名”自然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无法摆脱的心理情结。
2006年1月，一本名为《大国的兴衰》的书，在中国大陆出了中文版。这本由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写的畅销书，看来特别打动当今中国人的心。这本书列举了1500年来在世界上称过霸的强国之兴衰，比如英、俄、哈布斯堡王朝、美国、德国、日本等，也包括了中国的明朝。书中充满不同时期各列强的各种指标排名。在王之明博士为它写的“推荐序”中说道：“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根据保罗·肯尼迪引用的贝罗克的数据，在180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印、法、英三国的总和26.6%还要多。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
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网上网下热议的话题，《印度教徒报》在今年9月份一篇报道称，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最新版《国家安全指数评估报告》将中国军事实力排在第二，这个排名借鉴和参考了中国社科院的“综合国力”概念，并且将一个国家所能凝聚的“人口力量”也作为一项指数。此排名很快在中国的网络上广为流传，并且变成了是由“英国权威研究机构”研究得出。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比较的对象，不是美、英这种发达国家，而是同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则许多中国人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这被戏称为“2.5世界综合征”。比如，谈到南美国家时，可以见到在国内许多经济学论坛和经济类媒体上，学者们将巴西、智利、阿根廷这些国家列进“拉美化的深渊”，认为那里“出现了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已成为贫穷和混乱的代名词。然而根据另一项排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的2005年全球GDP排名情况，在人均GDP上，中国人均仅1352美元，排名全球112位，而墨西哥为6566美元，智利5742美元，阿根廷4132美元，连人口基数巨大的巴西也有3311美元。
整个中国似乎到处弥漫着一种浮夸之症，以功利为导向，以成败论英雄。特别令人不堪的是：由此引致的一种对于所谓“排名”的莫名兴奋，以至于对于中国的所有批评都成为禁脔。反之，极度渴望对中国的夸奖，这不仅给予外界一种同古老文明和大国底蕴绝不相称的暴发户式的气质，而且单就此时而言，这种扭曲的心态，使得我们社会的整体表现如同一个钟摆，不是在自大那一端上停留太长，就是在自卑那一端上停留太久。
正如，吴建民在上述同一次谈话中所言:“中国人要迈向‘大国强民’的健康心理，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在各种争“世界第一”的努力中，中国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可以说最为典型。
“一流”的尴尬
中国教育部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明确目的的“985工程”计划显示，加上计划内二期建设的4所民族和农林院校，中国已经有共计38所大学将分别冲击“世界一流”“国际知名”和“国内外知名”的地位。
除在创建一流大学上启动最早的北大清华之外，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光明日报》撰文认为：人民大学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的条件。2005年初，复旦大学也宣布了学校“三步走”，经过10到20年的快速发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标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李越等列出了细化过的一堆指标：年度科研总经费达到10亿元，SCI(含SSCI)论文每年收录1500篇以上，Nature和Science论文每年以第一作者发表4篇，教师中有80名以上院士，教师获诺贝尔奖实现零的突破……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中的逐渐被认同的群体，是难以进行量化的。何况国际间的大学排名也是各说各话，争议不断。比如武汉大学一家名为“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机构，根据在NATURE和SCIENCE的论文数量，以及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引用量，也做出了一份全球大学科研竞争力排名，其中中国的大学，除了台湾大学(153位)之外，全部名列200名以后，排名之间的悬殊由此可见。
今年七八月间，教育界最热闹的一件事，就是香港的若干所大学，来到内地招生，引发“北大清华已经沦为二流学校”的话题。这是很刺激内地高校的一种说法，当然会遭到北大清华的反驳。但是事实是，确实有相当多的尖子生，被香港的学校所吸引——这是正在争取“世界一流”的内地大学们所不愿看到的。
自大并自卑着
不仅“大学排名”如此，稍加留意便会发现，现在在中国媒体上不断被强调的“世界第一”越来越多，从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到海拔最高的铁路，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广州则有世界第一高的电视塔，世界头号的摩天轮，重庆新长江大桥是同类型桥梁的“世界第一”跨度，而复旦大学某学院的一栋建筑，仅因为酷似人眼，便被报纸称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眼睛建筑’”。
而在学界这种类似的高调张扬也已经越来越成为潮流。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文化界自信满满的“世纪末心态”就与西方迥异其趣，曾与殷海光进行中西文化论战的台湾学者侯立朝，1996年在《新闻天地》杂志发表《中国人世纪来临是真不是梦》一文，他说:“我坚信，‘中国人世纪’必会来临，这不是迷思，而是本于中国传统的剥复精神，败然后复仇，亡然后复国，置之死地而后生。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这两卦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阳气是剥不尽的，剥蚀到极点阳气必定复生。”
2006年1月5日，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发布了新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两本黄皮书，其中名为《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的国际形势黄皮书，对世界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比较，中国排名第六，排在美、英、俄、法、德之后，日本排第七。
这是中国在2006年迎来的第一个国际排名，它立刻经过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逸舟后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综合国力”的评估项目包括了自然资源、国内经济、进出口贸易、科技、军事、政府调控能力、外交、社会发展能力等八项。他说，这个概念曾由美国人提出，但目前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使用。
“我们世界第六”，这个名次不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又在近代遭列强欺侮，变成列强们争夺瓜分对象的古老国度，“落后就要挨打”曾成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国力大增后，“世界排名”自然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无法摆脱的心理情结。
2006年1月，一本名为《大国的兴衰》的书，在中国大陆出了中文版。这本由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写的畅销书，看来特别打动当今中国人的心。这本书列举了1500年来在世界上称过霸的强国之兴衰，比如英、俄、哈布斯堡王朝、美国、德国、日本等，也包括了中国的明朝。书中充满不同时期各列强的各种指标排名。在王之明博士为它写的“推荐序”中说道：“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根据保罗·肯尼迪引用的贝罗克的数据，在180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印、法、英三国的总和26.6%还要多。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
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网上网下热议的话题，《印度教徒报》在今年9月份一篇报道称，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最新版《国家安全指数评估报告》将中国军事实力排在第二，这个排名借鉴和参考了中国社科院的“综合国力”概念，并且将一个国家所能凝聚的“人口力量”也作为一项指数。此排名很快在中国的网络上广为流传，并且变成了是由“英国权威研究机构”研究得出。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比较的对象，不是美、英这种发达国家，而是同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则许多中国人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这被戏称为“2.5世界综合征”。比如，谈到南美国家时，可以见到在国内许多经济学论坛和经济类媒体上，学者们将巴西、智利、阿根廷这些国家列进“拉美化的深渊”，认为那里“出现了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已成为贫穷和混乱的代名词。然而根据另一项排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的2005年全球GDP排名情况，在人均GDP上，中国人均仅1352美元，排名全球112位，而墨西哥为6566美元，智利5742美元，阿根廷4132美元，连人口基数巨大的巴西也有3311美元。
整个中国似乎到处弥漫着一种浮夸之症，以功利为导向，以成败论英雄。特别令人不堪的是：由此引致的一种对于所谓“排名”的莫名兴奋，以至于对于中国的所有批评都成为禁脔。反之，极度渴望对中国的夸奖，这不仅给予外界一种同古老文明和大国底蕴绝不相称的暴发户式的气质，而且单就此时而言，这种扭曲的心态，使得我们社会的整体表现如同一个钟摆，不是在自大那一端上停留太长，就是在自卑那一端上停留太久。
正如，吴建民在上述同一次谈话中所言:“中国人要迈向‘大国强民’的健康心理，尚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