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之秋”见人才
　　
　　高钰，山西祁县子洪镇人。同治八年（1869年），出身寒微的他经人保荐，到祁县富商乔氏大德通票号当学徒，3年出徒后，他当上伙友，被派往外地几处分庄任职。此人原本精明强干，进号学习一段时间后，了解和掌握了票号的一应工作程序和技能，加上他天生勤快，办事利落，有头有尾，有板有眼，很受各分号掌柜的赏识。光绪十五年（1889年），高钰以顶3厘生意的伙友身份调回总号，工作了不到5年，光绪二十年就被乔家看中，破格聘用为顶一股生意的大掌柜，当时他年仅40岁。高钰上任之时，正值票号“多难之秋”，他不负乔东家的重托，精心料理号事，很快就在票号界一炮打响，成了远近闻名的年轻掌柜。
　　那时，帝国主义列强频繁发动侵华战争，外商银行加紧向内地扩张，国内商办银行、各省官办银行竞争激烈，对山西票号来说，既是它业务发展的顶峰，又危机四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美、法、德、日、俄、意、奥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出兵侵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曾公开抢劫3天，许多商民被无辜杀害，财物被抢掠一空。这次事变，历史上称作“庚子事变”。在这次事变发生之初，高钰审时度势，已看到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为了防止票号遭受战乱的破坏和损失，他及早采取措施，安排京、津、鲁分号撤庄，其他分号收缩业务，京、津伙友全部撤回山西，各号现银调回山西。如西安分号运回山西祁县的现银，在他的安排下，由陕西方面派兵护送到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再由平阳府派兵护送到祁县，保证了现银的安全调运。另外，当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西逃途经山西时，高钰又打通关节，把祁县大德通票号作为清廷人员的临时下榻之处。大德通票号因此声誉大增，生意活跃。山西票号除经营私人汇兑外，还代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收存中央和各省官款以及吸收官僚存款和给予垫款。因而山西票号与清政府关系非常密切。高钰在这方面也堪称能手，在他的主持下，大德通票号和庆亲王奕劻、督抚赵尔巽等权贵的关系都很密切。如高钰任分庄经理时，赵往东省，高则在东省，赵来北京，高则同来，赵去四川，高就到四川。大德通票号几乎成了赵尔巽的小财库。自然，大德通票号也在各方面得到了赵尔巽等大官僚的照应。
　　票号在后期，经理、伙友多尚奢侈，起居衣食备极讲究。惟高钰黜华崇实，不为习俗所移，同时教育本号伙友树立勤俭、忠诚的美德，并制定号规，以杜弊端。如号规规定，各票号分庄负责人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伙友皆取和衷为贵，负有一定责任者，宜宽容爱护下属，慎勿偏袒，一般伙友亦当体量自重，无得放肆。该号还严禁伙友有吸食鸦片等陋习，强调无论何人，吸食鸦片，除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悛改外，齐此往后，再有故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赌钱者，不管平时过节，铺里铺外，老少人等，一概不准，犯者出铺。至于游娼戏局，也严厉禁止。
　　高钰上任后很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他开办号内学校，延聘名师给青年伙友上课，教育他们树立忠信美德，努力钻研业务技术。他下力气整顿号风，修订号规，特别是对人事上滥用私人情况，提出了“各连号不准东家荐举人，……无论与东家以及伙友等有何亲故，务必以公论公，不准徇情庇护”的新规定。经此一抓，大德通票号内很快出现了人人上进、个个奋发的新气象。
　　宣统初年，清廷任命原江苏巡抚瑞澂为湖广总督。瑞澂与大德通票号素有往来，高钰深知其人平庸无能，但受此重任，可见于清廷无人。高钰认为，照此下去，清廷的政权将有大的变故，故毅然决定在票号的经营上采取保守主义，力还外贷，减少存款，收回贷款。不久，辛亥革命发生，许多票号对这场革命带来的变化大都措手不及，以致纷纷倒闭。而大德通票号因高钰早有防备，损失较小，故仍能得以维持。
　　大德通票号在业务上，由于高钰运筹帷幄，筹划得当，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仍然盈利不少。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该票号盈利74万银两，每股分红达17000余银两，创下了票号史上的新纪录。
　　高钰16岁进大德通票号，从学徒、伙友、分号经理，一直到总经理，总计在大德通工作50年，充任总经理25年，将其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大德通。
　　
　　李宏龄公心用人
　　
　　


　　李宏龄（1847—1918），字子寿，山西平遥县源祠村人。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其地“当四达辐辏之冲，晋商汇号聚施于斯”。李宏龄先世以业商致饶，后遭战乱中落。同治初，李宏龄学贾于本县某钱庄，学成而钱庄败。同治七年（1868年），经同乡曹惠林推荐，入蔚丰厚票号。该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介休北贾村侯氏，资产很雄厚。侯氏所开办的票号、商号“几遍行省”，除蔚丰厚票号外，还有蔚泰厚、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票号，蔚新长、义盛长、同裕成、同裕达等钱庄及商号。这些票号、商号在当时都很有气派，在用人上要求很严格，不仅须有可靠的保荐人，而且要进行严格的业务考核，合格者方可录用。李宏龄经邑人曹惠林介绍而入号，以他的敏干渐为主事者所器重，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李宏龄经营票号40余年，对票号的保全及发展其功甚大。李宏龄为人极重义气，事业发达后，不忘当年的保荐入号人，当曹惠林病故后，曹家极为贫寒，李宏龄便主动负责赡养其妻儿子女十余年，直至其子女长大成人，能自谋生计。
　　李宏龄在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值时局激烈动荡，不少商号常因经营失措而导致失败。但李宏龄却能独具远见，应付自如，其主管之票号，不仅能免遭损失，而且能予增值，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尚可“聊以自慰”。这与其在用人上从不凭资格、徇私情，始终出以公心，举贤若能关系甚大。
　　在长期经营管理中，李宏龄深深认识到：“号事之兴衰，全在人位之高下。”“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他还说：“从古兴衰之别在乎用人，人才之兴全凭鼓舞，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反得夤缘而进，成败所关，岂浅鲜哉！”他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在用人上特别注意选贤任能，裁汰平庸。他在北京分号任掌柜时，重用侯中杰管理业务，梁鸿基管账务。一个跑外拉存贷，一个管账不出错，犹如他的左膀右臂。但他并不本位和保守，而是积极向总号建议破格提拔此二人，哪怕调往外地也在所不惜。
　　李宏龄不仅对自己手下人公正对待，重用贤能，而且对总号的用人也十分关注，经常向总号提出自己的用人建议。成都分号掌柜郭某不守号规，造成经济损失，被免职调回总号，可总号二掌柜又把其派往天津当二掌柜，李宏龄闻知，不顾层层关系网，仗义执言，请总号收回成命。总号不听，结果郭某在天津又滥放贷款三四十万两，造成疲账，使蔚丰厚遭受了巨大损失。
　　李宏龄常向总号荐人，有时也难免出现看人不准的情况。如他举荐过一位叫毛兰亭的人，被总号派往湖南常德任职，但此人嗜好鸦片，积习不改，贻误号事，李宏龄得知情况后，主动请求总号派人清查，并严肃表态：“如果属实，即另派妥人前往”，“绝不可因弟汲引在先，遂而袒护”。他这种不徇私情、出以公心、举贤若能的做法，受到业内人士的同声赞誉。
　　
　　毛鸿 跳槽
　　
　　在山西票号发展史上，有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不能不知道，一个是创办日升昌的雷履泰，一个是与之抗衡的蔚字号创始人毛鸿翙，山西票号事业的兴盛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讲与这两人的较量和竞争密切相关。而原来他们是共事一主的头号、二号人物，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毛鸿翙跳槽引发的。
　　


　　毛鸿翙是山西平遥邢村人，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比雷履泰小17岁，自幼以擅算闻名，十几岁便在西裕成商号做事，先当学徒，再当伙计，勤勉努力，踏实耐劳，颇得雷履泰的信任与赞许，并视之为心腹，一再向李东家荐举，提拔他当上了日升昌票号的二掌柜。
　　当时，毛鸿翙年仅35岁，自然雄心勃勃，准备在日升昌大展宏图。他洞察到票号业巨大的潜在发展前景，主张迅速在各大南北商埠设立日升昌分号，抢占资金汇兑业务市场，这样就能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制高点和主动权。但他的这种经营思路却与雷履泰产生了抵触。雷履泰并不否认占领市场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票号业有自身行业的特殊性，若因急于求成而酿成重大金融事故或使商誉受损，那只会得不偿失。他主张开设分号必须非常谨慎，以“稳”为主，从事金融流通业务，要求工作人员不仅要熟悉金融操作的各个环节及严格的规章制度，而且还要有良好的道德品格，业务监管必须全面严密，否则就容易出现重大的业务差错或经营事故。
　　很想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毛鸿翙处处受到雷履泰的掣肘，心中日渐不满，与雷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一次，雷氏染病在床，在号内疗养，但仍不放手让毛二掌柜处理号事。毛氏找到日升昌财东李箴祖，对李说：“雷经理染病，号上疗养不便，不如暂回家中安心静养，较为相宜。”财东觉得毛氏一片好心，便面见雷掌柜，说道：“你在病中处理号事，操心过甚，对病体不宜，不如暂回家中调养。”雷见财东让他回家休养，心中怏怏，但表面上未露抱怨之色，就马上叫伙友套车回家。过了几日，李箴祖亲自去雷家探望，只见雷氏床头桌案写了许多信件，拿起一看，原来都是安排各地分庄结束业务的信件，李氏大吃一惊，忙问雷掌柜何以有此举？雷答道：“日升昌是你李氏的财东、李氏的生意，但各地分庄是我安置的，我要收回来交代你，请另举贤明接办，我从此告退。”李氏一听，颇为焦急，就安慰雷说：“你好好在家养病，千万不必多生疑心，有话尽管直说。”雷氏说：“日升昌是我一手搞的，现在既然有人要取而代之，我只好不干。”李财东对此心里明白了大半，好话说尽，雷氏就是要辞退不干。迫于无奈，李财东只好在雷氏面前屈膝下跪，要求雷氏不要告退。雷氏见东家如此，赶快扶起财东说道：“我也知这不是财东本意，这完全是毛鸿翙一人从中挑拨离间。东家既然如此信任我，我今后唯有尽毕生精力效犬马之劳了。”从此李财东独信任雷掌柜，还不时亲去问寒问暖，派人送去酒肉，关心问候。这时，与日升昌一墙之隔的平遥蔚泰厚绸缎庄想改组为票号，正苦于无熟练票号业务之人，见日升昌副经理毛鸿翙与经理雷履泰不和，毛受排挤，侯荫昌就乘机把毛鸿翙拉了过来。
　　道光十四年（1834年），蔚泰厚改为票号，毛鸿翙出任总经理。毛怀着誓与日升昌一决雌雄之志，锐意经营，使蔚泰厚票号的业务蒸蒸日上。同年，侯荫昌把蔚字号的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统委毛鸿翙掌握指导，一律改为票号。侯财东除在蔚泰厚给毛鸿翙顶人身股一股外，又在新泰厚给毛顶了一股。毛鸿翙真是感激涕零，大有“士遇知己”之慨。他用加官晋爵的办法从日升昌拉出两个熟悉业务的伙友，一个叫郝名扬，一个叫阎永安，把二人安插在蔚丰厚。此外，他还把汾阳人郭有嗣安排在蔚盛长担任经理。仅仅一年工夫，毛鸿翙为侯家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把蔚字号的业务搞得突飞猛进。
　　蔚字号在毛鸿翙的苦心孤诣、大力经营下，六家拧成一股绳，到处兜揽生意，设置分庄，与日升昌票号相抗衡。经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30多年的时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雷履泰知道毛鸿翙就任了蔚泰厚票号的经理，暗自加劲，蔚泰厚在毛鸿翙锐意经营下，亦不示弱，双方各显神通。
　　雷、毛二人的关系愈来愈恶化，甚至雷履泰生下了儿子叫雷鸿翙，毛鸿翙生下的孙子叫毛履泰。
　　
　　曹财东用人不疑
　　
　　山西太谷县曹氏，发迹于明末清初，拥资数百万，声势显赫200余年，是山西著名的富商之一。
　　鼎盛时期，曹家开设大小商号460余座，遍及大半个中国，且在英国伦敦，俄罗斯的莫斯科、伊尔库斯克，日本的东京都有曹家的商号，经营的商品种类有13个，雇员达3.7万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白银，是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说富可敌国，一点也不为过。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逃入晋，因盘缠不够，曾向曹家借数十万两白银，慈禧太后回京后不想还钱，便把乾隆年间法兰西使节送给清皇室的由黄金、白金和乌金精制而成的“金火车头钟”赐予曹家，算是了结了这笔账。民间留下了“金钟今尚笑西后，无有曹家怎北归”的说法。
　　


　　曹家经商如此成功，用人是其法宝之一。相传，曹家在沈阳的富生峻钱庄开办时，曾聘用一位掌柜。不想不到几年工夫，这个掌柜就把财东拿出来的本钱赔了个精光。但是曹财东听了这位掌柜讲述的赔钱原因后，不但不责怪他，反而问他还敢不敢干。这位掌柜十分自信，表示还敢再干。于是又向曹财东领了本钱，回沈阳再干。不想过了几年，这位掌柜把新领的本钱又赔光了。尽管如此，曹财东仍然信任他，又第三次付给他本钱，让他再干。这一次掌柜可没有辜负财东的信任，几年工夫，不仅赚回了前两次亏赔的银两，而且大获其利，并新开办了富盛泉、富盛成、富盛长、富盛义4家分号。曹财东在晋商史上留下了识人有眼、用人不疑的佳话。
　　为何这位掌柜屡败屡战，始终能得到财东的信任？原来晋商财东聘请总经理有一条选贤任能、疑则不用的原则。颉尊三曾是大德恒票号的经理，在他写的《山西票号之构造》中对此的阐发甚为精辟。他说：“山西票号成立之初，当财东起意经营。聘请经理，由介绍人之说项，或自己注意查访，确实认定此人有犹有为，能守能攻，足以担任票号经理之职责，则以礼招聘，委以全权，专采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但被委之经理，事前须与财东面谈，侦察财东有否信赖之决心，始陈述进行业务及驾驭人员之主张。果双方主见相同，即算成功。”“财东虽有常识，若自己去干，遇事踌躇，反误时机。故另请有胆有识之经理经营。”在颉尊三看来，财东在创办票号之初，十分注重总经理的选聘，不仅要听他人介绍，而且还注意亲自查访，初步暗审合格，还须面试。要求总经理必须具备“有胆有识”、“能守能攻”，并能很好地驾驭人员，不误时机地从事业务经营和整个票号的全面管理工作的才能。尤其是在聘前应聘者须陈述经营管理主张一项模拟考核答辩原则，足见财东对总经理素质的要求标准之高。其中“进行业务及驾驭人员之主张”的考核，既抓住了带领票号全员齐心向总目标奋斗的总经理从事经营管理的素质之关键之处，又考核了总经理在业务经营上的战略思想和各项应变技能。这种聘请总经理尤重其素质的原则，以及以感情重托使其殚精竭虑以图报效的领导艺术，实系票号经营成功的一大奥秘。
　　
　　学商难于考状元
　　
　　晋商深知，事业成败得失，皆系乎人，人存则举，人亡则废。所以他们不仅对商号经理的选用一丝不苟，就是对店员、学徒的录用也十分严格，慎之又慎。山西商人的习商谚语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台”；“人有站相，货有摆样”，充分说明了其对学徒要求之严。
　　在山西商人中还流传着这样的学徒工作规矩：“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笤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廖，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由于学徒制执行很严格，从而培育了不少人才，成为晋商的骨干力量。
　　


　　以高平赵家员工的选用与训练为例，可窥见一斑。
　　第一步，赴赵家商店经商之前，要过预选关。凡是去赵家老南院商号学徒者，一般是十五六岁的男孩。经人举荐先到南院账房面试，简单考查。从五官端正，苗条俊秀，身材个头标致，到谈吐对答，头脑机灵，到文笔珠算通达，并且要测试智能水平。丑陋者不取，口吃者不要。被选取者，先在赵家本村或附近商号试用一段时间，并经财东过目，才能南行往赵家分号。进号称请进，表示人才请入，前途不可量。通过这一关，取得试用资格，也是求之而难得的事情。
　　第二步，就是到赵家店后，先当小相公（学徒）5年，后改为3年。最初几年，各号有各号的考验妙法。新来的小相公，都要干一段勤杂事务，最长者3年，才能入柜台站柜。新相公每天要负责端饭、扫地、伺候掌柜等杂活。以扫地为例，要求清扫得认认真真。为考查其品行，掌柜们预先在地面偏僻之处以及最容易被忽略的阴暗死角，有计划地放一定数额的铜币或银两，还要将放钱之处分别登记地点金额，考查你扫地的“成绩”。第一天，相公就可能扫出钱币，并交到柜上，后又连续扫出一些，又交在柜上。每天有“成绩”，但难免有见财动心的人，经一段时间察看后，最后的“成绩”就出来了。有的扫地细致彻底，银元、铜币没有如数交齐，部分落入私囊，此乃有贪心、不忠诚的表现，给记“劣等”；有的地扫得不够细致，有的死角尚未扫到，钱未如数扫出，也未入自己腰包，此乃无贪心，较忠诚，只能记“中等”；只有那些扫地认真仔细，完全彻底，银元、铜币一文不少如数交柜者，才给记“优等”。对于中、劣等者，也不是一棍敲死，而是因势引导，继续观察考验。当相公期间，除白天做杂活外，晚上按资排辈依次就座，进行写算练习，3年期满后，才能决定是否留用。优者另行通知，差者即婉言辞退。
　　第三步，小相公再次入号之后，即升为小伙计（正式站柜店员），起初多在柜台外站柜，听从柜台大伙计指挥，进行辅助性的经销，逐步学习独立经销。但每晚仍要练习写算，以“尺牍”（一种书信专用书）为范本，练习写信、书法，珠算也要进一步提高，向掌柜学习“袖囤金”速算法，不过此法难于掌握，非特殊天赋者多难学会。如此经过两个3年或两个5年，才能决定自己最后的命运。有才学、有作为的优者为账房（会计）候选人。能力一般者仍作伙计，甚至终生为门市营业员，这种身份的人，在故乡人看来为无能之辈。人们讥之为“老相公”。
　　第四步，选任账房先生后，就已初步定为掌柜的后备人选。经过5年或10年，才能升任掌柜，但不一定是“第一把手”的大掌柜。
　　第五步，大掌柜的人选就难乎其难了。一般来说，都需要经过前面几个阶段即20年至35年的长期考验，直到中年，也就是年龄在40岁左右才行。即使最快的任用，也得经过20年的长期考查，最后才由执事的大掌柜禀报财东而予以选用。
　　可见晋商对人才的培养不仅在技术方面有基本的要求，而且在道德方面也有很高的要求。这种对员工德才严格而全面的培养方式，适应商号经营需要，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培养子弟的家规家训
　　
　　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庭能够创得大业,并守得住业,兴盛时间较长，而有些家庭则衰败得快，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而后者家规弛、家风差，败家子弟也多。
　　祁县乔氏，其始祖乔贵发与秦姓在包头经商发迹后，秦某是在原籍筑房置地，过起财主生活，结果坐吃山空。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赌，样样都全，挥霍浪费，入不敷出，逐渐从包头商号内抽股出去，又全部花光，秦家抽出的股权由乔家补进，最后乔、秦二家的复盛公14个财股中只有秦家一厘二毫五。再说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像样的四合院。他们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他们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
　　到乔致庸时代，乔在中堂又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在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乔氏无一纳妾者。乔致庸一生娶了6房女人，全是续弦。第五代映字辈，乔映霞先后续弦杨、刘氏，与刘氏离婚后，一直未娶。乔映霄娶妻马氏，夫妻感情笃深，后马氏被匪徒绑票，营救不及，惨遭毒手，之后其一直未娶。乔映奎妻子只生有女无男，当时社会是男权至上，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法，按乔映奎的身份，讨个姨太太接续香火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慑于家规，映奎未敢如此，只能过继侄子为自己顶门立户。对待仆人，乔氏也有独到之处。乔氏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注意尊重佣人的人格。乔在中堂用女仆只用老妈子（已婚妇女），不用小丫环（未婚少女）。给仆人的工资也较优厚，逢年过节还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发送到各佣人家中。对年老且在家中服务多年的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津贴，维持其生活。佣人偶有小的过失，也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佣人家如有天灾人祸，均热情相帮。因此，这些佣人多能对主人尽心尽力，有的佣人甚至心甘情愿代主人受刑蹲监。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天旱无雨，由于邻村张庄与乔家堡共用一个渠引水灌溉，因用水先后次序发生矛盾，引发了两村人大规模的械斗。乔映霞时正年轻好胜，提了一支毛瑟枪出来为本村人助威，他本想摆摆威风吓唬一下张庄人，不想枪法不精，当场竟使一人毙命。杀人偿命乃天经地义之事，正当乔氏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时，有一仆挺身而出，说：“主人待吾等不薄，今日主人有难，岂能坐视，打架时吾也在场，就说人是俺打死，官司我去打，人命我去偿，也算跟主人一场。”就这样，此仆果然代主服刑，乔氏对其家百般照顾，盖了一宅院，买了几十亩地。过了几年，恰遇光绪帝、慈禧后驾崩，大赦天下，此仆竟被减免死刑，最后被保释出狱。
　　晋商家规家训中的“经世致用”教育也很值得注意。如蒲州张氏家庭盐商张允龄，终年行商在外，几年才能回家一次。为了督促子弟学习，他经常购买有用的书籍寄到家供他们学习。
　　与张氏一门相类，榆次常氏家族也对教育子弟非常重视。常氏长辈让子弟博览群书，且在子弟耳边以“经世致用”之训时时提醒。十三世常立教不仅熟读经史，而且“综览兵家……又旁汇天文、主遁诸书”，可称博学之士。他在主持家塾时，总是“择其可以致用者”教授族中子弟。我们虽不能简单断言，上述“可以致用者”都是单指经商理财可以借鉴的学问，但是，针对一商人家庭的教育而言，显然有这一层含义包蕴其中。（责编 东 曙）