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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法,始于2016年。
当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别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亲”“清”二字廓清了政商边界。
2017年,“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从第78位升到第46位,跃升32位。世界银行说,中国相关领域改革“令人惊叹地快速且有效”。
几年间,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已渐入人心。
今年,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连续第四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具体表述略有不同。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促进各类企业各展其长、共同发展。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深入落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
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
多位民企代表委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对政府工作报告再度重申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印象深刻。
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董明珠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说,“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企业的营商环境有了很大好转。”
全国人大代表、韶关市工商联主席张红伟则表示,“去年贸易战,觉得企业压力很大,融资难、转型难,现在中央给我们鼓劲加油,我们觉得一下子恢复了信心”。张红伟认为,只要具体政策落实,企业的发展就会越来越好,精神鼓励和政策支持,就是新型政商关系起作用的具体体现。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企业家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金发科技董事长袁志敏对当地政府营造的营商环境十分满意。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就在不久前,广州市市长召集市内企业家代表举办小型闭门会议,“市长一共召集了20多家企业代表,不断询问企业需要政府提供哪些帮助和支持,当然这不可能解决广州市所有的民营经济问题,但这种姿态一摆出,所有人立刻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基本态度。”
从袁志敏的观察看,在中央连续数年力推的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已经从之前的以“征税”为主演变为“管理和服务”为主的服务型政府。“一个地方好的营商环境的标志,是企业在此地经商成本低,且有规则,不需要通过熟人而只需手续齐全就能办成事。政府要有信誉,说到的事情一定做到。”
袁志敏说,广东作为开风气之先的地区,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地区性信誉,“来自广东的企业到其他地方做生意总能得到更多的信任,大家可以把精力更多地放到业务本身。”
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确考验着全国各地方政府的智慧,尤其是欠发达的内陆地区。
3月6日下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刘奇谈到了相关话题,“有的企业办事非要找人,主要还是担心政府工作人员不够亲,不会用真情去帮民营企业办实事”。他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还需在“亲”字上下功夫。
除了“亲”,还要“清”,才能真正形成新型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而这最终需要靠制度建设来保障。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不良政商关系,与制度、机制设计的防火墙尚不完备有很大的关系。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了制度性文件,规范党政机关服务行为。
这次,袁志敏带来的建议正是关于如何完善“亲清型”政商关系。他认为,“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良好政治生态有助于营造干事创业环境。“要反对政商勾结和吃拿卡要等违法违规行为,更要落实容错纠错机制消除党政干部与企业家正常交往的后顾之忧。强化政企沟通,推动各地领导挂点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制度、领导与民营企业家恳谈会制度,深入民营企业开展调研和座谈,关注企业诉求,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袁志敏对“亲”的理解是,“当民营企业遇到困难,政府也理应想各种办法解决,而不能因‘清’的要求而老死不相往来,见到企业的困难不管不顾。”
来自安徽省的界首市市长何逢阳说,他理解的新型政商关系落实到基层就是政府官员要与企业家交纯粹的事业上的朋友。
作为基层政府官员,他们与企业家的这种事业上的交往包括:组织企业来参加像中国经济论坛这样的高端会议听专家的经济政策解读和研判,带领企业去对接院士等科研资源来解决中小民营企业的科研瓶颈,帮助企业争取国家或省里的政策扶持资金。
“我们始终坚持的一点是:企业发展,政府支持但不指导,帮忙但不添乱;企业需要时我们立马出现,企业不需要我们远在天边。”何逢阳说。
当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别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亲”“清”二字廓清了政商边界。
2017年,“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从第78位升到第46位,跃升32位。世界银行说,中国相关领域改革“令人惊叹地快速且有效”。
几年间,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已渐入人心。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连续四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连续第四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具体表述略有不同。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促进各类企业各展其长、共同发展。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深入落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
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
多位民企代表委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对政府工作报告再度重申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印象深刻。
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董明珠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说,“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企业的营商环境有了很大好转。”
全国人大代表、韶关市工商联主席张红伟则表示,“去年贸易战,觉得企业压力很大,融资难、转型难,现在中央给我们鼓劲加油,我们觉得一下子恢复了信心”。张红伟认为,只要具体政策落实,企业的发展就会越来越好,精神鼓励和政策支持,就是新型政商关系起作用的具体体现。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企业家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金发科技董事长袁志敏对当地政府营造的营商环境十分满意。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就在不久前,广州市市长召集市内企业家代表举办小型闭门会议,“市长一共召集了20多家企业代表,不断询问企业需要政府提供哪些帮助和支持,当然这不可能解决广州市所有的民营经济问题,但这种姿态一摆出,所有人立刻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基本态度。”
从袁志敏的观察看,在中央连续数年力推的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已经从之前的以“征税”为主演变为“管理和服务”为主的服务型政府。“一个地方好的营商环境的标志,是企业在此地经商成本低,且有规则,不需要通过熟人而只需手续齐全就能办成事。政府要有信誉,说到的事情一定做到。”
袁志敏说,广东作为开风气之先的地区,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地区性信誉,“来自广东的企业到其他地方做生意总能得到更多的信任,大家可以把精力更多地放到业务本身。”
“亲”而有度、“清”而有为
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确考验着全国各地方政府的智慧,尤其是欠发达的内陆地区。
3月6日下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刘奇谈到了相关话题,“有的企业办事非要找人,主要还是担心政府工作人员不够亲,不会用真情去帮民营企业办实事”。他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还需在“亲”字上下功夫。
除了“亲”,还要“清”,才能真正形成新型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而这最终需要靠制度建设来保障。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不良政商关系,与制度、机制设计的防火墙尚不完备有很大的关系。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了制度性文件,规范党政机关服务行为。
这次,袁志敏带来的建议正是关于如何完善“亲清型”政商关系。他认为,“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良好政治生态有助于营造干事创业环境。“要反对政商勾结和吃拿卡要等违法违规行为,更要落实容错纠错机制消除党政干部与企业家正常交往的后顾之忧。强化政企沟通,推动各地领导挂点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制度、领导与民营企业家恳谈会制度,深入民营企业开展调研和座谈,关注企业诉求,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袁志敏对“亲”的理解是,“当民营企业遇到困难,政府也理应想各种办法解决,而不能因‘清’的要求而老死不相往来,见到企业的困难不管不顾。”
来自安徽省的界首市市长何逢阳说,他理解的新型政商关系落实到基层就是政府官员要与企业家交纯粹的事业上的朋友。
作为基层政府官员,他们与企业家的这种事业上的交往包括:组织企业来参加像中国经济论坛这样的高端会议听专家的经济政策解读和研判,带领企业去对接院士等科研资源来解决中小民营企业的科研瓶颈,帮助企业争取国家或省里的政策扶持资金。
“我们始终坚持的一点是:企业发展,政府支持但不指导,帮忙但不添乱;企业需要时我们立马出现,企业不需要我们远在天边。”何逢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