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时代：穿越悲情城市二十年》作者群之一的张靓蓓感知敏锐，她几乎是近十余年“台湾资深影人采访作家”的代称，不只因为她亲临了台湾新电影运动（1982~1987）发生的那个“时代”，更在于她对纪史的坚持与固执。
　　1988年张靓蓓进入《中国时报》担任记者，1989年她成为台湾各大报前往威尼斯影展的五位特派记者之一，其后她屡次为导演、幕后工作者作传，譬如《十年一觉电影梦》、《声色盒子》、《电影灵魂的深度沟通者》等书，一路坚持着力于明星八卦绯闻以外更多的电影艺术本质探究。在《悲情城市》问世二十周年几被遗忘之际，她决定启动重新探访制作团队的计划。
　　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在电影艺术上，同年年初一群志同道合的艺文爱好者共同联署发表“另一种电影”宣言；这年，虽被认为是台湾新电影正式告终的年代，但广义而言，普遍将《悲情城市》当作台湾新电影的终极之作。《悲情城市》所开创的美学格局、完全迥异于西方影像语汇的独立风格，是《罗生门》后第一部擒下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的亚洲电影、在金马奖掳获最佳导演并入围四大技术奖项（事后也证明《悲情城市》确实培育了世界级的电影技术人才）、2011年台湾金马影展举办的票选活动中夺魁“华语影史百大影片第一名”。因此这部片，也应当有个“后悲情年代”的对应称谓。
　　事隔20余年，我们可能从不怀疑为什么要重看《悲情城市》，但我们为什么还要拥有《凝望·时代》这本书？
　　张靓蓓在自序中说道，她最初的动机是“想知道当年那些幕后工作者的未竟之语，于是想回到源头重新探索”。首要的难题，便在如何梳理历史。全书使用了一问一答（Q&A）的对谈形式，访谈稿开头先有受访者的创作简历，再有张靓蓓概述的引言，期在阅读访谈前，读者能先拥有基础的知识结构。张靓蓓访谈时则以漫谈的方式，企图一一唤回片组中似已失传的记忆。而由访谈的呈现方式，可知编辑企图让访谈过程原音重现，使口述资料达到完整的真实感与历史维度，同时以这样的文字还原对谈的临场感，期望能达到一种轻松活泼的可读效果。但相对的，读这种访谈时，读不到采访者的问题意识，许多发问都让人感到过于粗糙和轻忽，未经缜密的构思，因此不幸的是某些问题常常是老生常谈，受访者得重复旧话，访问像没访一样；幸运的是，这样像“在跟隔壁邻居谈话一般”的访问，极度适合对老友或演员的受访者，在闲聊中让他们卸下心防、愿意倾吐，与历史的亮点不期而遇；但最为幸运的还是本书有许多能言善道的受访者，他们并不理会种种发问，见缝插针自创一道精彩的发言渠道、滔滔不绝。
　　但作为电影口述历史书籍，《凝望·时代》恪尽全面和多元性，全书共有16篇相关工作人员的人物专访，超过上百张剧照、工作照、海报等老照片，及资深影评人暨电影学者黄建业、现任金马奖执行长的中壮世代影评人闻天祥的两篇推荐序，和两位于学院内任教的电影理论研究者陈儒修、黄建宏的研究发表共同组成。因此严格而论，《凝望·时代》（至少）有22位作者，他们共同成就了以《悲情城市》为命题的历史性书写。
　　另外，《凝望·时代》最让人珍视、珍藏的便是由剧照师陈少维摄影的老剧照，因为《悲情城市》拍制实行“同步录音”，不容许开镜时咔嚓作响的快门声，剧照常常是在停机时，另外摆态而照，否则剧照师必须伺机而动，以背景音或角色对白掩护，捕捉那当前的氛围，而陈少维的做法便是如此。有许多异于影片呈现的视角、镜位和氛围观察，陈少维的《悲情城市》剧照即是他所“阅读”的《悲情城市》产物。由是，其实作者是谁已不再重要，重要且更为有趣的是《凝望·时代》一书找来两大组不同的观众重新省思和分享自己对《悲情城市》的观影经验：一为各个世代的影痴级代表人物（如张靓蓓及四位影评学者），另一则为片组人员（同时也是观众）的今昔情感。例如侯孝贤看完试片时大喊《悲情城市》“是部烂片！”；吴念真则觉得“不烂，但是……”云云；甚至在访问摄影师陈怀恩的篇章，他不仅分享自己如何阅读《悲情城市》、阅读侯孝贤，甚至也分析了侯孝贤如何找到自己的阅读，“假设我们不能够‘阅读’他这个能力，……对侯导来说会很困惑，他会很难过。”
　　意即阅读这本书的最大趣味，已非停留在这16位工作人员当年如何创作《悲情城市》，而是看他们怎么阅读彼此，在阅读之中，共同使整个片组达到平衡、有默契的信任状态。在访谈中，张靓蓓都问了他们最初看到影片时的想法以及20年后再看时的心情，同时最重要的便是问出“侯式班底”的工作伦理，以及那个时代电影从业人员在克难中如何共体时艰、通力合作，才制作出今日习以为常认为很简单可以达成的效果。《悲情城市》无疑是一部崇高的经典，而《凝望·时代》更盼望彰显出《悲》所代表的时代风范。这典范涵养了“后台湾新电影”的创作者，成为一种缅怀、一种信仰、一种提醒，一种时时能与当代连结的对照。
　　也因此事隔20余年，在媒体简化炒作新的台湾电影与台湾新电影之间的对立时，《凝望·时代》此刻的出现，适时地提醒我们为什么要重看《悲情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