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副教授傅元峰在他讲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期末考试中，特地设置了开放性试题，要求学生根据课程学习，自己命制两个主观论述题并给出答案。由于“不按套路出牌”，不少同学大呼“太难”。于是，傅老师给班上的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作解释。
　　据实而论，这封公开信中并没有多少因为考题“太难”而致歉的成分——虽然信中写道，“如果我给你的成绩使你痛苦，请豁达地谅解这一切”，但谅解的最终旨趣是“把精力转移到读书上来”。所谓“公开致歉”，是一名大学老师在课程的教与学之外，跟学生进行的公开交流与沟通。所以，这则新闻的价值，不是命题“不按套路出牌”，也不是考题太难，而是一名大学老师的责任与情怀。
　　不久前，西部某高校的3名大学生不满课程考题太简单致信校领导，并推动了该校结课考试命题的整改。这封公开信中写道：试题类型单一、过于简单，甚至考试题目多年没有变化，与往年试题重复率高达80%以上……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下一些高校的写真。这种情势下，傅元峰老师很“另类”的命题才更符合当下的高等教育需要。
　　稍微回放一下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文理分科的高考模式中，中学阶段的文科教学，也是偏程式化的，学生们独立思考、形成观点并加以论证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系统培养和训练。而理性、独立思考，于健全人格的大学培养目标，显然是必需的。中学阶段已形成了欠账，大学阶段不该抓紧弥补吗？
　　再拓展开来看，时代已经进入人工智能阶段，大学教师如果仍沿袭既有模式，结果或将是学生与时代脱节。像傅元峰这样的老师，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转自《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