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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最具贡献的十位经济学家之一和“当代中国最有道德修养和良知的经济学家”。
这位历经劫难的耄耋老人回首往事时愉悦地说，在这一生的“苦难里，妻子是我幸福的帆”。让他此生无悔的，是夫人赵燕玲。
一
茅于轼出身南京名门世家，父亲是铁道专家茅以新，伯父是桥梁专家茅以升。1950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次年秋，出身苏州富商之家的赵燕玲毕业来到齐齐哈尔铁路医院。
茅于轼是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24岁便在中科院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引起整个铁路系统的注意。赵燕玲也不落后，她是助产士，一副“娇小姐”的身架，做起事来却干净利落，一年后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55年，他们结婚了。不久，茅于轼被召回北京，成为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年仅28岁的他本想大展宏图，却在历史的捉弄下走上另一条人生路。
两年后，茅于轼的很多话被定为“右派言论”，当时，赵燕玲已有身孕，因胃溃疡而经常吐血，茅于轼不忍心打击她，在单位受排挤遭牵制，回到家就强颜欢笑硬撑着。
1958年5月，儿子茅为星出生了，刚刚体味初为人父的喜悦，茅于轼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降薪3级。拿着工资回家，实在瞒不住了，茅于轼刚说了一句：“对不起，让你跟着受苦了。”眼泪便止不住地滚落。
抱着嗷嗷待哺的儿子，赵燕玲为丈夫的泪水心酸，冰雪聪明的她知道，少拿点钱委屈不倒丈夫，一家人的境遇和他理想的夭折最让他心痛。
科研项目不沾边，重要课题无缘，令才华横溢的茅于轼透不过气来，但回到家，他总要例行公事一般对赵燕玲说一声：“今天很好的。”然后闷头看书。赵燕玲“察言观色”，心里有数，适时地把儿子抱给茅于轼，看着父子俩耍得高兴，赵燕玲心里也随着豁亮很多。
第二年国庆，茅于轼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却又作为没改造好的“右派”下放到山东藤县劳改。
一年后，茅于轼调回北京，1965年女儿茅燕星出生，更大的劫难也再次降临。
二
1966年8月23日，一家老小正准备吃晚饭，一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破门而入。饭桌被一脚踢翻，家里的角角落落被翻个底朝天。接着，茅于轼和父亲被剃了光头，赵燕玲和婆婆被剃成阴阳头，孩子的哭声隐隐传来，每个人的心都沉到了最黑暗处。
红卫兵扬长而去，留下一片狼藉。
良久，赵燕玲起身，捡拾起地下散落的棉絮和被撕烂的衣服，一条条一片片，非常专注，她说：“日子还要过。天快凉了，这些收起来能派用场。”茅于轼也不由蹲下，看到蓬乱的头发下妻子的脸庞平静如水，他心里不禁陡然开朗，妻子弱小身躯下的风骨，实在不逊于任何男子！
入夜，家里仅剩的一条被子横盖在一家人身上，隔着两个孩子，夫妻俩互相安慰，“没有人能帮我们，要自己挺过去。”
一家人每天都被赶去扫马路，八月槐花正香，落在地下也沁人心脾，但身边随意而来的唾沫和谩骂让一切索然无味。“啪，啪”两声，红卫兵的铜头腰带又狠狠地落在了茅于轼的背上，赵燕玲的整个身子为之颤栗，丈夫的白衬衫已经破了，和皮肉粘在一起，那触目的红映着白似雪的槐花刺眼而令人心悸。赵燕玲恨不能冲过去，茅于轼冲她努力地微笑摇头，她只能更安分更忍耐，以免给丈夫招致更多的折磨。
天气渐凉，没了粮票布票，茅于轼的皮鞋要修补，孩子要喝牛奶……赵燕玲从未露出一丝慌乱，她拿出抄家后收集起来的布和棉絮，第一次做针线活，拆拆缝缝补补，是天生的心灵手巧，更是对丈夫和家矢志不渝的爱。
三
1978年，茅于轼终于结束流放生活，正式回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全身心地开始经济学研究，并提出“择优分配学原理”。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市场经济思想为他进入经济学界打响了头炮。
1985年，茅于轼调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其著作《择优分配原理》被普遍认为是对微观经济学的重新构造，也奠定了他经济学家的地位。次年，茅于轼又赴美国哈佛大学做注册访问学者，家庭的重担又一次落在了赵燕玲身上。
赵燕玲接下的是一个好沉重的家。80年代初，公公患了老年痴呆，身体每况愈下，遇到大便干燥，保姆跑得远远的，赵燕玲一个人帮他抠出来。外面有人说闲话：“哪有儿媳妇这样照顾公公的！”茅于轼担心妻子受委屈，抢着去给父亲喂药、洗澡，老人家却不搭茬。赵燕玲匆匆回家，菜篮放不稳就奔到公公床前，拉着公公的手，和声细语像哄孩子一样喂下药。等老人睡下，保姆又来投诉婆婆任性——晚年罹患恐惧症的婆婆凡事只信任儿媳妇，赵燕玲安抚下保姆，端来温度适中的水给婆婆洗头发……茅于轼在一旁既感慨又不忍，赵燕玲说，应该感谢命运，要不然她还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现在，婆婆只敢吃我做的菜，逼出我一手好厨艺，让你每天沾光，岂不是好事？”
90年代初，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儿子和女儿先后成家立业移民国外，赵燕玲解脱了很多。两位老人，更珍惜的是这和平年代的相依相守。茅于轼痴狂于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赵燕玲继续把日子打理得精致有序。
即使是两个人的饭食，赵燕玲也一丝不苟，她的气派和温情，在方寸厨房里和谐共处，令茅于轼赏心悦目；在书房里敲打着键盘，闻着厨房里飘逸出的香气，他一次次感叹妻子精辟的总结：这是两个人的“黄金时代”。
这几年，茅于轼的听力不好了，赵燕玲的视力也有些差，但每个月他们都要去看美国大片。穿着精致，举手投足都有一份天生的气度，手牵手走在街上，两位老人特别引人注目。
年过八十，茅于轼开始觉得老了，他对赵燕玲说：“现在我大概能看到活到什么时候了……但我想再活60年，陪你一起享受迟来的好日子。”
（责编：田茵）
这位历经劫难的耄耋老人回首往事时愉悦地说，在这一生的“苦难里，妻子是我幸福的帆”。让他此生无悔的，是夫人赵燕玲。
一
茅于轼出身南京名门世家，父亲是铁道专家茅以新，伯父是桥梁专家茅以升。1950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次年秋，出身苏州富商之家的赵燕玲毕业来到齐齐哈尔铁路医院。
茅于轼是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24岁便在中科院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引起整个铁路系统的注意。赵燕玲也不落后，她是助产士，一副“娇小姐”的身架，做起事来却干净利落，一年后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55年，他们结婚了。不久，茅于轼被召回北京，成为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年仅28岁的他本想大展宏图，却在历史的捉弄下走上另一条人生路。
两年后，茅于轼的很多话被定为“右派言论”，当时，赵燕玲已有身孕，因胃溃疡而经常吐血，茅于轼不忍心打击她，在单位受排挤遭牵制，回到家就强颜欢笑硬撑着。
1958年5月，儿子茅为星出生了，刚刚体味初为人父的喜悦，茅于轼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降薪3级。拿着工资回家，实在瞒不住了，茅于轼刚说了一句：“对不起，让你跟着受苦了。”眼泪便止不住地滚落。
抱着嗷嗷待哺的儿子，赵燕玲为丈夫的泪水心酸，冰雪聪明的她知道，少拿点钱委屈不倒丈夫，一家人的境遇和他理想的夭折最让他心痛。
科研项目不沾边，重要课题无缘，令才华横溢的茅于轼透不过气来，但回到家，他总要例行公事一般对赵燕玲说一声：“今天很好的。”然后闷头看书。赵燕玲“察言观色”，心里有数，适时地把儿子抱给茅于轼，看着父子俩耍得高兴，赵燕玲心里也随着豁亮很多。
第二年国庆，茅于轼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却又作为没改造好的“右派”下放到山东藤县劳改。
一年后，茅于轼调回北京，1965年女儿茅燕星出生，更大的劫难也再次降临。
二
1966年8月23日，一家老小正准备吃晚饭，一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破门而入。饭桌被一脚踢翻，家里的角角落落被翻个底朝天。接着，茅于轼和父亲被剃了光头，赵燕玲和婆婆被剃成阴阳头，孩子的哭声隐隐传来，每个人的心都沉到了最黑暗处。
红卫兵扬长而去，留下一片狼藉。
良久，赵燕玲起身，捡拾起地下散落的棉絮和被撕烂的衣服，一条条一片片，非常专注，她说：“日子还要过。天快凉了，这些收起来能派用场。”茅于轼也不由蹲下，看到蓬乱的头发下妻子的脸庞平静如水，他心里不禁陡然开朗，妻子弱小身躯下的风骨，实在不逊于任何男子！
入夜，家里仅剩的一条被子横盖在一家人身上，隔着两个孩子，夫妻俩互相安慰，“没有人能帮我们，要自己挺过去。”
一家人每天都被赶去扫马路，八月槐花正香，落在地下也沁人心脾，但身边随意而来的唾沫和谩骂让一切索然无味。“啪，啪”两声，红卫兵的铜头腰带又狠狠地落在了茅于轼的背上，赵燕玲的整个身子为之颤栗，丈夫的白衬衫已经破了，和皮肉粘在一起，那触目的红映着白似雪的槐花刺眼而令人心悸。赵燕玲恨不能冲过去，茅于轼冲她努力地微笑摇头，她只能更安分更忍耐，以免给丈夫招致更多的折磨。
天气渐凉，没了粮票布票，茅于轼的皮鞋要修补，孩子要喝牛奶……赵燕玲从未露出一丝慌乱，她拿出抄家后收集起来的布和棉絮，第一次做针线活，拆拆缝缝补补，是天生的心灵手巧，更是对丈夫和家矢志不渝的爱。
三
1978年，茅于轼终于结束流放生活，正式回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全身心地开始经济学研究，并提出“择优分配学原理”。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市场经济思想为他进入经济学界打响了头炮。
1985年，茅于轼调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其著作《择优分配原理》被普遍认为是对微观经济学的重新构造，也奠定了他经济学家的地位。次年，茅于轼又赴美国哈佛大学做注册访问学者，家庭的重担又一次落在了赵燕玲身上。
赵燕玲接下的是一个好沉重的家。80年代初，公公患了老年痴呆，身体每况愈下，遇到大便干燥，保姆跑得远远的，赵燕玲一个人帮他抠出来。外面有人说闲话：“哪有儿媳妇这样照顾公公的！”茅于轼担心妻子受委屈，抢着去给父亲喂药、洗澡，老人家却不搭茬。赵燕玲匆匆回家，菜篮放不稳就奔到公公床前，拉着公公的手，和声细语像哄孩子一样喂下药。等老人睡下，保姆又来投诉婆婆任性——晚年罹患恐惧症的婆婆凡事只信任儿媳妇，赵燕玲安抚下保姆，端来温度适中的水给婆婆洗头发……茅于轼在一旁既感慨又不忍，赵燕玲说，应该感谢命运，要不然她还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现在，婆婆只敢吃我做的菜，逼出我一手好厨艺，让你每天沾光，岂不是好事？”
90年代初，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儿子和女儿先后成家立业移民国外，赵燕玲解脱了很多。两位老人，更珍惜的是这和平年代的相依相守。茅于轼痴狂于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赵燕玲继续把日子打理得精致有序。
即使是两个人的饭食，赵燕玲也一丝不苟，她的气派和温情，在方寸厨房里和谐共处，令茅于轼赏心悦目；在书房里敲打着键盘，闻着厨房里飘逸出的香气，他一次次感叹妻子精辟的总结：这是两个人的“黄金时代”。
这几年，茅于轼的听力不好了，赵燕玲的视力也有些差，但每个月他们都要去看美国大片。穿着精致，举手投足都有一份天生的气度，手牵手走在街上，两位老人特别引人注目。
年过八十，茅于轼开始觉得老了，他对赵燕玲说：“现在我大概能看到活到什么时候了……但我想再活60年，陪你一起享受迟来的好日子。”
（责编：田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