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8日，“百家讲坛”迎来了新一轮中长篇明史类讲座《万历兴亡录》，主讲人是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方志远教授。媒体曾给他很多头衔，如“江西历史第一人”、“顶级明史专家”、“江西第一位登上‘百家讲坛’的学者”，还有人称他为“异端老师”，对此，他表示所谓第一、所谓顶级，从来没有听说过，即使有，也是媒体朋友的期待和鼓励，自己根本不配，何况“文无第一”，更谈不上“顶级”。他更愿意这样定位自己：有个性，但不愤青；有傲气，但不狂妄；有自知之明，但不假装谦虚。
　　
　　方志远出生于江西吉安，那是他引以为傲的故乡，被称为“文章节义之邦”。宋朝盛产政治家和文学家，如欧阳修、杨万里、周必大、胡铨、文天祥等；明朝盛产政治家和思想家，如解缙、杨士奇、陈循、邹守益、聂豹、罗洪先、邹元标等。他就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在学校古色古香的氛围里，在赣江的潮起潮落中，在榕树码头的融融月色下，度过了青春岁月。
　　
　　下放的日子
　　1968年的上山下乡对方志远的一生有重大意义。比如说，他在下放之前是不吃辣椒的，这给母亲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每次炒过辣椒的锅都要洗掉然后再给他炒菜。当时母亲很担心，以后出去读书、工作怎么办。父亲说了一句话：到时候他什么都得吃。后来应了父亲的话，下放以后没什么东西吃，只好尝试着吃了一下辣椒，才发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从此以后开始吃辣椒了。他戏称，自己由不吃辣椒的小男人变成了能吃辣椒的大男人。这不只是一个口味的变化，更是一种性格上的改变。
　　下放的第二天，他挑60斤重的担子，只走了60米就得放下来，但是一年之后他挑着110斤重的担子，走36里路可以不停，而且是穿着拖鞋。只是因为要喝水，在一半的时候停下来喝了一口水。这是身体发生了变化。
　　刚下放的一段时间里，他对粮食没概念，曾在田地里踢稻谷，觉得太爽了。但是一年以后，就绝不忍心再浪费任何粮食，打豆子打下的每一粒都要捡起来，收割稻子尽可能把稻田里的每一粒都拾起来。这是感情发生变化了。
　　这些经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广阔天地让方志远认识了自然万物，世事无常使他开始读懂人世沧桑。
　　下放三年以后，他到工厂里面做炉前工、浇注工、漆工，同时自己学做木工等等。做得最长的，是漆工。因为肯动脑筋，他漆的桌面总是比别人更亮，别人也愿意找他来漆。方志远说，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认真去做，态度决定一切。
　　做学徒的时候写工作日记，方志远就在封面上写上“化工出版社”出版，大家都觉得很可笑。不过，这也体现出他当时的志向。当时他月工资22块，一个人同时订了3个刊物：《航空知识》、《地理知识》、《历史研究》，年轻的时候就希望天上的事、地上的事、人间的事都知道。
　　三年多后，工厂要向中学派“工人老师”，经过车间和厂里推荐，方志远虽然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但幸运地成了中学老师。后来又成功考上大学，大学上了一年半又考上了研究生。
　　
　　学术历程的三个阶段
　　方志远的学术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由明代政治及制度史研究到明代国家制度与社会进程研究、由明清江西商人研究到明清区域经济社会研究、由明代市民文学研究到明代社会思潮研究，学术历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由制度史，到现象历史学，到关注史学理论与方法。
　　他从制度史研究起家，发表了数篇重要的制度史研究学术论文，包括《明代的内阁制度》、《明代的巡抚制度》、《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明代的御马监》等等。白钢教授主持编纂《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其中“明代卷”的杜婉言老师就邀请他合作。可以说，这是方志远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同时他还写了几本人物传记，包括《明成化皇帝大传》。这是个偶然的巧合。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出一套明代帝王传，很多帝王的写作被别人选走了，轮到方志远时只剩下两个，一个成化，一个弘治。“弘治没什么好玩，这个人没什么性格，就是听文官摆弄，只会说是和不是，而成化皇帝很好玩，他有个万贵妃，成化皇帝即位的时候19岁，万贵妃已经37岁了，他一生就爱万贵妃。”所以方志远在《明成化皇帝大传》里对成化皇帝和万贵妃之间的感情做了很多的解读。“成化皇帝把母爱、姐爱、情爱集中到万贵妃一身，忘记她的年龄。他的皇后因为一件事责罚了万贵妃，那个皇后才立一个月，他立即把那个皇后废了。成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
　　后来方志远也发现成化时代是明朝非常值得研究的时代，是明朝从前期到中后期的过渡，是改革开放的时期。他在2005年写了一篇《“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这篇文章使他开始用一个具体的现象来剖析一个时代，他戏称他的研究为“现象历史学”。后来发表的《“山人”与晚明政局》以及正在写作的《“冠带荣身”与明代社会动员》，都是提取某一个社会现象来解剖那个时代。
　　在2005年写《“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的过程中，有一次方志远到天津南开大学开会，南炳文教授让他和另外两位先生给博士生和硕士生联合上了一堂课，每个人讲20分钟左右，然后由学生提问。有一个学生请他对史学理论方法提一些建议。这是一个他虽然关注但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让他有意识地思考和探讨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开始对史学方法有了自觉的思考。
　　
　　用金庸武侠小说比喻史学研究
　　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里，殷素素曾说，武当七侠里头俞莲舟的武功最高。俞莲舟说，武当功夫是天下最好的功夫，他于“本门功夫”用力最勤，所以才能成为天下一流高手。方志远由此得到启发，如果能够把史料学、考据学做到极致，你也能是历史学研究的一流高手，不要什么其他功夫，本门功夫就足够了。但是，他也说，俞莲舟不是第一大高手，第一大高手是张无忌。他用张无忌的三门功夫——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太极拳剑——来比喻历史研究：“九阳神功就好比是史料学和考据学，这是最基础的；太极拳剑就是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这是具体的；乾坤大挪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把各种功夫揉合起来为我所用，九阳神功也是要碰到乾坤大挪移以后才能够挥洒自如。”
　　历史学研究要考虑三个方面：第一，材料的功夫、考证的功夫；第二，不排斥任何其它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包括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但是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于是，方志远写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来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也写了一篇关于史学方法论的文章《史学方法二题》，探讨“史无定法与史有定法”和“史有定论与史无定论”的关系，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史学家的现实关怀
　　方志远曾做过五年江西政协委员、五年江西人大常委、将近五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与不少前辈史学家一样，他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认为，在当代社会，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是第一层面；第二层面是每个人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能损害别人利益的最大化；还有第三个层面，政府的责任是建立一种制度，既保护每个人的利益的最大化又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不影响别人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往往强调一个方面，当开放的时候，往往是让每个人都去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当我们觉得这种追求产生了种种不利的时候，又要求每一个人都去考虑别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克制自己，所以政策就一直一摇一摆。这就是社会矛盾发生的根源。”
　　《万历兴亡录》的最后一讲说到一个故事。崇祯元年，一个大学士赴任之前问他的老师，大学士该怎么做。他的老师跟他说了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他一直不理解，或者故意不理解、装糊涂。到北京上任以后，见到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奏疏，他说，眉公真神人也，他怎么知道要杀毛文龙？实际上他老师说的拔一毛的“毛”，是指所有利益的既得者。方志远说：“如果他们都能放弃一点自己的利益，天下就太平了。”
　　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者对中国的历史、民族、国家的一种关心和认同。“一个学者第一要有学术良心，而学术良心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作为一个人的良心，或者用王阳明的话来说要有一个做人的良知。如果一个学者做人的良知都没有，他就一定没有学术的良心，也就没有必要奢谈什么学术和科学。”所以方志远特别强调做人的良心和做学者的良心，或者说做人的良知和做学者的良知，否则，就一定会为金钱、利益所动，一定会跟风走，一定无法维持学术独立性和人格独立性。
　　方志远强调，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都必须具有两种双重眼光。“研究历史需要双重眼光。第一种眼光是用现实的眼光看待历史，有现实的眼光才可以发现历史上的种种不应该、种种悲剧的可避免性；第二种眼光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这样就可以知道古人的很多错误也是时代造成的，从而真正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历史。而看待现实同样需要双重眼光，但是是反的。第一种眼光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这样才能够发现我们的现实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才能够知道我们现在的成就来之不易，也才会更加珍惜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和成果；同时，又必须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这样才能够发现种种不足，才能够去借鉴历史的和国外的种种教训和经验来解决当代的种种问题，来推进社会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